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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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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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柱

第十七章——整个西周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和社会判断标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说明】
本章是《老子》一文总结西周历史的生花妙笔：从西周古公亶父为推翻殷商王朝建立的根据地起，统治者（最高领导人）的一切的行为都符合民众的心意，从而政治建设是处于兴盛时期。当时西周的现实是，只有在建立周（“岐邑”）根据地和嗣后才有这样自自然然的（一切的行为都符合民众的心意）事发生：“太上”之时，就是古公亶父（周太王）、季历、周文王之时，老百姓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家长，老百姓过着“解放区的天”的生活；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就比起来而“次之”了，老百姓就冒出了亲近他们、赞誉他们的苗头，虽然传为“成康大治”的太平盛世，然而已经没有“太上”的境遇了；周昭王、周穆王、周共王、周懿王之时，特别是周穆王之时，他定格了所谓“天子”的称呼，大兴“吕刑”，老百姓开始畏惧他们了，这正是每况愈下啊；到了周孝王、周夷王、周厉王之时，百姓忍无可忍了，只有侮之以驱逐周厉王至“彘”，直至他“病死无归”！这就是本章所叙述的西周历史的剪辑缩影。之所以人们不能认识老子的重要原因，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的人不知道本章的真实意义。于是，人们按自己的想当然去肢解本章，从而堕入无限遥远虚构而不切合实际的理想社会之中！
显然，这就违背了周宣王和单逨他们共同探讨社会问题的初衷，违背了古公亶父（周太王）立论《德》篇的本意，违背了《德》的宗旨——严格约束、规范最高统治者必须自警、自律从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之所以西周的现实是每况愈下，其关键的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必须自警、自律从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的不断松懈、以至流于形式、甚至瓦解！这种“每况愈下”的情景，后来在中国历史王朝的更迭时不断反复重演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注重。
【字词句注释】
太上：“太”则最好、至极；“上”乃统治者。所以，老百姓所能够认识到的最好的统治者就是“太上”。这里实指西周始祖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建国之前）等百余年的历史，是西周最好的历史时期。这是古公亶父率领其家族由豳迁移到岐邑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经过努力后，在殷商王朝的“武乙三年”终于得到了商王的认可：“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的时期，是民众感觉上和事实上都是最美好的时候。那真是：“全国”一条心，全民一条心。古公亶父所针对殷商王朝的“得风”（贪得无厌之风）日甚一日，自己严正地提出并加以规定，正式用甲骨文文字刻写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治国宝典《德》。这个时期真是“解放区的天”的“美好日子”的时期！
下知有之：下，指广大的民众，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好家长。
其次亲而誉之：周武王（建国之后）、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就比起来而“次之”了，老百姓就冒出了亲近他们、赞誉他们的苗头，虽然传为“成康大治”的太平盛世，然而已经没有“太上”的境遇了；
其次畏之：周昭王、周穆王、周共王、周懿王之时，特别是周穆王之时，他定格了所谓“天子”的称呼，大兴“吕刑”，老百姓开始畏惧他们了，这正是每况愈下啊；
其次侮之：到了周孝王、周夷王、周厉王之时，百姓忍无可忍了，只有侮之以驱逐周厉王至“彘”，直至他“病死无归”！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这八个字是回答“是什么样的原因致使西周王朝的每况愈下”的。上一章才说过的“根”的问题。社会内的万事纷纭、繁杂，然而，追根究底则是“民得”的问题。当时是殷商王朝晚期，殷商王朝的上层“得”风日甚、腐败不堪，早把殷商的祖宗成汤规定的“禁三风”，忘记得一干二净的历史教训不可不牢记。然而西周的历程却走的是同一条老路——违背自己祖宗古公亶父的承诺：保证、保障民得，严格自律“不得”！是这个承诺才开展西周的根据地的，是这个承诺才打下建立西周王朝的坚实基础的。严守这个承诺就是“信”，必须以此取信于民，才能保证西周王朝永不退色。然而周武王建国以后，没过几年，在周公旦的摄政干扰下，歪风竟起。周成王亲政后，力挽狂澜奋力十余年才走上正轨。（传闻的成康之治“四十余年”的“刑措不用”，显然不包括周公旦的摄政干扰。因为大家都知道，成康之治“四十余年”的“刑措不用”，必须把康王的25年算上，那么只要加上15—20年就能够是“四十余年”了。我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只把成王“安排”了22年；而《竹书纪年》上写的是37年。同时据“考证”成王在位37年要真实得多。并且，太史公把周成王与周厉王的在位时间换了个、搞混了。所产生的问题多之又多，贻害无穷。如果成王是37年，那么问题就很明显了。成王就要去掉前面的周公旦的摄政干扰的7年，再去掉后面和他的儿子“大治”的20年。那么还有十年，不可不为之“披肝沥胆、艰苦奋斗、力挽狂澜”从而拨乱反正，这才致使西周步入正常的发展历程！假若，就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认定，成王在位22年，那么也是不能算周公旦的摄政干扰的7年的。对于成王的功绩，西周金文是有力证的；被儒家所吹捧的周公旦的所谓功绩，不独在西周金文中找不到，就是在东周的金文之中也是片字未存。）所以“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是针对西周建国之后的诸王而言的。因为他们的在位之时，都没有严格要求自己而按古公亶父的承诺去切实做到。也就是：统治者的诚信不足，广大的民众怎能再深信他们？
悠兮其贵言：悠，悠久的意思；贵，珍惜、珍贵；言，指古公亶父的承诺。悠兮其贵言，意思是：长期以来所有的统治者们，都没有珍惜、珍贵、遵照始祖古公亶父的承诺；这是每况愈下的病根啊！
自然：自然，自自然然；民众的自然，有什么呢？也就是他们自自然然的基本要求，无外乎是要劳动（工作）、要成家、要生儿育女、要照顾自己亲近的老弱病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些事情成功的几率是大的，是每个民众都会办得到的事情。所以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民众行为都是极其正当的行为，是不应该有什么人去施舍而让他们再重新得到的行为。这样的民众行为，是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政府必须保证、保障的，显然这是任何政府的必然行为！离开这个保证、保障，那么这个政府还能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译文】
最好的时代是最高“领导者”说话算话的，民众都会知道他。因为他说要保证、保障民得。果然不错，民众无不安居乐业，大家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好处呢？
当他的后继者建国以后，忙于分享胜利果实。虽然还没有忘记要保证、保障民得的大事，但是，后继者毕竟冲淡了要保证、保障民得的感情。显然，这已经次于建国以前了，然而民众在其不露痕迹（开始有虚假骗人的应允、欺骗的许诺不断涌出）的“功德”面前去不得已而亲近、赞扬他们；
再次的后继者们，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歪曲、篡改要保证、保障民得的精神实质！随心所欲地运用政令，为自己的专制独裁而服务。虽然堂而皇之、振振有词，然而却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和认真的理论推敲的。显然，民众已经没有了亲近、赞扬他们的感情，剩下来的只有在他们愚妄而淫威的面前，民众产生了畏惧和害怕的心理。
再其次的后继者，就已经早把要保证、保障民得置于脑后。为了他和他们的既得利益保存或变本加厉的追求、索取、掠夺，他们可以不顾民众的生活、生存的利益而为所欲为。“国人”只有团结起来把这样的统治者赶走（公元前841年）！
上面就是从古公亶父到周厉王被“国人”驱赶至“彘”的300余年由兴到衰的真实历史。这是血淋淋的现实的历史！这就是西周历史的剪辑缩影的每况愈下的真实写照，触目惊心！
是什么原因造成每况愈下的现实呢？是“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是统治者的诚信“不足”。是统治者不讲“诚信”，不讲“信”，不严守承诺。不能取信于民众，不信守要保证、保障民得的誓言。从周武王以降的每个统治者，都要比他的前任在要保证、保障民得的问题上，打一点折扣、还一点“价钱”，这就不得不让要保证、保障民得的承诺从而渐趋落空。统治者啊，要严格恪守你们对民众的承诺，珍惜、珍贵你们对民众的承诺。他们是弱势群体，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因为你们是“王”、是“天子”、是“圣人”、是统治者！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是要保证、保障民得的实现，这才是古公亶父的《德》论的真实实施。也是西周和后来的东周所有人们崇拜“德”的实质（可惜的是，后来的文人对此一无所知）。
民众自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自己所要办到的事情，成功的几率是相当高的。他们能够办到的事情，与你统治者和你手下的官员有什么相干？他们的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与你统治者和你手下的官员有什么相干？作为的天职的你，和你手下的官员们的职责不就是为他们服务，而保证、保障他们有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极其基本的权利和要求吗？所以说，广大民众在条件（保证、保障他们有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极其基本的权利）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功成事遂”之后，你再去问他，他只好腼腆而不好意思地回答：“我自自然然也”（谁不会？谁不能？）。
【读后】
本章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它不仅是阅读《老子》一书的“关键”；也是寻找社会弊病的祸害的根源。
最早“信”字的出现只在西周的中期的“金文”之中，以前乃至甲骨文内都没有发现有过“信”字。显然，它不但应该是人言或人的口而“言”为“信”，而且蕴含着“言、心”示意“言必由衷”之意。故此，信乃诚也，就应该是最佳的解释。谁应该有诚、有信？是人不是民！民必须依赖于人的保证、保障条件的允许；人同样要依赖于民才能生活、生存。这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的过去、现在乃至一定时期的未来所必须遵循的一个没有被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在那样早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老子就认识了这个客观规律，这是人间奇迹！
    历来的统治者对他所治理下的民众到底给予了什么好处？这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历史性的错误】
历史性的错误大致有两种：一是根本不能认识到本章的真实意义，从未引起过人们的注视、正视，所以不能知道本章是《老子》文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二是忽视了统治者（纵容、指使或默许智者、众人）的转嫁矛盾的社会能力，或者是不能认识到的某些“理念”（经过花言巧语而渲染后的所谓的礼、智、仁、义、信、贤……）是直接危害民众的根本利益的。
正是人们在认识上存在有这两种错误，所以也就只好停留在《老子》的大门之外，而不能进入《老子》的继续的解读之中！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17章是《老子》全文的一个环节，你不认识这个环节，你怎能再读下去？他老人家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丝丝入扣的，你不知其一，焉知其二？
另外，人们的认识上也还有一个误区。历来不少的人抱怨、恼怒、甚至歇斯底里地认为民众的无知、愚昧……等，是国家的最大“困难”和“灾难”。于是，他们提出什么提高全民素质，什么加强全民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等等，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方案。然而，什么提高全民素质，什么加强全民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等等，这都不是社会问题的根本。如果客观事实的确是人们认识的这样，那么我们的生活如何能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先民如何能进步发展成为现代的民众？这正是本章要我们深刻去认识、探讨、研究，去“玄之又玄”的道理啊！
本章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民众只要能够“过得下去，就可以了”。“过得下去，就可以了”的八个字，就有它一定的“道理”！仔细论来，我们的民众的本质性格，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民众千百万年来，不就是这样从过去走到现在，而且义无反顾地会走向未来！回眸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我们的民众能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们无所求啊。他们只要能“过得下去，就可以了”，这就是他们的全部需求！只要在统治者（国家、政府的政策、政令）基本上“保证、保障民得”，能够生活、生存下去，不就可以了吗？他们就可以办他们的一切事情。即若他们艰苦一点，他们也会咬咬牙坚持过下去！远的不说，我们只看一下几十年前的现实，不正是这样吗？
如果能够做到保证、保障他们有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极其基本的权利。那么他们就会在实现他们的“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行动后，漫不经心、微带苦涩地说：“这有什么呀，我们自然谁都会办这些事情的”！
如果能够做到保证、保障他们有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极其基本的权利之后，还会不断改善、逐渐加强。那么他们就会在实现他们的“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行动后，心情愉悦、欢欣鼓舞地说：“这有什么呀，我们自然谁都会办这些事情的”！这不正是《老子》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吗？
显然，这里还牵连出来好多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基本是属于历史性的问题，涉及的汉朝以后的文献问题，汉朝以后的意识形态问题。虽然如此，但是，关键还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认识问题。如果按老子的方法来认识，那么这是认识问题之“根”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对待民众的态度问题，对待民众的感情问题。显而易见，这是十分显眼的现实问题。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应该好好的学习这篇文章，涉及的问题是大的。但是这是“爱民治国”之根本问题。
这里说的都是一些必然现象，是一些简单问题，也是执政者须臾不可忽略的问题。否则不知不觉，就会在情不自禁的“积非成是”之中而不能自拔、自绝于民众。
这是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总结统治者执政经验教训的一篇难得的、“入门指南”似的、好的文章！
闪闪发光的历史“瞬间”的火花：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14章》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17章》

陈光柱

第十八章——仁、义、智的危害
大道废，定有仁义；智慧出，定有大伪；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
【说明】
本章是对前面一章的“每况愈下”原因的深入探讨，是对统治者及其官吏（智者、众人、大患者）们，转嫁“人与民”的矛盾的深刻揭露。是对古公亶父的后继者们，违背了古公亶父对民众的承诺后的直接披露。这个问题在东周时还能让人们知道，可是待到秦汉之时就无人知晓了。所以，秦汉以降直到现在，《老子》一书就已经成其为深埋历史尘埃之中的“故事”了。然而，现实中的某些人的蓄意歪曲、编造的某些不着边际的所谓的“故事”，就只能是任由人们的嘴皮子上的功夫，而颠来倒去的把《老子》肢解得体无完肤！远离《老子》的宗旨，而不知所云。
《老子》一书写出是在公元前770年，待到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老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楚简已经是离开西周大约有470年了。出土的楚简《老子》，只是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的社会上一种版本的任意摘抄。然而，它确实是我们目前所知道最早的《老子》摘抄。由于有这近500年漫长的历史，只算到这时候就必须传抄多次，并且还要有多次翻译抄录的周折（从甲骨文到籀文、由籀文到小篆的前期的“过渡文”），再加上每一个手抄者的认识境遇的“信手”的错误、与自信的任意取舍，于是乎遗留下来的错误就不少了。
故此，我只好根据下面的理由来订正本章。但是必须对照一下下列两个版本。
出土的楚简《老子》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
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汉帛书《老子》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这是参照甲乙两个本子综合之后的结果。）
仅以这两个本子来看，显然是“翻译抄录者”欲求文章的完美、追求“一致”而弄巧成拙，这才有四（或三）“安”字出现；但是后来的“通行本”（河上公本和王弼本等），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全部删除了“安”字，就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通行本”样子。
出土的楚简《老子》，时值“思孟”思潮正盛的时候，也是孟子宣扬“仁义礼智”为之“四德”、确立“四德”的时候。唯一（整个东周时期只有这一次）出土的中山王铁足大鼎，就是“追随思孟思潮的理念”的铭文。所以有人任意摘抄时，就不得不抄成“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涉及到智慧时就干脆“整句都不敢要了”，这才造成我们看到的出土的楚简《老子》的任意抄摘（现代居然有人那样崇拜这样版本的《老子》，真是怪哉）。
考虑老子的思路，联系客观现实而且要符合客观事实的道理，以及必须与《老子》全文相呼应，还要与老子的逻辑思维能够自洽。所以，必须增加二“定”字和二“安”字；原“忠”字误，当正为“贞”字。
（关于“贞”字牵涉的问题也是比较多而且也比较大。“贞”字起源很早，在甲骨文内就已经出现。但是，人们却错误解读了它！这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它几乎影响到我们对“甲骨文”的全部认识，其错误持续到现在。在相应的时间内，我将逐渐解读它。）
【字词句注释】
大道废：这里的“道”是关键字，是直接紧随前面所揭示的问题之后而提出了的，因此汉帛书《老子》和楚简摘抄《老子》的此文前面都有一“故”字。这里的“道”就是“民必须依赖于人的保证、保障条件的允许；人同样要依赖于民才能生活、生存。”这也就是古公亶父所高度抽象而浓缩的“德”，而要“保证、保障民得”！这也是《老子》全文中所统一应用的“道”字之义；大，没有实质的意思，只是“道”的“着重性”加强而已；废，不再使用、不再继续，违背、背叛原有的承诺（古公亶父所高度抽象而浓缩的“德”，而要“保证、保障民得”）。
仁：此字在出土文物中出现是很迟的（在公元前300年略前的中山王铁足大鼎之上是“亡不率仁”），但是这却不能说明此字在社会内真实出现的时间；根据《老子》的38章来看，“仁”字的出现，应该是殷商末期。只有殷商末期的“得”风盛行之时，才有“智者”提出“仁”的思想意识来糊弄民众：转移社会矛盾的视线、减轻统治者的职责、让民众心安理得地承受不应该有的盘剥而无言可述，从而使其“得”风（贪污腐化不正之风）日益猖獗，因此才断送了殷商王朝。所以，老子就指出：你，统治者是为了废弃、背叛对民众的保证、保障，才提出所谓的“仁”的。这明显地是你要转嫁问题的实质，无非是维护你那不敢见人贪得无厌的私欲的“满足”而已。（另外，“仁”字的本义，即“仁”字最早的定义是“上人”的行为，因为“仁”字的左边是“人”字，右边的上短横、下长横是当时的“上”字。显然，这是为上者根据自我的“感情”而对待他所应该处理的事情的时候，而出现的行为。显而易见，“仁”的起源是统治者的感情用事。既然是感情用事，就可以背叛“原则”，背叛自己的承诺，就可以不讲“诚信”。久而久之，背离原则就越来越远。）
义：此字出现很早，甲骨文和金文内都有，当时只有以“义”为名的意思（地名、人名），以及少许的“仪”或“宜”之义，乃至于类似现在因“抚养或拜认而成为亲属”的“义”；然而如现在大家所理解的“正义、道义……”的“义”的行为，一例也没有。但是，在殷商末期由于“得”风的盛行，才有“智者”提出“仁”和“义”作为行为“要大家”遵守执行。这明显地同样是统治者要转嫁问题的实质，无非是维护统治者那不敢见人贪得无厌的私欲的“满足”而已。
智慧出：出，现；智慧，就是“智”，然而它的出现也是不好的行为；西周晚期出土的毛公鼎上的铭文，就有批判而肯定的言辞“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这正是西周晚期铁（铜器）的证据。正因为“智慧”的出现，才致使“仁义”危害成灾，祸害跨越几千年。（大家只要翻开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的铭文，就可以看到：“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的认定。这就是历史证明。）
大伪：伪，有用做作掩盖本来面貌的虚假的、或者是“不合法”的、不符合原来的承诺的行为。
六亲：六亲，本文的六亲是指父、子、兄、弟、夫、妇；
安有孝慈：安，疑问代词；安有，哪有的意思。父子间的慈与孝、兄弟间的慈与爱、夫妇间的爱，这几者之间都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保证，才能会有孝、慈、爱的“成立”和现实的实现。显然，这个坚实的基础是父子、兄弟、夫妇间的和睦、和谐、和气。否则，就是“安有孝慈”，也就是没有孝慈爱的存在之可能了。
国家昏乱，安有贞臣：这里可能大家的误读、误解比较是多的，因为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有这样几件：什么是“贞”？什么是“贞臣”？国家昏乱能有贞臣吗？（说到“贞”，这要从源头说起。现在的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的中间的“玉版”上有一幅图画。显然这还是没有文字的时候，离开现在大约是4600年以前。图案的中心部分，正是后来殷商的中期甲骨文出现后的两个“贞”字的“十字交叉”的组合。）然而甲骨文的“贞”与甲骨文内的“鼎”字的写法基本一样。这也就是说“甲骨文时期”的“贞”字的出现，它是表示：殷商王朝启用的某些官员，因为是一些曾经管理过“饮食器具”的人员（这与我们更早时期就有“民以食为天”的理念是一致的），这才是“贞”字的本义。因此，“贞”字蕴含着“保证、保障民得（最基本的‘饮食’问题）”的原始含义。这也就形成了秦汉前，不为人知的“道理”，当然是《老子》其中的真实含义。于是“贞臣”的本质职责，就是完成统治者（王）要“保证、保障民得”的实现而效力、服务。显而易见“国家昏乱”了，怎么还会有“贞臣”的人来为“统治者”、为“民众”去效力、服务呢？这是明白无误的现实啊！
【译文】
（西周王朝的每况愈下之后，追究其原因，是因为）“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大家逐渐不再遵守、不再继续使用了，这才有所谓的“仁义”的发生；而这种“仁义”的发生、发展、壮大而根深蒂固的全过程又依赖“智慧”、机巧的出现，正因为“智慧”、机巧的出现，这才逐渐促使“仁义”的发生、发展、壮大而根深蒂固进而冥顽不化，延续直到现在还被大家所尊崇！这就是“大伪”、是天大的欺骗，是统治者对民众的欺骗啊！
父子间的孝、兄弟间的慈、夫妇间的爱，这三者间都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保证，才能会有孝、慈、爱的“成立”和现实的实现。所以说：如果“六亲”不和，就不可能再谈到什么“孝慈”。国家只要“混乱”（昏乱）成为事实，那么，就不可能再有“贞臣”了，就不可能再有为民众服务的“官员”了。这些都是极其简单的道理啊！
【读后】
这些朴实而琅琅上口的道理的陈述，这就是老子的独特文风！可惜的是，人们却旷日持久地游弋在《老子》的大门之外。
另外，非常可惜的是本章和第4章一样只是个半章，只说明了“每况愈下”的严重后果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显而易见第19章是它的下半个部分，它们的“组合”后才能构成是一个完整的章节。
虽然，显赫的“大道废，（定）有仁义”几个醒目的“大字”，摆在每一个曾经接触过《老子》一书的人的面前。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非议”过“仁义”的问题。道理何在？  
因为，在探讨客观事物的进程之中，人们的认识是要进入任何有待认识的领域之内的，人们的思维是没有禁区的。否则，那是自绝于认识的大门之外，只能人云亦云而已：充其量只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苟延残喘的小打小闹的自娱自乐。况且，自然科学的某些人为规定之后（或然认识），都要不断思辨、否定（探讨、研究等等的过程）而逐渐才有所提高、进步（还不意味是“真”）直至未来，这才是科学！何况，即便是自然科学之中的“‘是’等于‘是’”这样的问题，都还必须认识到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早已经知道：“‘是’”是不能等于‘是’”的，这可是自然科学的基础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仁义”的问题呢？认真而科学地认识“仁义”问题，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都将具有不可估量的、想象不到的现实与历史的意义！以科学的态度去看待“仁义”，即便它具有或然的“真理”性，那么必然我们就还“迷茫”无知它的残损破缺性。应不应该公开暴露出它的“阴暗”面呢？显然，这不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理论现实的问题。
于是乎，人们之所以不敢非议“仁义”的缘由是什么，就必须摆在每一个欲认识问题的人的面前。显然，这与中国的特殊环境有关。自从公元前二世纪时汉武帝，置“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后。“仁义礼智信”就成其为中国维护封建帝制独裁的经典“教义”，这就成了任何人不敢触动的“金科玉律”。这个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宗教，然而它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桎梏民众役使其身、束缚民众统摄其心的伪善恶魔！人们在这样的“金科玉律”的教育下，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想而知（也必然可知），只能成其为围绕“王”或“王权”转悠的欺压民众的“寄生虫”（智者、众人、大患之流的人）！
这就是《老子》文章的功劳，他在那样早的时代就揭露出来这样的发展趋势，指出了它必将产生的恶果。遗憾的是，我们中间的不肖子孙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恬不知耻！
【历史性的错误】
“仁义”在中国的所有文献之中，都是响当当“正直”而辉煌的理念。历来不少的天子（统治者、圣人、皇帝、君王、领导者）以及所有的文人墨客对于“仁义”，无不唯恐赞誉不周而不甘人后地摇旗呐喊。唯独《老子》一书中的18章有“大道废，（定）有仁义”和19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但是，当大家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时，“诡辩”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所有接触《老子》的文人墨客之中，他们较好地“自圆其说”而使《老子》跻身于“诸子百家”之中，庸庸碌碌的使大家对老子莫衷一是、不了了之。于是乎，我们也会看到在“仁义”萌芽时的“智者”、“众人”的脸谱：他们为了讨好“王”或“王权”，信口开河地使用诡辩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由此，他们可以利用嘴皮子功夫，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忠臣和奸臣的问题，成为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问题。长期以来，大家认为国家只要“混乱”（昏乱）了，就会出现什么忠臣和奸臣。这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然而，凡是涉足解释《老子》第18章的人，都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都煞有介事地要大谈自己的忠奸观。其实历来人们形成的所谓的忠奸观，并没有什么标准可言。在中国的信仰“忠”的人，必须表现出来是“忠于”“君”的。不管此“君”是何许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忠于他，这是其一；无论“君”对“臣”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作为“臣”的人都不能动摇“忠于”他的观念，这是其二。基于这两点来看，这样的“忠臣”就不会给民众办一件“好事、实事”。因为他办事、处世的宗旨是以“君”的意志、言行为准则的；再者，这样的“忠臣”和“奸臣”又有什么两样？“奸臣”之所以是“奸臣”，他却处处事事时时都把“君”哄得团团转。“君”既然跟随“臣”转，那么此“臣”如何分辨出“忠和奸”？相形之下，“奸臣”比“忠臣”是更加“忠于”“君”的“忠臣”！这还涉及不少的“理论”问题，就不再啰嗦了。
《老子》文章中的“贞臣”就没有“忠”与“奸”的含义。它仅仅指的是：原来“管理饮食器具”的人。他们工作认真负责，才把“官员”的“上传下达和下意上知”的“职责”交给他们。他们就是这种意义下的官员，必须与最高统治者的宗旨保持步调一致——保证、保障民得的一致。
本章内的句子都不是并列的句子，都具有老子文风一贯的笔法。它们也同样是步步深入、
层次分明的层层推进、层理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的难得的好理论文章，千古绝唱！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大道废，定有仁义”，是否成立？于是“仁义”的“价值”何在？
“智慧出，定有大伪”，这可能更加不好理解，是否应该探讨、讨论、研究？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六亲不和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能够做到孝慈？是要某些人去教会民众怎样是孝慈吗？
“国家昏乱，安有贞臣”，这种古文的意思，我们应不应该去认真理解？
显而易见，这些都是“国家大事”，这却马虎不得啊！
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为什么有的人硬要抱着“仁义礼智”不放？这是想我们前进，还是要我们倒退？这能够与世界潮流融合、合一吗？
自然科学的某些人为规定之后（或然认识），都要不断思辨、否定（探讨、研究等等的过程）而逐渐才有所提高、进步（还不意味是“真”）直至未来，这才是科学！何况，即便是自然科学之中的“‘是’等于‘是’”这样的问题，都还必须认识到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早已经知道：“‘是’”是不能等于‘是’”的，这可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自从公元前二世纪时汉武帝，置“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后。“仁义礼智信”就成其为中国维护封建专制（帝制）独裁的经典“教义”，这就成了任何人不敢触动的“金科玉律”。这个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宗教，然而它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桎梏民众役使其身、束缚民众统摄其心的伪善恶魔！人们在这样的“金科玉律”的教育下，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想而知（也必然可知），只能成其为围绕“王”或“王权”转悠的欺压民众的“寄生虫”（智者、众人、大患之流的人）！

chocoba

首先，“若”字没有“应该”，“必须”的意思。而且这里水只是一个比喻罢了。

“善”者，“慈”也，故曰“利万物”。水性往下，故曰“不争”。“众人之所恶”，言众人熙熙为利，去道远矣。“几于道”者，近也。水有形，故非道。

居善地，不争之地，往下。心善渊，不争之渊，为虚。与善仁，不争之仁，为无亲。言善信，不争之信，去华而求实。正善治，不争之治，无为而已。事善能，不争之能，无功而已。动善时，不争之时，求静而已。

唯有不争，方不损于道，故曰“无尤”。

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可释此章。

chocoba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史记乐书曰：“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盈而持之虽可，然孔子曰：“恶有满而不覆者哉！”故盈之易溢，不若其已也。已者，止也。

揣者，捶也。捶而使其锐。然锐者易损，不可长保。故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

后文言“金玉”，“富贵”者，以例证之，借讽世人。

功成名遂，天之道也。以道义明之。道者外盈而内虚，韬光养晦。故庄子喻其为“葆光”。又曰：“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可释此章。

我是妖精

谢两位精彩，　我学习了。

陈光柱

谢谢你的指点.

陈光柱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指导.

陈光柱

第十九章——礼、智、仁、义危害的根源是自以为是
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说明】
原“圣”字误，当正为“礼”。理由很简单，因为《老子》全书之中，“圣”字都是与“人”字连用的。何况“圣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意思，《老子》文章中的“圣人”必须高度自律、自警，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似的，害怕损伤了“保证、保障民得”的庄严承诺，而不能履行自己的“崇高天职”！《老子》全书的意思全在于此，都是规范“圣人”的行为，是教育“圣人”如何“爱民治国”的。也就是说：“圣人”是必须要受教育的，并且“社会”要无时无刻地教育他、约束他、质问他（现代的社会中的某些不正是这样在开始吗）！否则，他就会忘乎所以，就会沦为“强梁者”（42章）而“不得好死”。
“礼”在《老子》全书之中是不好的行为，是应该“深恶痛绝”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这不但是老子对“礼”的定义，而且是对“礼”的严肃批判。显然，在考虑各种理念批判的时候，“礼”字就不得不首当其冲了。所以必须确定：“圣”字为误，当正为“礼”。这还隐藏着“礼”是“智”生存、出现、发展的肥沃的“土壤”；“智”是“礼”生存、出现、发展的“园艺师”！正因为它们、相得益彰、朋比为奸，才能风风光光延续两千余年！大家谁也没有料到，老子在那样早的时候内，就把“礼”、“智”的伪装剥得干干净净。更加遗憾的是我们都是睁眼瞎子，居然大家都视而不见！
“绝学无忧”当属本章，此问题颇大。大家都没有注意老子的文风问题，也不认识老子的思维方式，不知他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特殊“理论”“论述”的形式。当然，大家更不知“学”字在那时的古义，以及和前面八个字“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血肉”联系。虽然自唐以来，就有人不断提出要把“绝学无忧”放到本章。然而，习惯势力的强大，有时候会毫无道理地“胜过”认识的力量。这真是一种“积非为是”而不应该有的历史性错误，现在应该是必须扭转的时候了。
十九章是老子教育周宣王以后之继任诸天子系列理论中的一环，它应该出现在西周的末期。不读懂它就读不懂《老子》全书，当然也就不知前后各章之联系。要读十九章则至少要知道一点西周史实，可惜的是，文献资料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都变了味，对不上号。短短四十九个字的《老子》十九章是《老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八章和二十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不认真理解、读懂十九章，则不仅对十八章和二十章的内容说的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会根本不知道《老子》一书的宗旨是什么。
同时，本章是18章的下半部分，是与18章是密不可分的文章。所以它的文句也当然是18章的继续。故此，这同样是理论性很强的好文章，是“千古绝唱”！
【字词句注释】
绝礼弃智：绝，穷尽、净尽、完全没有；礼，固定的、不讲“忠信”的硬性规定，它是国家“乱之首”。（不讲“忠信”的问题，在《老子》文章中的“忠”与“不忠”，只指“保证、保障民得”的忠实执行与否；“信”与“不信”也仅指对“保证、保障民得”的背叛与否）；弃，放弃、扔掉；智，机巧、伪诈，相当于现在的“智力犯罪”或“智能型犯罪”的“词目”，当然也指故意从事圆说“黑白颠倒”、“混淆是非”而讨好统治者的阿谀奉承的玩弄谀词辞令的人（事实上，的确是这些人的兴旺发达，才导致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历史的延续而流毒至今，故此《老子》第3章就把“智者”的问题提出来了已经开始批判）。“绝礼弃智”不仅是本章的“出发点”、是“基础”，而且事实上它是统治者偏离他应尽“天职”的开始，所以这才有下文的“民利百倍”和“民复孝慈”的探讨乃至“肯定”。
民利百倍：当统治者能够“保证、保障民得”，诚于他的“天职”（忠）、守于古公亶父的“保证、保障民得”的规定（信），民众当然能够“自自然然”办成他们所以要办的事情，岂不是皆大欢喜而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仁，古“仁”字的本义，就是“上人”（统治者、君王、圣人）的行为。既然是“上人”的行为，那么它就应该会有是否利于“民众”的问题发生。然而，事实上是：即便是不利于、甚至是背叛“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上人”的行为，通过“智者”的“功能”——从事圆说“黑白颠倒”、“混淆是非”而去讨好“上人”的阿谀奉承的玩弄谀词辞令的人们的表演之后——那么原来“是不利于、甚至是背叛‘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上人’的行为”，这时候也就变成了辉煌无比的、甚至十分伟大的“爱人”的“仁”的行为了！对于这样的“仁”难道不应该斩草除根而让它绝灭吗？义，古“义”字的本义是“上羊下我”，其意思是“‘羊’无条件都应该是‘我’的”，也就是说“‘羊’无条件都必须为‘我’服务或尽义务乃至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身体”！虽然在殷商时的甲骨文中只有几例“义”用于地名外，剩余几例“意思不明”。然而，在殷商晚期“得”风盛行的时候，“智者”不但教唆而导致“仁”的出现和发展，并且促使“义”的产生和泛滥成为必然。并且，“仁义”与“得”风相互促进、交替发展致使“根深蒂固”。古公亶父的《德》论就是针对这种不良现象的盛行风气而做出的，这才有西周王朝的斗争而胜利地推翻了殷商王朝。于是，在西周王朝建立以后，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上面（截至2001年以前的出土文物），以“义”为“宜”者七见；以“义”为“仪”者也是七见；以“义”为“义”十九见。而这十九件青铜器上的“义”是：司义夷场一见，郑义伯二见，郑义羌父一见，义公一见，义友一见，义妣一见，义丐妣一见，白义一见，义白一见，义仲一见，永命义孙子一见，义母一见，仲义父四见，中义一见，子义爵（殷商晚期）一见。然而，如大家所理解的义，一例也没有。这说明什么？这充分说明“仁义”和“得”风已经得到完全扼杀和“控制”，不但我们在西周的出土金文之中看不到“仁”字，就是“义”字也只如上所是而已，就是“得”风的“得”字，也在西周早期是“绝迹”的。直到周穆王之后才又作为批判的对象进入金文之中（如“得纯亡敃”），也就意味着西周王朝的“得”风又起，怎能禁尽？
民复孝慈：复，有“重复”、“符合”的意思；孝，本义是“尽心奉养和服从父母”，所以，基本上是“下对上”的“义务”，是有条件的；慈，爱、和善慈爱，所以，基本上是“上对下”的“本能”，也是有条件的；民复孝慈，任何国家的最基本的成员都必定是“民众”，都是“民”、都是“百姓”！而这些百姓，他们只要在能够生活、能够生存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够生活、生存下去！他们不但能够有自己的“本能”，而且也必定会尽到自己的“义务”！于是乎，我们就会看到：只要在“保证、保障民得”的问题上有所努力，“民”就会回归到“孝慈”的境地。故此我们就会看到“孝慈”是老百姓的自然本性。
绝巧弃利：巧，机巧、不正当的投机取巧，另外同于57章的“伎巧”（是有权有势之人玩弄诡秘伎俩而巧取豪夺民众的“脂膏”）；利，牟利、“非法牟取暴利”，以损害“民众”为前提所谋求的“利益”；绝巧弃利，则是：杜绝“投机取巧”的行为，根除损害、危害民众的“非法牟利”的手段。
盗贼无有：盗，有偷窃行为的人和抢劫财物的暴徒，如盗取、强盗；贼，做大坏事的人，专干坏事的人，《老子》文中是指：危害国家和民众的人，与“大患”（13章）同义；无有，没有、不会出现、不可能出现；另外，由于有权有势之人玩弄诡秘伎俩而巧取豪夺民众的“脂膏”致使民众无法生存而流落为“盗”。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此，这；三者，指三“事”：“民有利于生活、生存”的条件（“民利百倍”是因为已经“绝礼弃智”了），“民复孝慈”而走向了自然是因为做到了“绝仁弃义”，太平盛世的社会内没有盗贼是“绝巧弃利”的成果；以为，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就对事物做出某种判断；文，文字，指有关“三者”的文字；不足，还没有说清楚，还没有刨出“根”来。
故令有所属：故，因此，所以；令，应该、必须、指派服从、命令；有所，是有别于上述事情之外而且还有一个根本存在的问题；属，归属、从属；故令有所属，所以要人们认识到还有一个是根本存在的问题。
见素抱朴：素，单一；朴，简单、无文饰、不虚假、不浮华、不奢侈、不掩饰自己的行为；见素抱朴，为人正直单纯而且朴实无华，毫不掩饰自己的一切行为。
少私寡欲：少，唯一；私，（七章的）“成其私”的“私”是统治者唯一的“天职”；寡，唯一；欲，（第六章的）“天职”的“欲”，是正当必定具有的“欲”（那么作为统治者你的唯一的欲望是什么呢？难道不是要忠于“爱民治国”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吗）；少私寡欲，这就是，恪守统治者自己的唯一的“天职”、并且忠于自己唯一的“爱民治国”的欲望，真正当好你这个“孤家”、作好你这个“寡人”！（“孤家”、“寡人”这是春秋时期以前的统治者有高度责任心的自律的称谓，只不过春秋以后这种“自称”就变了味，而且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绝学无忧：“学”字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学”字出现很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以后一直沿用的西周为止。居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内，“学”字在金文之中绝了迹！？直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之中，还没有“学”字的专门条目，在不显眼的地方，说“学”是“斅”的省字。这不奇怪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当时，已经是《论语》的大量流行的前期。难道当时的大儒许慎不知道《论语》的第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为什么在他的《说文解字》之中会出现这样不通情理的现象？联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内，“学”字在金文之中绝了迹的问题，那么这里被历史尘封的问题就大得很！（这只是说明一下这种现象，不是我们这里着重要探讨的问题。）
那么“学”字在西周当时是什么意思呢？《老子》书中有四例，另外三例是：48章的一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显然这里老子还有被省略掉了的一个逆命题必定是：‘为道日益，为学日损’。才能够）“损之又损”（致使“学”的不良行为不断减少、损伤），“以至于无为”。显而易见这里的“学”字是摧残、损伤“道理”的不良行为；在64章中是“学不学（学吗？不能学）。（那样会）复（重复、再去重犯）众人（智者、大患，他们）之所（曾经、已经犯过了的）过（过失、错误）”。显然这里的两个“学”字也是与48章内的意思一样，它是摧残、损伤“道理”的不良行为！于是，我们就会知道“学”字的本意是“教、效、觉”，当然就是东汉许慎说“学”是“斅”的省字。这就不奇怪了。
在西周的金文中出现的几例，也不例外：在离今3000年前的公元前998年前后（此年代，暂以“夏商周 断代工程”公布的《西周列王世系表》为据）周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文中就有“余唯即朕小学”。此“学”乃“晓、觉 、明白”的意思。
上述是西周早期的一见，嗣后西周中期的四见：
《令鼎》中的一见为“小 [子]乃学。”此“学”字多数释家以为是“效”的意思。
《静簋》中的三见：“王令静司射学宫。”与“小子暨服暨小臣暨夷仆学射。”此两“学”字，人们也解释为“效”。“静学无目丑”，此学有人释为“教”。
西周晚期在《师反簋器铭》上为“在昔先王小学”，和《盖铭》“在先王小学”。此两“学”字，分别出于“王”口，引证先王小“觉”也（先王当指康王和自己尊崇的前王）。
显然，“学”就逐渐由“效、教”进展为“晓、觉 、明白”，进而发展为统治者的“自以为是”，这就十分可怕了。再经由“自以为是”而“感情用事”那就没有了原则，就失去了“道理”，就不能“就事论事”，这样的危害不大吗？两千余年我们不就是生活、生存在这样的危害之中吗？所以绝学无忧的意思是：统治者你只能一心一意，履行你的“天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这就必须千万不能自以为是地“感情用事”。不能让由于“感情用事”所滋生、发展而来的，那些什么“仁义礼智”的不“就事论事”的邪门歪道，来歪曲、偏离、转移你“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能够做到这样，那么你还有什么忧愁而对不起民众呢？
【译文】
抛掉那个罪魁祸首的礼，丢掉那个伪诈的智，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掉那个骗人的仁和欺骗大家的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而自然和睦；抛掉丢弃巧诈的货利，盗贼就自然会消失。抛弃礼智、仁义、巧利这三者，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这恐怕还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和警觉。故令有所属，其关键在于你这最高统治者、圣人、人君，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保持素朴的本色而少私寡欲，且还要抛弃自己的自以为是，这才能忠于你的“天职”。这样，只有这样，也只能是这样，你才没有忧虑而治理天下，从而服务于亿万民众。                     
【读后】
显然，西周末期，理论上涉及也挺多的，然而，周宣王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老子正是在此时受命于周宣王，在前人古公亶父老祖宗《德》论的基础上，修订整理重新完善西周理论的宝典而著述了《老子》一书，以教育嗣后继任的天子，十九章正是其中重要理论论述的一环！
只允许“统治者”对大家的“背叛”，就不容许大家（民众）的“反抗”（抗争）？这就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中国之“礼”！？这就是“大道废，定有仁义”的起因；对“统治者”以自己的话去圆说（如相声《扒马褂》式的圆说），这就是“仁义”发展、泛滥而根深蒂固的原因。20章的开头，就是揭露这一古怪现象的。
“此三者”和“绝学”是未来人类文明、正义之目的，这是全世界居于统治者位子上的人们都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感情用事”，不“就事论事”，杜撰出什么歪理邪说的理论来转换为民众服务的宗旨。这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这是世界各国的大事。显而易见，《老子》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她不仅仅说的是现在，而且说的是我们的未来！
【历史性的错误】
为什么《老子》要提出“绝礼弃智”和“绝仁弃义”以及“绝巧弃利”呢？是上面一章所说的：是因为“大道”废弃了。歪曲、偏离、转移了你“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的宗旨。不讲“诚信”，背弃了古公亶父开创建立西周的承诺，背离了古公亶父的《德》论的精神。这也是西周建国以来的每况愈下唯一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历来的文人墨客之所以不敢涉及，乃是“学而优则仕”的这个“仕”字，束缚了他们的身心手脚，为了那个“仕”而努力奋斗终身，也可谓是披肝沥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亦悲壮乎？恰恰这些人，不为民众干一点实事，社会才会停滞而裹足不前！
从历史上来看，商初之王都注重自身的“不得”，从不提倡自己“不失得”。从《伊训》中所谓的古文献之中，都包含着这一深邃的思想。故而谁要有“德”，统治者也。他有德，才能民得而旺，众人（智者）才能上服务于统治者的德，下服务于民之得。反之，统治者要得，民则不得，众人（智者）服务又当如何，则必乱矣！这是问题的根本。
“礼”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上（统治者）的得而服务的，强行等级制度的健全，就是统治者得的保证，且波及到身边的人，身边身边的人，身边身边身边的人，民则在失得的前提下苦苦煎熬。众人（智者）正是这一大批“身边的人”，他们除了辅佑上得外，还能干什么！只能变着花样，日日翻新，绞尽脑汁能干出什么有利于“民得”的事来？（这个“礼”字推崇的带头人，正是周公旦也，他所谓的“殷礼陟配于天”的照搬、发扬、光大，给社会带来无穷的遗害。）
“仁”的危害：仁的起源是统治者的“感情用事”。于是乎，有仁才有亲疏，有仁才有贵贱，有仁才有利害。此三者就是仁一手造成的。崇仁者以各种花言巧语掩盖亲疏、贵贱、利害的差别，而曰：“仁者，爱人”。有爱就有不爱的人，这就是“仁”的恶果，有亲就有疏，有贵则有贱，有利则有害。即若在一个家庭之中，对谁仁，对谁就有不仁，显然这是“感情用事”的初始，却种下了违背“孝慈”的祸根。
《老子•五章》对“仁”的剖析是最明白了，可惜，人们并不知其所以。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何来如此之说？刍狗是什么，刍狗乃西周之时老百姓祭祀之供物也。当未祭祀之前（准备阶段）或在祭祀之中对刍狗的态度当如何待之？必诚惶诚恐敬而诚之，绝无有他心、他想。否则何来刍狗，何来祭。老子正是基于诚惶诚恐敬而诚之之义，而曰天地对待万物，圣人对待民众之态度。天地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对待万物，万物则齐茂；圣人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地对待民众，民众则安然。“不仁”是正道，倡仁何用？无非是智者们所玩弄骗人的勾当，终使治者有所得，有所偏爱、有所亲疏、有所贵贱、有所利害之分别。
“义”则有更大的迷惑性，但基本上是上强为之，要下从之；下必有忠义，遵守法度，不要不合礼。同时，也有平行的关系，模糊是非原则界线，以绝对忠诚，不分青红皂白地以义报效之，并且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自我赞誉。总之“义”是为“仁”服务而效劳的帮凶！
“义”是加大和完成“仁”所造成亲疏、贵贱、利害的距离，使其固定化、完善化、且堂而皇之地尾随之，不自觉而实在地成了“仁”的辅佑。显然可以看出，“礼”更是要加剧亲疏、贵贱、利害之距离且使之固定化、法律化！智者更不甘示弱，变换着歪理来维护这样秩序（进一步拉开拉大距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正是挣扎在礼、智、仁、义的束缚之中吗，正是礼、智、仁、义这四个怪物在西周历史进程中掺（搅）和着，故此除周成王的中后期和周康王时期的“成康之治”（不包括周公行政）才出现“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之誉。（ 嗣后的二千多年，谁还能作到这样？）后来经昭王、穆王则道衰至缺，穆天子才大兴“吕刑”（当然是智者的功劳）。“吕刑”已细微达三千多条，显见中、下层必须用刑来治也。真能治好吗？越治越乱。（《老子》五十七章文中的“法律滋彰，盗贼多有”正是说的此时之事）。经穆王后，在理论圈子内逐渐把“得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恭王时的《墙盘铭文》就有“得纯无谏”的政治口号，直至西周晚期出土的金铭文中就有八见“得纯亡敃”。（敃乃不听政令之民，“得纯亡敃”的意思是，得纯了就没有不听政令之民了。）“得纯”，正是针对“得不纯”而提出的。“得”当然这里并不指“民得”（“民得”是可怜得很的），而是那些庶官、智者（众人）们，一旦尝到了“得不纯”的甜头，当然有恃无恐而日甚一日。其后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民得”的损失巨大而惨重，且不听政令之民、扰乱社会治安之民也就层出不穷。其要害是智者（众人）之所为也！虽然，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在《毛公鼎》和2003年出土的《逨鼎》的铭文中，都训导所任命的官员，不得“××”或曰为“龚苞”（中饱私囊——得不纯），龚苞（中饱）乃侮鳏寡。（这虽仅为认识上的问题，也暴露出难以纠正的膏肓顽症；但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西周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奴隶社会”。至少它使我们知道当时西周时期，对于社会上的鳏寡弱势人群，还有固定的社会保障，只因为有了庶官们的龚苞——中饱私囊，乃至于放纵的不良行为，才破坏或玷污了这些弱势人群，而难以生存！推而广之，涉及的问题多多。）
从春秋时期开始，“积非成是”已经在中国社会内扎下了根子。西周末期老子提出的“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虽然成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导。然而，在老子死后不久，齐国的管仲就率先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政治口号；继之，孔子在春秋末又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政治口号；进而，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提出“仁义礼智为之四德”的意识形态；直到秦国的儒徒弟子李斯竟然背叛他祖师爷的宗旨，不但建议要秦王下“逐客”命令，还要秦王“焚书坑儒”！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是不允许“仁义礼智”的自由泛滥的。直到后来公元前134年，借助汉武帝的不可一世的权势，才让“仁义礼智”登上意识形态的宝座！这是一个典型的“积非成是”的长期过程，前后用了500余年！何止如此？到现在，两千六百八十年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这样的“积非成是”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之所以“仁义礼智”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仁”的作用，而“仁”的起源又是因为统治者的“感情用事”而产生的。因此，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
“积非成是”通过500余年的酝酿进展，借助汉武帝的不可一世的权势，致使“非”（不能符合客观事物发展本身规律的认识）成为“是”，从而促使“非”就为“封建独裁专制”的一人而服务！ 于是乎这一人在“积非成是”之“陋习”的影响下，（中国的统治者们）就不自觉地染上了沉疴痼疾，沉沦在自我陶醉的一片歌功颂德的赞扬声中！更加显得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圣明”、“伟大”、“英明”，这就已经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由此，伴随“积非成是”而来的后遗症：要么夜郎自大、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目空一切……要么我不如人、崇洋媚外（还包括“汉奸意思”）、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的问题应该不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持批判的态度？“礼”是“智”生存、出现、发展的肥沃的“土壤”；“智”是“礼”生存、出现、发展的“园艺师”，它们、相得益彰、朋比为奸，才能风风光光延续两千余年！是否还应该让它们延续发展下去呢？这显然不是小问题！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理论上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不是对统治者的严格要求？一个统治者应该不应该做到“素、朴、私、欲”？素，单一、单纯、天真、赤诚；朴，不装模作样，事无不可对人言，怎么想、怎么做，一切可以公开告白于天下，对自己的
出回答（咨询、质问）；私，一人所必定要做的事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替代的，否则，就不是最高统治者了；欲，一心一意的欲望，就是一门心思要把国家治理好，为民众谋求利益，否则，不会做出那样的努力（竞选），也不应该当这个统治者了。
习惯势力的强大，有时候会毫无道理地“胜过”认识的力量。这真是一种“积非成是”而不应该有的历史性错误。然而，它如果进一步变成“积非为是”，那就不可收拾了。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已经有的“积非成是”的现象，现在应该是必须扭转的时候了。
“积非成是”起源于“感情用事”，“感情用事”那就没有了原则，就失去了“道理”，就不能“就事论事”，也就不能“实事求是”。

“高度自警、自律，保证、保障民得”，是人类社会之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统治者或最高领导人，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和应该尽到的职责！
——这就是《老子》书中反复讲述的“道”，“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