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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座有着深厚诗歌情缘的城市。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成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坐上了 “中国诗歌第一城”的宝座。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成都人对诗歌的激情被彻底释放，街头巷尾到处可见读诗写诗的文学青年，诗坛大腕舒婷、北岛、顾城纷纷造访成都……
在那个属于诗歌的年代，《星星》诗刊无疑是这座诗城里最闪亮的一颗星。如果说1957年的创刊给了《星星》第一次生命，那么1979年的复刊则让《星星》迎来了生命中真正的春天，《星星》30年的成长故事，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缩影。2008年4月初夏的一个黄昏，《星星》诗刊主编、著名诗人梁平在他落满夕阳的办公室里，用诗意的语言总结了《星星》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历程——“鸟过留痕，时过留诗，有诗在，时间亦是可以翻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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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复刊诗歌的春天来到了
是黄金总要发出金黄，炼火之中有再生的凤凰，为了重光发出的欢呼，听了你该热泪直流，心潮涌！
——臧克家《祝<星星>重光》
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这首《祝<星星>重光》刊登在1979年10月号的《星星》诗刊上。这一期诗刊，是《星星》阔别读者19年后，首次与大家重新见面，也是中国文学界在1978年后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现任主编、著名诗人梁平深情地回忆说，当重新复刊的《星星》出现在书摊上时，当臧克家的这首《祝<星星>重光》摆在大家面前时，无数诗歌爱好者眼中都如诗中写到的那样——“热泪直流，心潮涌”，诗歌真正的春天到来了。
《星星》诗刊的创立曾经缔造了一个辉煌。它于1957年1月1日诞生于成都，是新中国创刊最早的诗刊。随着一批编辑作者在其后的“反右”运动中一一被“打倒”，《星星》被迫于1960年停刊。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星星》重新焕发了生机。
1978年，不但《星星》以全新的面貌重出江湖，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诗歌都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一批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
1978年12月，北岛、芒克、江河、食指、舒婷、顾城和杨炼等诗人在北京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今天》。随着1979年3月《诗刊》转登了北岛的《回答》，标志着主流媒体第一次公开接纳这个“新丁”。随后成都、上海、沈阳、武汉、郑州等地的正式文学刊物上也纷纷出现了这种“新诗潮”作品。老一辈的诗人们也不甘寂寞。1979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出艾青的长诗《光的赞歌》，此后臧克家、公刘等一批复出的老诗人也佳作频出，形成了独特的“归来者诗歌”现象，与“新诗潮”一起，形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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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碰撞“朦胧诗”引发世纪争论
《星星》刚一复出，就在中国诗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引发了一场关于朦胧诗的世纪大争论。当时，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的诗作先后在《星星》上发表，这些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诗歌作品，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在获得关注的同时引起了诗歌界的种种非议。1979年，诗人公刘在《星星》上发表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他痛心地忧虑着朦胧诗在历史观上的片面和情绪上的绝望悲观，希望大家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一场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由此展开。
公刘的观点得到了一批老诗人的支持。艾青指出朦胧诗的创作“排除了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盖世界”的地步了；诗人丁力、鲁扬、李丛中也坚定地否定这股诗风，称之为“古怪诗”、“看不懂”甚至“不是诗”……最具分量的当数老诗人臧克家，臧老痛斥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面对老一辈诗人的非议，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朦胧诗人也毫不示弱，据理力争，不断在《星星》上发表自己新的“朦胧诗”，用诗歌语言和这些诗坛前辈进行对话。
复刊后的《星星》见证了中国诗歌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观念大碰撞，迅速成为中国诗歌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早已经尘埃落定，但是这场世纪大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执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