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第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2）《观堂集林》卷六《释礼》。
（3）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
（4）《韩非子•显学篇》：“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徵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词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5）《史记•乐书》。
（6）《诗•大雅•民劳》。
（7）《诗•大雅•抑》。
（8）《论语•八佾》。
（9）《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10）《论语•泰伯》、《论语•阳货》。
（11）参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2）《文史通义•原学中》。
（13）《左传》“闵公元年”。
（14）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39、14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5）经学史上常引用两条材料来指陈“六经”的出处，一是《庄子•天运篇》记孔子对老聃之言：“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二是《礼记•经解篇》对于《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化功效的依次论述。前者明言“六经”，后者虽无“六经”的明确说法，但既以“经解”名篇，故实则隐言“六经”。不过，学者们于此总未能心安，原因主要在于难以确切考订《庄子•天运篇》和《礼记•经解篇》的年代。这是有道理的，《庄子》“寓言十九”，其说未必可信，且《庄子》各篇亦未必为庄周本人自著，南宋黄震《黄氏日钞》说：“‘六经’之名始于汉，《庄子》书称‘六经’，未尽出庄子也。”近人罗根泽《庄子外篇探源》认为《天下篇》是汉初作品，“六经”之说自然亦晚出。笔者认为，《庄子•天运篇》或系晚出，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先秦一定不能出现“六经”字样。1998年公开发布的《郭店楚墓竹简》，其年代已被确认为孟子之前。内有《语丛一》，谓：“《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又有《语德》，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这两则弥足珍贵的资料说明在孟子之前，这六种书已为孔门儒者所诵习讲读了。从中且又可知，“六经”虽为体裁很不同的六种书，但有着共同的思想倾向，反映出一致的文化精神。儒之所以为儒，“六经”之所以成为儒学元典，自有其道理存在。
（16）《吕氏春秋•贵公》。
（17）《孟子•万章上》。
（18）（19）（20）同上《离娄上》。
（21）《汉书•董仲舒传》。
（22）《汉书•五帝纪》。
（23）参阅《汉书•刑法志》。
（24）参阅姜广辉：《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一一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见《经学今诠初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5）参阅顾颉刚：《“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见《中国哲学》第一辑，三联书店1979年版。
（26）《尚书•大禹谟》。
（27）《尚书•洪范》。
（28）《论语•子罕》。
（29）《孔子家语•颜回》。
（30）《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31）《论语》“雍也”、“宪问”。
（32）《孟子•离娄上》。
（33）《墨子》“节用”、“法仪”、“尚贤”、“尚同”。
（34）参阅王文亮《中国圣人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5）《孟子•告子上》。
（36）如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37）《论语•子罕》载：“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38）《淮南子•主术训》最早记述此事：“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
（39）《论语摘辅象》，见《汉学堂丛书》。
（40）《春秋纬》，同上。
（41）《中庸》。
（42）《礼记•檀弓正义》引《论语撰考谶》。
（43）《春秋纬•演孔图》。
（44）上书《说题辞》。
（45）《诗纬•含神雾》。
（46）《春秋纬•演孔图》。
（47）《后汉书•郎頠传》：“《诗•汜历枢》曰：‘卯西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恶则亡。”
（48）《汉书•翼奉传》。
（49）《孝经纬•援神契》。按：所谓“授河”，即授《河图》《洛书》，以考符命。
（50）《春秋纬•说题辞》。
（51）《尚书纬•琁玑钤》。
（52）《春秋纬•说题辞》。
（53）详参《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54）《汉书•司马迁传》。
（55）上书《匡衡传》、《宣元六王传》。
（56）《汉书•儒林传》。
（57）《后汉书》“桓荣传”、“荀爽传”。
（58）《汉书•雋不疑传》。
（59）《汉书•宣帝纪》。
（60）《史记•儒林列传》。
（61）之所以说汉代儒经传授“基本”依赖官学系统，是因为其时官学之外还允许民间经说的存在，且处于民间的经学亦有被置博士、立为官学之望，故仍相传不绝。这显示出汉代“独尊儒术”与后来科举取士时代的思想文化专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汉代进入仕途虽需学习儒家文化，但并不一定必须学习博士之学；习经亦非唯一的或主要的入仕之途。这就使得汉儒经学的发展多少呈现出博士之学与民间之学並存的局面。参阅严正《汉代经学的确立与演变》，见《经学今诠初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2）《汉书•儒林传》。
（63）《汉书•宣帝纪》。
（64）陆贾之论，见其所著《新语》。
（65）《汉书•贾谊传》。
（66）《春秋繁露》“郊义”、“为人者天”、“深察名号”。
（67）《汉书•董仲舒传》。
（68）《汉书•平当传》。
（69）《盐铁论•论灾》。
（70）《汉书•魏相传》。
（71）详参《汉书•睦孟传》及《汉书•五行志》。
（72）《颜氏家训•勉学》。
（73）《晋书•王衍传》。
（74）上书《范宁传》。
（75）《晋纪•总论》。
（76）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自序》，齐鲁书社1991年版。
（77）上书第280页。
（78）《礼记•乐记》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79）《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易书》，《顾亭林诗文集》第4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80）何晏的《论语集解》又称《论语义疏》，兼采诸家说而成，梁代皇侃、宋昺均曾为之作疏。
（81）王弼的《论语释疑》，《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三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原本是一部完整著作，惜其全书已侠，仅有四十余则侠文传于后世。
（82）前揭余敦康先生所著书第268页。
（83）《南齐书》“王佥传”、“刘谳传”。
（84）《梁书•武帝纪》。
（85）上书《儒林传》。
（86）《梁书•武帝纪》。
（87）《南史•儒林传》。
（88）《北史•儒林传》。
（89）《隋书•房晖远传》。
（90）《隋书•经籍志》。
（91）《礼记•乐记》中本有“天理”二字，但不为汉唐诸儒重视，直到北宋时期，二程才看重“天理”。《上蔡语录》记程颢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来。”从何处“拈”出来的呢？就是《礼记•乐记》。当然，这绝非简单性地一“拈”而出，而是蓝含着极深刻地体会。《二程外书》卷十二记程颢之语：“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从儒家经典中“体贴”出“天理”并将之“拈”出来，亦即豁显其意义，复以“天理”为治学方向和治学纲领，构创其理学思想体系，创派立宗以与当时昌盛的佛老二氏相抗衡。
（92）《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93）上书卷二十一下。
（94）《二程外书》卷五。
（95）《二程遗书》卷十五。
（96）上书卷十四。
（97）《程氏经说》卷六。
（98）《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99）《二程外书》卷二。
（100）上书卷四。
（101）《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102）参《周易本义》。朱熹的这一做法与《伊川易传》显然有着很大不同。
（103）《朱子语类》卷八十。
（104）上书卷八十四。
（105）《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乞修三礼箚子》。
（106）上书卷四十八《答吕子约八》。
（107）《朱子语类》卷八十。
（108）《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三》。
（109）上书卷七十一《记<尚书>三义》。
（110）《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111）上书卷十一。
（112）《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十八》。
（113）《朱子语类》卷一二九。
（114）上书卷十一。
（115）《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
（11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此篇序文又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认为“道统”传授由来已久，并有其经典依据，谓：“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117）《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八十三、一0四、十九。
（118）上书卷一 一五。
（119）当然，朱熹并不是只讲“四书”而对“六经”弃之不顾。他以“四书”为经学的基础和主体，认为“‘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卷一0五），要求学者在通“四书”、明义理后，再来研治“六经”。就其本人来说，平生最着力者虽为“四书”，但对“六经”仍亦有所重视，尤对《易》、《诗》用力较多，先后作《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等重要著作。
（120）《陆九渊集》第40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21）上书第395页。
（122）上书第432页。
（123）上书第4页。
（124）上书第455页。
（125）上书第399页。
（126）上书第398页。
（127）参阅陈少明：《六经注我：经学的解释学转折》，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
（128）《阳明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129）上书卷一《传习录上》。
（130）上书卷三《传习录下》。
（131）上书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132）《传习录中》。
（133）《阳明全书》卷七。
（134）上书卷三《传习录下•答张敬夫》。
（135）上书卷一《传习录上》。
（136）上书卷四《与黄勉之》。
（137）上书卷五《寄邹谦之》。
（138）上书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139）上书卷三《传习录下》。
（140）上书卷三十二《年谱》。按：从现有材料看，阳明对《大学》朱熹改本的怀疑，始发生于正德七年（见《传习录上》所载阳明与徐爱的问答），而《年谱》将此系于龙场时（即正德三一一四年间），并认为阳明此时已信用《大学》古本。《年谱》此说难为信据。
（141）上书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142）上书卷一《传习录上》。
（143）陆九渊曾用诗句将自己的观点与朱熹思想的区别表达出来：“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陆九渊集》卷三十四）其中不难看出对朱学的讥讽之意。而朱熹对陆氏的“简易”亦有非常明确的批评，如据《朱子语类》卷一一五载：“问：‘欲求大本以总括天下万事。’曰：‘江西便有这个议论。须是穷得理多，然后有贯通处。今理会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会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贯之，尽未在。陆子静要尽扫去，从简易。某尝说，且如做饭，也须趁柴理会米，无道理合下便要简易。’”
（144）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序》。
（145）当然，宋末元初以来，就已有儒者基于调停立场论朱陆、辨同异，试图和会理学与心学，开出儒学发展新路。这逐渐成为一股潜生暖长的潮流，吴澄、虞集、赵汸、刘因、宋濂、王袆、苏伯衡等就是其代表者。而明代朱学家程敏政更综结此一潮流而著成《道一编》，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请详参拙作《程敏政和王阳明的朱、陆观及其历史影响》（载吴光主编《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做社2000年版）。
（146）《阳明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147）参阅陈来：《有无之境》第281一28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8）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十九《送汪承之序》、卷五十五《答汪佥宪书》、卷四十四《复司马通伯宪副书》等。
（149）《傅山全书》卷四十四《老子解》，第91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0）《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一》。《船山全书》第十册第1175页，岳麓书社1988年版。
（151）同上卷十七，上书第669页。
（152）同上卷一，上书第68页。
（153）《日知录》卷七《饭臭茹草》。
（154）同上《周氏班爵禄》。
（155）《四书讲义》卷十一。
（156）《好古》，载《新世纪》第二十四期，1907年。
（157）焦循：《雕菰集》卷八《辨学》。
（158）《松崖文钞•九经古义述首》。
（159）《戴东原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
（160）《四书正误》卷四《论语下•阳货》。
（161）《存学编》卷一《上征君孙仲元先生书》。
（162）据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引。
（163）《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16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371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65）《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166）《戴东原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
（167）《雕菰集》卷七《翼钱上》。
（168）上书卷八《愚孝论》、卷七《翼钱下》。
（169）《揅经室一集》卷二《孝经解》。
（170）《朱子语类》卷六。
（171）《太炎文录》卷二《与友人论<朴学报>书》。
（172）王茂、蒋国保等指出：“如果不是与欧洲作牵强的比附、附会，而就中国论中国，即从中国自身思想发展历程来考察，清代原始儒学的复兴，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一次‘复古即解放’。因为儒学在其二千年历史发展中，沾染上异学的许多附着物，如玄学、佛学。它们渗入儒学而演为理学和心学，使儒学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历史事实又证明了理学、心学‘害于心、害于政’，因而激起一些有志于‘正人心’、‘扶世教’的士大夫恢复儒学本来义旨的努力。复兴原始儒学的目的是要使人们从唯心论的蒙昧主义中醒悟过来。从这个意义说，它可以具有‘启蒙’的意义，但不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清代哲学•绪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是不是历史确实证明了“理学、心学‘害于心、害于政’”？难道宋明诸学不是为了抗衡、剔除“异学”即释老二氏，并“正人心”、“扶世教”，复兴儒学，才会有道学思洋恼兴起乃至发展繁盛的吗？能够由于道学中渗入了“异学”因素，或者道学末流弊端丛生而否认这一点吗？晚明清初诸儒返归元典而开掘出许多崭新的思想主张，的称之为“复古即解放”的“启蒙”，但对“以正吾宗而保吾族”为职志的乾嘉诸儒能作出这样的评价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均很值得深入探究。不过，尽管笔者并不很认同这种观点，但此说仍有其参考价值，尤其是《清代哲学》一书很有学术意义，故特予以引录，希望诸者诸君能注意到此书及其中的学术观点。
（173）章太炎《检论•近世商略》谓：“清世寄名理学（按：此‘理学’急括心学在内，实指整个道学）者，无过反复陈言，其去洛闽（按：指程朱）、金谿余姚（按：指陆王）诸哲，固已绝远。”不仅道学本身就存在着太过注重形而上的玄学倾向，而而在道学内部理学与心学数百年的相互改讦之中，双方互相揭露和指摘，各自的弱点都已暴露无遣，再经过清初启蒙学者的清算性批判，道学发展至清乾嘉之世尽管仍居官学地位，却确已无生机可言。身为翰林班头的朱筠，只能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以一句“何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相攻；理学名儒姚鼐以文章名世，哲理上并无多少可言之处；方东树为回应汉学家对宋学的批评而著《汉学商兑》，条分缕析，颇能指出汉学缺失，但就哲学思想来看，不过维护程朱理学，“反复陈言”而已；如此等等。
（174）《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175）请详参拙作《戴震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5期。
（176）以上引文分别见《校礼堂文集》卷十六《好恶说下》、卷四《复礼下》、卷四《复礼下》、《复礼下》和《复礼中》。
（17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9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78）以上引文分别见《雕菰集》卷十三《寄朱仕承学士书》、卷十二《国史儒林传议》、卷十四《与王钦莱论文书》、卷八《辨学》和《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179）《雕菰楼集》卷十三《与刘端临教谕书》。
（180）稍晚于焦循的龚自珍，也主张以“经学”为名而废“汉学”、“考据”之称。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谓龚氏认为“汉学”之名“有十不安焉，宜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今查《定庵文集》“补编”卷四《与江子屏笺》，龚氏所谓“十不安”主要是：“实事求是”，语出汉人，清学更有汉人所未开之门径；琐碎饾饤，并非汉学；汉人与汉人亦有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江学乎？”汉人亦言性道，“汉、宋对峙”非大方之言；不得以名物训诂诬汉人之学，宋人亦谈名物训估；汉有一种谶纬神怪风气，“本朝何尝有此恶习？”又有涵泳古文，非汉非宋者，而又有所创获，其何尝不是经学？清初无“汉学”名目，而既异于宋学而又与乾隆以来之学不同，然清初亦属“国朝”，也只当以经学名之。他的这一看法不仅有其历史理由，而且是在清初以来实学学风昌盛，以训诂考据为专长的汉学发展至乾嘉之世，成就斐然，影响甚巨，已呈如日中天之势的情况下，为之易名而确认其价值。
（181）这在如于非主流地位的学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隺述、姚际恒的疑古思想。而袁枚对于正宗传统的怀疑、批判以至全面否定，更能说明这一点；请参拙作《袁枚反正宗传统的早期启蒙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3期。
（182）阮元：《阅<问字堂集>赠言》，见孙星衍《问字堂集》卷首。
（183）详参《问字堂集》卷一《原性篇》。并参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三《性说》、卷四《复性辨》。
（184）孙星衍非乾嘉之世的著名儒者，故素来不受学者重视，而台湾学者张寿安有《以礼代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对其人其学研析甚为精详，笔者于此亦多有借鉴，特予说明，表示对张氏敬意之外，并希望读者诸君能留意其所著书。
（185）《孟子正义》卷二十二《性犹杞柳章》。
（186）《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187）《谭嗣同全集》第28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88）《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史学例议序》、《随园随笔》卷二十四《六经皆史》。
（189）《二程遗书》卷十五。
（190）《朱子语类》卷十一。
（191）《戴震集》第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92）《由汉宋调和到中体西用》，见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十二期（1984年6月）。
（193）原始儒学本很素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性与天道，子所罕言”，凡此等等皆足以表明孔子所创原始儒学既不重神怪、亦不尚玄思，而是着眼于现实的人世社会，有着非常强烈的务实主义精神。
（194）参阅姜广辉：《传统的诠释与注释学的传统》，见《经学今诠初编》（《中国哲学》第二十二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95）《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见《龚自珍全集》第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96）《圣武记》卷七《雍正西南夷改流议》。
（197）孙治让：《周礼政要序》
（198）欧榘甲：《论变法与中国不亡之关系》，见《清议报》第二十七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出版。
（199）请参拙作《儒学与现代民主》，载《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200）以上引文分别见《论学者不当骄人》、《报贝元徵书》、《嗣同书简》，俱收入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1998年印本。
（20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202）《仁学•四十七》，《谭嗣同全集》第367页。
（203）《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96页，人居出版社1981年版。
（204）同上书第36页。
（205）上书第九卷第394页。
（206）上书第八卷第470页。
（207）上书第五卷第629页。
（208）上书第九卷第63页。
（209）同上书第355页。
（210）上书第六卷第56页。
（211）上书第二卷第514页。
（212）同上书第510页。
（213）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913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转自“学说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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