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这个东西不知道应该发在哪里，如果发在这里不合适，斑竹请删除或告我正确地方。发一些东西，为的是能够引起共同的思考，体悟共同的责任，感知共同的呼唤，仅此而已。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发在天涯社区后曾引起广泛讨论，也招致很多谩骂。挨骂的滋味真好，最起码代表有人在思考。
从北大恢复南墙到拆掉三角地
——是利益的算计，还是价值的坚守
最近，关于北大要拆掉三角地的争论彼此起伏。本来，我对北大的事情很少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觉得自己在精神气质上不是一个北大人，或者说自己在气质上还没有融入北大，总之，北大好像外在于我，至少没有归属感。第一次听到拆掉三角地的消息来自于一位校友兼同事，并没有引起多大兴趣。今天出行，顺便买了一张报纸，又看见了这则消息。报纸的内容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站出来说明为什么要拆除三角地，引起了我的兴趣，感觉有一些话要说。
一、从拆掉南墙到恢复南墙
北大拆掉三角地的行为及引起的相关争论，使我忽然想起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篇是《现代教育报》在2001年对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启伟先生所做的采访——《大学之所以为大者 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陈启伟教授访谈录》。前者，鲁迅先生对雷峰塔倒掉的感慨，后者是陈启伟先生对北大恢复南墙的评论。
雷峰塔的倒掉，在鲁迅先生眼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行为，而是具有了道德禁锢解除的文化含义。法海和尚遵循所谓的礼教，将许仙和白娘子一对恋人拆散，酿成了人间悲剧。而法海也因此遭千年唾骂。传说中，雷锋塔下关押着曾经水漫金山的白娘子，所以，雷峰塔在鲁迅先生那里成了礼教的代名词，它的坍塌预示着“吃人的礼教”的土崩瓦解。
2001年，北京大学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势，清理了北大南门外的“飞宇网吧”。当时。本人正好进入北大学习，飞宇网吧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整个一条街都是“飞宇网吧”泛黄色的标记，商业氛围极其浓厚。现在回想起来，着实敬佩北大的实力和运作能力。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学校，据说砍掉一棵树都要向上级部门报批，迟迟不会有结果，要等半年。而当时北大“撵走”“飞宇网吧”就好像在一夜之间。而奇怪的是，北大清理了这一条街以后，并没有进行所谓的规划和用途，而是将多年前拆掉的南墙恢复了起来。
北大对“飞宇网吧”的驱逐肯定是花了不少钱的，这个可以想象。而北大在清理“飞宇网吧”以后，只是恢复了南墙，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算计来讲，肯定是个赔本的买卖（据说每年损失五六百万）。所以，北大恢复南墙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这个事件后面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和教育理念，正像雷峰塔的倒掉不是自然事件一样。
当时对北大恢复南墙的评论很多，笔者现在所记得的是一篇《现代教育报》对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启伟先生的一次专访。当时曾经保留了此文章，时隔多年，一个每天都稀里糊涂的人又到哪里去寻找陈先生（陈启伟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一个学者，他是洪谦先生的高徒，他和很多功力很深的哲学研究者一样，只有几篇论文，而没有所谓的大部头著作。但哲学界目前能比得上陈先生的又有几人？）的墨宝？幸亏我还清晰地记得，曾经在5460同学录中转载过这篇文章，终于让我找到了下面的几段文字，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现全部转贴：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者，在于她应当有一种学院气，应该专心搞学问。大学因该有一种内在的自足的力量，它不能受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的需要的支配。但这不是说学术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把学术弄的急功近利，是搞不出什么大学问来的。维特跟斯坦在《1914-1916年笔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最好的发现乃得之于我想名之为我的学院气的东西。北大近几年学生质量在下降，就是因为这种学院气在单薄。
——陈启伟
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科学“这一名词在现代中国几乎成了一种迷信，但是以自由为灵魂、崇尚独立思考、坚信真理高于一切的科学精神却在中国很难扎根。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北京大学“拆掉南墙”曾被誉为“产学研结合”的典范广为传颂，但在北京大学校内一直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始终坚持着自己对学术和教育的理解。今天，北京大学要恢复“拆掉的南墙”，让我们隐约感受到这种声音的深沉和有力。聆听这种声音，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是富有意义的。 近日，在与耶鲁大学校长的访谈中，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谈到：“北大将恢复南墙，大学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学科研，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不是简单地办几个公司。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大学教授没有有效机制能够把科研成果转变为产品，这迫使中国大学不得不办自己的产业，随着我国经营机制跟好地建立，我们会采取更多的方式转移我们的技术经营我们的专利等等，得到我们的回报。
—— 摘自《现代教育报》：大学之所以为大者 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陈启伟教授访谈录
从陈先生的言语中，我捕捉到了北大“南墙”的一段历史。当初北大是要走一条“产学研”结合的路子才拆掉南墙的，其迎合社会的意图表露无疑。南墙的拆掉，预示着北大不在是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带有目的性地将校园和商业区结合起来，让校园里面的“无形”的知识和学问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能够带来商业利润的“有形”的财富。经过一番查阅，终于找到了北大在1993年拆掉南墙的历史资料：
资料一：1993年3月，全民经商的时代，北京大学作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
资料二：南墙名声大振的日子是1993年3月。北京大学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论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可能在中国所有地方兴办这种商业街，人们都会以平静心态去对待，因为40多家商店占用的临时建筑，使这里相当凌乱庞杂，拆了墙统一建商场，可以统一管理，美化市容。但这里不一样，因为这是北大！因为在全民经商的年代，中国推倒校墙办商业街的第一例竟出现在最具学术传统的北大！
资料三：北大南墙的这条商业街从1993年开始建设，几经变迁，颇耐人寻味。最初，街上的主角是小饭店和发廊，后来又有了家具店、服装店、照相馆等，而“风入松”书店的声名远扬为这条商业街增添了些许学府气息，尽管这书店“委屈”在地下室。1997年，一直在山西朔州做水泥预制件和加油站生意的王跃胜看中了这里，毕竟是北大，他“新潮”地经营的网吧大获成功，4年里竟开了24家网吧，甚至在中国地图出版社新版的“北京城区图”上，正式出现了“飞宇网吧一条街”的名字……南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993年，北大推到南墙，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按照校方的说法，这是“更新观念”的结果。“不管愿意不愿意，象牙塔的概念在这里消失，而素以重学术、重政治著称的北大人将与市场经济结缘”。《文汇报》则大胆断言“北大告别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也许还是一个围墙的时代”。这些声音是在批评北大沾染上了商业气息，污染了纯洁的教育。但在我看来，这是北大背叛历史，遗忘问题的危险信号。
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在2001年恢复了南墙。醉翁之意不在酒，恢复南墙，不仅仅是用砖块砌一堵墙，而是回归自身，向自己的使命和理念回归的努力。于是赞扬声一片。正如在陈先生的文章里所看到的那样。
恢复南墙以后，北大在向自身身份确立的道路上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不仅表现在理念上，在现实操作和制度安排上也作了一些非常漂亮。比如， 启动了“元培实验班”计划，对学生实行“宽基础、晚分化”的通识教育；另一件事是为全校学生开设通选课，逐步扩大学科范围，尽展名师风采。这两件事是都是笔者在北大亲自见证的。在这个知识泛滥，缺乏思考的年代，北大能有这样的举措，着实让人欣慰。
二、北大只有一个，但唯有北大不仅仅是一所大学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拯救兴国的情结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知识学习迅速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技术训练，使得我们的教育至今还带有浓厚的“培训”色彩。教育取得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救亡情结”压倒“启蒙情结”的现代，社会对教育的理解也许仅仅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但北大绝对是个例外，她既在教育之中，又在教育之外；既在“学问”之中，又在“问题”之中，他的含义已经深深超出了教育本身。
1、从北大的历史看，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而兴建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戊戌变法是改良派效仿西方改革中国君主专制的产物。所以，北大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院，而是带有西方体制的现代意义的大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京师大学堂的灵魂。如果我们去翻一翻关于京师大学堂的记载（看看里面的课程设置），就会知道，京师大学堂的魂仍然是扎根于中国的。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清醒的自觉意识才有了北大以后的繁荣。
2、从北大的思想阵地来看，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学冲击，不得不与西学碰撞的尴尬事件，它至今仍然是让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文化感觉最为疼痛的“暗伤”。因为，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还没有在理念意义上实现。说到底，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危机面前，还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在中国文化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受冲击最大的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但最终中国文化还是消融了这个“异端”。但“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想到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一些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中，并没有扎根于中国民众的意识自觉中。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学的观念、民主的思想已被大众所接受，在制度安排和实际操作中也逐步纳入了正轨。但是，科学的理念（为科学而科学的文化预设）和民主的理念（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还没有在中国扎根，估计也无法扎根。因为一项技术可以买卖，但文化却不能移植，全盘西化无论在论调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已经遭到挫败。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的成长一直是带着这个问题的。它既是一所“学问中”的大学，也是一个“问题中”的大学。抛弃了这个问题，忘记了这个“暗伤”所带来的阵痛，北大也就不成为北大。因为学习造飞机、制大炮的先进技术，一开始就与北大无缘，它思考的都是大问题，一个关乎比肉体灭亡更可怕的灭亡——文化的灭亡。
3、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镇。
北大的另一个传统是爱国。爱国就要救国，如何救国，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还是举起一面大旗。问题和主义之争在当时何等的激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举起的是“主义”的大旗，他们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北大就是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所以，北大在思考中国文化命运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出路。还是那句话，这种出路不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是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是革新头脑，举起旗帜，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也不是它的强项。
一所大学的成长离不开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北大以其特殊的“出身”，特殊的“际遇”和特殊的“使命”成其为了它自身。它不是潮流和社会的迎合者，而是其批判者，引领者；它不是研究经世致用之技术的培训学院，而是苦苦寻找中国文化和中国出路的思想堡垒和思想阵地。也正因为，北大才成其为北大，也正因为此，中国只有一所北大。
三 是价值的坚守，还是利益的算计
我在自己的博客里谈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总在说，中国有一种“泛价值”的倾向。中国人对一些问题或事物的回避或迎合，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自觉。这是中国文化的高贵之处，牺牲事实来维护价值，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绵绵顺延几千年而不倒的关键所在。
对价值意义的偏好，使得很多问题的争论往往呈现出尴尬的局面。好像拥护者和反对者都能列举出一大堆理由，两个相反的命题可以同时为真，也可以同时为假，价值的选择面临着尴尬。就像一个儿童坠入水中，一个不熟悉水性的壮汉应该不应该下水去营救？有人说，不应该去救，因为你自己就不会水性，进去也白搭，很可能还会断送自己的性命。所以对不救人的行为，拥护者是用理性的思维在权衡，在遵循的是“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和算计的经济学逻辑；而对这种不救人的行为，也有着很多反对者，他们的理由是：你是一个人，出于良知去救人，对他本人来说是“当机立断”的，不可能去进行这种“两难相权择其轻”的思考。而一个人的高贵，恰恰是通过这种不计得失的“善行”体现出来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行为让我们的评价体系找不到任何可以依照和参考的样本和模本。于是，争论就由此而起。
三角地的拆除面临的尴尬也是如此。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着强力的理由支撑。以北大校长许智宏为代表的决策者站在了所谓“功利”的立场：“对北大三角地的整治并不算拆，只是在规范。因为奥运会一些赛事明年将在北大举行，为此校园要进行整治。”“整治三角地之后并不是没有广告牌，仍然会保留广告牌，但北大目前的三角地的广告太多，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有这么乱的地方。” “北大三角地整治之后，这一地区可能会规划成一个学生活动中心。”可见，校方拆除三角地是出于“环境治理”、“迎接奥运”、“修建学生活动中心”的现实考虑。尤其是最后这个理由，很有杀伤力，是想通过为学生谋取利益的方式在学生中争取更多的支持性的声音。
但反对三角地拆除的反对理由也不少。相反，这些反对者考虑的并不是三角地拆除的现实利益，而是顾及其看不见的“形而上”价值。北大三角地是民间信息汇聚的重要场所，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有形的几个广告牌，它更多凝聚了一种精神和传统。北大有别于其他院校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块三角地，三角地成了北大学子，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眼中最后一块自由的阵地。如果消除了这种自由精神的“肉体”，它的灵魂不也就成了孤魂野鬼？三角地在外在世俗的冲击下固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广告和虚假信息，但三角地本身的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它的具体内容有所偏颇。结果，“拆来拆去，我们仿佛拥有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却失去了一种历史感。因为我们不仅拆除了一处建筑、一个设施，也拆除了一种回到历史的深度模式。”
两种声音都有道理，都能找到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和事实说明。关键是我们如何选择，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作出这种选择？我们是功利的权衡利弊，还是进行价值上的承诺和坚守？归根到底，我们是把我们的校园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按照进化论的逻辑和思维向世界接轨？
三角地应该不应该拆除，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智者”从现实利益考虑认为拆除三角地的行动势在必行，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未名湖铲平，建几幢漂亮的大厦；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博雅塔推倒，建一个休闲娱乐场所。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未名湖附近的土山丘全部夷为平地，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有这么“土”的东西。
而“仁者”就不一样了，他们总想捍卫些什么，坚持些什么。可惜，在世俗化的大潮中，他们所捍卫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远不如一个漂亮的活动中心来的实在。所以，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浪潮面前，他们的声音很尽管很想，情绪尽管很激动，但却是节节败退，以至于无处可退。
自从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汉语在中国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逻辑就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进化论逻辑因为现实层面上的制度安排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不得不认可。在进化论的链条上，西方的东西是在前部的，而我们的东西是在后部。正如恩格斯所说得那样：西方人目前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东方人未来的图景。于是，在这个毫无弹性的链条面前，我们只有追赶，而别无他途。于是，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民族没有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耿耿于怀，我们非常在乎大学的排名，我们把西方的一切指标都照搬过来，来反观一下我们是否在进步，进步了多少。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历史总是吊诡式地嘲弄了我们：当我们亦步亦趋向别人学习的时候，我们恰恰离人家很远，而我们越是寻找自己的东西，我们在获得自身地位的时候，更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从来也不知道大学排名为何物，但却作为一所固守自身价值的学校得到了西方人的赞扬和敬佩。北大的美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传播出去的。相反，我们刚想向人家靠拢（正像许智宏所说的，世界大学没有一所是这么乱的），把人家的指标体系拿来量自己的三围的时候，我们反而离人家更远了。
无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北大的选择，无可厚非。但北大不仅是一所大学，它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大学的狭小校园，凝结着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所有的问题和痛苦。可以说，北大的尴尬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前的尴尬，北大的痛苦正是我们的文化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不可回避的痛苦。而北大，作为最后的守望者，在历史的潮流中总是因为这些问题和痛苦才成其大的。除此之外，北大已经不再是北大。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许可怕的并不是出现悲剧，而是悲剧意识的丧失；悲哀的不是缺乏批判，而是批判意识的泯灭。不知道北大在拆除三角地的时候，是否遗忘了历史和时代赋予它“问题”和“痛苦”。
“天黑了，下起了大雪，只有他还在守夜，他说这是最后一哨岗。”不知道北大是不是最后一个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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