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妖精

登高

　　阵阵秋风，送来山猿的长啸，在高迥的天空回荡。清澈的水，细白的沙石，飞鸟正来回飞翔。四顾群山，无边无际的落叶，发出萧萧的声响。山下长江，惊涛澎湃，滚滚奔向前方。正当此时，一个满头白发的诗人，历尽艰难，满怀苦恨，独上高楼，凭栏眺望。面对眼前的景象，他的感慨，该是多么深沉，多么凄怆！那凄劲的风声，澎湃的涛声，飘落的叶声，哀惋的猿声，从空中吹来，在江中轰响，从林中传出，在峡中回荡，一齐涌入诗人耳中，涌入诗人胸膛，又怎能不汇集他的心声，组成一曲悲壮的乐章？
　　代宗大历二年（767）深秋，杜甫在夔州登高凭眺，四顾苍茫，悲歌一曲，以诉衷肠：“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登高》）
　　在这首诗中，包含了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情致，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凄凉，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怆，谢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高亢。
　　首联每句各写三景，如画卷一幅，尽收眼底景象。颔联前后均用叠字，似琴曲三复，唤起诗中精神。颈联沉郁顿挫，从时（百年）空（万里）两个方面，表达诗人心情。杜甫家在洛阳，如今寓居夔州，故说“作客”；自从离开长安，颠沛陇右，流滞蜀中，历时多年，故说“常作客”；洛阳夔州，远隔千山万水，故说“万里”；这种他乡作客的飘零之感，在暮秋格外强烈，故说“悲秋”；而在此时，能够排忧解愁，惟有登高望远而已，故说“登台”；常恨亲朋不见，形影相吊，故说“独登台”；如今老年体衰，故说“多病”；眼看一生就这样在贫病潦倒中度过，故说“百年”。宋人罗大经说这联“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久客则历尽艰难，换得满头白发；甚至连借酒浇愁，也因多病潦倒，有所不能。尾联语甚凄楚，意极沉痛。
　　这首诗前二联写登高闻见之景，后二联写登高感慨之情。其景，是渗透了诗人主观感情的景；其情，是浸染了当地客观景色的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陆时雍《诗境总论》）。今人罗宗强评说此诗：“秋日登高，悲从中来，叹一生之困顿潦倒，于是对景抒怀。但是景却是壮阔的景，风声、猿声、落叶声，全都汇合到滚滚涛声之中，以强烈的节奏在流动；落叶飞扬，江鸟盘旋，江水奔流，一切都是动的，以回旋起伏的节奏感在流动。声和色，都在流动中表现出壮伟的韵律感。这韵律，其实也正是杜甫此时内心情感的韵律。这样一个壮伟的景色，完全展现了杜甫的悲壮情怀和宽大胸襟。这时候，换一个环境，比如说，换一个冷落僻静、清幽窄小的境界，就无法抒发他的怀抱。只有这纵横万里的秋色才足以表现他的胸襟。这一壮伟景色所弥漫的感情气氛，也就决定了全诗的基调。”（《李杜论略》）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明代胡应麟说：“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綦组锦绣，相鲜以为色；宫商角徵，互合以成声。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流。肉不可使胜骨，而骨又不可太露；词不可使胜气，而气又不可太扬。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匠，自古难之。”（《诗薮》）杜甫七律，思致深远，造语奇警，正而能变，大而能化，有行云流水之势，极沉郁顿挫之妙，纵横动荡，气象万千，故后人论古今七律，无不以杜诗为极诣。
　　关于七律的压卷之作，众说不一。严羽取崔颢的《黄鹤楼》，何景明推沈佺期的《独不见》，王世贞提出应当在杜甫《登高》《九日蓝田崔氏庄》及《秋兴》（其一、其七）这四首诗中求取。胡应麟认为：崔、沈二诗，“兴会适超，而体裁未密；丰神故美，而结撰非艰”。至于《登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难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此诗自当为古今七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诗薮》）

我是妖精

观舞

　　据《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等书载，唐玄宗精通音乐，开元二年（714）正月，曾选太常乐工三百人，亲自教授乐曲，一有声误，必能察觉，加以纠正，当时号“皇帝弟子”，以教址靠近禁苑的梨园，又称“梨园弟子”。天宝中，玄宗又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安禄山自范阳入朝，曾献白玉箫管数百，陈于梨园，从此演奏如闻仙乐。有个名白秀贞的宦官，自蜀中回长安，献上一把珍贵的琵琶，杨贵妃常抱着它在梨园弹奏，声韵凄清，远飘云外，诸王妃及虢国夫人，都争为贵妃的琵琶弟子。
　　在这些梨园弟子和乐师中，张野狐觱栗、雷海青琵琶、李龟年歌唱、公孙大娘舞蹈，均冠绝一时。据说公孙能为《邻里曲》、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等舞，疾捷酣畅，刚健有力。“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开元五年，杜甫六岁，在偃城（今属河南）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天人山人海，当公孙大娘开始起舞时，原来喧闹的人声，顿时平息，如雷霆滚滚忽然收敛；看她的舞姿，旋转翻滚，如羿射九日，相继从高处落下；翩翩轻举，又似群神驾驭苍龙，在空中飞翔；当她陡然结束舞蹈时，四下一片肃静，如江海凝波，水光清澈；可谓光彩四照，气象万千，观众个个神摇目眩，惊讶失色，好像天地也随着公孙的舞姿，起伏回旋。
　　安史叛乱后，唐玄宗逃往四川，叛军攻陷两京，大举搜捕文武朝臣和宫嫔乐工。“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在长安西内苑），宴伪官数十人，大陈御库珍宝，罗列于前后。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歔欷，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青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青于戏马殿，肢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郑处晦《明皇杂录》）。当时诗人王维正被叛军关押在长安菩提寺中，听到这件事后，曾作过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私成口号诵示裴迪》）
　　出于对玄宗的忠诚，梨园弟子纷纷逃散，宁可流离失所，不愿落到叛军手中，不少人在战乱中死去。“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杜甫晚年，曾多次听过流落在外的梨园弟子的演唱，如“高宴诸侯礼，佳人上客前。哀筝伤老大，华屋艳神仙。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清歌声复转，满座涕潺湲”（《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这几句诗，就是在夔州柏都督筵上，听梨园弟子李仙奴歌唱而作的。代宗大历二年（767）十月，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持家中观看了李十二娘舞《剑器》，只觉舞姿矫健，神采飞扬。一问，原来是公孙大娘的弟子。当时公孙早已去世，就是她的弟子，也不年轻了。虽然李十二娘的舞技得公孙真传，颇有其师当年的风姿和气概，可惜生不逢时，已不可能再有其师那样的恩遇和声誉。她美丽的身影，只是在夔州这种僻陋之地，伴随着萧瑟的秋草，映照着凄凉的落日。这和公孙当年“一舞剑器动四方”的盛况，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在和李十二娘交谈后，诗人心有所感，不能自已，遂写了这篇名作。这首诗题为观李十二娘舞，但所写重在公孙大娘舞，而其意实不在舞。“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不然，一舞女耳，何足摇其笔端哉！”（《杜诗详注》引王嗣奭语）前人谓作诗本旨，全在最后六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唐玄宗墓泰陵在蒲城（今属陕西）东北金粟山，如今墓旁树木，都已长大，追思梨园全盛之时，恍然若梦。由于梨园弟子的命运和玄宗的命运，以及唐王朝的命运，在这特定的时期紧紧连在一起，故诗人从李十二娘今日的凄凉，想到公孙大娘当年的盛况，再想到一手创办梨园的玄宗，因眼前的遍地烟尘，感叹盛世一去不返，以乐极哀来的感伤，与五十年前的歌舞升平遥相呼应。“身世之戚，兴亡之感，交赴腕下”（《唐诗别裁》）。足下生茧，举步必慢，现在反而愁其太快，末二句写对此茫茫，百感交集，临别而不忍其去之状，极为传神。

我是妖精

昭君怨

　　前人说作咏史诗，若黏着一人，囿于一事，定非高手；须以己为主，别有怀抱，风神摇曳，俯仰感慨，方为绝唱。如果以此作为标准，衡量古今咏史诗，必然首推杜甫《咏怀古迹五首》。这组诗分咏长江三峡中的庾信宅、宋玉宅、昭君村、先主庙、武侯庙，和《秋兴八首》作于同时，并且享有同样的声誉。诗人通过吟咏这些位于三峡的古迹，这些曾在三峡生活过的历史人物，来抒写自己的情怀。清人卢世?说杜甫作这组诗，“以一身之全力，为庙算运筹。为古人写照，一腔血悃，万遍水磨，不唯不可轻议，抑且不可轻读，养气涤肠，方能领略”（《杜诗详注》引）。
　　昭君村（即今湖北兴山县宝坪村）在香溪上游，是西汉王昭君的故里。王昭君，名嫱，晋时为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或明妃。关于昭君的记载，最早出自《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后来在《后汉书·南匈奴传》、《西京杂记》、《琴书》中，又增添了不少内容，形成一个动人的故事。汉元帝时，昭君被选入宫中，因宫女太多，不能一一召见，汉元帝就叫画工毛延寿替宫女画像，再从画中进行挑选。许多宫女都用钱贿赂毛延寿，希望他能将自己画得漂亮些。只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这样做。毛延寿就把她画得很丑，为此昭君一直身居冷宫，心中郁郁不欢。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昭君自请嫁给单于。辞行时，元帝发现她的美貌为后宫第一，十分后悔，本想把她留下，又怕失信匈奴，只得忍痛割爱，一气之下，将毛延寿杀了。昭君到匈奴后，生了一个儿子，立为宁胡阏氏。单于死后，昭君上书成帝，请求回国，成帝命她入乡随俗，于是又嫁给单于前妻的儿子，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就死在塞外。据《一统志》，昭君墓在古丰州西六十里（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传说塞北多白草，唯独昭君墓常青，故称为“青冢”。墓表和汉代帝王陵墓，颇多相似之处。
　　王昭君的故事，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也是历代作家所喜爱的题材。当然，由于各人的立意不同，因此所表现的昭君形象，也有所不同。其中大多数作品，都写其离别的怨思，以及对汉朝无恩的怨恨。自唐以后，诗人开始在这陈旧的题材上翻新，如储光羲的《明妃曲》，写单于对昭君的体贴：“胡王知妾不胜悲，乐府皆传汉国词。朝来马上《箜篌引》，稍似宫中闲夜时。”白居易《王昭君》，写昭君对汉帝的思念：“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王安石的《明妃曲》，写家人对昭君的劝慰：“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这首诗，主要还是表现昭君的怨思。起句写山水逶迤，钟灵毓秀，以天生丽质，遭人事摧残，能不怨恨？一去紫台（汉宫），是怨恨的迸发；独留青冢，是怨恨的归宿；画图识面，是生前失意的怨恨；魂魄空归，是死后无依的怨恨；而琵琶声声，诉说衷情，又将这种怨恨，永远流传下去。这首诗不以新奇取胜，但辞气浩然，韵致高远，以苍凉激楚之声，包举昭君一生怨恨，并通过吟咏昭君的哀怨，为高才不遇寄慨，寓其身世流离之恨，“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杜诗镜铨》引李子德语）。沈德潜称为历代咏昭君诗的绝唱。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将毛延寿看作是昭君悲剧的制造者。毛延寿固然有罪，但若将责任全部推到他的身上，未免有些冤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年枉杀毛延寿”（《明妃曲》）。王安石首先为他翻案，认为昭君的风神体态，绝非画笔所能表现。清人刘献廷的诗，则将责任直接追究到汉元帝的身上：“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王昭君》）汉元帝轻德好色，己不足道，又将选取美女的权力，轻付于人，致使宫中第一丽人嫁给匈奴单于为妃，其昏庸无能，一至于此，无怪连欧阳修这样的长者，也要挖苦他：“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再和〈明妃曲〉》）明初诗人高启吟咏此事，含意更为深刻：“妾语还凭归使传，妾身没虏不须怜。愿君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王昭君》）像毛延寿那样的画工，本来只是“主人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的小人物，其行为全都由帝王来支配。如果汉元帝能像商王、武丁那样，不画美人画贤人，不求美人求贤人；像汉明帝、唐太宗那样，为功臣画像，以激励士气；那么，又怎么会需要以昭君的美貌，作为一种政治礼品，来换取匈奴的欢心、换取国家的安宁？又怎么会有昭君出塞的事发生？

我是妖精

诸葛恨

　　好作政治家，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特色。在不少文学家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前代政治家作为崇拜的对象。李白钦佩谢安，苏轼推重陆贽，杜甫则尊崇诸葛亮。入蜀之后，杜甫吟咏诸葛亮的诗篇尤多。清代姚鼐编《今体诗钞》，只收录杜甫《咏怀古迹》前四首，而偏偏把最后吟咏武侯庙那一首遗弃了。吴闿生批评这种做法：“譬之栋梁连云而阙其正殿，万山磅礴而失其主峰”；认为“公生平意量，初不屑屑以文士自甘，常有经营六合之慨，每咏武侯辄枨触不能自已，此其素志然也。前幅尤壮伟非常，淋漓独绝，全篇精神所注在此，故以为结束”（《唐宋诗举要》引）。
　　东汉末年，沧海横流，天下大乱。诸葛亮隐居南阳隆中（在今湖北襄阳县西），躬耕田野，不求闻达；但心怀天下，抱负不凡，常以春秋战国间的名相良将管仲、乐毅自比。刘备闻知诸葛亮英才挺出，不同寻常，三次前往隆中拜访，请教审时度势的大计。诸葛亮分析形势，运筹决策，定王业于胸中，视天下若掌上。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以后诸葛亮屡出奇计，帮助刘备建业蜀中，三分天下。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三尺遗孤，治理一国政事，外结东吴，北伐强魏，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志吞中原，威震南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这两句诗，沉挚悲壮，以极其简洁的言词，概括了诸葛亮的匡时雄略和报国深衷。
　　为诸葛亮作传的陈寿，首先对诸葛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价。陈寿赞扬诸葛亮的政事，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同时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能安抚一国，但不能决胜战场。后人也有人不同意陈寿的看法，西晋张辅赞美诸葛亮“文以宁内，武以折冲，然后布其恩泽于中国之民，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名士优劣论》）！这也是多数人的看法，唯有北魏崔浩认为诸葛亮只“可以赵佗为偶，而以为萧、曹亚匹，不亦过乎”（《典论》）？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在此，杜甫伸张辅之说，认为诸葛亮的雄才大略，足以和商、周的开国名臣伊尹、吕尚媲美；运筹帷幄，从容镇定，使汉初功臣萧何、曹参为之失色。清代方东树认为“伯仲”二句，言简而尽，胜读一篇史论。南宋刘克庄认为：“卧龙公没已千载，而有志于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如云‘万古云霄一羽毛’，如济之伊吕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考亭（朱熹）、南轩（张栻）近世大儒不能发也。”（《诗话新集》）说杜甫首先提出这种看法，不符事实，但是如果说，前人对诸葛亮的赞美，以杜甫为最真切、最热烈，并且自杜甫以后，诸葛亮功盖一世，才空千古，便成为定论，这还是对的。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罗隐《筹笔驿》）。虽然诸葛亮有志、有德、有才，但唯独没有运。诸葛亮深知敌强我弱，时势难为，只是在“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尽力而为。但人只能谋事，却不能必保成事。“运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一个“终”字，将天意、人事，全都包含在里面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时运不济，壮志难酬，这不仅是诸葛亮的遗恨，也是古往今来多少失志英雄共同的怅恨。唐顺宗即位后，王叔文等人反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进行改革。宦官俱文珍等趁顺宗病重，逼其退位，拥立宪宗，改革未满五月即失败。当俱文珍等拥立广陵王（即宪宗）为太子时，王叔文心知有变，“独有忧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欷泣下。”（《旧唐书·王叔文传》）北宋末年，金兵攻破东京（开封），掳徽宗、钦宗而去，北宋灭亡。高宗即位，南迁扬州，宗泽前后上表二十余次，劝高宗还都北上，均为奸臣黄潜善等人所阻，忧愤成疾，背发毒疮。诸将前去问安，宗泽说：我因二帝蒙尘，积愤至此，你们若能杀敌，则我虽死无恨。“诸将出，泽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风雨昼晦，泽无一语及家事，但呼‘过河’者三而薨”（《宋史·宗泽传》）。故金圣叹读《蜀相》，喟然兴叹：“嗟呼！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日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为英雄泪矣。”（《杜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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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求多门

　　据史载，东汉和帝年间（89－105），“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险阻，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馐，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后汉书·和帝纪》）。汉和帝在历史上不太引人注意，从其一生行事看，还算是个比较贤明的君王，单就上面这件事说，就远非唐玄宗所及。汉和帝罢供荔枝的事，很少有人知道，倒是杨贵妃爱吃荔枝，由于诗歌的吟咏、小说的描写、史书的记载，成了人所共知的事。杜甫也曾作诗赋咏，以寓讽刺之意：“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后，到今耆旧悲。”（《病橘》）
　　天宝年间，唐玄宗和杨贵妃、李龟年等人，有一回在清元小殿奏乐，当时唯有秦国夫人一人坐着观看。“曲罢，上戏曰：‘阿瞒（上在禁中，多自称也）乐籍，今日幸得供养夫人，请一缠头！’秦国曰：‘岂有大唐天子阿姨，无钱用耶？’遂出三百万为一局焉”（乐史《杨太真外传》）。秦国夫人最后那句话，确实道出了杨氏骄奢的根本原因。有大唐天子作为靠山，还有什么可愁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赴奉先县味怀》）。这几句诗，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人在骊山宴乐，是何等豪华的景象。但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尔饮尔食，尽是民脂民膏。对杨氏一门来说，玄宗的赏赐不可谓不慷慨，恩宠不可谓不深厚，但在这种慷慨赏赐的同时，却是对百姓残酷的诛求，这个对杨妃异常多情的君王，对百姓却是极其无情。
　　安史叛乱后，由于兵戈不息，致使赋税繁重，政府在军事上的巨大开支，理所当然地由深受其害的百姓来承担。当时“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旧唐书·杨炎传》）。杜甫作过不少诗，揭露苛政对百姓的危害，如《客从》诗：“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据张华《博物志》，南海外有“鲛人”，像鱼那样在水中居住，眼中能哭出珍珠来。这首诗用寓言的形式，比喻当时官府征敛的，都是百姓的血泪。如今百姓被敲骨吸髓，已经一无所有了。又如《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诗：“萧条四海内，人少豺狼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人少的地方已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反倒是多虎的地方要安全一些，语意极沉痛。孔子说“苛政猛于虎”，想不到离开元盛世还没多少年，这种悲惨的景象就已在人世重现。
　　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作《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为民请命：“伏惟明主裁之，敕天下征收赦文，减省军用外诸色杂赋名目，伏愿省之又省之，剑南诸州，亦困而复振矣。”这种呼吁，在他的诗中表现得更加激切：“邦以民为本，鱼饥费香饵。……恻隐诛求情，固应贤愚异。”（《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鉴于当时“视民如莠蒿”、“刻剥及锥刀”的现象，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同上）
　　虽然玄宗死了，但那种荒淫的生活并未在宫中消失，后来帝王在继承皇位同时，连同那些恶习也一起继承了。天宝年间，王鉷为讨好玄宗，满足他的淫欲，特置内库，将亿万钱财，贮藏其中，以供玄宗一人挥霍。安史之乱后，尽管国家凋敝，民不聊生，但内库依然存在，壅利行私，以成其匹夫之富。“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寒”（《解闷十二首》其九）。杨贵妃虽已在马嵬被杀，但爱吃荔枝的还是大有人在。不仅荔枝，就是“霜橙压香橘”，在宫中也仍然不可缺少。开元末年，江陵进贡柑橘，玄宗在蓬莱宫中种了十多棵，到天宝十年秋结实。以后“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病橘》）。经安史之乱，这些橘树都已得病，果实“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蚀”。杜甫认为：“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在这国难当头的年代，君王自应励精图治，切不可再沉湎不悟。橘树恰好在这时得病，似乎是天意如此，是上天对人世的告诫。但杜甫在“汝病是天意”后，紧接“吾愁罪有司”，这就含有深意了。杜甫担心君王因无橘可食，怪罪官吏，而官吏为讨好君王，又必然会去诛求百姓。故造成百姓的灾难，归根结底，是君王的淫欲所致。最大的蝥贼，还不是趁机渔夺的官吏，而正是肆意妄为的君王。

我是妖精

登岳阳楼

　　东汉建安二十年（215），东吴大将鲁肃率万名将士在洞庭湖操练水军，并修筑巴丘城，在城西依山临水处，建造了检阅水军的阅军楼，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到了晋朝，巴丘城改建为巴陵城，阅军楼也有所增修，改称巴陵城楼。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在《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一诗中，描写了当时登楼眺望的景状。巴陵城在唐朝改称岳阳城。开元四年（716），中书令张说出任岳州（治所在今岳阳）刺史，重修此楼，常与文人学士登楼作诗，当时称作西楼。至李白、杜甫，始以岳阳楼为题作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滕宗京谪守巴陵郡，重建岳阳楼，第二年，请范仲淹撰《岳阳楼记》。自从杜诗、范文问世以后，岳阳楼声名益大，成了游人无不向往的江南名胜。
　　岳阳楼雄踞岳阳古城西门城楼之上，左揽洞庭，右挹长江。登楼四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朝辉夕阴，气象万千。与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楼阁，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魏允贞《击阳楼》）的盛誉。历来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登临送目，赋诗写怀，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凌跨一代、雄视千古之作，众口一词，非杜甫、孟浩然二诗莫属。元代方回登岳阳楼，见左边门壁大书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揖，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右边门壁大书杜甫《登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岳阳楼为洞庭湖畔的一颗珍珠，但若没有洞庭湖，岳阳楼也就黯然无色。登岳阳楼，必望洞庭湖，咏岳阳楼，必咏洞庭水。中唐刘长卿诗“问人何淼淼，愁暮更苍苍。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岳阳馆中望洞庭湖》）；晚唐许棠诗“四顾疑无地，中流忽见山。鸟高常畏坠，帆远却如闲”（《过洞庭湖》）均为咏洞庭壮阔的名句，许棠还因此得到“许洞庭”的美称，但都不若杜诗颔联胸次豁达，气象壮伟。“吴楚东南”、“乾坤日夜”，还只是平常词语，加上“坼”、“浮”二字，便成奇警之句。前人曾提出：洞庭一带，春秋时期皆属楚地，与吴相隔甚远，怎么诗中会有分开吴楚的说法呢？有人认为这句诗出自《荆州记》中的一段话：“君山在洞庭湖中，上有道通吴之包山。今吴之太湖，亦有洞庭山，以潜通君山，故得名。”（《杜诗详注》引叶秉敬语）其实更通达的解释是：洞庭湖乃东南大泽，位居楚地，东下即为吴境，诗人正有沿江东下之意，登楼远眺，目极千里，似觉吴会就在眼中，于是产生了分坼吴楚的想法。曹操《观沧海》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有人又提出：“乾坤日夜浮”，也像是咏海，用于洞庭湖，未免形容过分了。其实这句诗倒确有所本，在《水经注》中，已有“（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的说法。明人胡震亨说：“体物用‘乾坤’字最多者杜甫，用‘元气’字最多者刘长卿。境穷于睫量，语亦穷于吻量，非此等字不足副之。”（《唐音癸签》）面对惊涛拍天、四顾无地的洞庭湖，“乾坤”二字，很自然地出现在诗人的脑中。这两句诗，大气磅礴，沉雄壮阔，写出洞庭气概，宋人蔡絛读后叹道：“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西清诗话》）
　　这首诗作于代宗大历三年（768）冬，杜甫乘舟沿长江东下，从公安（今属湖北省）漂泊到岳阳。对于当时的处境，诗人曾用“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来表达。故下半首不禁身世之感，忽发凄楚之声。这首诗颔联写景，深远阔大，颈联写情，落寞悲凉，诗境全然不同。浦起龙认为“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读杜心解》），尚是皮相。在这种阔大的境地之中，俯仰一身沦落，更易使人产生“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的感慨。故王夫之说：“天情物理，可哀而可乐，用之无穷，流而不滞，穷且滞者不知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读之若雄豪，然而适与颈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相为融浃。”（《薑斋诗话》）末联从个人身世之感，转入对国家危难的忧虑，忧愤更加深沉，胸襟更加博大，气象更加壮阔，诗人感情的浪潮，浩浩而来，和洞庭的波涛，弥漫合一，既与颈联相合，又与颔联相称。前人曾说：“（孟浩然诗）只身世之感，而此抱家国无穷之悲，事境尤大。”（《瀛奎律髓汇评》引无名氏语）唯其如此，杜甫这首诗，能高立云霄，气压百代，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成为古今岳阳楼诗文的绝唱。
　　今天所见的岳阳楼，是清同治六年（1867）再建的。正门楹联为：“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大厅正中的屏风上，有清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张照写的《岳阳楼记》木雕屏。两侧有一副窦垿撰文、何绍基书写的长联，上联是：“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下联是：“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1962年，为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在岳阳楼西南，洞庭湖畔，修建了一座“怀甫亭”。亭中立有石碑，碑上刻着诗人登岳阳楼的画像和《登岳阳楼》诗。亭柱上悬挂着一幅近人撰写的对联：“舟系洞庭，世上疮痍空有泪；魂归洛水，人间改换已无诗。”

我是妖精

苏涣

　　代宗大历四年（769），杜甫泊舟湘江，忽然有个名苏涣的人，坐着轿子前来拜访。在饮酒喝茶之间，杜甫请他朗诵了几首诗，对苏涣的为人和诗篇，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二人来往密切。“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当时苏涣住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定王城门附近，常坐着轿子到市北拜访杜甫；而杜甫在去渔商市场卖药之后，也喜欢去苏涣那里，靠着桌子交谈。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苏涣无疑是杜甫晚年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朋友。
　　“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侧，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在这首诗中，杜甫还把苏涣比作汉末隐居岘山、不入城府的庞德公。第二年，杜甫为避乱自潭州入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曾向衡州刺史阳济推荐苏涣：文武双全、才略超人，既有战国名将白起的勇锐，又有西汉大侠剧孟的义风，还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文采——“剧孟七国畏，马卿四赋良，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入衡州》）。并对苏涣寄予这样的厚望：“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呈苏涣》）
　　但是，从《新唐书·艺文志》、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诸书所载的有关资料看，苏涣并不是一个庞德公式的静者，据说他年轻时喜欢剽劫，擅长使用白弩，巴蜀一带的商人很怕他，称为“白跖”，比作春秋大盗。后来悔过读书，代宗广德二年（764）中进士，累迁侍御史。大历四年秋，应新上任的湖南观察使崔瓘之召，来到潭州，入崔幕府，不久弃职闲居，仅与杜甫来往。崔瓘遇害后，苏涣前往岭南煽动哥舒晃叛乱，大约在大历十年（775），与哥舒晃一起被杀。杜甫原希望他能“致君尧舜”，结果竟走上了叛逆之路。
　　为此，前人对杜甫极口称赞苏涣，感到十分奇怪，有的看作是过情之誉。明人胡震亨认为，这与杜甫晚年寂寞潦倒有关：“苏涣以盗始，以盗终，其人何如人哉！杜称为静者，寄诗望其致主尧舜，屡赞不已，殊可怪。湖南后交游益寥落，穷途倾盖，许与遂至过滥耳。‘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岂独为曹将军哉！”（《唐音癸签》）杜甫晚年的境遇，确实十分凄凉。“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虚名但蒙寒暄问，泛爱不救沟壑辱”（《呈苏涣》）。虽然他当时还能收到不少信札，但写信的人，大都碍于诗人声名，来敷衍寒暄而已，那些空泛的爱慕之词，对诗人当时的处境，实在毫无帮助。“虚名”、“泛爱”四字，说尽世态人情。而在这种时候，苏涣怀着真诚的敬慕，突然闯入诗人的生活，对杜甫来说，当然不免有空谷足音之喜了。
　　不过，如果苏涣只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凡夫俗子，那么，无论他怎样仰慕诗人，恐怕杜甫也不会对他有这样的赞美。苏涣不是一个真正的“静者”，但确确实实是一个奇人。杜甫在苏涣拜访的第二天，即以“记异”为题，作了一首诗。这异，既是记其忽然来访之异，也是记其为人之异。就苏涣一生行事来说，也确实够奇了。正是遇到这样一个奇人，杜甫才大发奇兴，并写了《记异》这么一首奇诗。
　　苏涣早年的经历，和西晋周处、中唐韦应物，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后来既没有周处的功业，也没有韦应物的修养。他本来就是个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怀才不遇、无法施展抱负之时，恢复原先的习性，走上叛逆之路，也是很自然的。像这样的叛逆者，历史上并不少见。在这上面，苏涣和杜甫，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当时都怀才不遇，落落寡合。“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东山起。鸟雀苦肥秋粟菽，蛟龙欲蛰寒沙水”（《呈苏涣》）。无数不学无术之徒，滥叨将相之位，而才学非凡之士，反倒沦落不遇，真可谓“鸟雀苦肥”、“蛟龙欲蛰”了。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共同的生活感受，才能使他们在感情上产生共鸣，这是苏涣能够理解杜甫、杜甫能够赞赏苏涣的思想基础。
　　杜甫不仅看重苏涣的为人，同样异常赞赏他的诗篇。据说“（苏涣）有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帅李公。唐人谓涣诗长于讽刺，得陈拾遗（子昂）一鳞半甲”（《南部新书》）。《新唐书·艺文志》有苏涣诗一卷。现存诗四首，其中变律诗三首，如：“毒蜂成一窠，高挂桑树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倾筐对空林，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这些诗，在艺术上并不高明，和陈子昂高蹈一世、寄兴无端的《感遇诗》无法相比，但充满批判精神，富于现实内容，似乎比陈子昂又进了一步。杜甫晚年所表彰的诗人，除了苏涣，就是元结，因为他们的诗，都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同元使君〈舂陵行〉》），和杜甫的创作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是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和苏涣成为至交的另一个深刻的原因。

我是妖精

逢李龟年

　　前人论杜诗，有疾徐纵横无施不可之说，但绝句实非其所长；即使他入蜀后所作的一些小诗，清峭瘦劲，跌宕奇古，以俗为雅，别饶风致，为宋人所宗，终究只是别调，不能看作绝句正声。对此，前人有的认为杜甫以涵天负地之才，作此小诗，不能尽其所长；有的认为杜甫作诗拘于对偶，汩于典故，以律为绝，缺乏风神远韵，故难擅场。在他现存的一百三十多首绝句中，能使人低回想像、玩味无穷的作品，实在不多。不过其中有些诗，如“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讽刺当时蜀中牙将花惊定恃功骄恣，僭用帝王礼乐，似谀似讥，含蓄不露，风华流丽，顿挫抑扬，即使和王昌龄、李白的绝句相比，也无愧色。而压卷之作，则为诗人去世那一年所作的《江南逢李龟年》。
　　李龟年在开元、天宝年间为梨园乐师，与其兄弟彭年、鹤年三人在当时都享有盛名，深得玄宗宠爱。“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天下”（郑处晦《明皇杂录》）。可见他当初声势的煊赫。“一从鼙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洪升《长生殿·弹词》）。玄宗入蜀后，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为人歌数阕，曾在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歌毕，满座莫不惨然涕下。
　　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碰见同样流落到此的李龟年，写了这首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岐王李范为睿宗第四子，玄宗弟弟。据史载，他“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旧唐书·睿宗诸子传》），崔九即殿中监崔涤，甚得玄宗宠爱。据《旧唐书》本传，他“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或在宁王之上”。二人均在开元十四年（726）去世。北宋黄鹤认为：“开元十四年，公止十五岁，其时未有梨园弟子。公见李龟年，必在天宝十载后，诗云岐王，当指嗣岐王珍。”（《杜诗详注》引）南宋江季共也提出相似的看法，认为杜甫当时还小，不可能在“岐王宅里”、“崔九堂前”，听李龟年歌唱，怀疑这首诗“非甫所作”（姚宽《西溪丛语》引）。仇兆鳌根据黄鹤的说法，认为诗中所说的“崔九堂前”也只是指崔氏旧堂罢了，岐王、崔九死时，还没有梨园，因此，李龟年不可能和他们有来往。对此，浦起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尝考《明皇杂录》，梨园弟子之设，在天宝中。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者，是则龟年等乃曲师，非弟子也。曲师之得幸，岂在既开梨园后哉！明皇特举旧供奉，为宜春助教耳。则开元以前，李何必不在京师？又公《壮游》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开元十三四年间，正公十四五时，恰是年少游京之始，于‘岐王’、‘崔堂’，更复暗合。世有细心读书人，请无信后人之臆解，疑作者之原文也。”（《读杜心解》）浦起龙这段话，也存在不少问题。（《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开元二年正月载：“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据此，至开元十四年，梨园已创办十多年了。浦起龙说它建于天宝中，是沿袭了前人的错误。至于用杜甫《壮游》中的诗句，作为其出游“岐王宅”、“崔九堂”的依据，也缺乏说服力。其实，“寻常见”、“几度闻”，只是说李龟年当初经常在李范、崔涤这些王公大臣的住宅内演唱而已，未必一定与诗人本身有关。
　　清代方东树说：“古今兴亡成败，盛衰感慨，悲凉抑郁，穷通哀乐，杜公最多。”（《昭昧詹言》）这首诗和《丹青行》、《剑器行》所表现的都是这同一主题。晋室南渡，“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涕。”（《世说新语·言语》）诗末两句，即从中化出。李龟年为一代乐师，当初声动长安，如今以劫后残生沦落江南，荣枯顿殊，握手黯然。回想当初歌舞升平之况，更增国破家散之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心中怅恨，真不知从何说起。此诗仅短短四句，但今昔之感，盛衰之悲，世事的变迁，人情的聚散，年华的迟暮，已尽在言表，见风韵于行间，寓感喟于字里，包孕着一种深沉的哀思，蕴藏着无数辛酸的眼泪。在表现手法上，此诗也颇有特色。它虽不像《剑器行》、《丹青行》那样淋漓顿挫，豪宕感激，但低回吟咏，余味深长，“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唐宋诗醇》）。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歌》，写相同情事，化费不少笔墨，但还没有杜甫这首小诗那么巨大的动人力量。

我是妖精

儒冠多误身

　　唐太宗以盖世之才，率精悍之师，南征北战，打下江山。但他深知能在马上得天下，不可在马上治天下，即位不久，就设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给以优厚待遇，在空闲之时，一起研究学问，商议国事。贞观二年（628），下令将各地读书人大批送到京城，在朝廷任职。同时增建学舍，广收学生，多次亲往国学听讲。当时文教繁荣，盛况空前，对促成贞观之治，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武则天矜尚权变，任用酷吏，当政期间，学校隳废，世风沦丧，但她对真有才华、有学问的文士，还比较尊重，而且由于太宗遗风尚在，当时朝中群臣，仍以读书人居多。
　　杜甫自称是西晋大将、经学家杜预的十三世子孙。他的童年，正逢唐开元盛世，当时玄宗即位不久，任用文儒，讲学宫中，励精图治，颇有太宗之风。因此，诗人自小就以儒自命，希望通过“学而优则仕”之路，能有所作为。他曾向玄宗自陈世德：“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在祭杜预时，又表示：“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但当诗人“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之时，玄宗已经失去了早先的英武气概，罢黜张九龄等直节之臣，以老奸巨猾的李林甫、轻薄无行的杨国忠为相；治国的雄心，经不起女色的诱惑，已经销磨殆尽；对学问的兴趣，也完全被轻歌曼舞、斗鸡观马所取代。当时达官贵戚、公子哥儿侵吞民财，穷奢极欲；就是玄宗宠爱的乐工歌伎，也一曲千金，声价显赫；甚至连不足挂齿的斗鸡小儿，居然都锦衣玉食，门户生辉。惟有像杜甫这样空怀学问、没有靠山的文人学士，处境极其艰难。“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尽管诗书满腹，依然饥肠辘辘。这种本末颠倒的社会现象，迫使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声：“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皆尘埃。”（《醉时歌》）
　　开元十九年（731）三月，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吕尚）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以备十哲，致祭孔子。玄宗热衷边功，鄙薄学问，于此已开其端。安史之乱后，重武轻文，更成了时代风尚。“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寄张十二山人彪》）。“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遣闷》）。至肃宗上元元年（760），更追谧太公望为武成王，选历代名将为亚圣十哲。连续的战乱，正是武将大显身手之时，文人连同其学问，在血腥的残杀中似乎已经毫无用处。“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文章扫地无”，“时危弃硕儒”（《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读书人的生活景况，当然也就更加贫困：“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闻斛斯六官未归》）“文章差底病，回首乱滔滔”（《赴耗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由此，在杜甫后期的诗中，常以“腐儒”自称：“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这里有自嘲，更多的是自悲。
　　但是，这些诗句正像王嗣奭评《醉时歌》所指出的那样：“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臆》）其实，诗人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仇兆鳌释这两句诗：“此时武夫得志，儒术不尊，岂知出群历块，吾道固堪济世乎？”（《杜诗详注》）这在杜甫临终那年所作的一首诗中，集中表现出来。
　　代宗大历五年（770）夏，湖南兵马使臧玠杀观察使崔瓘，杜甫为避兵乱，自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入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应衡山县陆宰的邀请，诗人前去观看了衡山孔庙新办的学校，写了《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这首诗。“金甲相排荡，青衿一憔悴。呜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安史叛乱后，干戈遍地，学校荡废，人尽弃文就武，读书人的地位极其低下；但无论在什么时候，要使王业中兴，决不能抛弃经世之学：“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这两句是全篇的点睛之笔。“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衡山虽是荒僻的小地方，但就重视文教这一点说，已走在前面，起了带头作用。“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诗人认为，文教之兴，足以销弭兵气，何必学生众多，就是在这深山密林之中，一听到读书之声，也能使人产生杀气渐渐衰息的感觉。虽然时逢战乱，没人前来采访，但眼前的盛事，理应传之于世，进行表彰。故诗人愿用“诗史”之笔，将此弦歌情景，记载下来，希望各地能够一听，共同振兴文教：“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这是诗人的希望，是他作这首诗的目的。

我是妖精

凤凰

　　早在秦汉之际，凤凰已经和龙、龟、麒麟一起，称作“四灵”。《山海经》多次提到凤凰，只是言词极其简略，内容大致相同，不外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对凤凰比较具体的描述，见于《韩诗外传》：黄帝即位，修德行仁，宇内和平，未见凤凰，惟思其象，乃召天老而问之曰：“凤象何如？”天老曰：“夫凤象，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年，燕颔而鸡喙。戴德负仁，抱忠挟义。……延颈奋翼，五彩备明。”虽然天老极其形容，但这“八不像”的凤鸟，究竟是什么样子，反倒使人更加糊涂了。“凤，神鸟也”（《说文》）。在古人心目中，凤凰从来就不是那种凡夫俗子能够常见的凡鸟，而是理想中的人格神的化身，这种神鸟，难以用言语来形容，也是理所当然的。凤凰又是一种吉祥之鸟，只有在太平盛世才能出现，上古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尚书·益稷》）的说法。反过来，时逢衰世，凤凰也就高飞远隐了，故孔子有感于自己生不逢时，喟然兴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杜甫晚年作过一首自传体的长诗，其中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在他去世前一年，还作过一首咏凤诗，可见凤凰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乾元二年（759）冬，杜甫离开秦州（今甘肃天水），前往同谷（今甘肃成县），途经凤凰台，忽发奇想，写了一首诗，借托凤雏，以寓其意：“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卢元昌注：“肃宗听张良娣之谮，既去建宁王倓，又欲动摇广平王俶，俶母吴氏，生子而亡，故云‘无母雏’。披心沥血，欲献忠肝以保护之耳。”（《杜诗详注》引）仇兆鳌认为这几句诗托讽之意显然，故独取卢注。如果诗中本有寓意，却看不出，或故意抹杀其意，当然不对，但像这首诗，实无这种含意，却偏去附会史实，那就失之穿凿了。这首诗实际上是“思贤臣以佐中兴”（陈沆《诗比兴笺》）。杜甫看到当时的贤良之士埋没在草莽之中，处境十分艰难，还要遭到群小的忌妒排挤，无法施展才能，因此愿意刳心沥血，牺牲自己，保全其人，务必使贤者身居朝廷之中，辅助君王，拯救苍生。“于凤鸟之思，寓鹰鹯之志；好贤若渴，疾恶如仇。”（同上）卢元昌等人想称颂杜甫的忠君之心，结果反倒抹杀了他的救世之志。
　　有些人认为：当杜甫作这首诗的时候，虽然身处穷困之境，但依然忧虑着百姓的疾苦，可又没有能力解救他们，只好通过想像来替百姓分忧解难。这种解释，也不合诗的原意。不过用以分析杜甫在十年后（代宗大历四年）所作的《朱凤行》，倒很合适。当时诗人贫病交加，寄身孤舟，甚至没有一个安身之处，“自天衔瑞图”的理想，已经化为泡影，但“一洗苍生忧”的深衷，则依然存在。“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名列“建安七子”的刘桢，曾作过一首诗：“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勤苦，羞与黄雀群。”（《赠从弟三首》）朱鹤龄认为杜甫的《朱凤行》是反用刘桢诗意，其实不然。古人提到凤凰，特别强调它“戴仁抱义”这一面，如前面所引天老的话即是。同时也赞美它清高超逸的一面，如宋玉说：“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答楚王问》）刘桢写凤姿高翔，正是其超逸的一面；杜甫写凤德广覆，正是其仁义的一面。
　　杜甫在《凤凰台》中发愿：“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一部杜诗，抒写的就是这种心血；终杜一生，展现的都是这种刳心沥血、济人利物的襟怀。闻一多曾把杜甫比作凤凰，热情洋溢地讴歌了诗人的一生：
　　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仍旧用他自己的比喻）便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濛濛的长空飞去，他胁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新鲜，是自由，是无限的希望。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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