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从权谋说到阴阳
博弈，古人称博弈为“对局”，就像下一盘棋，所谓“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现代人说，博弈是活体之间的较量和对抗。无论怎么说，博弈注定了是一场没有规则和规律可循的斗争。在这里，没有固定的品质可以培养，没有现成的稻草让你抓住，没有具体的道路让你行走，唯一可做的就是相时而动，顺势而行。兵者，诡道也。在向前的道路上，你会无所不用其极，想尽一切办法把对方吃掉，而对方也不是一个等待着你捏的软柿子，而是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的进攻变得无效。就在这种迂回与进入的纠缠中，有着说不尽的权谋和狡诈。
苏格拉底说：“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自然界是“死的”，只要我们掌握了其中的规律以后，就能一劳永逸地征服它。知识关乎自然，正如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只要控制好试验所必需的条件，就能不断地重复这个实验。所以说，知识是一种力量。但人和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一样了，它是一种对抗，一种活体之间的对抗。在这里，任何现成的东西都面临失效。在与对手过招的时候，你必须对当下的局势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说，谋略是一种智慧。
《三国演义》中孙权和庞统的一段对话：孙权问庞统：“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士元回答：“不必拘执，随机应变。”孙权又问：“公之才学，比公瑾若何？”庞统笑答：“某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一个拘泥兵法，一个随机应变，高下之分岂非不言而喻、一目了然？所以，伏龙、凤雏齐名，而周瑜却棋差一招。世间本来就没有路。大凡在博弈中胜出的，估计都深深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
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人主“因果”，是一种科学化的思维方式。所以，“理念”、“第一推动者”、“上帝”这些现成化的实体字眼经常出现在她们的文化中，造就了西方几千年的科学传统。西方的“求真”精神和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关。而中国人的思维却不是如此地“直来直去”，它的思维最典型的表达是“阴阳”。大家也许都见过“阴阳鱼”，那是一个互相镶嵌、彼此关联、此消彼长的图形，里面充满着活力对抗和竞争的味道。所以，中国人很难有真正的是非观念。曾仕强在北大讲座时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有是非,但是没有是,也没有非。”可谓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一切皆变，阴阳互动，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也没有什么超时空的“客观规律”，更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一切都随着“时”和“势”在流动。正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把这一点领悟到家就是“出神入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真是说不得，说不得。
这种“阴阳鱼”式的思维方式来自于中国文化中的“缘构观”（我自己起的，也受了授业恩师的影响）。而这种“缘构观”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周易》及后来的《易传》。儒道互补也好，百家争鸣也罢，以先秦诸子为源头的中国文化中的各种学说都把《周易》中所表现出来的“阴阳”观念视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而《周易》是怎么来的呢？伏羲演《周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那么这里的“神明之德”和“万物之情”又是什么呢？
我可能要说出一个造众人唾骂的字眼：性。伏羲正是从万物的“阴阳和合”的本能活动中发现了万物“生生不息”的真正源泉。你没有看到吗？男女的结合，就能孕育出一个鲜活的生命，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相交”（性交）！没有哪一方能单独孕育新的生命，必须是阴和阳的相互运动。在这个矛盾体中，阴也不能吞掉阳，阳也不能灭掉阴，二者的纠缠才能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场”，才会有德里达意义上的“意义的撒播”。“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所谓的“生”不过是靠阴和阳维持住的。所以，中国人的思想走到终极处是一个“缘构”的“天”，而非实体概念化、现成化意义上的“本源”和“上帝”。而且，我们甚至不能把“阴”和“阳”割裂开，不能离开一方来谈另一方，所以中国的文化也不是所谓的“二元论”。没有两个“元”，只有在夹缝中行走的“中间”。
正如男女之间才可能发生实质意义上的性活动，孕育生命一样，唯有阴阳的结合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中国文化和“中国式思维”。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看一看《周易》和《易传》。说的高雅一点，这是一本智慧书，它作为中国文化中一个永远也无法真正打开的黑箱，直接塑造了中国五千年的思维结构，说的低俗一点，简直就是一本黄色书刊。《系辞》中说：“乾，阳物也。困，阴物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癖,是以广生焉。”这是我见过的对男女生殖器的最形象的比喻。所谓“阴阳合德则刚柔有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不过是对性活动的最逼真描述罢了。而所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也不过是对分娩、孕育新生命的惊叹。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瞎联想，而是中国的文化总善于“微言大义”。总之，其中的关联，很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阴阳和合的思维方式直接塑造了中国的思维结构，渗透到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医、占卜、谋略、兵法，里面无非都是“阴阳鱼”。而对此把握到最高境界，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中国泛艺术的倾向与此有关。什么管理艺术拉，战争艺术拉，领导艺术拉等等）。而这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的智慧。
抛开中医、占卜的阴阳思维模式不谈，我很想说一说兵法和权谋。对兵法和权谋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孙子兵法》，另一本是《鬼谷子》。前者是战争领域中的“阴阳鱼”，后者则是人际关系中的“辩证法”。战争是人和人之间“对抗”的最极端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涉及的是“生死之道”，所以“不可不察”。“兵战之地，立尸之所，只能以死求生，而不能以生求死。”还有比生死更严肃的事情吗？所以，“阴阳不测谓之神”在兵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登峰造极，到了中国式智慧的最高点。而《鬼谷子》则涉及了一个杀人不见血的领域—人海中的沉浮，无处不透露着权谋和算计。这里虽然没有真刀真枪，但却在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没有血雨腥风的肉搏，却有着杀人于无形的较量。于是，“谋身”与“谋国”成了权谋家施展智慧的领域。
有人对《资治通鉴》如此点评：人人是刽子手，个个是阴谋家。很形象，也很到位。说到底，仍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对局和博弈，别忘了，这里也会死人的，有多少人在战场上是英雄，到了人际圈中却不知道怎么死的。可以说，这里的战场更凶险，暗流涌现，险象环生。
中国人打仗行，摆弄人际关系更是一绝，所以，中国人千万不要怕打不赢仗。坚持打下去，坚船利炮是一个次要性问题。中国人玩弄人际关系更是一绝，每个人也许都是天生的阴谋家，成了本能。中国的一个处级干部到美国，能把他的总统玩下来。这是我们的优势，我本人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见到很多人否认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向西方看齐，说自己的国家丑恶。其实每一个文化都有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优势也可能是劣势，所谓的劣势也可能是优势，无法放在一个僵硬的进化论的链条上比较个优劣。
自从西方的文化随着改革开放传到中国来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传入，有一个东西也开始被国人所接受——因果观念。而伴随着这个观念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向“科学主义”的蜕变。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在一个侧面可以说就是“阴阳”和“因果”的对立，结果我们很快就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好像只有披上“科学”的外衣，遵循“因果”的思维模式，我们才算一个现代人。
首当其冲的就是《周易》这个永远也破解不了的黑箱。尽管我们还不它当作智慧，但大多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其和功利联系在一起，我们更多地想的是如何用它来占卜，来炒股票，结果炒来炒去，唯独遗忘了自己的智慧。
中医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否定、取消中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认为中医没有科学的根据。但问题是，是不是非要是科学的，才有存在的理由？我至今仍然不相信，靠科学就能穷尽身体的所有奥秘。身体（body）不是肉体(fresh)，它本身就是一个“场”，其中有着无穷的奥秘，而这个奥秘远远不是科学能解释的。把人的身体分析成一堆乱七八糟的指标（去过医院化验的人估计都有这样的体会）无异于把身体当成了肉体。中国的气功、针灸、太极拳、梅花桩的命运也不不到哪里去，因为不符合“因果轮”，不能够证明和验证，统统打上了迷信的标签予以取缔。相反，游泳拉，瑜伽拉，健身拉，去时髦的很，充斥着大街小巷，不可谓不滑稽。也难怪，“丹田之气”，即使在显微镜下也看不到，更别说“浩然之气”了。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外一直跟着我一个师兄练习梅花桩，三年下来，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确练出了“丹田之气”！
在管理模式上更是糟糕，所谓的科学化管理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什么都要定量、规划、定指标，好像出不出诺贝尔奖是规划出来的，就连生孩子这样一个人类最基本的自然行为，也被纳入了科学规划的行列，什么时候吃什么，补充什么营养，什么时候要“封山”，什么时候做爱，采取什么姿势，据说都有这严格的规定。实在不知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原来是这么“生”。学校里评职称，出成果、考试，阅卷，也无不打上科学管理的色彩。无论是语文教学，还是外语教学，都先要学习语法分析，结果好端端的一个句子分析来分析去，什么也没有了。正如真不知道刘翔跑步的时候，是不是也进行过“规划”和“科学分析”，看看什么时候迈哪条腿，采取什么姿势，才能以最省力的方式向前跑。
害人不浅的是市面上所谓的那些成功学著作，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人说努力会成功，有人说要有意志，有人说要勤奋，有人说要养成习惯，有人说要把握细节，有人说要抓大放小，这些近乎矛盾“成功道路”竟然并排出现在一个书架上，让人真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成功。
所有的这些，都在于说明我们已经遗忘了最远古的智慧。我们的知识在进步，但好像智慧并没有前进多少。谁也不敢说自己又发明了一种新智慧。结果我们古人的书读不懂了，看不明白了，剩下的唯有彷徨，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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