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辰

第八节   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



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到了宋明之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并产生了一大批哲学家。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学者有：胡瑗、孙复、李觏、石介、张载、陈亮、叶适、王廷相、司马光、邵雍、周敦颐、王安石、沈括、程颢、程颐、胡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杨简、陈淳、魏了翁、黄震、真德秀、薛瑄、陈献章、罗钦顺、王守仁、陈确、黄宗羲、王夫之等。其中以周敦颐、二程兄弟、及朱熹几位最为著名。可贵的是，其学术研究不以老、庄为本，不尚谈玄，不言卜筮，而是从《易》经研究入手，从太极、阴、阳的重新解释作起，一般都认为“太极”是指事物的“一元”，“道”为“理”，“阴、阳”为“二气”，故此，可称其为“理气之说”。

其间，元代学者不多，只有许衡、吴澄等很少几位，其说既无特点，亦无建树。到了清代，虽学者不少，然在哲学研究上，并无重大发展，也没有建立起自己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且各种无根杂说出现。因此，作为中国的哲学发展、演变历史，隋唐之后，具有明显时代特点的，还当以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为代表。

第一，宋明之际以“理、气”之说为特点的哲学探讨活动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它是社会发展亟待变革的一种历史体现。粗略分析，有这么几个方面：

⒈ 在农业生产方面：土地的租佃形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就必然导致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削弱，农民渴望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

⒉ 在工业和手工业生产方面：采矿、冶炼、制盐、纺织、陶瓷、造纸、印刷、造船、漆器等方面，也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作坊增多，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形式处于开始兴起的阶段。因此人们的社会观念也在发生各方面的改变。

⒊ 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市场贸易进一步发达，我们从《清明上河图》的市场描绘就可见其一斑。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货币资本的一定程度聚集，形成一种新的资本借贷流通形式。这种社会工农业生产、生活的发展变化，市场经济的出现，私人资本的聚集与形成，就会客观上促进人们对于自由人格的追求，社会政治制度改革的本能希望。

⒋ 在社会政治方面：封建制度从战国之际形成，秦汉时期的发展、鼎盛，到了宋明之际，业已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而趋向衰落。特别是在宋代，自宋朝建政之初“杯酒释兵权”，武将历受猜忌与陷害，军事力量就一直未能得到发展。由此，在整个宋朝不仅一直收复不了北方失地，不能与辽政权相抗衡，不得不送银、送绢求和以得苟安。同时又难应付西夏等周边地方政权的强兵威胁。而素有自强不息、中华一统的国人，自然对宋政权的无能心怀不服乃至怨恨心情。然而为巩固其政权，宋代的统治者一开始就存在着任人唯亲、排斥打击贤能之士的恶习。如此，吹牛拍马、善于阿奉、乃至无中生有进谗诬陷国家栋梁者则层出不穷。如此，在市场经济发育之中，封建独裁的制度性政治腐败就愈演愈烈，不光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结党营私者猖獗，而且又直接导致了官吏猛增、税赋增加、官吏奢靡、黎民遭殃的结果。例如，从宋真宗到宋仁宗的四十年左右，朝廷中文武官员增加一倍，而州以下的地方官竟猛增至四、五倍之多，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官吏，就如同蝗虫一般每日每时都在无比贪婪地啃咬着国家赖依存在的根本——人民！宋朝农民起义不断即为官逼民反。

⒌ 在社会思想方面：宋朝政权从其建政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一种内忧外患之中，凡此，无一不有待于实行社会改革，方可走出困境，以实现富民强国、政治清明。王安石的变法革新，就是此种社会问题亟待解决的一种直接反映。

而要进行社会变革，除旧布新，真正使国家焕发生机，充满活力，则是远非几项简单的改革措施就可以凑效的，因为任何社会改革，它都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复杂性的庞大社会改造工程，它所涉及到的是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伦理道德、社会思想等所有方面的思相性、制度性的问题。要实现一种社会变革，不仅要有一大批有志于此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各方面人才去扎扎实实地做，而且更需要有一种紧密联系当时社会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为指导。

然而，在中国，汉代以来所构建的封建神学理论，所导致的是一场场敬事鬼神的闹剧，以及谶纬迷信的泛滥，以此不仅不能够解决社会变革问题，对其的倡导只能给社会造成更大的灾难；以老、庄为本的虚无玄谈，同样不仅不能解决任何社会变革问题，而且它正好适合尊神宗教的教义，愚民而治的思想理念，其引起的宗教泛滥成灾，就是明证。对于这些思想理论，多为有见解的文人学者所不齿。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孙复、胡瑗、石介、李觏等一批学者，首先发动了对佛教、道教的批判。在经过从经学方面探讨之后，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便又重新对中国古老的哲学经典《易》经产生了兴趣，并以研究和阐释《易》理为基础，在对“太极”、“阴”、“阳”进行解释中建立新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由此终于形成了一个以“理”、“气”名称为特点的哲学流派。这中国哲学研究史上又一个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性的事件。这是因为：

第一，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也同魏晋时期的“玄学”讨论一样，是一次真正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学术探讨。

第二，这次学术探讨，是中国古典哲学历经夏代以来独裁统治者们的封杀，商末周初文王父子改头换面利用哲学经典《易》经作为卜筮工具，秦汉以来借用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为包装而贩卖神学理论，以及魏晋玄学流行之后，既不理会《春秋繁露》的神学鼓吹，也不是跟在老、庄的屁股后面进行愚民之说，而是如孔子那样又一次从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易》经研究作起，去阐发哲理，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上走对了路子，寻到了真正的根源。从这一个角度上说，无论宋明之际的学者们实际做得如何，都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但是，宋明之际的学者们，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却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也并未对《易》经蕴涵、表述的哲理研究透彻，充分阐述清楚，有不少是进行了曲解的。因此，从正本清源、真正继承与弘扬中古典哲学理论体系这个意义上出发，我不打算了对宋明“理、气”之说的成就方面议论，而是只谈其不足之处。概括起来，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缺失：

（一）研究不深透
宋代学者以《易》为本而作哲学理论研究，这一点是老子、庄子、以及秦汉以来历代学者所不及的高明之处。有些理论问题，也阐述正确。如《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此是哲学上一元论的申明。“两仪”就是中国哲学上的最基本术语“阴”、“阳”之指。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与阳，因异而同，相反而成，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所以，周敦颐解释道：“太极本无极”，“无极而太极”，并举例以言，“男女一太极也”“而万物一太极也”①；朱熹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②“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这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哲学理论的正确解释，是“《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③之论的正确阐述。虽然，朱熹对日月运行、日蚀、月蚀、四季变化等等，都作了比较科学的解释，指出了“理”是形而上者，“气”是形而下者，甚至推测地球“初生时，须尚软在”。应该说，像这样科学的论证，在十二世纪的哲学、天文学方面，是远远地走在了世界学术研究前列的。但是，只是由于朱熹未能指出宇宙中是充满了物质的，“道理”是由物质运动反映出来的这一点，所以，这就成了今天有人批评朱熹为“唯心主义本体论”的依据。

阴阳对立统一规律，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最基本的重要理论之一，但却并非唯一。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它不仅有天道、地道、人道互为影响、辨证统一、依时间过程体现万物变化和其规律的重要理论，更有阴阳之性的分述，即事物阴阳异性表现为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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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敦颐：《太极图说》。
②  朱熹：《朱子性理语类•理气上》。
③  《周易•系辞》。


互根、阴阳守恒，事物阴与阴、阳与阳的同性之间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相互削减、量变质变、物极必反、合为一体、和以为强等重要规律的论述，以及内因、外因互为影响、共同作用于一事物变化的理论等。然而，宋明之际的学者们则只是以极简单的“理”、“气”作说，没有能够对中国古典哲学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作更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更未能作到理论密切联系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生活实际而行论证。这样，就不足以引起社会的反响，就不足以用之为指导思想而推动社会进行历史性的变革。空头理论是毫无用处的！这一点，就是宋明之际“理、气”之说的一个最严重的缺失。

（二）义理阐述、解释不确切
中国古典哲学既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对于它的阐述、解释不全面、不系统，对于一些名词、术语使用不恰当，或者对其含义界定不明确，其理论就会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就会失之于科学。而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恰恰就是犯了这样的毛病，对于一切哲理都用简单的、定义不清的“理”、“气”以行解说，如此，在哲学思想上，就构不成逻辑严密、论理确切、体系完整的科学理论。

首先，将中国古典哲学中指为客观自然规律总称的“道”，换之以“理”进行表述，就是一种有欠科学与准确表述用语：“道”是“理”，但它是有特定科学内涵的哲学“道理”，也就是“理论”，而绝非一般情况下的生活常“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中，有着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形成的大量哲理性语言，有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些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之“理”，这些多富于哲“理”。但是，数千年奴隶、封建独裁制度下形成的神道设教之“理”，君权神授之“理”“三纲五常”等封建压迫之“理”，就都是违背中国古典哲学的歪理邪说。如此，将“道”换之以“理”作释，造成理论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如宋明“理、气”之说中，就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混账说法，它就是违背中国古典哲学“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哲理，违背人性的谬“理”。

其次，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其名词、术语之用，都必须有其特定的、明确的、严格的涵义界定，而不能够混用。中国古典哲学虽然产生极早，不能与现代哲学名词、术语的丰富相比，但是，它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学术理论专门用语中最多的，是涵义界定明确而不能够随意混用的。有些方面，甚至其涵义的界定，比现代西方哲学还要严格。如：道、天道、地道、人道、执道、逆道、顺道、太极、阴、阳、柔、刚、动、静、顺、逆、相感、相交、化生、时变、天人、天地、天命、天刑、天德、天生、天杀、逆命、顺命、中正、用中、恒道、用恒、中庸、形而上、形而下、变通、度、数、等等。而宋明之际的学者们，对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这些原有的名词、术语一概弃之不用，也未创造出更好的名词、术语来取代这些原有的名词、术语，而是只用最简单的“理”、“气”二字去解释一切哲理，这种哲学用语上的简单化，就必然要造论理中的语义念混不清，多费口舌，乃至进行主观随意性的解说，并由此而滑向主观唯心论泥坑之中。例如：

朱熹将道解释为“理”：“道者，古今共由之理”①，或曰“天理”；将“太极”也解释为“理”：“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②；一会儿，又将“道”解释为“性”，说：“道即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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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子性理语类•卷十三•学七》。
②  《朱子性理语类•卷一•理气上》。



即道。”①对阴、阳的解释说是“性”，但又说“性”也同于“理”：“阴阳五行之为性”②，“天地之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③。如此一来，“道”、“太极”、“阴”、“阳”等含义各有区别哲学名词，在朱熹口里就都成了一个字——理。如此，对任何哲理都可做主观随意性的胡说八道，如此简单得连“神”、“鬼”、“人”都可以合一而作“理”论了：“虚空之中，忽然有风有雨，忽然有雷有电，这是如何得恁地？这都是阴阳相感，都是鬼神……思量来只是一个道理……魂魄如何是阴阳？曰：魂如火，魄如水。因言魂魄神鬼之说曰：只今生人，便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则神为主，已死之后则鬼为主，纵横在这里。”④

更加严重的是，在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中，绝大多数学者都将中国古典哲学名词中的“阴”、“阳”，极其错误地解释为“气”，如：

张载云，“阴阳者，气之二体”⑤；周敦颐曰：“乾者，阳之气，而性之健也……坤者，阴之气，而性之顺也”⑥；程颐亦言：“阴阳，气也”⑦；至于朱熹，则更是“气”不离口：“阴阳是气”⑧“天地初开，只是阴阳之气”，“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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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子性理语类•卷五•性理二》。
②  《朱子性理语类•卷一•理气上》。
③、⑨  《朱子性理语类•卷四•性理一》。
④  《朱子性理语类•卷三•鬼神》。
⑤  《张子正蒙•太和篇》。
⑥  《太极图说》。
⑦  《伊川先生语•八下》。
⑧  《朱子性理语类•卷一•理气上》。




如此，“理、气”之说者，在哲学理论上，便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阴与阳，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本指一元事物中相异而同、相反而成、相依而存、阴阳守恒的对立统一之两端，如上与下、左与右、明与暗、男与女、夫与妇、父与子、大与小、多与少、公与私、买与卖、收与支、进与出、开与合、工与农、城与乡、刚与柔、生与死、兴与衰、动与静、燥与湿、升与降等等。所以，中国古典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相对论。唯有将“阴”与“阳”限定在论述事理的相对之“性”上，才能够正确地区分和论述中国古典哲学中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才能够对其不同规律之体现做出准确的哲理阐述，否则便会搅个一塌糊涂！因为只有对事物首先分以“阴”、“阳”相异之“性”，尔后才能正确解释中国古典哲学之中关于“同性相斥”、“异性相引”中的各自规律。这就是：举凡事物是处与“阴”与“阳”的“性”质相异之时，其事物的变化是沿着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依、互根、而又守恒的一系列规律演变；凡是事物在“阴”与“阴”、或者“阳”与“阳”处于相互作用之际，则表现为相互排斥、相互竞争、相互抵消、量变质变、物极必反等规律。唯有事物同性之间才可以称作“矛盾”。所以，说“矛盾具有普遍性”，在哲学理论上就是错误的。因为，对于“阴”与“阳”之间互相互表现出的互感、互动、互依、互根的“亲和性”体现，是不可以称作“矛盾”的。同性事物之间可称作“矛盾”，因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排斥的体现、相互竞争的规律，但并不一定都具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性，因为，只有两个性质相同的事物才能和合为一体。举例而言，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相同的两家企业之间就存在着商品竞争性，竞争是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技能的重途径，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机制，应该广泛应用，而不是惧怕，不是笼统地反对。但是，唯因性质相同、它们之间存有竞争的企业，又可以和平地合并为一个实体，这是迅速地壮大自己的有效途径。所以，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就又提出了“和为贵”的重要哲学命题。这就是不能够说，凡是矛盾事物，其存在的就是斗争一条规律这种话，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任何将社会上纷纭复杂的事物作简单化的论述，都是错误和有害的，宋明“理、气”之说者们就犯了这个毛病。

如上所举，“阴”、“阳”是哲学理论中经过高度集中与概括，具有特定涵义的哲学术语，是道学之“理”，是属于“形而上者”；而“气”则是物质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自然体现，是属于“形而下者”，不是道学之“理”。“理”与“气”岂能混称而互相取代？持此种错误之说，不仅不会发展中国的哲学理论，使之更加博大精深，反而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倒退。比如，将“阴”、“阳”都统称曰“气”对《易》经中《咸》、《泰》、《否》、《恒》、《复》、《剥》等卦所体现的哲学理论，就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唯其如此，宋明之际的“理、气”之说者们，其著都洋洋洒洒，但却没有一个谈到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引”重要规律者，如果将“同性相斥”、“异性相引”两种客观自然规律同时作用于一事物的《损》卦，摆在他们的面前，让他们解释，还不定会闹出甚么笑话来呢。

凡此，都说明，宋明学者将中国本来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没有研究深，没有研究透，理解不确切，而是将其简单化了。这一简单不要紧，却把许多本来明白的哲理给弄含混了。

现在，我们的一些哲学家，可能也存在着一种糊涂的认识。对于宋明学者将“阴”、“阳”解释为“气”是极表赞成的，说：“气一元论哲学，是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①。这种说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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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哲学史通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4年版，第261页。



不正确的。若依中西哲学类比，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太极”之指，正是事物“一分为二”中所指的那个“一”，“阴、阳”正是其中的那个“二”。如此，您说说这“一”与“二”到底指的是甚么“物质”呢？如果这“一分为二”中的“一”和“二”都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物质，而是一种哲学理论，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我们又该如何判定这“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之说，究竟是“唯物论”呢？还是一种“唯心论”呢？

判定古今中外的某种哲学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标准，是看它的理论是否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问题，而不是依其理论阐述中谈没谈物质，谈物质的多与少。若是某种自称为“哲学”的理论，只谈物质而不言抽象的理论，那它就不是哲学。以谈不谈“物质”作为判定是不是唯物论的标准，就成为“机械唯物论”了。

（三）未摆脱封建理论的影响
宋明之际的学者，虽批判宗教迷信思想，但却很少批判封建思想理论，有不少人甚至重复和强调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如周敦颐在解释“太极生两仪”中指出，“两仪”即是指阴阳：“阴阳一太极也”，“而男女一太极也”，“阴根阳，阳根阴”，两者是互为依存，“互为其根”①的。这本来是很正确的解释，然而，却无端冒出了一句：“善恶，男女之分也”的昏话。作此论者，是否将自己的母亲、姑、姨、姐、妹、女儿都一律视之为“恶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阴刑阳德”、“男善女恶”的观点，出自《春秋繁露》，周敦颐所重复的是董仲舒的观点。而程颐则更是对封建主义非人性理论念念不忘，有问其曰：“或有孤孀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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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极图说》。



穷无托，可再嫁否？”这个程颐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①这充分说明，宋明学者反对敬事鬼神的宗教迷信，却不反封建理论和社会制度，这就注定了其时哲学理论研究作不到真正的唯物、辨证、求实、科学，注定了宋明之际的哲学理论作不到理论紧密联系社会实际，起不到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

（四）理论联系实际不够
研究客观自然规律，阐述哲学理论，不是为了好玩，不是为了兜圈、饶舌、故弄玄虚地搞文字游戏，以显示自己有“学问”，而完全是为了研究天地万物之间所存在着的客观自然规律，并以此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指导思想，以行社会变革，不断改进、完善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并用之以改造人类自身的思想、行为，使之更好地符合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规律，由此而作成更多的事业，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使人类社会生活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文明。所以，中国古典哲学从其一产生之日起，就特别强调其理论的简易、通俗、易懂。并将其道理的“简易”与阐述事物的“变易”，以及哲理阐明的自然规律“不易”性，放在一起加以阐明和强调：“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②同时，又取象喻理，紧密联系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社会变革等各方面实际，以阐述其“道”理。

然宋明“理、气”之说，则只注意对生活常理的解释，很少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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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伊川先生语•八下》。
②  《周易•系辞》。



艺术等重要社会问题，提出问题，进行讨论，阐述哲理。更因为朱熹等人肯定鬼神的存在，强调《易》经为卜筮书，又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所有名词、术语都用“一箇理字”作释，这就将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引到了一个可以任意作释的歧途上，失之于科学与严谨。其后的陆九渊、王守仁则又反“理学”而倡“心学”，终于使宋明之际的哲学研究走上了一条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如陆九渊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①。由于其强调“心即理”，所以就反对总结历史经验，向前人学习，而强调自我意识，提倡所谓“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师友载籍”，乃至狂妄地宣称：“我无事时，只是一箇全无知无能底人。及事至方出来，又却似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人！”②

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用他自己的话可谓之以“心本体论”。“心本体论”不仅与陆九渊如出一辙，而且极善诡辩。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③若依王守仁之论，则学堂不必办，社会教育不必搞，科学技术也不必学习与研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更不必制定与实施，凡此种种都是多余，凡正人人都有一颗心，无师可自通，不教自能善，该知道的自然知道……这样的理论，岂不荒谬？

王守仁的 “心学”，奇论不少。此引两则如下，以与读者共赏其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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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九渊：《杂说》。
②  《象山语录》。
③  《阳明传习录•上》。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先生（王守仁）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箇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以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圣人之学大背。”①

先生（王守仁）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②

读了这位先生的话，我就想：这位王先生肯定是做不得科学家的，假使让他当一位将军去指挥作战的话，军队受到残重的损失、国家陷入危难是肯定的。

陆、王主观唯心主义之说，在王畿、何心隐、刘宗周等人的鼓噪下，成为明代影响很大的一个学派，对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副面的作用。有些学者认为，陆、王“心学”的长期流行，是造成明朝衰败并最终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定道理的。

宋明之际的哲学思想理论研究，本来是应当时社会历史变革之需而兴起，也理应为此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的。但是，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却没有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变革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宋明这际的哲学思想研究，也本应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做出贡献，但是，一些学者如朱熹等，一方面以《易》经为依据而作哲理阐释，另一方面则又竭力否定《易》经的哲学本质，强调《易》经为卜筮书，这就导致了这场学术研究开了历史的倒车。如朱憙说：“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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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阳明传习录•上》。



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牺、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①

朱熹作这样说，固然是既抬高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学术地位，“入得精”，而有独到的见解，《易》经是“元未有许多道理”的。又可以用一个“理”字对《易》经中博大精深的道理作随心所欲的解释，而不受其限制。但其路子则走了个一溜歪斜，并影响到学术界。同时，又不必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类实际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能明哲保身。但是，却是严重地影响到了其时的学风，使中国历史上一场极其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没有起到对历史变革的推动作用，终于使一场本来开头很好的历史性哲学研究走向了它的反面。这，实在是令人深深痛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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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六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