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从何来：从唐诗到新诗，从现代诗再到恶搞
——汉语诗写与阅读美学病症考
徐 江
诗歌在当代为什么表现出与公众日益对立的趋势？这似乎是当代文化绕不过的一个醒目话题。扣除复杂的社会、历史与人为等强力因素，即便单从古今诗歌美学的演变，尤其是近代开始的诗歌理念的持续裂变，以及读者接受心理流变，这话题也是非常值得深究的。
中国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文人们无论是否写诗，话题中必定有极大一块跟诗歌夹缠不清。古代还好办一点：那时写诗跟今天学外语一样，属于读书人必修的技能，无论是朝堂议事、邦交会盟，还是婚丧宴别，诗都有一定的日常实用性。文人谈诗，虽有天分、境界、诗艺上的区别，总还有大抵相近的美学趣味罩着。所以那时的各种评价，差异无非是在高下优劣之分。但这个情况到了上世纪，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有了巨大不同。作为对古典诗歌的美学惰性、以及它日渐狭窄的表现能力的一种反叛，“新诗”出现了。
“新诗”不想再引经据点，想尽可能地再贴近一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也想在语言中能更自由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这后一点，是跟古诗的美学追求根本不同的。在古诗，即便是李白爱用的“古风”、白居易的“新乐府”，文字依然是要受韵律的控制。但是“新诗”也带来了问题：一、现代汉语还没进入规范年代，诗人们的语言好多还不大利索；二、作者离开了母语传统，另投的师门不一，有英国人（从沃兹沃斯到雪莱拜伦，从道森哈代再到奥登），有印度人（泰戈尔），有美国人（惠特曼、朗费罗、艾略特），有德国人（歌德、海涅），有俄国人（普希金、莱蒙托夫、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有法国人（雨果、波德莱尔、魏尔伦、韩波、）……而洋师傅们的美学，又是分别属于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乃至革命现实主义的，它们分别产生于欧美历史的农业时代、前工业时代、大工业时代以及社会主义集约化生产年代，在理念上有不少是彼此矛盾的。所以“新诗”在追求诗歌解放的同时，虽然带来了多元，也带来了思维混乱。
中国整个的现代文学史时期，因为先前缺乏基础，世界文学的译介虽然繁荣，却不完备，诗歌史的教育和资讯相对匮乏，诗人中兼具外语天分的人又有限，这样诗歌创作者的思维里，就出现了两大问题——
一、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文学理念之后，没有一个相对清晰与坚实的美学体系和平台，支撑新诗的写作，写作者在进行先锋实验探索的同时，还不时受到源自几千年汉诗传统的惯性的拉拽。无论是胡适、徐志摩、朱湘、闻一多等“新月派”所鼓吹的新格律，还是郭沫若、鲁迅这两大“新诗”最伟大诗集（《女神》、《野草》）的作者，其诗歌写作的投影深处，都可以看出古典式诗歌思维的魅影。
二、新诗作者中前卫的一支，对自己所信奉的国外“主义式”文学理念的理解，存在着生吞活剥与消化不良，有的甚至于还进行了一厢情愿的野狐禅阐释，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剧变期的中华文化，其现实的本质依托依然是农业文明，这就导致了诗歌作者太多无意识的指鹿为马。现代派们的背后，依然是新瓶装旧酒的浪漫主义，这一点无论从“里尔克的信徒”冯至的写作、还是后来“奥登的信徒”查良铮（穆旦）在翻译时对浪漫派的偏爱（虽说也有受制于时代的原因），就能看出。
第一个问题使得所有现代文学史时段的经典诗人（放到更漫长的文学时空里看，可能只能算作“亚经典诗人”），都没有能够形成一个自觉性的“现代汉语诗歌理论体系”。许多人虽也有些理论建设（如郭沫若、废名、艾青、闻一多、戴望舒），但出于自身素质，以及社会动荡对诗人无可抗拒的影响，用力都不够。另外，诗人中原本是感性思维发达的居多，即便偶一涉足理论，好多也更倾向于那种只言片语集结的“诗话体”，这也是一种阻碍。郭沫若本来应该是新诗前六十年中最具理论天赋的一位，但因为他同时具备的政治家身份，遭致许多思考的亮点被耽搁或自我刻意修正，终于未能生长出一种自足的、独立的诗学理论，仅仅停留在了观点，也就自然被后人所忽略。
第二个问题则后来发展成了一种诗人痼疾，一直绵亘到当代文学。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现当代历史对发展中的“新诗”风尚流变的干扰。日军全面侵华，不但破坏了中华文明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蠕动的慵懒进程，也彻底取消了诗歌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艺术的自我体系化机会（且不论诗人们是否有这种能力），诗歌无论是作为“为人生的艺术”，还是诗人作为个体的人，都无可避免地卷入了为时政左右的命运。
中间惟一有可能扭转、但终未扭转的一个契机，是台湾现代派诗人1950年代开始的诗学争鸣与创作实践。但这一番轰轰烈烈，由于受到了远离内地的思乡情结，以及由此和童蒙教育背景派生的、对汉语和汉语诗歌过重的使命感，很快地自囚在了母语和地域视野之内，从而丧失了新诗与农业文明质素的彻底剥离机会，只给汉语诗歌注入了现代性，留下了一些迄今仍然惊艳的佳作，却终于没能奉献出一套自觉将汉语诗歌放置在全球视域（而不仅仅是错位性的接轨）的现代诗理论体系。所以，台湾现代派的出现，既为诗歌史添加了不少好诗——其数量超过了后来的朦胧诗佳作——也给新诗理念在原有的混乱美学基础上，又添加了“台湾式的乱”。
同样，朦胧诗兴起后，诗人们理论建设的自觉意识虽有所增强，但这一代人由于出身背景，其知识储备和学养天赋，甚至还要低于台湾现代派，所以结果也就自然是再增加了一种“朦胧诗式的乱”。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朦胧诗式的乱”美学口味本身就是芜杂的——既包括了今天派中的理性（北岛）、天然（顾城、芒克）、技术（多多）三类，也包括了外省许多传统的、温情式的共和国最初十七年新诗的翻生（如舒婷、梁晓斌），这当然也就在丰富当时诗歌口味的同时，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对新诗认识上的歧义与冲突。
第三代诗歌的出现，好容易把汉语诗歌从朦胧诗的那种“类现代主义”（顾城语），推搡进到一个比当年台湾现代派更为宏阔、也更具生命力的“本土化现代诗”时段，但在理念建设层面，困扰过后五四时期诗人、“台湾现代派”、“朦胧诗”一代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学养不足、理念建构过于匆忙与性情（直到今天，大多数优秀且有志于理论建设的中青年诗人依然有这个问题），这也使得读者阅读诗歌的混乱状态得以加剧和持续。并进而使落伍者产生五花八门的“恨”。
说到这里，中国的现当代诗歌，有一个独立于世界现当代诗歌属性之外的特性，需要提请大家注意——
自从一百来年以前，新诗自诞生之日起，直到步入今日接近于自觉时段的现代诗，历经新诗的自由体、新格律、民歌体、广场体、朦胧诗、第三代、泛学院、民间写作、现代诗（许多人误称为“口语诗”）……每一波诗潮的兴起，虽然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对上一代诗歌的修正和颠覆，但却并没有能够对以前的历代诗歌理念完成彻底的清理。新的诗潮，只是给日益细分的前卫作者群体，带来了继续向全新诗歌境界飞升的平台，却并没有改善先锋诗歌的生存环境。这里面当然有人性的原因，也有上面提到的历代诗人在诗歌美学建构能力上的缺失，可最主要的一点还在于——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农业国的社会和历史形态，决定了农业文明依然我中华文化中最顽强的主流。诗歌的相当一部分作者都拥有来自农村与小镇的生活背景；而另一部分作者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那些疑似具有现代性因子的教育，其核心理念依然与农业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
新诗诞生的一百年间，绝大多数读者（有时甚至也包括了写作者），都是在用着适于阅读古典诗歌的美学眼光，去解读和评判陌生的新诗。同理，当自发性的本土现代诗四十年前和二十年前，分别在台湾和内地破土而出，绝大多数的读者与作者，又开始用适于阅读古诗与新诗的美学尺度（虽然这两个尺度叠加在一起非常矛盾），去读解和衡量现代诗。因此，自“五•四”新文学以来，诗歌虽始终端居于文学和文体探索的潮头，但它与读者的关系，却一直是充满对立和诘难的，特殊时刻甚至还带有着被动的、被受众胁迫的削足适履意味（如果我们愿意把诗比作脚，把读者的诗歌趣味比作鞋）。读者想让诗人按照自己读起来舒服的那种方式去写，这种不讲理的思维方式与要求，世界各个语种里都有，但只有中国的最理直气壮。因为近半个多世纪，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主流社会的文学发表与奖励体系，都在一刻不停地向每个读者灌输这种思维方式。
当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着强烈地对非我族类 “说不”习惯时，新艺术最险恶的生长环境就出现了。而当一个先锋诗人，一往无前地进行着他的美学颠覆和实验，他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诅咒他的“诗歌爱好者”。可这些爱好者的真实成分又是怎样的呢？他们中有唐诗爱好者、宋词爱好者、对联爱好者、押韵爱好者、胡适追捧者、周作人粉丝、徐志摩爱好者、戴望舒爱好者、艾青的读者、臧克家的徒子徒孙、穆旦/卞之琳/林庚的“翻案者”、青年北岛的怀念者、顾城和海子的崇拜者、席慕容汪国真的拥趸、语文修辞课爱好者/甚至罗大佑崔健张楚陈升林夕周杰伦许巍的听众……当然这里面，我们还没算上诗人中那些“同行是冤家”的古老故事。
众口喧哗，似乎验证了诗歌标准的丧失。但真的丧失了吗？我认为没有。从来没有。实质上，上面罗列的那些“诗歌爱好者”，他们恰恰是今天逐渐步入职业创作理念的汉语现代诗所要告别的一群。这倒不是新时代的诗歌天才们比远古和前辈的大师们傲慢，而是因为——上述读者向诗歌索求的东西，灿烂的中华诗歌史、乃至当代的流行文艺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而伴随人类文明各个领域分工的日趋细腻、专精，汉语现代诗的作者们，必须要为母语和诗歌，创作出以往文学从未完成过的佳篇与形式，必须要为大家创建出一套崭新和暂时陌生的、能真正深入读解这一时代人类心灵奥秘的诗学体系。诗人并不傲慢，倒是爱好者们（有的可能还误入了“诗人”行列）过于“童真”了。当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了连交通工具都可以分成“机动”与“非机动”，连一罐蜂蜜或一代奶粉，都要分成“婴儿装”与“中老年装”，还想奢望诗歌依然都是那种“人见人爱型”的、甚至是“己见己爱型”的，这是不是也过于幼稚和狭隘了？
所以说，近年来网上一系列围绕诗歌的恶搞，其恶搞者的原始动机中，是有着一部分上述幼稚与狭隘的“主义真”在作祟的。因为已经无法触及和读解现代诗的前沿发展，而产生恼怒、仇视，进而背离正常的求知与思考，借助儿童的恶作剧手段，以一种市侩的油滑试图消解和掩盖自己在先锋诗歌前的茫然与困惑。这是颇值得人们警惕的一种当代文化病。这种病因“爱”而生，因“迂”而长，因狭隘而成病，因精神空虚而恶化，因内哗众取宠的诱惑而导入疯狂，因经受多年市场腐蚀、严重文化缺钙的媒体误播，而形成国人对诗歌仇恨的假相。
而真相中的汉语诗歌呢，则越来越摆脱了近百年来历史杂音的干扰，越来越回归于一种个人对世界的强大逼视；写诗虽然有网络时代的嘈杂作为包装，却也越来越回归于“孤独者的艺术”本位，就像当年的李白和苏轼，杜甫和李煜，仓央嘉措和纳兰性德，把不凡的发现与感动，用普通的字写在普通的纸（以后都改叫“文档”了）上，任时光载着它们，在一代代后知后觉的诅咒者头顶上空飘过，唱漫不经心的歌。
2008/1/27—30写于天津
本贴由徐江于2008年1月30日02:33:03在〖诗江湖〗发表.
http://my.clubhi.com/bbs/661502/messages/453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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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鸢宝宝 于 2008-1-31 18:29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