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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峰之感恩故乡报孝慈母

杜耀峰1952年6月出生于临潼。自幼父亲履难，随母亲受尽欺侮，饱受苦难。在贫困、朴实、艰难的临潼农村生活中磨练出勤劳、吃苦、坚韧、质朴的生命底色。1974年毕业于渭南师范，分配到临潼县当教师，以“诚诚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做事”为立身信条，默默地劳动又创造性工作。在学校率先提出“以教育质量来衡量教师水平”的主张，并带头在学校建立教师劳动责任制，从而极大调动了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他所负责的学校教育质量名列全县第一，他也因此被评为临潼县青年新长征突击手，渭南地区教学示范带头人，陕西省优秀教师。
善良、正气、勤奋、质朴的生命基因，让他爱上了新闻事业。1979年他考到西北大学新闻班学习，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谈到他入党动机时，他由衷地说，“共产党是领导人民大众求解放、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政党。我是一个自幼随母亲受尽欺侮和饱经苦难的青年，立志要粉碎人世间的欺压和剥削，只有在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才能体现出个人奋斗的自身价值。”他正是带着对党的忠诚和慈祥母亲对他“公门好修行”的叮嘱，以正义与良知而开始了他的新闻之旅。1980年临潼一农民种果树致富，却遭到当地乡政府的“批判”和干扰。他前去采访，稿子见报后，又引起一场官司。在他奔波呼号下，农民终于胜诉。这件事让他看到了新闻可以改变一个受害者的命运，同时也让他踏上了新闻介入社会人生的正道。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了不少好稿，有的被新华社采用。同年，他调入临潼县委宣传部任专职通讯干事，1984年应考被录入西安电台任记者、编辑，1986年应考被录取调入陕西日报社，历经陕报驻铜川记者站站长，编报部副主任，经济特刊部主任，陕西日报副总编、三秦都市报总编，陕西日报总编、陕西日报社社长，兼任陕西师大教授，西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等职。
当政治的敏感与善良、正义的心性相沟通，他的新闻灵感就闪烁出耀眼的火花。
1984年，乘改革开放与中日友好之势，有些人鼓动领导人主张与日本合作开挖秦始皇陵，但学者、专家持不同意见，从而引起一场争论。杜耀峰经过调研、思考，大胆写出《本世纪不宜开秦陵》的稿件，据史料和科技条件谈了鲜明的观点，与当时高层领导的意见相左，引来省上有关领导出面施压和严厉批判。母亲曾因此而为他担心落泪。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后在郭沫若秘书王庭芳的干预下，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华夏祖坟留住了”，他感到十分欣慰。
当改革春风吹拂大地之时，一些思想僵化的领导却按兵不动。临潼宣传干部刘荣庆写了一首打油诗，讥讽“穷过渡搞过了，责任制搞慢了……”被“阶级斗争”思维惯性所“俘获”，对刘荣庆隔离审查，进而要抓起批判。杜耀峰冒着政治风险挺身而出，保护刘荣庆的同时，写了《临潼县委压制知识分子》的内参，引起中央和省上领导的重视，作出批示。这则新闻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当时临潼县的思想解放。
1987年6月15日，铜川市一个中学生投公园湖自杀，死因竟然是由他穿了一件青年们称为“一把火”的红衬衫，被班主任撵出课堂所致。杜耀峰得知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当即深入调查，很快写出《怎能因穿红衬衫就把学生撵出教室——17岁中学生投湖身亡》的新闻。当时正是思想解放的潮流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奇装异服”的声音相撞击的时候，杜耀峰以一个记者的良知和责任感，敏锐地从具体事件透视出倾向性的大问题，写稿时却以冷静的白描和纪实的文字，纯客观叙事，不着一句评说。此稿刊出后，引起时任国务院总理和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的关注，做了重要批示，在全国产生极大反响。
杜耀峰最初的新闻作品就出手不凡，新闻感悟就高人一筹，这源于他感恩母亲教诲的善性，感恩故乡人民养育之恩的良心，源于他通过从事新闻采写的具体工作来实现他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志向。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认为揭露错误与弊端，仿佛不怀好意。其实，对社会问题批评揭发愈深，对社会文明进步则爱之愈切。爱憎分明使他为新闻投入全心身的激情，挥洒在社会热点的报道上。比如反映改革开放的《土地包到户，农民开始富》，《铜川水泥厂想承包，就是婆婆不改权》，《公费医疗怎么“公”法》，《房改触动千万家》，《刮目看西北》，《挺起陕西的脊梁》，《投资实效不抓住，资金到陕会逸出》等等有深度、有影响的报道，不仅记录了陕西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引起领导决策的关注，对推进改革开放起了舆论推动作用。今日读来，还使人感到作品的时代气息与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