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证派对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证，
也许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荒唐闹剧
毫无疑问，笔者在上文逆向《曹表》中所反映的事实是根本不能存在的。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十六七岁的人能写出一部两百多年来无数人都研究不透的书的先例，更不可能有一个刚刚出生或还没有出生的人便写出了一部“比较幼稚”的《风月宝鉴》，并由一个无可考据的“弟弟”为其作序！退一万步来说，就是将雪芹旧有《风月宝鉴》的“旧有”二字理解为“前有”或“已有”，这部《风月宝鉴》也要耗费雪芹好几年的时间进行创作。若照这个《曹表》推算，其时的雪芹也只能是个一身稚气的十岁顽童而已，为其作序的弟弟仍然不可考证。这样的事情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红楼梦》书中开头写到：“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美（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这已清楚写明这部书是一个从锦衣玉食的纨袴子弟，落魄为“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人写的。而自称“半生潦倒”的人，至少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蔡义江先生所说的“从十八九岁写到二十八九岁”的曹雪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称自己已经“半生潦倒”。而且这个书中自称“半生潦倒”的人，是个既有父母又有兄长弟弟的人，与红学会权威们考证崇拜了多少年的曹寅之孙曹雪芹，根本扯不上半点关系。因为在红学家们考证得来的《五庆堂族谱》中，并没有关于曹雪芹的半点记载。即使有些红学家认为这个族谱中的曹天佑，就是《红楼梦》著者曹雪芹，可是族谱上的曹天佑也既无兄长，又无弟弟。因此，无论从这个曹雪芹的年龄推算，族谱记载，还是从《红楼梦》书中、脂评本中所披露的作者的社会关系、社会阅历来看，考证派所认为的曹寅的孙子曹雪芹都与这些相关说法搭不上半点关系。冯其庸先生称，曹雪芹逝世于1762年，终年虚岁48岁。（11）照冯老的意思，曹雪芹写作《风月宝鉴》的年龄应该在周汝昌先生所制的《曹表》的说法上再加上8岁，但这一说法同样存在解释不通的问题，即一个年仅8岁的曹雪芹，不可能写出一部《风月宝鉴》；一个比曹雪芹小近二十岁的敦诚，不可能以长辈的口气去告诫一个早已写好了两部著作的伟大天才，不可能以极其轻蔑的口气，教训一个比他父亲小不了几岁的曹雪芹说“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12）一个死于将近五十岁的曹雪芹，更不可能被其小了近二十岁的小朋友敦诚在其輓诗中写成“四十萧然太瘦生”！（13）冯老关于曹雪芹的这一说法，不仅与《红楼梦》一书开头的“半生潦倒”之说格格不入，而且同样无法证明这个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儿子还是其孙子，无法证明这个曹雪芹究竟生于何年，死于何岁这一最核心的问题。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红学会的权威们对一个分明破绽百出的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证，永远也舍不得割爱。冯其庸等先生至今还在高呼着“可以（对《红楼梦》）再研究一千年”（14），其意思就是要把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永远考证下去。为了维持这场考证的长盛不衰，考证派的权威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让《红楼梦》考证始终焕发出特有的魅力。在考证派的权威圈子内，在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前提下，只要与曹雪芹家世有关的“学术论文”，不论是与《红楼梦》研究隔靴搔痒的曹雪芹祖籍考证，还是对脂砚斋各执一词的“大胆假设”，都被其视为对《红楼梦》进行的科学考证。为了制造《红楼梦》考证的轰动效应，考证派的一些大师们甚至对一些早被证明是作伪的曹雪芹假画相、假墓石、假诗，进行轮番炒作。而任何怀疑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看法和文章，则被其视为唯心主义的“索隐”，视为《红楼梦》研究中的洪水猛兽，遭到红学会权威的兴师问罪。在考证派的红学权威内部，尽管他们对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观点相同，他们对曹雪芹家世进行永远考证的追求相同，但他们对曹雪芹的祖籍、生年、卒年乃至对脂砚斋的看法都可以各持己见，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考证成果可以永远不必达成共识，并以各持高见的考证成果成为享誉海内外“德高望重”的红学大师。
如在曹雪芹的祖籍方面，红学家们除了一个铁岭之说，还有冯其庸、周汝昌各为代表的辽阳、丰润之说。（15）生卒年方面，冯其庸认为曹雪芹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历1763年2月12日；（16）周汝昌认为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闰四月二十六，卒于乾隆二十八（癸未1763年）春二月末；（17）李希凡对曹雪芹的生年远远没有周汝昌的以上说法有把握，认为“曹雪芹究竟生于那一年，目前只有一个‘约略’的推算——‘约1715年’”。（18）而蔡义江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春，只活了四十岁，则其出生当在雍正三年（乙巳1725）。”（19）
对脂砚斋和畸笏叟的考证可谓成果多多，仅胡适先生对此就有几种说法，他刚说完“脂砚斋是雪芹同族的亲属”，马上又改口说脂砚斋“也许是曹顒或曹颀的儿子”，过了一段时间，又“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魏同贤先生曾指出，胡适对脂砚斋这种“翻来覆去，模凌两可”的说法“显得苍白无力，甚至陷入荒谬”。（20）周汝昌先生则一口咬定脂砚斋就是史湘云，并称这是他凭“悟”性“悟”出来的平生最为得意的考证成果；（21）蔡义江却以“充分理由”认为，“无论是哪一方面看，畸笏叟都只能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22）吴世昌以为是曹宣的第四子曹硕；俞平伯以为大概是雪芹的舅舅；赵冈最初以为是曹頫的遗腹子，后改变为最可能是雪芹的叔叔。（23）
此外，红学家们对八十回和一百二十回的看法也莫衷一是。比如蔡义江认为“后四十回没有曹雪芹一个字”；（24）并列出后四十回“变了主题，与书名旨义不符”、“过于穿凿，求戏剧性而失真”、“扭曲形象，令前后判若二人”、“语言干枯，全无风趣与幽默”、“缺乏创意，重提或模仿前事”、“装神弄鬼，加重了迷信成分”、“因袭前人，有时还难免出丑”等几大弊端。（25）周汝昌认为后四十回纯粹是被“高鹗作了大量的篡改”，“甚至改得驴唇不对马嘴”。（26）冯其庸的说法就有点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如他在《论程甲本问世的历史意义》中说到，“我至今认为这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文字，拿这个后四十回如果与前八十回比，我认为它有三个方面比不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紧接着又说，“那末，这后四十回的作者是谁，它的来历如何呢？在没有其他可靠的证据之前，我认为仍然应该重视程伟元的话。”似乎肯定一百二十回出自一人之手。冯老还指出，“过去红学界有些研究者对程本系统的百廿回本深恶痛绝，予以全部否定，是极为不公的。”（27）他的说法与周汝昌、蔡义江的说法又相去甚远。在这一方面，林冠夫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程伟元序是在弄虚作假，恰恰相反，倒都证明了他所说的是事实。也就是说，胡适的高鹗作后四十回续书的结论，是很难成立的。因此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作者，虽然不是曹雪芹，但也不大可能是高鹗，而是另有其人。这个是谁，迄今还是个迷。”（28）
有关曹雪芹本人的考证成果就更多了。比如，冯其庸考证出曹雪芹是一个“由富贵坠入穷困的作者”，（29）“曹雪芹大概在四十岁前后移居北京西郊傍近西山的荒村”，“曹雪芹在三十岁左右开始《红楼梦》的写作”。（30）蔡义江认为从三岁多被赶上抄家的曹雪芹“没有赶上过好日子”，《红楼梦》是曹雪芹“二十岁之前开始写的，在三十岁之前写完。”曹雪芹死于1764年（仅四十岁），但从三十岁至四十岁死前的“最后十年，曹雪芹没有再写也没有再改《红楼梦》”。（31）周汝昌言之凿凿地一口咬定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并列出本文前面所引用的《曹表》。李希凡则称“曹雪芹离开江宁和扬州年龄不可能太小”，（32）其说法与蔡义江、周汝昌明显不同。此外，冯其庸认为“曹雪芹实际上还是曹宣的嫡孙，而不是曹寅的嫡孙，所以把曹雪芹作为曹頫的儿子，则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是冯老的这一解释又从根本上推翻了他老人家自己一贯坚持的“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的说法。（33）蔡义江“思索了很久”以后，“联想曹頫的处境及其与雪芹的父子关系，就豁然开朗了”，认为“畸笏是曹頫，那就解释的通了”。（34）周汝昌则分明在自己编成的《曹表》中称“（曹雪芹）父曹頫获罪抄家逮问，家口回京，住蒜市口”，但在同一本书中，周老又坦率而自相矛盾地指出“曹雪芹命苦，至今连父亲是谁也成了悬案。”（35）林冠夫对此问题似乎也拿不定主意，他说“曹雪芹的父亲，究竟是曹顒还是曹頫，……迄今还是个迷”，“无论说是曹顒还是曹頫，都只是一种推测”。（36）
根据这些考证派大师几十年来的考证成果，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各位大师自以为科学且皆大欢喜的结论。归纳起来就是：这个十八九岁或是二十多岁开始进行《红楼梦》创作的曹雪芹，至少有两个或者是三个祖先发源地；有三个不同的生年；有三个不同的卒年；脂砚斋评本中的脂砚斋和畸笏叟的想象空间太多；关于曹雪芹的说法不能统一，也不能和《红楼梦》书中情节接榫，并且始终找不出这个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儿子，还是曹寅或曹宣的孙子，还是曹寅或曹頫本人的统一答案；所有关于曹雪芹于何时何地写作《红楼梦》的说法，只能凭清代明义、敦诚兄弟的诗句或传闻进行尽可能的逻辑推理、大胆假设和丰富联想，同样找不到半点确凿的证据。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有关曹雪芹的直接资料不多，因而研究工作存在着相当的困难”（37），并非是考证派红学大师主观上的不努力。正是因为这样，也就有了红学会还要对曹雪芹生平家世永远考证下去的全部理由；正是因为这样，也就有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投资最大，版本最多，历时最长，参与学者不可胜数，社会影响无法估量的很难收场的“曹学”闹剧。
四、风行了80多年的《红楼梦》考证，
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最近出版的2005年第六期《红楼梦学刊》，发表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在这篇《访谈录》中，红学会的权威们针对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信口乱说”“秦学”群起而攻之，红学会会长张庆善严厉指出：“中央电视台和刘心武都是一种很不负责很不严肃的行为。这种所谓的研究解读，不仅仅对《红楼梦》研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也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38）作为德高望重的红学权威，为了中国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不受破坏，而对中央电视台提出“忠告”，其出发点是难能可贵的。令人遗憾的是，红学会的权威们只是善于责人以周地批评他人，却不愿律己以严来反省自己，不能以自己在《访谈录》中所标榜的“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学问要有学问的规范，信口乱说怎么能称为学问呢”（39）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他们能以这一标准来要求自己，以这一标准对《红楼梦》考证进行反思和总结，那么，他们也应该对几十年来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总结；应该向广大读者对考证派沿用了几十年的《曹表》提供一个科学的解读方案；应该反省红学权威们各执一词破绽百出的“红学”、“曹学”专著流向社会后，在无数读者中造成了多大的思想混乱；应该反省将并没定论，破绽多多的曹雪芹塞在各种教科书、各种词典字典、各种相关史料中的作法，给“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造成了多么不可估量的混乱；应该反省考证派几十年来推崇的“曹学”是不是比刘心武的“秦学”更加荒唐。而不是只会用一些重复了几十年的陈旧套话为其荒唐至极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进行辩护，说什么“考证作者家世是应该的，因为留下的历史资料实在太少了，而且作者的家世的确对他写这部作品是有影响的”；（40）甚至还在自欺欺人地鼓吹“研究一部作品要研究作家的身世，要了解作家的处境，了解作家所处的社会，这是我们传统的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叫做‘知人论世’，这些方法都是科学的。”（41）
很富戏剧性的是，还是在这篇《访谈录》中，李希凡先生一改自己以前关于“《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是描写阶级斗争的书”（42）的说法，以满不在乎的口气称，“我一直有一个观点，《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而已）”。（43）既然如此，这部谁都知道是一部小说而已的书，真的值得那么多红学大师，为两百多年前不过是民间的一个小说作者家世进行无休无止的“科学的考证”吗？这些“科学的考证”真象红学大师们反复强调的那样意义深远吗？即使清代的学者研究《红楼梦》谈及曹雪芹，那也不过是民间学者茶余饭后的“消愁破闷”，那些学者并没有拿当时朝廷半文银子的俸禄。在21世纪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还有必要让纳税人供养几个红学权威，让他们各持己见地进行永远都没有正确答案的曹雪芹家世考证，而对其它不同观点的红学研究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压吗？还有必要只允许红学会几个考证派大师“大胆假设”，信口开河的“红学”专著充斥和垄断市场，让广大读者不知所云吗？
《红楼梦》书中写到，“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44）尽管红学会的考证派大师对自己的权威地位百般维护，并希望这样的权威地位永远巩固下去，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永远考证下去，口口声声称要对《红楼梦》“再研究一千年”，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曹雪芹家世考证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破绽和荒唐，随着广大读者对《红楼梦》考证提出越来越尖锐的质疑和挑战，考证派的日子恐怕是越来越难过了；风行了天下八十多年的《红楼梦》考证，这场对“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也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的荒唐闹剧，绝对不可能再风风光光地重演下去了。我们可以预言，随着《红楼梦》考证在历史舞台上的逐步淡化，随之而来的必将是一个真正的百家争鸣的“红学”天地，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的学术春天。
注释：
（1）、宋广波著《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95页
（2）、宋广波著《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48页
（3）、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而作》注解称，曹雪芹的卒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2月12日；二，癸未除夕。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4年2月1日；三，甲申春，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春（1983年原注）见《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第425页
（4）、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第24页第29页
（5）、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第29页
（6）、李广柏《千研万考精纯善美——〈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读后感》《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三辑第3页
（7）、《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第545页
（8）、敦诚《赠曹芹圃》
（9）、傅光明主编《在文学馆听讲座·插图本新解红楼梦》第28、第29页
（10）、傅光明主编《在文学馆听讲座·插图本新解红楼梦》第28、第29页
（11）、《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第198页
（12）、敦诚《寄怀曹雪芹》第1页
（13）、敦诚《輓曹雪芹》中华书局《红楼梦资料汇编》第2页
（14）、2005年6月3日至5日，冯其庸先生在由河南教育学院和中国红楼梦学会共同主办的“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2005年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上说：“红学研究是没有尽头的，我曾说可以再研究一千年，这个一千年只是个概念，红学是无穷无尽的，有开头，什么时候结尾谁也不能说；非但没有尽头，还在不断地发展。”
（15）、《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第197页，《曹雪芹小传》称曹霑，字梦阮，号雪芹，祖籍，今辽宁省辽阳市；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387页：《公案之七，曹雪芹的籍贯》写到，曹雪芹的籍贯研究者中间有丰润和辽阳两说，丰润说为周汝昌所力主……；傅光明主编《在文学馆听讲座·插图本新解红楼梦》38页：《曹雪芹的生平与家世》顾平旦称，关于曹雪芹的家世“有三个说法，一个就是辽阳”，“另一种说法就是关内，河北省丰润县”，“还有个说法在第三个地方，就是东北的铁岭。现在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祖籍问题的三个说法都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证据。”
（16）、《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第197页
（17）、周汝昌《红楼夺目红》第334页
（18）、《沉沙集·李希凡论红楼梦及中国古典小说》第295页
（19）、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第29页
（20）、魏同贤《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印说明》
（21）、周汝昌自传《红楼无限情》第184页
（22）、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第167页
（23）、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第135页
（24）、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第245页
（25）、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第257至275页
（26）、周汝昌《什么是红学》周汝昌1982年在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术报告
（27）、《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第367页、第363页
（28）、《红楼梦纵横谈·林冠夫论红楼梦》第373页
（29）、冯其庸、李广柏《红楼梦概论》第3页
（30）、冯其庸、李广柏《红楼梦概论》第26页、第37页
（31）、傅光明主编《在文学馆听讲座·插图本新解红楼梦》第27页、第30页
（32）、《沉沙集·李希凡论红楼梦及中国古典小说》第295页
（33）、《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第83页
（34）、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第145页、第147页
（35）、周汝昌《红楼夺目红》第324页
（36）、《红楼梦纵横谈·林冠夫论红楼梦》第26页、第32页
（37）、《名家解读红楼梦》第836页
（38）、《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红楼梦学刊》2005第6辑第17页
（39）、《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红楼梦学刊》2005第6辑第4页
（40）、《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红楼梦学刊》2005第6辑第7页
（41）、《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红楼梦学刊》2005第6辑第2页
（42）、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第11页
（43）、《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红楼梦学刊》2005第6辑第6页
（44）、《红楼梦》第七十二回
2005年12月20日
转自 怡然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