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霸王别姬》中，虽然程蝶衣与段小楼的那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让人最为唏嘘，但里面最让人震撼的，却是时局对于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性对于时局的屈从。
电影的几个主要人物中，可以说，除了程蝶衣可以始终保持他的痴与真外，其他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成了墙头草。其中最为八面玲珑、见风使舵的莫过于那坤。一出场时，他是何等的威风，拿腔作势，审看小豆子的表演，那架势，让人还以为是一头面人物，但后来才发现，他不过是张公公底下的一求媚下人罢了。再出场时，他一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成功地化解了学生们的民愤，解救了段小楼的危局。再后来，他趋从于段小楼与程蝶衣之间，一口一个“爷”，圆滑地拟将二人的种种纠结化于无形，好保住票房。正是这样对于世俗的谙练与娴熟驾驭，让他从容地游离于时局，始终不倒，哪怕是文革那段灰暗的日子，他胁肩谀笑，将段小楼出卖出去，以换取自身的安保。全片之中，他唯一一次表现出对于场境的生疏，是在为程蝶衣的汉奸判决法庭上，在为程蝶衣做虚假作证时，他一边打笑一边“这这……”地支吾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始终分不清这是他的心虚怯场呢还是他的高明之处。至少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如果真的事后要推敲起当时的这一幕来进行判罪的话，他的表现是无从定罪的，因为他什么都没有说。
相比之下，在法庭上慷慨淋漓地责骂检查官“谁在辱我民族尊严，灭我民族精神”的四爷，一个被段小楼称为“甭管什么时代，他都永远是个爷”的权势者，却终究未能延续在民国、抗日战争等时的煊赫，倒在了社会主义人民的刀下，成为历史的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于是我们明白，原来所谓的权势，并不能让人安然度过所有的顺逆流，它的张力，远不如人格的张力来得强大！或许无论任何年代，挺直腰板走路说话的人，总是不如低头哈腰的人来得强韧，难于像后者那般泼水不进地抵御世局的变幻侵袭。
同样具备玲珑心质的还有菊仙。相比于程蝶衣的痴，段小楼的真，菊仙无疑显得更有一种识时务的智慧。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开文艺大会时，她给段小楼送伞，暗示他应该顺应“民”心，而不要附和程蝶衣。但她可以看清世局，却没有看清在自己身边的爱人。于是最终出卖她逼她上绝路的，并不是世局的残酷，而是段小楼的冷酷。也许就是如那一句话：对于男人来说，世界就是他的家；而对于女人来说，家就是她的世界。段小楼可以为了世界而抛弃了菊仙，抛弃了爱，但对于菊仙来说，她一旦离别了家，那么整个世界对她就是一片的空洞。所以她可以凌驾于世局，却做不到超然于爱情，于是终要做爱的殉难者，或许这也揭示了她的悲剧性根源：缺少独立的人格！她的生命，过多地牵系于段小楼身上，所以造就了她无法独自去面对风风雨雨，而需要一把红伞，不论是送出还是接纳。
从某种意义上说，程蝶衣的身上，是历史痕迹最淡的一个。并不是世局对他的恩宠，处处造化于他，而是他自己的修行所积之力。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可以逃开汉奸罪名，并非他的运气好，或是四爷的倾力相救，而是他的才艺自救。或许就如同段小楼所说的，他就是一个戏痴，一个戏疯子，不管台下坐的是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人民，他都卖命地唱。历史的纷扰变幻，对他而言，都是如过眼云烟，可以视而不见。他活在他强大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在文革中，他可以丝毫不乱地为自己细细描画，画出镜里虞姬丹颜依旧，并坦然地为心神涣散的段小楼补妆，还他霸王依稀容颜。不过最强大的往往也是最脆弱的。他的精神堡垒，终于在段小楼的控诉之下分崩离析。他可以无视那些红卫兵的皮鞭与呵斥，但他却抵挡不过心爱的人的一声背弃之词。所以想，自杀前的菊仙最后看程蝶衣的那一眼中，有幽怨有自怜却惟独没有痛恨，是否是因为她认同他对感情的那一份真？正是因为共同经历了被所爱之人背叛的深痛，于是她可以理解程蝶衣的心情，去原谅他的恶毒攻击？
而历史的风云，烙印得最深的，是段小楼。少小时的小石头，对他的性格影响最深的，是师傅与戏台，时局在他的心中，也许就是师傅的那一句话：只要是人他就得听戏。于是唱好戏，就可以坐任历史的风云卷舒。但及至长大了，历史和时局对他来说，不再是舞台上“咿咿呀呀”的唱词，不再是他烂熟于心中的场景演绎，而是扑朔迷离的威压。初始，他拟将舞台上的霸王气概延续到现实生活中。虽然他一再对程蝶衣说，他的霸王只是在戏里，但从他的内心世界里说，他却是认同了自己是个英雄的概念，至少是可以意气用事。其实也可以说，段小楼的前后表现，有许多看似矛盾的地方。比如在他初成名与程蝶衣照相后出来，遇见学生游行，他嗤笑道：“有那能耐的就跟日本人拼去，日本人就在城外呢”。那时的他，意气风发的，是舞台上的成功与名利，民族大义，在他的血液里，似乎并不是那么沸腾。但在小日本真的侵占了北平之后，他却毫不犹豫地将茶壶拍在了抢穿戏衣的日本军人头上，导致了自己的身陷囹圄。在随后的国民党执政期间，他依然可以为程蝶衣执刀与国民党军队对拼起来，全然不顾自己的身家安危，致使菊仙在混乱之中被踢流产，痛失子女。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铁骨铮铮的汉子，却在文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腰变节，从附和“现代京剧”说，到抛弃程蝶衣，接受与小四同台演出，再被迫举砖自砸脑门，再到最后对程蝶衣的控诉，对菊仙的划清界限，我们看到了英雄气节的一点一点流失，直到变成了一个纯世俗中人，一个为了自己可以不惜出卖朋友妻子的人，再哪里有半丝当年为朋友妻子挺身而出、以命相交的侠骨与豪气？
影片中，有三幕值得人深思。一幕是抗日战争时期，程蝶衣在台上演《贵妃醉酒》，到高潮醉伏在地时，日军军官青木在台下脱下白手套鼓掌，随后为救打伤日本人而被拘的段小楼，他只身前去日本军营，为青木等唱堂会，表演《游园惊梦》，并获得后者的热烈鼓掌；一幕是抗战胜利后，程蝶衣在舞台上演出《霸王别姬》，却遭到国民党伤兵的起哄，导致段小楼与伤兵们的冲突，程蝶衣被以“汉奸罪”抓走，最终却又因国民党大员的嗜好京剧，再度以一曲杜丽娘的闺怨生动表演获得满堂彩；另外一幕是解放后，程蝶衣在舞台上表演《霸王别姬》，因吸毒过度导致哑声，段小楼惟恐再度招致兵员们的抗议动乱，出来道歉，谁知台下的共产.党兵员们非但没有责难，却热烈地鼓起掌来，但接下来的情景却让人大跌眼镜——兵员们竟然在戏台底下唱起了《解放区的天》。
我想如果抛弃掉政治的因素，单从艺术的角度上说，青木等的表现，可以说是对艺术的极大尊重，对美的聆赏，勘称是知音；而国民党的表现，则是对艺术的亵渎，高雅的京剧在他们的眼中，真正成了“淫词艳曲”；而共产.党的表现，则是对艺术的冷漠，这样的冷漠，才是对艺术最大的悲哀！就如同后来对于京剧的争论一样，“为什么古代的英雄美人上了台，就是京戏，而劳动人民上了台，就不是京戏”？程蝶衣所坚持的“京戏讲究的是个情境，”在“劳动人民当政”的年代里，也就是成了资产阶级的调调，成了毒草。
忘了是哪个人说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劳动人民是艺术的敌人。我们承认，艺术不单是阳春白雪，还有下里巴人，但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只有广大劳动人民认可喜欢的，才可能算是艺术。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提升人们的格调、品位，而这就决定了它必须是高于一般人的审美能力的。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不爱红装爱武装”，于是那些精美的布景，那些斑斓的戏衣，那些优美的唱腔，也就都只能进入了火堆，只剩下口号声、样板戏盛行于世间，充当了所谓的艺术。
于是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挖掘段小楼英雄气概的丧失根源。记得是李辉在反省文革中为什么那么多的文人人格丧尽，只能充当领袖的“鼓吹手”时谈到，那是因为，在所谓的人民当政的年代里，你如果选择了“叛逆”，那么你就成为了国家的敌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空间！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煽动起了整个民族的情绪，将广大的人民捧到了“当家作主”的地位。于是你如果反对执政者，那么你就等于自绝于人民！更重要的是，在一切财产都收归国家所有的年代里，你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经济退路！在封建社会，在国民党社会，如果你不满政府，觉得“肉食者不足与谋”，只要你有点产业，那么尽可以远离政要，在清风明月之中，喻古讽今，只要不触犯大忌，政府也拿你无可奈何，最典型的莫过于竹林七贤等所谓的魏晋名士对于时事的清议；再不济的话，你还可以著书立学，收几个学生混点学费，比如明朝的李贽；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买或租两亩小地，自耕自作，至少保障生存不成问题，如陶渊明；最差的话，你还可以逃入山林中，餐风夕露，野菜果腹，还可保命，比如商朝的伯夷、叔齐“隐至首阳山，采食野菜，不食周栗”。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人的行为，在当时的百姓心目中，多半是属于高风亮节，从而可以赢得他们的敬重乃至保护的。但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文人所有的退路都被堵死了。无商可经，无地可耕，无书可教，无文可卖，天下所有的财产都是属于人民的，惟独就是你不属于人民，你若是不对政府俯首听命，歌功颂德，天下百姓都视你为异端，不容于你，那么你还能坚持什么傲骨，什么胆气呢，只能是乖乖低下你的头来，接受人民的改造！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亦是一个民族的悲哀。那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时代，亦是一个英雄没落的年代！当一个国家的主席可以被惨无人道地折磨至死，当冰心萧乾等一干文豪都在五七干校抡锄苦干，那么段小楼、程蝶衣等一干艺人，受点批斗、扭曲点人格又算得了什么，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所以当看到程蝶衣指着段小楼大骂 “你当是小人作乱，不，是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到这地步的”时，心中只剩下默然乃至黯然。是的，天下的文人命运，都是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到这地步的。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马上得天下，却不会是马上治天下，期间多半都是文人出馊主意，折腾糟践死文人的。比如焚书坑儒，始作俑者是文人李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操作者同样是一代大文人董仲舒；文字狱中，最高的执行者乾隆也可看为是一个文人，揭发告密的多半也都是文人，否则平民百姓连字都不认识，哪里还能去从“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中引申而出反意呢？而毛.泽东，更是熟读二十四史，笔下纵横风云的文人！而可以说，助长历代帝王剿灭文字的，是另外一帮的文人！比如四人帮中的，至少张春桥、姚文元就都是“御用文人”。更何况，文革中，有多少人是原本支持并制造反右，最终自己却被打成右派的呢？就连“臭老九”等的骂词，还不都是文人造出来的？所谓的自己做枷自己扛，莫过于如此了。
唐初李世民推行进士考试时，看天下熙熙攘攘的文人蜂拥而来，争得头破血流，大喜过望，“天下英雄 尽入吾彀中”。如今在程蝶衣的“我们一步一步走到这地步”的指骂声中，我们或许也可以反思一下，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文人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入当权者的彀中，成为任人射杀的猎物，而如今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挣脱这样的枷锁，执掌自己的命运？
也许这是《霸王别姬》留给我们最深长的拷问。
（文字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