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历史贡献
曲 辰
“百家争鸣”之中，惟有孔子等少数学者，既未受到三代“神道设教”迷信鬼神的影响，也不为各诸侯国封建地主阶层为着争权夺利而以高官厚禄之诱所左右，而是比较忠实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地研究解决社会思想教育问题，对于中华民族思想精神与心理素质的发展形成，作出了承前启后的不朽的历史贡献。
孔子承认“天命”即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之存在，因而他也同黄帝一样，强调要“畏天命”，办事情不能够违背客观自然规律。但并不因此而要人们固步自封，无所作为。如人不要因为有生而必有死就贪生怕死，言“见义不为无勇也”；他强调人是“学而知之”，鼓励人们要多闻、广识、学以致用，勤于实践；他反对老子鼓吹的治国家“非以明民，将以愚之”① 的观点，不仅主张广泛进行社会教育以“明民”，而且提倡“有教无类”，主张全社会的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孔子忠于黄帝尚贤重士、任用贤能治国家的政治观点，提出了“举贤才”的政治口号，以抵消“不尚贤，使民不 争”② 谬说的影响；孔子也不赞成“常使民无知无欲”③ 的禁欲主义鼓吹，而是主张对社会财富要得之以道，同时要用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切实可行的社会道德规范，用以“修身”、“克己”，实行自我约束，使人的社会行为不越矩，而达“尽善”、“尽美”境界。因此，传言孔子对老子敬佩，云：“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④ 我们认为，这绝非孔子之语。
我们之所以敢于肯定地说，这绝非孔子之语，而是尊奉老子的信徒们，欲借孔子的历史威望抬高老子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是因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倒是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⑤，才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世人信孔子赞颂老子者，是不研究孔子与老子哲学观点不同，不作比较而造成的。 事实上， 孔子的思想观点大体上
————————————
① 《老子·六十五章》。
②、③ 《老子·三章》。
④ 《史记·老庄列传》。
⑤ 《史记·老庄列传》。
与黄帝思想观点相同，而老子的思想观点是与黄帝思想背道 而 驰的，所谓“黄老”并称，“黄老之学”的说法，乃秦汉以来统治者们借黄帝的历史地位以抬高老子而提出的一种谬说。老子是站在独裁统治者的立场上，为愚民而治出谋划策的。所以老子思想历来都极受封建独裁统治者们的推崇。
孔子认为，统治者对人民毫无节制地赋敛盘剥，是造成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平的主要根源，认为极端性“不均”，就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祸根。他还反对“不教而诛”的任何既推行愚民之术，又实行苛刑而治的暴政。因此他呼唤德政与仁政，表现出了一定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思想倾向；针对春秋之际杀父弑君、卿相专权、诸侯争霸、人言巧辩、行为偏激等社会乱象，孔子以“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态度，竭力提倡中庸之道，且身体力行，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体现一种不偏不倚、中正和平、客观公允的精神。这也就是孔子对当时一些流行的不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谬误之说，一般都不进行尖锐的批评，而总是有针对性地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是如此，对于孔子的思想观点与其他学派的异同，不进行对比研究，不与当时社会思潮和社会现实相联系，就难真正了解其思想内容的本质性意义所在。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客观历史原因，我们对孔子的思想批判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现在轮到中国人自己来细细品尝这种苦果了：道德沦丧之风甚至侵入到了一向被视为是社会“净土”的校园之中。然对此因果关系，人们的认识则很不充分，不知道一个民族的思想精神是包涵着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教育等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历史体现。那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为着一时的某种目的 就大批历史上某个人物及 其思想的恶劣做法，就是造成社会思想混乱的祸根，而思想混乱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行为之乱。现在，笔者的案头就放着多部1994年以来出版的哲学著作，其中还在沿用着“批林批孔”中业已用滥了的语言评价孔子的思想，说“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他的“克己复礼就是为了恢复周礼……”而事实上这种千万遍重复过的对于孔子的指斥，则是违背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精神的一种凭空捏造。只要稍微正视一点历史事实，就会明白此类说法之误：
第一，孔子从来就没有说过他想恢复“周礼”的话。
孔子讲礼义道德之语很多，但他从未说过要恢复什么“周礼”的问题。今人指斥孔子妄图恢复“周礼”之说，其错有三：一是曲解，二是妄加，三是不顾历史事实。孔子讲“克己复礼”只有《论语·颜渊》一处，其原文为：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后汉的马融曰：“克己，约身。孔曰‘复’，反（义如返）也。身能反（返）礼，则为仁矣。”宋之邢昺疏云：“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者：克，约也；己，身也；复，反也。言能约身反（返）礼，则为仁矣。”
孔子之言，是就德行科弟子颜回的请教何以达“仁”而作的回答。颜回，字子渊，天资聪颖，贫而好学，孔子称其不迁怒，不贰过，是弟子中最贤者 。颜回向孔子请教 ，如何才能做到有仁 德？孔子就回答说：克制自己的私欲杂念，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返归到礼义的行为规范上去，就能具有仁义的思想品德了。孔子又补充说，一个人是否有仁德，靠的是自己主观上进行思想改造，约束自己的不合仁义之言行，这能靠别人么？
这里，“克己复礼为仁”一语的核心论点是“仁”。如果不顾原话原义，故意用断章取义之法先抽去“仁”这一核心论点，而替换以“礼”。再用无中生有的添字之法，将本指礼貌、礼仪之“礼”，硬说成指的是《周礼》，是指一种政治制度。接着，再将复归之“复”解释为“复辟”之意。如此，硬要无中生有地给在二千四百多年前就已经作古而不能发言的人戴上一顶“要全面恢复周礼”的帽子，说他“主张恢复到西周时期的政治局面”，最后作出“孔子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的历史评价，这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成为学者的一种不光彩行为。“批林批孔”中有人这样说，因有特定客观原因，虽不可忍，但可理解。时至今日，还重复这种论调，就叫人不可思议。
第二，孔子一生是反对奴隶制社会制度的。
近一个世纪以来，凡是反孔、批孔者，大都是用曲解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原话原义而作说，却从未见到有人从礼制起源、演变，对《周礼》的分析，以与孔子的全部言论相对照而做研究者，反而是拿了董仲舒谈礼之语，朱熹谈礼之话硬往孔子的头上安，然后再对孔子进行批判，这是一种泼妇骂街加偷梁换柱式的不文明、不讲理行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情呢？原因也很简单：而只要将礼的起源，礼的社会作用，礼的历史演变，《周礼》所包涵的内容，以与孔子的全部言论对照研究一下，孔子是不是代表西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就明白了，一顶“要全面恢复周礼”的帽子， 也就戴不到孔子的头上去了。
礼，作为一种道德行为规范，也同法一样，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变化，并非一成而不变的事物。礼之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在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活动支配下，以玉和五谷祭祀鬼神，称其祭品为“礼”，故礼之初文是依置玉于豆中之形而有其字：“” ①。而丰字之形是作“ ”，表示豆中所置为以刀割下之谷物，以告丰收之意。此后，大约因两字字形相近似而易相混，就改丰字为豆中置麦穗之形： 。因为祭先祖，报丰年，祭物以麦。而以 “” 字再加祭祀所用桌石之形而为礼字，主 要 指 一种具有仪式型的礼节。自轩辕黄帝以道立法而治国，道德的体现亦引入一种仪态形式加以表现，这就使一些仪式性的礼节向着社会交往方向转化，并赋之以道德方面的义涵，如此就使道德这一精神素质有了一定的礼貌上的体现和规范，这就是我中华民族形成礼仪之邦的文化源头。然自夏禹为一家之私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之后，大倡神鬼迷信，实施愚民以治，礼仪上道德的义涵又渐趋减弱，而祭祀鬼神之“礼”却日渐繁杂，至周代开始，则祭祀鬼神之礼竟变成了国家制度之中的大量明文规定，《周礼》就是其典型。而孔子则正好反对的是《周礼》之中繁杂的神鬼祭祀活动，而提倡体现文明礼貌、体现道德素养涵义上的“礼”。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简要地介绍一下《周礼》中关于祭礼的规定，并对照一下孔子关于“礼”的论述，看看孔子
————————————
① 《铁》一期二三八·四。
到底是提倡什么“礼”，反对什么“礼”？
《周礼》是周朝关于职官制度与各自职责规定的一部典籍，共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 官、秋官、冬官六个部分，各种繁杂的鬼神祭祀活动，是六部职官的重要职责内容之一。
“天官”，以“冢宰”一职为最高长官，同时又是百官之长，总理政务。冢宰一职若与其他五官并列之时称“太宰”，颇类后世的宰相一职。天官属下有小宰、宰夫、宫下、宫伯、膳夫、庖人、医师、酒正、大府、内宰、寺人、女史等六十多个职官，多属内廷人员，负责大祭天、地、鬼、神，以及天子的衣、食、住、行等日常事务。太宰之职掌六典以佐王，以八法而治官府，用八则而治都鄙。其首要之务则是祭祀五位天神上帝，即：含枢纽、灵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纪。届时，“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及执事，胝涤濯；及纳享，赞王牲事；及祀之日，赞王币爵之事。祭大神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后世依其总管百官特点建为“吏部”。
“地官”，以“司徒”为最高长官，下设乡师、乡大夫、乡老、州长、均人、县正等七十余官职，负责地方政治，掌土地管理、农业耕作、山泽开发、商业活动及郊祀等类事务。“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后世以“地官”职责置为“户部”。
“春官”，相当于后世的“礼部”，此官以“大宗伯”为最高长官，下置典命、典祀、司服、乐师、磬师、钟师、笙师、鎛师， 籥师、 太卜、 卜师 、龟人、 占人、 占梦、大祝、小祝、丧
祝、诅祝、司巫、男巫、女巫、神仕等近七十职，主掌祭天神、祭地祇、祭人鬼的择日、选时、奏乐、祝词、牲礼、司仪、祭服等方面事务。《周礼·春官·宗伯》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 以左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司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对于“哀礼”、“丧礼”、“荒礼”等规定，此处从略。总之，春官的所有职责全都是祭祀鬼神。
“夏官”类似后世之“兵部”。其最高长官为“大司马”，掌管军事。下设有小司马、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都司马等职官近七十。在神道设教以愚百姓的思想指导下，率军作战也同样少不了繁杂的祭祀鬼神内容。如：“小司马之职掌，凡小祭祀、会同、飨射、师田、丧纪，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
“秋官”，其最高长官为“大司寇”，掌刑狱，如后世之“刑部”。其下属之官有士师、县士、司民、司刑、掌囚、司仪等六十余职官。周之司法部门也同样要参加各种祭祀天、地、鬼神的活动。如大司寇之职，“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指五位天神上帝），则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纳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冬官”，因原文已佚，官吏设置情况不详，其职能如后世之“工部”。今本《周礼》的“冬官”是以《考工记》代之。按《周礼》所载前五官职能所包内容均有大量祭祀天地鬼神情况而论，则“冬官”在这方面的内容更少不了。因为，从历史的民间习俗演变上可知，冬季是一年之中祭祀活动最多的一个季节。此因冬天处于农闲季节，又是新旧年交替之际，人们都希望天地相交，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同时，古之祭祀、献牲之中，都要用大量专用祭器，这都又是相当于“工部”的“冬官”去负责办理的事务。所以，我们敢肯定地说，在原《周礼》之中，“冬官”负责祭祀活动的职责，可能是《周礼》六官之中最多的。
以上，就是《周礼》内容的大致情况。《周礼》是西周职官设置及其所负职责范围规定的一个文件，它并不直接反映其奴隶制度的本质性特点。而其中的“礼”制规定，主要是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以及日、月、星辰、山、川、大泽等祭祀等级、方法、应献祭品的内容；而孔子所谈的“礼”，与祭祀毫无任何关系，而是与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紧密联系的规范性体现，是文明礼貌之“礼”，它是仁、义、智、信、温、良、恭、俭、敦、敏、诚、惠、让、谦、和、善、德等实质内容为体现的一种言行表现，是讲如何自我改造思想，体现此种文明礼让之“礼”，以达到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以和为贵，互相关心爱护的文明社会风尚。这与“复辟”某种社会政治制度，怎么能挂得上钩呢？
下面，我们就再来看看孔子所谈“礼”的言论与内容：
首先孔子 认为，“礼”是重要的道德规范。故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认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②。故，“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 礼，亦可以无畔矣”③。若“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通逊）以
————————————
① 《论语·为政》。
② 《论语·泰伯》。
③ 《论语·雍也》。
出之，信以诚之，君子哉！”① 是故，“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②“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③“礼之用，和为贵”④。
其次，孔子 认为，礼之所用，在于讲信修睦，礼贤下士，而不是下以阿上，为统治者歌功颂德。所以，当鲁定公问君使臣之道于孔子时，孔子 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⑤。孔子进而申言，“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⑥
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王肃所释的重要错误：孔子之语本来讲得很明白，“拜下，礼也”。拜，指施礼于人者。下，指受人礼拜者。“拜下”之谓，即是上者施礼于下，这才是真正的“礼贤下士”、礼让谦恭之义涵，仁德之表志，故为之真礼；“今拜乎上者”，是孔子指斥春秋之际世风衰败，为“上”者骄纵日甚，作威作福，使本来“拜下”之礼变成了“拜上”的一种阿奉之举。孔子对此很反感，持有明确的反对态度，故而申明自己的观点，虽有违于当时“拜上”为众多的时势，孔子还是坚 持自己主张“拜下”的古代礼法原有之行。
然而，王肃不懂礼的形成历史，而是依后世在长期封建独裁政治体制下所形成的以下拜上的世俗之礼 ，对 孔子的话作了符合
————————————
① 《论语·卫灵公》。
②、⑤ 《论语·八佾》。
③ 《论语·里仁》。
④ 《论语·学而》。
⑥ 《论语·子罕》。
世俗之解：先将原话中的“拜下”二字颠倒为“下拜”，这就成了下级施礼于上级，上为受礼拜者。如此，王肃之释，不仅曲解了孔子的原话原意，成为一种错释，也使自己陷入了难以自圆的逻辑混乱之说中。王肃说：“臣之与君行礼者，下拜然后成礼。时，臣骄泰，故于上拜，今从下，礼之恭 也”① 。 如此，王肃不仅将“君使臣以礼”的上拜下，错误地解释成“臣之与君行礼”，为下拜上，而且无据断言春秋之际有什么“臣骄泰”之风存在。同时，又出现了不能自圆的矛盾之说：同样的臣施礼于君，又如何能区分出什么是“上拜”，怎样才算是“下拜”呢？
孔子还认为礼之用，在于克己修身，修心，而非摆样子。 所以，他反对礼仪奢华，而提倡节俭；他反对礼仪繁杂而主张简单易行；他反对名不符实的虚伪之礼，而赞成能使人受到教育的实在之礼。故鲁人“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② 此中记载，非孔子真“不知也”，实乃厌恶帝王禘祭大典中劳民伤财，极尽奢华，不哀不戚，不简不易，失敬失省，而是刻意彰显帝王权势，因其骄奢，早已失去“礼”之本义，故而“不欲观之”，不愿言之。
帝王祭祖之典，每五年举行一次者称“禘”，每三年举行一次的谓“祫”，一年举行四次的曰“祭”，按一年四季每一季度 于四郊起土为坛举行的天神、地祇、人鬼、日、月、星辰等一揽————————————
① 《十三经注疏》本何晏《论语·集解》引。 ② 《论语·八佾》。
子混合举行的祭祀典礼则言“祀”，统而称之为“祭祀”。此为极普通的常识，孔子焉有不知之理？“不欲观”，曰“不知”，充分表现了孔子反对《周礼》中所规定的那种大量的、繁杂的、滥祭鬼神之“礼”的厌恶态度。孔子对帝王禘祫、滥祭鬼神的否定，是反对其祭礼中的骄奢，非反对祭祖。孔子对祭祖思本，是持相当肯定态度的。他认为，对于父母以上尊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① ，是人之不忘其所由生，祭祖以思其本，能促进人之奋发有为，做成事业而报祖的有益形式，此礼之用可增子孙之德。孔子所主张的是祭礼的节俭和实效。故言之曰：“蔴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② 。
孔子对夏、商、西周的神道设教，大倡鬼神之说，是极其反感，明确地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它不能明民以智，而是导人以愚。因之他倡言：“子不语怪、力、乱、神”③。所以，“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④ 孔子不但反对谈神弄鬼，更反对祭祀鬼神。《左传·鲁哀公六年》载：“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 昭 王知大道矣！’”
由此可证，孔子不但反对《周礼》滥祀鬼神的“礼制”，反对独裁制度下的愚民政治， 且一以贯之。 所谓“全面恢复周礼”
————————————
① 《论语·为政》。
② 《论语·子罕》。
③ 《论语·述而》。
④ 《论语·子路》。
之说，不过是一种无据的栽赃之词。
第三，孔子反对卜筮而阐发《易》道。
文化的精髓性本质，表现为哲学。不是客观唯物思想为主体，便是主观唯心思想为主流。换言之，作为一种文化，它的本质性内涵，如果不是体现为唯物辨证的哲学思想精神，它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体现。中华文化的主体，之所以博大精深，成为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历史文化，原因就在于早在伏牺时代就产生了以图案性挂画为载体、为传承手段的唯物辨证哲学思想体系。自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后，更以之为指导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建设的指导思想，大力传播与弘扬，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历史之根。然自夏、商神道设教以愚民，周朝统治者更改造《易》经以作卜筮之用，这就使我中华历史文化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破坏，特别是周文王父子改造 《易》经作卜筮所用工具书之后，世人只知《易》经为卜筮书，而不知其为哲学经典，中国古典哲学几乎失传。正是管仲等论以哲理而治国，孔子作为一位深知中国历史的思想家、教育家，晚年致力于研究《易》经而阐发其哲学道理，这就为中华文化得以再度恢复其优秀性和生命力，而作出了历史性的不朽贡献。孔子对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贡献，是磨灭不了的！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 《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论语·述而》有“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 《易》，可以无大过矣’。”此记可以互证。故历代学者对孔子阐发 《易》道，为中国哲学的传承作出贡献是没有异议的。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墓葬中出土了帛书《周易》，其中有《要》篇，“记字数一千六百四十。前面一部分残缺，仅存十八行半，一千零四十余字，估计残缺九行”①。依 《要》篇所观，孔子不仅对卜筮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史巫之筮，向之而末也，好之而非也”，他将自己的研《易》立场同卜筮者严格划清。同时，又以《损》、《益》两卦发挥开来，将 《易》经的哲学本质，及用其改造思想 ，指导行动，乃至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都说得相当透彻。他说：“《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谓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木、土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极之，变以备其诸者也，故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以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尽之；而《诗》、《书》、《礼》、《乐》不读百遍，难以致之；不问以古法，不可顺于辞令，不可以求以至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谓得一而群毕者，此之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② 。
关于孔子阐发《易》经哲学原理，当代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甚丰，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其所著《周易经传溯源》一书中，根据多方面历史资料 ，作了很好的研究 ，此不多赘述。
————————————
① 于豪亮遗作：《帛书〈周易〉》，载《文物》1984年第三期。
② 〔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牛建科译，载《周易研究》1997年第二~三期。
第四，孔子对“五帝”与“三代”政治之评。
凡读孔子言论的人，都会隐隐感到，在孔子的心目中，有一个古代很理想 的大同社会。如果我们将《论语》等所有记录孔子言论的历史典籍作一个综合性对照研究，就不难发现，孔子想要恢复的就是“五帝时期”的民主制度。只是近代人“疑古”，不相信，不承认，不了解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地实行过这样一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便误以为孔子是要恢复西周初期的奴隶制社会制度。于是，就要揪斗他，批判他，给他戴一顶“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梦想“恢复周礼”的复辟派帽子，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劲头。其实，这都是些不学无术，根本就不懂历史的人们干出来的祸国殃民之事。因为，孔子的话原本说得清清楚楚，看上一段就可以明白：
《礼记·礼运》载：“昔者仲尼与于蜡賔，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接着，孔子就对“五帝时期”与“三代”作了一番评论。
孔子评价“五帝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这样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孔子对夏、商、西周的评论为，“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
在这段历史评论中，孔子以其史学家的目光，哲学家的思辨，社会教育家的深切体会，语言家的独特表述方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五帝时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夏、商、西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同，造成了“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与“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的两种截然不同社会状况。虽禹、汤、文、武、周公、成王这“六君子”以礼为纪，以刑为治，犹有执纪、执法者不遵法纪，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祸殃的情况发生。即使将禹、汤、文、武、周公、成王之治称之以“小康”，然也去五帝时期的天下“大同”远矣！孔子内心深处向往的是哪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制度，难道不是一个明摆着的事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