怀旧空吟闻笛赋——纪念《红楼梦》新校注本出版２５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冯其庸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领导嘉宾：
大家好！
新校注本《红楼梦》自初版至今，已经２５周年了。如从开始校注至今，则已三十二年了。这三十多年的过程，好像只是一转瞬间，但是，这一瞬间，已经有好多位领导和参予这项工作的同志作古了，当我们纪念这部书出版２５周年之际，更增加了对他们的怀念。
本书最早动议和立项，都是袁水拍同志倡议的，后来经国务院文化组批准，即由水拍同志任组长，由李希凡同志和我任副组长。不幸水拍同志已过世多年了，但没有他的倡议，这项工程是不可能起动的。
本书的校注过程，迭经风浪，一种风浪是当时正值“四人帮”垮台前后。“四人帮”一垮台，就谣言蜂起，说校注组是四人帮搞的，要取消校注组。我当然不能同意，而且这个校注组成立的全过程我十分清楚，与“四人帮”没有关系。当时谣言沸腾，因此刘梦溪、沈天佑两同志出于关心，恳切地劝我回去罢，不要再受这种冤枉气了。当时大部分同志都已经由于本单位工作需要而调回去了，留在小组的还有我和林冠夫、吕启祥、沈天佑等几位。我考虑如果我们几个人真的回去了，就造成事实上的“四人帮”垮台，红楼梦校注组就解散，等于是坐实了谣言。所以我决定不走，其他几位同志也留下。但这种无形的谣言不断。幸亏在这最困难时期，我请示研究院的党委书记苏一平同志，苏一平同志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我们继续搞下去，把这个工程完成好，不要理睬那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这样我心里有了底。正在这时，进驻文化部的军代表碰到我，说：你们是否回去罢？我说：回去当然可以，但我们是由国务院文化组出具文件把我们借调来的，如果要回去，也得有国务院文化组的文件说清楚情况，我们才好回去向组织上交待。他一听就说，那就不要回去了。在此之前，这位同志还曾提出过，现在正是批《水浒》很紧张，所以《红楼梦》的事想先停一停。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研究《红楼梦》的，对《水浒》并未深研，所以也不能去搞批《水浒》的事。这样文化部就同意我们继续校注《红楼梦》。“四人帮”垮台后，贺敬之同志出任文化部长，我向贺敬之同志汇报工作，并请示有关《红楼梦》的校注工作。贺敬之同志立即明确地说：《红楼梦》的校注工作不能停，相反还要加紧。这项工作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谣言没有用。由于贺部长十分明确的答复，这件事就算稳定下来，一直到完成。所以当着纪念此书的出版２５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怀念水拍同志，是他为此书的校订立了项，才可能有后来的成果。可惜此书出版时，他已经不在了。还有当谣言蜂起的时候，多亏苏一平同志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这项工作，可惜他现在也已不在了，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的支持。特别是要感谢贺敬之同志，没有他的最后一锤定音，此书也很难顺利完成，幸好贺敬之同志健在，我要感谢他并祝愿他健康长寿。
此书在快要完稿的时候，我院创办了“文化艺术出版社”，当时筹建出版社的几位领导多次找我，要我将书稿交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他们是出于维护文化艺术出版社和研究院的利益，他们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却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校注工作开始之初，就说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提供了影印庚辰本作为底本，又派了责编王思宇同志多次参加会议，因此在我们的思想中从未想到过要给别的出版社，更从未想到过个人利益，现在文化艺术出版社的领导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感到十分为难。但我不能不守信用，不能不顾已经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约定的事实。所以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要求。后来我提出由领导出面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协商，如果你们商量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放弃，那我就听领导的。但他们又不同意出面，说稿子是作者的，由我代表作者（指校注）就可以了，这我当然不能这样做。不久，又告诉我此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中宣部林默涵副部长已经批示。我说有默涵同志的批示，当然就好办了，请你把默涵同志的批示给我。他说没有书面的批示，是口头说的。我说那不能算，我自己去找默涵同志，我向默涵同志详细地汇报了此书校订开始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参予，他们提供了底本、参与了会议，并一开始就明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情况。默涵同志听了我的汇报，立即就说：我同意你的意见，还是应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你坚持的意见是对的。他们向我说起这部书稿时，没有说这些情况，所以我同意了。现在全面了解了情况，还是应该守信用，讲原则，不能拿回来。默涵同志还答应由他去告知文化艺术出版社，不要再让你为难。这样，这个问题算终于得到解决。有关这个问题，我也征求过希凡同志的意见，希凡同志也是明确地说：不能拿回来。我征求启祥、冠夫的意见，他们也说不能拿回来，所以当时也并不是我一个人不同意拿回来。
出版社领导和院部分领导，也是出于好意，这我能理解。但我坚持不能这样做，也完全不是为自己，这大家也是清楚的。
此书出版后，所得稿费，百分之六十上交，百分之四十分给大家。连续工作七年的几位同志拿２５０元，其他拿２００元或更少一点不等。这个事实说明所有参加工作的同志都不是为了个人得什么利益，而是为了完成一项事业。
以上所讲的还不是校注工作本身，至于校注工作本身，也是困难重重。当时最有争议的是选择底本的问题。我主张用庚辰本，但有的同志主张用戚本或别的本子，为此时有争议。这个问题是事关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底本选错了，下面的工作就会受很大的影响。我们最初印的征求意见本，就是以“庚辰本”为底本的，但我心里总不踏实，恰好碰到“四人帮”垮台，小组工作有一段时间陷于停顿，我利用这一段时间，写了《论庚辰本》一书，全书十万字，先在香港大公报全文连载，接着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反响很大，虽有少数不同意见，也是在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关系问题上，不是在对庚辰本的评价上。这样我心里对以庚辰本为底本算是踏实了。小组的同志意见也一致了。这以后我们就开始了正常的校订工作，这项校订工作，是以庚辰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十馀种脂本，进行校订。在校订中，也时有争论，这恰好是这个本子能校订得较好的原因，因为有了不同意见，就好仔细斟酌，取舍得当。此书从初校至今，２５年来，文字上无大差错，正赖当时有不断争论的原故。
在注释问题上，困难同样很大，因为它涉及面太广，而以往又没有一个精注本。这项工作是由陶建基同志负责的，参加的人最初有沈天佑、孙逊、吕启祥，后来有朱彤、张锦池、丁维忠等同志，其中多数同志都先后回去了，就由留下来的三位继续干。陶建基同志年纪大了，丁维忠同志调来较晚，所以吕启祥同志实际承担的任务很重。记得为了注释《红楼梦》里妇女的服饰和佩饰，曾到故宫珍宝馆去参观实物。为了了解清前期满族的风俗习惯，曾请教过启功先生。关于医药方面，经常请教的是巫君玉医师，瓷器方面曾请教过故宫专家冯先铭先生。我还记得在本院图书馆的会议室，我们开过一次关于注释的会，经再三商讨，每条注释力求找到典故或史料的最早出处，这样，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努力。使全书二千多条注释基本达到了要求。
此书从初版至今，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报告，已发行了三百馀万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由于此书的出版，也使我们的红学研究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加上在这之前已有中国红楼梦学会的诞生，有《红楼梦学刊》的创刊，不久又有《红楼梦集刊》的创刊，这样就形成了红学研究的一番新气象，红学界也形成了大团结的局面。二十多年来，红学历经风雨，至今不断，但红学研究的基本队伍未能动摇，而长期以来一些不可靠的观点，如“丰润说”以及喧嚣一时的“揭秘”之类，却已基本上得到了澄清。
面对着此书出版二十五周年纪念，我更加怀念我们风雨同舟的同志们，特别怀念已故的许多同志，如前面提到的袁水拍、苏一平同志，还有校注组已故的同志：陶建基、徐贻庭、朱彤、祝肇年、沈彭年、顾平旦同志。当时的顾问有吴世昌、吴恩裕、吴组缃、启功、周汝昌先生等五位，前四位也都去世了。另外为此书撰写过注释条目的王雪苔、江辛眉、朱家溍、巫君玉、杨廷福诸先生也已作古了。尤其是对此书校点注释工作提过不少重要的意见并给我写过不少书面意见的叶圣陶、叶至善先生也已先后作古了。
特别是此书刚出版，国家古籍整理组的领导李一氓老先生就为此书写了书评，并称赞此书的校注繁简得宜，“可为定本”。这是对我们全组工作人员的莫大鼓舞，不幸李一氓先生也已作古了。我敬向以上已故的许多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并向校注组健在的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可惜有几位同志因事或因病未能到会，更加增加了我对他们的思念。刘禹锡的诗说：“怀旧空吟闻笛赋”，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了他的情怀。
学问是无止境的，红学也是无止境的，希望在若干年后，再进行一次校订，使此书更趋于完善。我已经进入虚龄八十五岁了，我的回忆，可能有错忆和疏漏，如有错忆，敬请指正并予原谅。
2007年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