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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辰著:《老子思想批判》第三章第7节

曲辰著:《老子思想批判》第三章第7节




第七节 重智与弃智的南辕北辙





黄帝重智,老子主张弃智,在这方面,两个人的哲学思想理论又是大相径庭的。那么,黄帝与老子到底谁说的对呢?我们不妨先对“智”的具体定义,稍做考较。

我依据自己结合古文字学、中国古典哲学、中国的礼仪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说过,中国的礼仪制度,最初都是从应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所阐明的客观事物规律之表现而形成的,所谓仁、义、礼、智、圣、诚信、君子、小人等,都是以学不学“道”,言不言“道”,守不守“道”,以及是否依“道”行事而行区分和定义的。“智”字的上半部分是一个知道不知道的“知”字,下半部分是一个“曰”字。曰,字形最初是画一个张口说话的图形为其字,表示发表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意见等。所以,“智”者,最初是指其言论合于事物客观规律——道为其义。黄帝也说,“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为智。”这也就是说,以“道”言事者,就表现为智慧。

我们还知道,中国文字产生的历史虽然距今已有六千年左右,但作为神州统一使用、字义规范的历史,是从黄帝令史官仓颉搜集、整理、规范、增创文字,由国家统一推广使用,用以行文、记事而开始的。所以,我们再反观《黄帝经》中所对仁、义、礼、智、圣、诚信等名词、术语,都符合文字古义。

智,虽然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增加了“才能”、“谋略”等方面的内涵,但其根还是离不开“知识”这一最原始的定义,而且是紧密与了解客观事物规律相联系的。故,黄帝说:

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①

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令行天下,而天下则之。②

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恃其城郭之固,怙其勇力之御,是谓身薄。身薄则殆,以守不固,以战不克。③

这里,相信细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黄帝谈论治国的道理,都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即“道理”为指导,不论是以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秩序,还是论及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以及执政者如何以道修身、用人、处事等方面,都与道理紧相联系,而一以贯之,堂堂正正,没有任何权谋之语;然而,老子则不然,其五千言几乎通篇都是谈统治术,以至于我们感到其很阴险。例如,他坚决反对黄帝的“重智”思想,而提出了“绝圣弃智”的口号。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④
——————————
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②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③ 《黄帝经·称经》。
④ 《老子·第十九章》。


说到底,此种已经不符合因果关系的荒唐论调,最终还是为愚民而治的统治术服务的: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①

在这里,老子谈道,却绝口不言以道治国,以道立法,以道德进行教化,而是大谈如何愚民,为了推行他的愚民思想,什么法律、道德、仁、义、礼、智、圣,温、良、良、恭、俭、让,他都统统要反对,统统要抛弃、要根绝,而根本不懂得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中的仁、义、礼、智、圣,都是以道学理论而生,因道理而定其义,因社会和谐、有序、文明之治所需而建立和提倡的。由此,我们知道老子口中的所谓“道”,不过是一种根本不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玄之又玄”、莫名其妙的“术”。所谓《道德经》者,实为主张“愚民”之治,既反对人类的精神文明,又反对社会的物质文明,而一味强调“愚民”、“役民”、“治民”之术的大杂烩。至少,老子是连《易》经也没有读过、或者根本就读不懂的半吊子“道家”!

“绝圣弃智”与“民利百倍”之间到底是什么“玄妙”的因果关系?“绝仁弃义”之后,人民又因为什么就恢复了“孝慈”呢?若是按着老子的逻辑,百姓贫穷,就是因为人们聪明、智慧、按事物的客观规律办事造成的;父不慈,子不孝,就是社会上因为讲仁义道德造成的。老子到底想把社会治理成什么样呢?对此,他反反复复,强调得已经很明白: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是以,圣人之治,
——————————
① 《老子·第六十五章》。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老子》一书中,到处都有一些直言给出定义、缺乏逻辑思维,多有似是而非的话,因之也就不是真理,甚至是明显的谬论。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创造社会财富,没有智能是不行的,如果推行愚民政策,绝学,绝巧,弃利,限制劳动竞争,不贵难得之货,则社会财物奇缺,人民贫穷,如何又能够做到“实其腹”呢?吃不饱肚子,又如何能够“强其骨”?所以,老子为推行愚民之治,存心给人画饼充饥,虚构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让人民上钩。说到底,为了给统治者出愚民之治的馊主意,他是根本不管黎民百姓的死活的。

更可恶的是,为达到以上目标,还建议统治者采取“小国寡民”的治理措施: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这也就是说,为了彻底实行愚民之治,连文字他也主张要废除掉!这明摆着就是一种反人性、反理智、反道德、反文化、反文明、反进步、反科学的荒怪之论。

有人说,老庄一派道家是反儒学的,其实这种说法似有牵强,因为世人皆谓儒学始于孔子,而老子则是年长于孔子很多的,而孔子又是述而不作的,其言论都是他的学生记录整理后才传世的。所以,老子在世时是否读了《论语》才著《道德经》的,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依我所见,老子的言论都是冲《黄帝经》中的哲学思想理论观点而来的,而且其言极有针对性。老子是反对黄帝的一系列治国理论而著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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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眼睛太疲劳,很少看长文,水吟、飞歌等人的小说都没看,很多图片都没做,此其一;纯理论的贴子不好回,作者多是饱学之士,象我读书不精,怕闹笑话,此其二;其三,怕管多了事,有越俎代庖之嫌。
  曲辰的文章了得,光《老子批判》就洋洋数万言。今天仅《老子》成书年代一事,提出来与曲辰商榷一下。
  曲辰著:“有人说,老庄一派道家是反儒学的,其实这种说法似有牵强,因为世人皆谓儒学始于孔子,而老子则是年长于孔子很多的,而孔子又是述而不作的,其言论都是他的学生记录整理后才传世的。所以,老子在世时是否读了《论语》才著《道德经》的,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老子》(即《道德经》)成书于战国,学术界似有定论。
  一、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据说他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但比孔子年长。孔子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老子在一个时期里很可能在国都洛阳当过历史学家或在朝中任守藏室的史官。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的中国作家当中,孔子(前551—479)、墨翟(前5世纪)和孟子(前371—289)既没有提到老子,也没有提过《道德经》;但是庄子──一位公元前三世纪誉满全国的道教哲学家却反复地提到过老子。有人提出《道德经》成书在公元前四世纪。
  二、从文字学考查:老子反复提到的“民”字,在战国以前是指奴隶,而不是指人民。老子绝不会滔滔不绝讲奴隶如何如何,而应该是讲天下万民,起码是自由民。
  请看古文“民”:

  见于盂鼎、克鼎和齐侯壶的金文,象用矢把眼睛刺瞎之形。
  古文“民”又写作:

  像裸露胸膛露出两乳,颈上有枷锁,足上带有脚镣之形。
  故有学者认为,老子或生于公元前四世纪,或说《老子》系后人托名于公元前四世纪所作。
  其它的我就不说了。 [s: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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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上,要做出一个肯定的结论,需要有多方面的证据才行,我的重点是在注意老子的思想,故老子出生是按人们通常的认识。版主所举之“民”字字形,不光金文如此,甲骨文亦如此,甲骨文指商代通行文字,它的字形也并不都代表商代社会生活现象,因为中国文字从现在考古学研究发现的材料看,比青海乐都柳湾、陕西西安半坡、以及山东莒县等地发现的还要早,依据我对古史研究的认识,“民”以刺瞎眼之奴隶造形为字,初指奴隶,应该是西学所言“野蛮时代”之事,在时间上至少在距今5000年以前。至于夏禹颠覆了五帝时期的民主制度,又复辟了奴隶制,则是在大量中国文字业已产生之后的事。只是,现在没有大量的考古实证材料出现之前,学者作学问,谁都不敢冒险说这种话。所以,我同意您的意见,老子的书中,其“民”之所指是我们现在所称的“人民”而非“奴隶”。——不知道我把话说道清楚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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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大多数专家们认为:《老子》成书晚于孔子的年代,不知你现在认同否?我是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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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先生的认识不同,我认为《老子》成书早于《论语》,我是按李耳年长于孔子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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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作细的研究,据称:孔子拜见的是老聃,写《老子》的是李耳,不是一个人;又称:《老子》根本就是公元前4世纪别人托名老子写的。如同《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一样,都是托名写作的。 同样《论语》也不是孔子亲自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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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没有就老子的出生作非常细緻而扎实的研究,这一是可靠的史料太少,二是后世的道教徒们对老子吹捧使用了很多神神鬼鬼的手段,我以为这对研究一种社会思想并不是关键性的事。中国的学术著作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太多的转手抄写,就会出现嬗变,如果是研究版本学,则是必须搞清先后差别的。我是将其作为代表一种思想体系从总体上看待的,所以只在使用版本上始终一。《论语》不是孔子所写,但实是其学生根据记录整理,它是代表了孔子的思想的。至于《老子》一书,还有人说其产生的极早,甚至说是公元前七世纪!这种论文很多。同样,我对《老子》也是将其看作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想载体。至于老聃与李耳不是一个人,也只是不同说法中的一种,还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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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老子并不是专指某一个人,而是对王室史官的统称。——我是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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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老子其人与《道德经》的故事
http://www.qintai.net/bbs/read.php?tid-2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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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说得极是,现在,对于“老子”的说法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做扎扎实实的研究,拿出一条一条证据来进行证实的,似乎不多。我写《老子思想批判》,是以通行本《老子》为具体载体而反映的一种思想理论为对象,进行研究的。这中间多注意的是各种版本、出土简、帛之间的差异,对于老子的生卒年代,其著确切的成书年代,我老实地交待,确实未多下功夫研究。因为,我认为这不影响我对一种错误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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