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渐

　　我对楼主一些小问题的挑刺：

　　1.对于周易本身的功用，我现在越发得不敢肯定，只敢说占卜可能是最解决原貌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认定占卜就是其本源。

　　2.周易这本书就包括了很多东西：经、传、学、术。从认识的方面来讲，经不同于传，学根基于传，术不同于经传学。所以对周易的称呼，我更倾向于用“周易体系”一词。楼主您讲的恰恰是我们认识中理想形态的周易体系。单独归到经、传、学、术，都是不够全面的。建议您在阐述周易体系的时候不妨留些余地，不要说得太绝对太肯定，毕竟很多问题至今也没搞明白。

　　3.“生”出于道，“时”出于阴阳盛于汉，形而上则发扬于宋儒。三者结合融会贯通至少也是宋后的事情了。楼主您强调这个体系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但这个体系成型很晚，怎么能称得上是源头呢？您巧妙的运用了周易这本书来代替周易体系。这点值得商榷啊。

　　4.另外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有些绝对化了。就以您说的同性恋和肛交来说，在西方是“鸡奸”，要偷偷摸摸的，被教会抓到可要烧死的。可在明清两代玩相公、蓄娈童可是时尚，人们对其的宽容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5.记得您说过中国文化是“黄色”文明，我们用“黄色”来喻男女情色之事。可不要忘记了“蓝色“文明的blue在英文中也是色情啊。

erhaozhu

我回家以后再和先生探讨并请教，先回家

辛渐

看来今天是无缘得听高论了。只好明日再来拜访。

erhaozhu

楼上的兄台，对不起了。这两天必须要为自己这本新书写一个序言，人家已经催了，等我搞完了，会立即回来向兄台请教的。

辛渐

不用介意。我也在写东西，只不过近来两个月灵感都很差。

erhaozhu

写东西和女人的生理现象一样，是有周期的。过一段就好了

erhaozhu

一阴一阳谓之道——透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之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律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在中国古代《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律，他们似乎不屑一顾”。于是，西方产生了科学，东方拥有了智慧。上帝似乎是公平的。

erhaozhu

德国著名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曾经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人之所以比动物更伟大，在于人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抽象出观念性的东西，然后再用符号表示观念，对现实世界进行分类 。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看见很多三角的东西，我们就用“三角形”这个概念来指称所有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有些概念符号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相对应的东西的，比如，我们每天都吃水果，但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水果”，我们仅仅见过苹果、梨、葡萄……西方中世纪有个哲学家叫奥康，他就认为，我们人类创造出了很多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而后又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了。比如上面这个例子，我们仅仅有“苹果”、“梨”、“葡萄”这些概念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再在这些概念之上搞出“水果”这么个东西来，因为现实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与这个概念相对应。 比如你说：“我想吃个苹果”。别人可能就会给你拿一个苹果过来。但是，如果你说：“我想吃个水果”，别人估计就不知道你要吃什么。所以奥康认为，像“水果”这样的概念，就应该在词典里删除，免得制造一些麻烦。
可是，从现实世界走向观念世界是人的本性，并不是奥康说删除就删除的。纵观世界任何民族，其实都有两个历史：一个是事实的历史，另外一个是观念的历史。事实的历史就是实际发生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则是人类头脑中产生的革命。观念的历史来自事实的历史，但一旦产生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观念。在我们古代，观念的历史和事实的历史是并重的，正所谓“左手记言，右手记事”。一个手用笔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另外一个手把感想也写出来。其实二者是不分家的，事实中肯定有观念的渗透，观念中也肯定有事实的侵染，所谓“六经皆史”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塑造一个民族思维，体现一种文化智慧的，正是观念史，而不是实际发生的历史。就拿《周易》来说，直接对我们这些后人产生影响的并不是伏羲如何观天望地，从男女交配孕育生命的现象中获得灵感从而创立八卦的过程，也不是他用八卦来预测吉凶的事实，而是后人从这些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观念性的“义理”。如果说男女、雄雌我们还能直观地感觉到，那么，又有谁看见过“阴”和“阳”呢？“阴阳”概念的提出，已经是观念符号了，它表明《易经》中所展现的思维模式已经开始在观念中被符号化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是《易传》，而不是《易经》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真如郭沫若和钱玄同两位先生所考证的那样，伏羲用阳爻“—”和 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这可能是他观察到男女交配孕育生命这个现象后忽然冒出的想法。但以伏羲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绝对不会就此停止，他还要沿着这种想法走下去，去推测和解释整个世界。果然，后人把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用此比附天地万物，不仅发现动物也是雌雄交配的产物，而且日月、天地也是相互依存而彼此消长的 。于是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得出了结论：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两种相反相成的原始生殖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此一来，“阴”和“阳”这一对概念就产生了。最后《易传》对《易经》中所有的卦象做了总结，得出了结论：“一阴一阳谓之道”。
“一阴一阳谓之道”，别看这么简单的几个字，那是经过上千年才总结出来的，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了。由此，《周易》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真正地进入了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史，塑造了我们的思维。

平行线会不会相交？——阴阳思维VS 线形思维（之一）
在考察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西方人的思维。有比较才有鉴别嘛！尤其在今天，我们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顶礼膜拜，总是把我们自己的思维斥为迷信，真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所以，这种比较更为必要，否则，我们就无法感受传统文化的真正魅力。
我们上面说过，西方是海洋文明，四周环海的颠簸生活让他们非常看重外在的自然世界，而不是关注自身。远古的西方人也对这个世界进行推测和解释，但他们的思路却和我们东方人不一样，他们想找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根基”，总想找到一个最终的东西来解释这个世界。所以，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都在仰望天空，都在苦思冥想这个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说：“水是世界的本原”。这个推测可以理解，西方人四周都是水，很容易联想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水构成的。后来赫拉克利特说“火”是世界的本原，恩培多克勒说“种子”是世界的本原……总之，他们所认为的“本原”都和生产资料有关，表现了古希腊人对生存的焦虑，对自然的敬畏。
到了后来，西方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心灵，但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线形的思维。比如柏拉图说，“理念”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由“理念”引发出来的。什么是“理念”呢？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柏拉图说，“桌子”这个概念就是理念。现实中，我们之所以把所有的木制的、有四个腿一个面的东西称之为桌子，是因为它们“分有”了“桌子”的“理念”。但现实中的桌子都是不完美的，因为它们只是“分有”了“桌子”这个“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占有了全部。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圆形是完全符合几何学上的概念的。无论我们怎么小心翼翼地摆弄手中的直尺和圆规，总是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破绽。就这样，西方人在线性思维的鼓动下，在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上又构造出一个世界来，那就是理念的世界。
在西方人眼里，要进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数学了，因为数学最典型地表达了线形的因果思维：给一个支点，就能按照遵循逻辑推导出结论。起点是给定的，推论的过程又是符合逻辑的，结论也就是必然正确的了。所以，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是逻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这就是西方人的线形因果思维。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听一听西方人说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句式几乎都是“因为……，所以……”，逻辑性极强。正是这种思维使得西方产生了科学，当然也产生了宗教。
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宇宙！但这种思维模式里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支点在哪里？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的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定的。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是现在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由上帝来保证了。
西方的科学思维模式里，上帝就像幽灵一样渗透到科学理论的角角落落。没有上帝，西方所谓宏大的科学大厦就面临坍塌。原因就在于这个支点。上帝要来保证这个支点的正确和恰当。一旦支点受到了怀疑，科学大厦就立即会坍塌。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完美的善”，还是牛顿的“第一推动者”，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宗教和科学，不是相互冲突的东西吗？在中世纪，不正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教会运动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吗？其实这正是我们东方人最大的误解。西方的宗教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宗教，就不会有科学；没有科学，估计也出现不了宗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正是对自然界和目的性的坚定信念，使得西方很多大的科学家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宗教徒的身份。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与对上帝的归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从早期的泰勒斯因夜观天象掉入坑中，到毕达哥拉斯的百牛大祭，到阿基米德面对罗马士兵的最后请求，再到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还有爱因斯坦临终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会通过掷瓠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几乎病态的“求真”精神和热情向自己的有限性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来回赎自己偷食禁果的原罪。

erhaozhu

智慧哪里有固定的模式——阴阳思维VS 线形思维（之二）

与西方的线性因果思维不同，被《周易》所塑造的“中国式思维”却不是直来直去的，而是阴阳式的。中国人从来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支点，更不会说阿基米德和康德那样狂妄的话。相反，在中国人思维的最深处，总是两个相反相成的因素纠缠在一起，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活体，相反相成，每时每刻都在相互作用，而不是一方完全处于被动，而另外一方完全处于主动。正如下面的这个“阴阳鱼”的图形，黑和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这个方向上侵染了我的“地盘”，而我却在另一个方向占据了你的“领地”。勾挂连环，变幻莫测。因此，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迂回，再进入，进入，再迂回，带有的活体对抗和“博弈”的痕迹。我们知道，所谓的博弈，指的就是是活体之间的对抗，你的对立面不是僵死的、任你摆布的，而是和你一样能够进攻、能够反抗的。就好比下棋，你每走一步棋子，对方也会走一步；你想把对方吃掉，对方还想把你吃掉。在这种情况下，线形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除非对方不走动棋子，而只有你自己走。但是，这样做就无法下棋了，因为破坏了象棋的规则。
                             
说的这里，我们或许能明白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主要来自对外在自然世界的探索和思考，而外在的自然世界都是“死体”，任你摆布，而不存在反抗和斗争。这也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西方社会过于注重“物质资料生产”，过于敬畏自然界的规律，最终形成了线形的因果思维。自然界是客观的，换句话说，自然界是“死”的，只要我们把握了它的规律，就能一劳永逸地控制它。正如做试验，只要满足了试验的条件，就能得到同样的试验结果。所以，西方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财富。
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探究自然界的奥秘，而是在两性之间相反相成的活动中获得了灵感，关注的是“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生命现象。一旦牵涉到生命现象，因果律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意志、有意识的活体，根本就不能按照设计的程序出牌。人生没有规律，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规律可循。而《周易》给我们的思维，就是让我们去把握其中的“微妙”之处，体会人生至理，洞察世间万象。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西方人所拥有的是知识，中国人拥有的才是智慧。智慧哪里有固定的模式呢？康德说的好：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 。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中国的《周易》非常重视。他曾经说：“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之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园里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chance）。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律，他们似乎不屑一顾 ”。的确，《周易》所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西方人奉若神明的“因果律”，我们的古人并不十分重视，然而由《周易》所引发的思维模式不是“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如果我们把“因果律”和“阴阳率”比较一下，至少能发现几点不同（对照上面的图形） ：

1、对“因果律”而言，“因”和“果”的关系是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因”不依赖“果”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对“阴阳率”而言，“阴”和“阳”是内在的，彼此纠缠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而是处于整体的结构中。
“因果律”看重元素，“阴阳率”重视结构，最为明显地反映这种差别的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差别（关于中医河西医的比较，我们下面还会详细讲）。西医认为，所谓的疾病无非是病毒进入了人的身体，所以要把病毒杀死；中医认为，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人的身体的整体机能发生了紊乱，所以要增降人的免疫力，辨证施治。

2、从“因”到“果”的过渡，靠的是逻辑推理；强调其普遍性、必然性。而“阴”和“阳”的互动，注重的是“时机”，强调的是“时中”。这里没有必然性的规律，没有普遍性的法则，唯一可做的就是“相时而动，顺势而行”。
“因果律”强调普遍必然，“阴阳率”注重“时机”“变化”，最为明显反应这种差别的则是“科学”和“谋略”的差别。科学都是证据的，能够预测的，它的功能就是能让我们看到“因”，就能想到“果”；而“谋略”则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注重活体之间的对抗、妥协和博弈。所以，中国因受“阴阳率”的影响成为了一个谋略大国，无论是研究战争的《孙子兵法》，还是探讨雄辩之书的《鬼股子》，无一不打上了谋略的痕迹。

3、“因”和 “果”之间的联系是直线单一的，二者的结合是机械的，是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之间没有任何感性联系；而“阴”和“阳”的关系是多重的，内在镶嵌的，互相拥有的。
“因果律”注重机械单一的外在联系，“阴阳率”强调迂回、多重的内在纠缠，最为明显反应这种差别的是“印欧语系”和“汉语”之间的差别。前者是表音文字，后者是象形文字。前者非常适合来写科技论文，传达的信息严谨明确；后者则是天然用来写诗歌的。所以，中国的诗歌很难翻译成英文。 西方写史书，写得好像是科学文章；而中国人写历史，写得好像是诗歌。正如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北宋的苏舜钦却拿《汉书》来下酒，索然无味的历史书，竟然让中国人写的妙笔生花，正是我们语言的魅力。
  
……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其实都包括两部分：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就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人生，人怎么生活才有意义；而方法论则是强调如何去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实现自己所认为的人生价值。可能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她的世界观中包括了方法论，她的方法论中也包含了世界观。而所有的这些，渗透到了中国的文字、艺术、政治、经济、管理、医学等各个领域，让人回味无穷。                       

没有谁是天下第一
在西方，上帝是最完美的，没有任何缺点，它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无人能及；而中国则没有这种让人崇拜的“神”。即使在神话故事中，各路神仙也是各司其职，没有谁是天下第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绝活，没有谁是“全能冠军”。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剪刀•拳头•布”的游戏。别看三个简单的符号，我们却是玩得其乐无穷。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游戏的奥秘就在于剪刀、拳头和布都有自己的对立面，或者说“克星”：剪刀是布的克星，布是拳头的克星，而拳头又是剪刀的克星。惟有如此，这个游戏才能玩下去。《西游记》中，孙悟空神通广大，有七十二般变化，那又怎么样呢？大多数妖怪他还是降服不了，关键时候还是要到处去请救兵。原因很简单，孙悟空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并不是所有妖魔鬼怪的克星。要铲除妖怪，就要去找到妖怪的克星。孙悟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先变化成小虫子去打听妖怪地底细，然后再去请救兵。孙悟空降伏不了金光眼，就去请昴日星官这个平时根本不在意的小神仙。这叫一物降一物，露水点豆腐。有人说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谁能比得上？确实，如来佛法力最大，可惜他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产物，他是印度宗教中的佛。我们中国文化酝酿不出这样的角色来。
这仍然是由《周易》中所体现的思维观决定的。“一阴一阳谓之道”，最后操纵这个世界的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阴”、“阳”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东西。“阴”和“阳”都是“道”，但又都不是“道”，“道”不能来自“阳”，也不能来自“阴”，而只能来自二者的相生相克。阴阳相互牵制，相互抵触，但又谁也离不来开谁。没有“阴”，无所谓“阳”；没有“阳”也不会有“阴”。二者相生但又相克，所以构成了永恒的运动，产生了万物。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出现“老子天下第一，包揽天下”的局面，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文化打造的思维不是线形的，而是阴阳式的，向来排斥独断的、本原性的东西。天大不大？天够大了，无边无际，但与天相对应的还有地。你如果迷信天、不看地，就会倒霉。
据说殷商时代的人们就很迷信天，相信天命观，迷信上帝鬼神的神秘力量，事无大小都要向神问卜一番吉凶。他们相信上帝也是他们的祖先神，是专门庇佑自己子孙的，而无论这些子孙做些什么，祖先都会在天堂保佑他们。正因为此，商朝后期，纣王无道，残暴至极，令人发指。《淮南子•要略》中记载：纣为做天子的时候，对老百姓残酷剥削（赋敛无度）、滥杀无辜（杀戮无止），皇宫简直就是杀人的战场（“宫中成市”），把人绑在烧红的铜柱子上活活烧死（“制炮烙之刑”），把忠心规劝的忠臣的心挖出来（“刳谏者”），把孕妇的肚子剥开（“剔孕妇”），老百姓都被他糟蹋坏了，怨声载道（“天下同心而苦之”）。可是，我们这位纣王却有恃无恐，因为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在他的脑子里扎根了。当殷王朝大臣祖伊听说西伯的活动后，告知纣王，纣王竟然嚣张地说出了一句让今天的我们大跌眼镜的话：“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的命运自有老天安排！）
后来，周朝灭掉了商朝，从商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再也不敢忽视地下的事情了。天不是万能的，不能保佑你一辈子。所以，周朝对天和地都很重视，对上仍然还要敬天，但还要重视地下的事情。周朝的国君心里其实很明白：周是一个小邦，之所以能够灭掉商朝，靠的就是重人事，修道德，实行仁爱之政，使天下归心，万民附焉。《史记•周本纪》中说：西伯被囚羑里，放归后“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看来，天命必须和人事相配合，不尽人事，仅信天命，灭亡是迟早的事情。看来天和地真是一对矛盾，你什么都相信天命，在地下胡作非为，老天不会庇佑你；就像今天的人们天天炒股票、买彩票梦想发大财一样，结果到最后仍然两手空空。相反，你认为自己了不起，不相信天命，觉得靠自己的努力什么都可以做到，那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人活一辈子偶然的事情很多，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的。就拿今天来说，你可能工作非常努力，但如果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也不可能飞黄腾达；你可能很有才气，但如果没有一个让你施展本领的平台，你这一辈子也可能是虎落平川，碌碌无为。你可能买了一次彩票，忽然就中了500万。这些在古代都称之为“天命”。《尚书》中也说：“天命靡常”，就是说天命不可捉摸，要敬畏。孔子说他这一辈子有“三畏” ，其中第一个就是要“畏天命”。“天命”要敬畏，地下的事情也要重视，这就是 “尽人事而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乐莫大焉。”自己只要尽到努力了，其他的就要靠上天来安排了。

erhaozhu

古希腊有个诡辩哲学家叫赫拉克利特，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一切皆变，正如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为什么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路呢？这是因为河流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你刚才踏进去的那一条河流已经不是现在这条河流了。赫拉克利特这个观点很伟大，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切都在变化。后来他把变化的根源归结为神，仍然有点牵强附会。

赫拉克利特之所无法解释“永恒的变化”，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变化的动力和源泉。即使找到了，也不是很彻底。因为西方文化在根子上是“一”，而不是“二”（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如果去看一看《周易》，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了。

按照传统的说法，“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别小看简单的六个字，可让我们的古人伤透了脑筋，因为不知道这三个词啥意思。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里的这个“易”字。我们知道，在《古汉语辞典》里，“易”有双重意思：1、变化；2、容易。这就是中国文字的魅力，一个同样的字可能有不同的涵义，而且按照哪一种涵义讲都可能说得通。起先《周易》、《易经》、《易》，西方有人翻译为TheBookofChange，意思是“讲变化的书”。但是“易”不但讲“变易”，也讲“不易”，或者说是讲“变易的不易之道”，这里的“不易”是指“不变化”，还是指“不容易”呢？西方人糊涂了，到最后干脆不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YiJing”做书名，算是“易”的一种巧译。结果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这种“不易”又做了一次语言游戏：不译，不易，是译，是易。

依笔者看来，这三个词应该区别对待，不能等同视之。“简易”中的“易”应为“难易”之“易”。所谓的“简易”就是简单、容易的意思。所谓的简单，是说全部卦象都由阴阳两爻构成，构成单位是简单的。不就是一个“—”、一个“--”，有什么难的？略微看一眼，大部分人都能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也就是说，入门并不难。所以说，“易”的第一要义就是“简单、容易”。可是，你再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傻眼，因为就是这么两个简单构成单位却演绎出了无穷无尽的变化。而这正是《周易》的魅力。最能代表《周易》智慧的是围棋。围棋就是由黑子、白子构成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围子。因为简单，所以入门很容易。可是，你如果真正钻进去，你就会发现，就是黑白两子，却能走出无穷尽的棋局，真是变幻莫测。这才是高智商的游戏。而且所有高智商的游戏都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构成单位简单，二是游戏规则容易把握。但正是这种所谓的“简易”后面蕴含却是汹涌澎湃的风浪。在这一点上，象棋就逊色很多了，不仅构成单位多，包括车、马、象、炮、卒，而且游戏规则也比较麻烦，所以它玩出的花样就远比围棋少的多。

所谓的“变易”指的则是一切皆变，永无止境。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现成的东西，也找不到任何支点，看到的只有此消彼长，潮起潮落。一切都在变化中产生，一切又都在变化中消亡。《易传》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生生谓之易。”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变化，无不是相互对应的阴与阳的作用。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有阴则有阳，有失必有得，有刚则有柔，有积极的一面就有消极的一面……既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则无不是因了阴阳交互作用而致，这就是“道”，是宇宙的大规律，是我们认识一切事物的钥匙。这个天地之道，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这就是“易”------不断地变易。所谓“观于阴阳而立卦”（《易传•说卦》），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易传•系辞》），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易传•系辞》），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所谓“不易”，最难理解，歧义也最多。有人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一切皆变，而变化本身是不变的，所以说是“不易”。本人认为，我们古代绝对没有西方这种诡辩式的语言游戏，这是西方的专利。我们玩语言游戏，总是在“形”、“音”和“意”上做文章（我们后面会专门谈中国语言的魅力），而非玩弄“变”和“不变”的概念。这里，我取最简单的意思，所谓的“不易”，其实就是说“不容易”。怎么说“不容易”呢？其实就是说，即使你知道了阴阳之间是相生相克、变化无穷，也无法把握其中的奥秘。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卦象不仅代表事物，还代表四时、四方、五行。含义多重，使得破解卦象的确切含义变得扑朔迷离。虽说六十四卦都是由“—”、“--”两爻组合而成的，但其组合和变化的意义却是难以把握的。而且在每一卦中，不仅“—”、“--”各爻的数量非常重要，而且它们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关键，整体和局部之间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卦象而言，即使“—”和“--”的数量相同，但其搭配的状态和所处的位置不同，卦象的含义也会大相径庭。大家估计都知道“天忌赛马”的故事，同样的三匹马，排列顺序不同，其导致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更何况变化还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是强调阴阳的互相转化的“恒变之术”，而是把阴阳维持在平衡状态中的“中庸之道”，却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正因为此，同样面对《周易》，孔子从中感悟出来的道理和老子从中感悟出来的道理很不一样。孔子注重“乾上坤下”，注重阴阳的伦理含义，从中得出“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修身养性之道；而老子却是“贵柔守慈”，强调“上善若水，天下莫之能争”，让人总感觉是“君人南面之术”。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模糊性是智慧的一种美德”。《周易》看似清楚、实则模糊的特性成就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智慧如果像白开水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里还会魅力。1+1=2，大家都不会产生歧义，但这里面也没有智慧，至多是一个小知识。惟有《周易》，成了永远也打不开的黑箱，无论如何咀嚼，都觉得意犹未尽。在《周易》的理解方面，没有权威，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穷尽了其中所有的奥秘。确实，在千变万化的卦象中把握事物发展的现状、规律及其意义，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情。所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游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神无方而《易》无体”（《易传•系辞》）讲的就是这种活学活用的不易之法。总之，一切皆变，“变”体现了中国人最高的思维智慧，但其中的奥秘，又是干巴巴的语言如何说清楚的呢？老子早就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因为对于这种时隐时现，变动不居的思维智慧，我们只能细细的品味，静静地体悟。

[ 本帖最后由 erhaozhu 于 2008-8-22 23:2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