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妖精

盗贼本王臣

　　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入侵，直逼长安，京城震骇。代宗束手无策，只得逃离长安，出奔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吐蕃进入长安，纵兵烧掠，长安成为一座空城。郭子仪将四千士卒，虚张声势，以迷惑敌军，吐蕃疑惧，全军退出长安。十二月，代宗返京。当时杜甫正在阆州（治所在今四川阆中）、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由于地处僻远，直到第二年春天，方才得到确切消息。吐蕃虽已退兵，但致乱因素尚在，杜甫心怀忧虑，作了《有感五首》、《伤春五首》等诗，以期惩前毖后之效。这些作品，评述时事，如同奏疏，言辞恳至，针砭痛切，伤今追昔，忧深思远，一时感触，千载常新，“在公生平为大抱负，即全集之大本领”（《杜诗详注》引黄生语），“皆救时之硕画，报主之赤心，自许稷契，真非窾语”（《杜臆》）。
　　就在广德元年春，史朝义穷蹙自杀，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征讨叛军的唐朝将领仆固怀恩，为培植党羽，奏请朝廷以史朝义部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为河北诸镇节度使。代宗只求苟安一时，竟然答应了。这些降将，各据一方，不修职贡，反使朝廷接连派遣使者，前去慰谕。对此，杜甫深为忧虑：“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有感》其二）诗人认为，唐王朝对国内的藩镇尚且不能节制，又怎么可能抵御吐蕃等外族的侵扰？正是代宗的懦弱姑息，养痈成患，致使国威不振，朝野不宁。以后河北各镇，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山东、江淮，也都仿效，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杜甫当时的忧虑。
　　因拥立代宗有功，宦官程元振深得宠信，专权跋扈，忌功害能。吐蕃入侵，边将告急，程元振竟将消息封锁。代宗向各地征调援兵，诸将因痛恨猜疑程元振，无人奉诏。代宗返京后，太常博士柳沆趁这非常时机，上疏请斩程元振，斥退诸宦官。由于柳沆的话代表了天下的公意，代宗被迫削去程元振的官爵，放归乡里，但却不肯严加惩办。“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其三）这种曲徇私情、不顾公义的做法，又怎能平息民愤，使将士戮力，转危为安呢？因能得到帝王的庇护和支持，那些宦官更是有恃无恐，总揽国柄，淆乱朝纲，和藩镇割据一里一外，成为扼杀唐王朝生机的两个恶瘤。
　　由于代宗在朝中纵容宦官为非作歹，在外又听任藩镇骄横跋扈，对他们赏赐无度，恩宠备至，结果必然是加剧国家的动乱，加重百姓的负担。“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这两句诗，对代宗的昏聩，作了极其辛辣的讽刺。还在肃宗乾元二年（759）任华州司功之时，杜甫就已看到，战乱之后，凶荒继起，民不聊生，变为“盗贼”：“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夏日叹》）在他晚年，更是多次表达了对官逼民反的忧虑：“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夔府书怀四十韵》）希望朝廷能深悉民情，防患未然。但是，唐王朝于此却似乎毫无认识，对遍地哀鸿非但不加体恤，反而变本加厉，进行榨取。“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遣遇》）。可见官府视民如同莠蒿，刻剥无所不至，全不顾已经“征求贫到骨”的百姓如何承担。这种掠取渔夺，最终只是将百姓逼入绝境而已。杨伦评这首诗说：“贼盗皆从聚敛起，而下之贪纵亦从上之好货来。古来积弊，数语道尽。”（《杜诗镜铨》）与杜甫同时的元结，作《贼退示官吏》，指出当时官府对百姓的征敛欺压，比“盗贼”更加厉害：“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得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由于杜甫对官府草菅人命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对元结的诗，赞赏不已。
　　杜甫认为，百姓变成“盗贼”，并非甘愿如此，实因官府所逼、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在这疮痍满目、诛求方急之时，最迫切的事是君王能行节俭之德，减轻百姓的负担。对大多数士民来说，都是“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高城深池，实不足恃，只有朝廷修德改行，才能使天下太平，宇宙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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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闻哀痛诏

　　清人黄生认为：“七律之《诸将》，责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讽人君也。然此虽讽人君，未尝不责其臣……公平日谆谆论社稷忧时事者，大旨尽此五首。”（《杜诗详注》引）杜甫认为，对唐王朝来说，在藩镇割据、奸佞擅权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祸患，那就是君王的心术不正。在《伤春五首》中，他多次提出：“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其三）“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岂无嵇绍血，沾洒属车尘？”（其四）“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薛萝。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其五）在这国难当头之时，还有着郭子仪那样声誉卓著的大臣，有着像嵇绍、祖逖那样忠君爱国的义士。问题在于君王能否摆脱群小的包围，像周文王用车去接吕望那样，谦虚地寻访国士；像汉高祖那样高歌《大风》，真诚地思求猛将。如果君王不思奋发，那么臣下即使忠勇善谋，又有何用？言下颇有“有臣无君”的伤叹。
　　在古代的社会中，帝王素有“天子”之称，是上帝在人世的替身。君权神授，不可违抗。杜甫否定了这种说法，指出：“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夔州歌十绝句》其二）即帝王之兴，并非“天与”（天命所属），全在“人归”（人心所向）。杜甫认为，当此群凶肆虐、疮痍满目，能否取得军民的信任和支持，君王敢不敢正视现实，愿不愿承担责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故《有感五首》最后以“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作结，希望代宗能下罪己诏，以体恤百姓，感动将士，与民更始，共图中兴大业。
　　黄生认为《有感》“末首通结数章之意，而归本于主德，所谓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务格君之心者，具于此见之。读此五章，犹以诗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杜诗详注》引）。杜甫这种看法，起于儒家经典《大学》。《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作为统治天下的准则，并将君王个人修身的好坏，看作政治成败的关键。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对此尤其重视，认为端正君王心术，整饬朝廷纲纪，乃是为政最紧迫的事。说杜甫同韩愈一样，是宋代道学的先驱，似乎有些不妥，但仅就政治主张而言，他和朱熹等人确有相通之处。
　　迫于当时四海艰险、朝野含怨的状况，代宗在广德三年（765）正月，改元永泰，下罪己诏。但这一纸诏书，仅仅只是为了欺哄一时。代宗虽有自咎之言，却无悔过之心，更无维新之行，依然宠信奸佞，猜疑忠良，姑息藩镇，诛求百姓。时隔一年，就已把他信誓旦旦的诏书忘得一干二净。“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值缗钱二十四万。常衮上言，以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上不听”（《通鉴·唐纪》）。像这样的君王，即使许下再多的宏愿，又怎能指望他有所作为？
　　“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遣忧》）。这是杜甫在祸乱平息后产生的忧虑。但是代宗显然没有接受教训，而杜甫的忧虑却再一次得到证实。“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吐蕃入侵，代宗出奔，豺狼塞路，尸体纵横，这都由程元振一手造成。遭逢如此大劫，君臣理应悔祸，但代宗却极力庇护程元振，致使嬖孽全生，群小无忌。由于战争不息，加上代宗本身的贪婪骄淫，这巨大的费用，除了进一步诛求百姓，又能从何处得到？又怎么谈得上“俭德”二字？其人之昏聩，其事之舛谬，真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这样，天下何时才能太平？百姓又怎能不变为“盗贼”？
　　真像杜甫所忧虑的那样，没多久，唐叛将仆固怀恩又引诱吐蕃、回纥入侵，京城再一次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因仆固怀恩中途得暴疾死去，加上郭子仪在回纥军中的威望，回纥反戈，才击退吐蕃，挫败了这次入侵。只因无视前车之覆，不思自振，致治无术，祸乱相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继玄宗、代宗之后，德宗建中四年（783），唐朝君臣逃离京城的事，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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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楼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这是出自《诗经》毛《传》中的一句老话。但后来文人学士登高作赋，却大多抒写其怀才不遇的怨思。东汉末年，王粲因西京长安骚乱，南至荆州依附刘表，但不被重视。在荆州期间，他曾登麦城（旧址在今湖北当阳东南）城头，写了一篇著名的《登楼赋》，从中抒写了对战乱不休的优思，希望能在太平之日，凭借帝王的力量，干一番事业。
　　代宗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原在阆州（今四川阆中）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欣喜异常，马上回到成都草堂。在一个暮春，诗人登楼凭眺，目极千里，俯视江流，仰观山色，念天下多难，战乱频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作了一首《登楼》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春满大地，楼前花开，原是可喜可悦之事，但诗人反觉繁花撩愁，触目伤心，似乎有悖情理。首句突兀奇崛，令人错愕，以激越之声，笼罩全篇。这和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是同一“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乐”的表现手法，而语更警拔。如果将前二句掉转，换成“万方多难此登临，花近高楼伤客心”，辞意就很明白，只是神味索然，已成平调。颔联言锦江春色与天地俱来，玉垒浮云与古今俱变，指天顾地，气象雄伟，俯仰弘阔，壮丽非常，天地的高迥、时代的变迁，尽见于此，为前人称颂不已的名句。清代学者纪昀评这首诗，赞道：“何等气象，何等寄托！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瀛奎律髓汇评》引）
　　在杜甫作诗前不久，即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代宗出奔，全赖郭子仪收复京城，君臣返驾，这就是诗中所说的“朝廷不改”；同年十二月，吐蕃又攻陷松、维、保三州，这就是诗中所说的“寇盗相侵”。但“终不改”，只是幸而不改而已，实际上当时唐王朝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莫相侵”，只是希望其不要侵犯而已，实际上吐蕃随时都有侵犯的可能，句中含有无限的感慨。清人申涵光称这两句诗可抵一篇班彪的《王命论》。尾联忽然牵入蜀汉后主，并非率尔之言。在这万方多难之时，诗人追究其原因，看到肃宗、代宗信任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使得唐王朝灾祸接踵而至，与后主宠爱宦官黄皓致使蜀汉不振有相似之处，于是假吟咏后主祠庙，发泄胸中的愤懑。
　　后主祠原在先主庙旁，北宋蒋堂镇蜀，认为后主不能继承父业，保有疆土，把祠废了。如今成都城外的昭烈庙，也摒弃后主，以其子刘湛陪祀先主。后主固然没有乃父先主的英雄之器，但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是个昏君，则未免有些冤枉。诸葛亮独揽大权，声威盖主，后主始终尊信不疑。诸葛亮死后，后主还素服发丧三日。李邈上书后主，说诸葛亮手握重兵，狼顾虎视，活着对后主总是个威胁，现在死了，真值得庆幸。后主看了，勃然大怒，把李邈抓起来杀了（见《三国志·蜀书·杨戏传》引《华阳国志》）。不仅诸葛亮，就是对蒋琬、费祎、姜维等人，也是这样。大将军姜维对黄皓不满，要后主杀了他。后主一直宠爱黄皓，当然不愿意。但他并没有因此怪罪姜维，只是说黄皓不过是个宫中的奴仆，不必介意；并命黄皓到姜维那里谢罪。可见后主在知人善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还是相当清楚的，并不是什么昏庸之主。民间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捧不起的刘阿斗（后主小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初陈寿对后主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对的：“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闇之后。”（《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至于杜甫作诗之时正在位的代宗，特别是其后的德宗，刚愎自用，嫉害功臣，宠信嬖孽，才真是捧不起的昏君。
　　前人说杜甫感伤当时没有诸葛亮那样的人物，以致三朝鼎沸，寇盗猖獗，由此在楼上徘徊不已，直至日暮，惟有吟咏《梁父吟》，以写深衷。似乎并未探得诗的本意。末句实际上是感伤当时虽有诸葛亮那样的雄才，却得不到信任，只能隐居山野，聊为《梁父吟》而已，为当时有诸葛亮之才而不得一展其能者寄慨，而自伤不用也在其中。这正是诗人面对春光烂漫反觉春心凄伤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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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霸画马

　　据洪迈《容斋五笔》载，宋代薛绍彭家藏有唐代画家曹霸的《九马图》，杜甫曾作诗题咏。苏轼作《九马赞》道：“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颂，伟哉九马。”曹霸在开元、天宝年间，以画马著称于世，其真迹现已不可复见；不过通过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这两首诗，后人依然可以看到曹霸画马的神妙。
　　清人申涵光说《丹青引》“首尾振荡，句句作意，是古今题画第一手”（《杜诗详注》引）。在这两首诗中，杜甫并没有对曹霸的画作穷形尽相的刻划、无所不至的描写，而能突出风神情趣，方寸超然，意态横出。“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写真马矫健豪纵，何等气概！“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写画马超逸不群，何等抱负！“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将真马画马合写，相映成趣；赞画之妙，至于夺真。“此皆战骑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写马所向披靡，势可万里。“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说画的灵奇，能感动神物，若随风雨而至。宋人陈模说：“此皆以无为有，描摹气象，脱落笔墨畦径之外，此其独步千古也。”（《怀古录》）
　　方东树说：“题画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写出登临凭吊之意；题画人物，有事实可按者，必发出知人论世之意。”（《昭昧詹言》）杜甫这两首诗，写意多于写实，题为画马，但写的不仅是画马，而将画马的人与画中的马结合起来。从诗的表现形式看，画马是主，画家是宾；但就诗深刻的内涵看，画马是表，画家是本，画马处处起着烘托画家的作用。画家画马，宾主相形，俯仰感慨，照应有情，纵横跌宕，掀起巨大波澜。诚如浦起龙所言，读《丹青引》，“莫忘却‘赠曹将军霸’五字，……通篇感慨淋漓，都从此五字出。自来注家只解作题画，不知诗意却是感遇也。但其盛其衰，总从画上见，故曰《丹青引》”（《读杜心解》）。杜甫晚年，作过不少怀旧的诗，其中一首是：“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存殁口号二首》其二）人世间到了连真正的骏马都不知珍重爱惜之时，又怎么可能喜爱画中的马？怎么可能尊重画家呢？尽管曹霸的神笔能“一洗万古凡马空”，但却无法扫去凡夫俗子的白眼。“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尽管他的笔，应该去画“顾视清高气深稳”的骏马，“英姿飒爽来酣战”的大将，但如今为了谋生，却不得不替那些毫不相干的俗人画像。曹霸作为一代国手，官至左武卫将军，在天宝末年，因事得罪，被贬为平民，后来落魄潦倒，竟一至于此。诗中极力描写曹霸当初的显贵，正是为了反衬今日的凄凉景况。
　　据史载，“天宝十三载（应为天宝十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本传》）。一日之间，声名大噪。对此，杜甫一直引以为荣。这两首诗作于代宗广德二年（764），当时诗人己经飘泊无归了。“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彩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莫相疑行》）。由此，他对曹霸的遭遇，有切肤之痛。“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其实真能爱惜的，是诗人自己。“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在这最后两句诗中，诗人借曹霸的潦倒坎坷，来自鸣胸中不平，同时写出千古不遇之士共同的悲哀。浦起龙说杜甫作这两首诗，“身历兴衰，感时抚事，唯其胸中有泪，是以言之有物”（《读杜心解》）。
　　如果说《丹青引》主要抒写作者的身世之感，那么在《曹将军画马》中，更多表现了诗人的家国之恨：“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复射蛟江水中。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这几句诗，追思当初骏马如云、旌旗拂天的盛况，从画马想到真马；如今人去马空，鸟呼秋风，又从马的盛衰，想到国家的盛衰。诗人感慨万千，不胜其痛，故用以结束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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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女

　　三峡四百里，呈现出多少壮丽的景观，流播着多少美妙的传说，生活过多少著名的人物，留下了多少珍贵的遗迹。巫峡朝云，阳台暮雨，就同楚王在梦中和神女幽会一般幻渺；瞿塘峡口，白帝城下，依稀可以想见公孙述称霸蜀中的景象。奉节城外，长江之滨，诸葛亮曾在此布置著名的八阵图；秭归境内幽深的峡谷，是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乡；清馨秀美的香溪流水，孕育了王昭君这样的绝代佳人。但是，这里更多的是连绵不断的高山、隐天蔽日的幽壑、波涛汹涌的激流、礁石林立的险滩。在这里生活的，更多的是在困苦中挣扎、默默无闻的山民村姑。
　　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这对杜甫是个极大的打击，使他在成都生活失去了凭依。同年五月，诗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在秋季到达云安（今属四川）。第二年（大历元年）春天，移居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有感于当地的风俗，写了《负薪行》《最能行》等诗篇。
　　“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薪妇，卖薪得钱应供给。……筋力登临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负薪行》）。夔州当时的风习和别处不同，男子在家管事，妇女外出操劳，她们的生活状况也就更加凄苦。当那些闺秀在花间嬉戏、溪边漫步时，她们正攀山越岭，运盐砍柴；当富家少妇对着娇儿，亲昵逗笑时，她们正肩挑重担，汗流满面；当一些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时，她们为生计所迫，四处谋生；当一些人自怨自艾、惊忧不已时，她们已将艰危生死置之度外。
　　但是，这些刻苦耐劳的女子，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答，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权利。由于时逢战乱，大批男子阵亡，许多人直到头发花白，依然找不到夫家，在贫穷、劳苦、孤寂、怨恨中度过凄凉的一生。“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她们也有自己的追求，她们也曾怀着美好的希望。“至老双鬟只垂额，野花山叶银钗并”。虽然有人嘲笑她们丑陋，但她们依然保持着对美的追求，没有金簪银钗，就用野花山叶取代。或许某些人看了会觉得可笑，但这正表明在她们粗野的外表里面，依然跳动着一颗处女的心，洋溢着处女温柔的情，并没有被现实的苦难淹没。
　　世上还有谁能和她们的苦难相比？能和她们的拼搏相比？崎驱的山路，不正象征着她们的不平？还有什么比她们的要求更加合理？但她们的苦难没有人同情，她们的拼搏不能为自己赢得幸福，她们的不平没有人理解，她们最起码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即使这里是王昭君的故乡，还是不能改变世人对她们的偏见。这就是她们的悲剧。
　　尽管绝大多数人不是美人，并且无缘和美人相亲，但美人却始终是绝大多数人崇拜的对象。文学家常常喜欢在作品中讽刺好色之徒，但描写美女的作品却又要比其他描写任何一类人的作品都多得多，就是在视好色为道德大敌的古代中国，美女也始终是文人学士热衷描写的对象。同样，尽管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门第，没有财富，但对上流社会的芸芸众相，特别是那些风流情事，却又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从中满足自身的某种欲望，获取某种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心态，使那些已经够烜赫的美丽的贵妇更加烜赫，而对众多社会理应关注的既无美貌、又无财富的普通女子，反倒漠然不顾。如果不将乐府民歌包括在内，在古代作家中，能怀着真挚的同情，真实地表现她们的不幸、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感情，杜甫应是第一人。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苏轼正谪居儋州（今海南岛），当时他读了这篇《负薪行》，叹道：“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谕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书杜子美诗后》）如果没有杜甫那样深切的同情，仅仅只是将此看作一种陋俗，那么这种风习就永远不会有改变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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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

　　据史载，汉文帝筑陵，抛弃历代帝王积土为山、劳民厚葬的陋习，不起山坟，而在墓旁种了许多柏树。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虽然没有赫赫功业，但始终克己利民，打下了汉初繁荣强盛的基础。就以上面这件事说，已无愧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英主。后世不少帝王将相，一面大造坟墓，一面大树松柏，既想在地下继续享乐，又想在人间永垂不朽，这实在是对松柏莫大的亵渎。“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庄子·让王》）。“山中人兮芳杜若，饮泉石兮荫松柏”（《九歌·山鬼》）。作为一种四季常青的乔木，柏树枝叶繁茂，风骨昂藏，谡谡迎风，苍苍凌霜，英姿拔俗，气势横空，并以此一直赢得世人的赞美。而在众多吟咏柏树的诗篇中，杜甫在代宗大历元年（766）游谒夔州武侯庙所作的《古柏行》，尤负盛誉。
　　无论在成都，在汉中，在夔州，去诸葛亮的祠庙，都能看到古柏森森的景象。确实，千山万木，除了松柏，又有什么树更能体现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反过来，除了像诸葛亮那样的贤良之士，又有什么人的祠庙坟墓，配得上这些青松翠柏？“武侯祠庙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夔州十绝句》其九）。面对着眼前的松柏，缅怀诸葛亮的风范，诗人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又怎能不借此抒写自己的抱负和感慨？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这几句诗，劈面而来，造语奇特，意境苍莽，形容古柏高大的形状，已难以为继；面对这样的巨柏，使人不得不叹为观止。但是，又有谁想过，这棵古柏是在怎样的生态下长成的？云来月出，它度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经霜沐雨，它经历了大自然多少洗礼？柯如青铜，根如铁石，它是怎样炼就了这身体魄？气接巫峡，寒通雪山，这是它向往奇险的境地？更有谁想过，今后，它又将遭遇怎样的命运？“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它扎根大地，高耸入云，孤标高格，落落出群。但冥冥之中，烈风正甚，只因孤高，磨难尤多。“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工”。它能顶住风吹雨打，全赖神明的扶持；它正直不阿的天性，原是自然的伟力。“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大厦将倾，多么需要栋梁之材的支撑。像这样的巨柏，即使它从不炫耀，但英采自露，已足以使人惊叹。虽然它孤高无倚，但并不清高绝俗。它不避砍伐，愿意献身，担负重任。但是，它的心意又有谁能理解？没有万牛回首的牵引，又怎么能从山林中送出？“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可悲的是，牛影不见，输送无门，反因一片苦心，招来蝼蚁蛀蚀。但这棵巨柏，决不会因此枯萎，总有一天，它还会呼唤凤凰，栖宿在满枝香叶之上。
　　据史载，南齐明帝即位，诸王深感危惧，江夏王萧锋常忽忽不乐，作《修柏赋》以见其志：“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贞而挺正。岂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为盛。冲风不能摧其枝，积雪不能改其性。虽坎□于当年，庶后凋之可咏。”后遇害，年仅二十。江□闻讯，流着泪说：“芳兰当门，不得不锄，其《修柏》之赋乎？”（《南史·萧锋传》）杜甫这诗，同样也是写怀之作。诗中人柏双写，句句是柏，处处是人，人乎柏乎，两不可分。但由于他和萧锋的身份不同，因此所表现的情意也不相同。对杜甫来说，问题不是防身，而是如何致身；不是如何保全自己，而是如何奉献自己的才能。陆游说：“少陵，天下士也。遭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魄巴蜀，感叹昭烈帝、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覆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东屯高斋记》）说杜甫志在用世，这是对的，但说他于玄、肃二帝，“见知实深”，情况则正好相反。当杜甫作诗之时，已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天宝年间，他在长安困居十年，始终得不到任用；肃宗即位，曾任左拾遗，但仅一年，就被放逐；到代宗即位，已飘泊西南，浪迹江湖之间了。但杜甫又是一个高自称许的人，一个以“致君尧舜上”为己任的人，不可能以“乐天安命”的思想来安慰自己。“木生不愿回万牛，愿终天年仆沙洲”（苏轼《木山》）。这种超脱的人生观，和杜甫是格格不入的。“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在这首格言络绎、警句叠出的诗中，这二句似乎显得有些平乏，但却正是他一篇旨意所在。当他面对武侯庙前的老柏，追想刘备和诸葛亮之间，一个如鱼得水，专信不疑，一个竭诚报国，死而后已，再想想自身的坎坷，真有无限的辛酸和不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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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雨

　　“水旱其数然，尧汤免亲睹”（《雷》）。水旱之灾，原是一种自然现象，历代都有。面对眼前的灾变，古人因自身的无能为力，而将这一切都归于神的意愿，并把救灾的希望，也寄于神的感悟。《诗经》中的《云汉》，就是一首周宣王求神祈雨的诗：“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于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尽管祭祀了所有神灵，供上所有牺牲，但上天就是不听人世的祷告。古代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当天灾已经发生之后，想通过祈祷来解决，实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据《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春秋时期，齐国大旱，齐景公问群臣：“我想祈祷灵山下雨，怎么样？”晏子回答说：“那灵山以石为身，以草木为毛发。由于长时间干旱，它的毛发已经枯焦，浑身发烫，怎么会不想下雨呢？如果它能下雨，早就下了，求它有什么用处？”
　　在祈天祭神之外，古代也有一些比较切实的救灾措施。如《周礼·大司徒》载有当时救荒的十二条具体办法；战国李悝为魏文侯相，奖励开荒，以尽地力，实行平籴，储粮备荒；隋文帝开皇五年设“义仓”，在收获时征粮积储，以备荒年放赈；唐太宗贞观二年，出内府财宝，以救灾民急难等。但是，真能防患未然的实在太少，就是在发生灾荒时，能尽力救助的也不多。“故老仰面啼，疮痍向谁数？”（《雷》）当官府已不能帮助人们战胜灾荒，当人们对世间权威失去了信任，祈天祭神等种种迷信活动，就必然会在各处出现。
　　自代宗大历元年（766）春开始，夔州一带大旱，一直延续到夏末方才下雨。当时杜甫身居其地，深受其苦，目睹种种求雨活动，写了《雷》、《火》这两首诗。“大旱山岳焦，密云复无雨。南方瘴病地，罹此农事苦。封内必舞雩，峡中喧击鼓”（《雷》）。据《周礼·司巫》，“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古代求雨祭天，设坛命女巫为舞，故言舞雩）”。又据《神农求雨书》：“祈雨，不雨则暴（曝）巫，暴巫而不雨，则积薪击鼓而焚山。”早在春秋时期，子产就已指出这种行为的荒唐。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大旱，派屠击、祝颖、竖柎三大夫去祭桑山，屠击等人砍掉了山上的树木。子产知道后说：“如果祭山，就应该在山上广植树木，现在反倒去砍树，这真是极大的罪过。”但在夔州一带，却一直保持着这种陋习。“楚山经月火，大旱则斯举。旧俗烧蛟龙，惊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昈。罗落沸百泓，根源皆太古。耗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火》）。时隔数千年，人们依然相信古代不经之谈，用以救灾济荒，不懂得烧毁山林，破坏生态平衡，结果必然会使灾情变得更加严重。这是何等可悲的现象！
　　“腥至焦长蛇，声吼缠猛虎。神物已高飞，不见石与土”（《火》）。但那些焚山求雨的人哪里想到，他们燃起的大火，反而烧焦了长蛇，伤害了猛虎，把蛟龙吓得穿石破土，远走高飞，不知去向了。难怪人们跪在那里求拜，龙王却连一点回声都没有：“真龙竟寂寞，土梗空偻府。”（《雷》）这几句诗，表现人们焚山求雨的荒谬、愚昧，亦讽亦悲，看了真令人啼笑皆非。
　　“尔宁要谤讟，凭此近荧侮。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火》）。上两句指责当地百姓的诬妄，说焚山致雨，很有些毁谤、要挟神灵的味道，这种事近于惑乱、侮辱，不足为信。但百姓这样做，又何尝是乐意得罪神灵呢？下两句提出：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官吏失职，不忧百姓急难，对如何救济灾荒，毫不经心，只是徇俗塞责而已，为此才有呼天唤地之事。而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又是求人人不管的必然结果。百姓的愚昧、迷信，全由官府的冷漠、昏庸造成，这是杜甫作诗的本意。
　　天灾全由人祸，这是历代相承的一种权威说法。五行致灾，应政而作，正是统治者的无德无能，引起阴阳失调，才造成水旱之灾。基于这种认识，过去一些贤明的君王，在祈雨时，常常重于自责。据说商汤曾剪下头发、指甲，祷于桑林求雨，其祷词是：“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女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贿赂）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荀子·大略》）不过像商汤那样的人毕竟甚少，历史上绝大多数君王，决不会承认灾荒出现是因自身无德无能造成，他们宁可去相信另外种种更为荒诞不经的说法。春秋鲁僖公二十一年夏，鲁国大旱，僖公怪罪巫尪，想烧死他们祭天（巫是主持祈祷求雨的女巫；尪是胸前突、脸向上的畸形病人，传说上天可怜他们，怕雨流入他们的鼻子，所以不愿下雨）。由于臧文仲的劝阻，其事方才作罢。但到鲁穆公碰上大旱，首先想到的，竟也是处罚巫尪，和其祖上完全一样。对大多数君王来说，当事变发生之后，由他人作出牺牲，承担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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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兴

　　“秋何兴而不尽，兴何秋而不伤？”（萧纲《晚春赋》）晓风残月，才子佳人泪眼相望；登山临水，迁客骚人感慨万千。无论秋风袅袅，秋雨潇潇，秋河耿耿，秋月皎皎，泫泫露枝，凄凄霜条，落红纷纷，悴叶飘飘，雁唳阵阵，草虫喓喓，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不感召人心，牵引物情，如刘勰所言：“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物色》）更何况杜甫当乱离之日，处僻远之地，以羁危之身，怀悲凉之心，面对白露既降，枫林凋零，举目江间，波涛汹涌，凝眸塞上，风云笼罩，只觉三峡山水，一片萧森。在江边砧声、峡中猿声、草间蛩声、楼上笳声这样一片秋声之中，诗人身傍孤城，独立斜阳，凭借北斗，遥望长安；哀时之泪，洒向丛菊，思乡之心，竟系孤舟；病卧山城，还京无日，岁月蹉跎，深负平生；反羡江上渔人，逐波飘游，清秋燕子，随时飞翔；起视月色，已映藤萝，长夜漫漫，百忧翻滚。此情此景，何等凄凉！
　　　　　　　　　　　　　　　　 秋兴八首
　　　　　　　　　　　　　　　　　（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汎汎，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五）
　　　　　　　　　　　 蓬莱高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摇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六）
　　　　　　　　　　　 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
　　　　　　　　　　　 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
　　　　　　　　　　　 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七）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织女机丝虚月夜，石鲸鳞甲动秋风。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
　　　　　　　　　　　 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代宗大历元年（766）秋，杜甫在夔州以沉雄之气，富丽之词，写了《秋兴八首》这组诗。西晋潘岳曾作《秋兴赋》，其意止于：“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杜甫这组诗的内涵，就要深广得多。“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寄鼓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当时诗人白首飘泊，穷老荒江，多病缠身，夙志难酬，面对满眼秋色，满其秋声，惊心枨触，不能自已，于是“以己为纬，以秋为主，以哀伤为骨”（方东树《昭昧詹言》），对秋起兴，赋诗写怀。因三峡秋景，滴下思乡之泪；又从故园之心，引起故国之思；因眼下凄凉，追忆昔日繁华；又从淫乐无度，思索战乱根源。通过今昔对比，盛衰对比，将世事反覆、朝政得失、身世之恨、沧桑之感，一齐表现出来。诗人在“兴”中回顾，在“兴”中凭吊，在“兴”中思索，在“兴”中感悟。气激于中，情放于外，如风起泉涌，万象吞吐。清人黄生说：“杜公七律当以《秋兴》为裘领，乃公一生心神结聚之所作也。”（《杜诗详注》引）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前人都说首章为秋兴发端，全诗纲领。“以节则杪秋，以地则高城，以时则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别。末句标举兴会，略有五重。所谓嵯峨萧瑟，真不可言”（钱谦益《钱注杜诗》）。前二联满纸秋意，与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九辩》）风神相似，感兴相同，而沉雄壮阔，则更在其上。特别是写江山风云，阴晦不明，动荡不安，不仅表现出地理特征，同时体现了时代精神，从中流露出诗人愤郁不平、感伤不已的心情。浦起龙评颈联：“历历前尘，屡洒花间之泪，悠悠去国，暗伤客子之心。发兴之端，情见乎此。”（《读杜心解》）“他日泪”、“故园心”六字，将以下七首，尽包孕在内。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读这两句诗，宛然如见斜阳映照着诗人孤寂的身影，一双忧郁的眼睛遥望长安。钱谦益称下句为“八章之骨，重章叠文，不出于此，皎然所谓截断众流句也”（《钱注杜诗》）。诗人身在江湖，心忧朝廷，下面几首诗，追忆京城往事，感伤京城现状，慨叹京城盛衰，感兴不一，但都从对京城的“想望”中化出。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当孤寂凄凉之时，故国之事，历历堪思，分明眼前。第四章易“故园”为“故国”，从个人身世之感，转入家国兴衰之恨，含意深远。王夫之说这八首诗，全于“故国”一句维系。上可见诗人对菊洒泪，闻笳生悲，落日愁思，孤舟归心，不仅仅是弃逐的哀怨，忧在天下，而非一身。下面蓬莱宫阙、曲江歌舞、昆明旌旗、渼陂仙侣，则都是诗人所思的内容。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追思长安全盛之日，曲江何等繁华，江边离宫，黄鹄群集，水面画舫，白鸥飞翔。只因君臣沉溺太甚，醉生梦死，致使边愁四起，烟尘迷漫。昔日轻歌曼舞之地，今生铜驼荆棘之悲。瞿塘曲江，虽地隔万里，而风烟遥接，同一萧森。当年昆明池中，旌旗满眼，如今“织女”机丝，空对夜月，“石鲸”鳞甲，惟动秋风，波漂菰米，露冷荷花，一时衰飒之状，如在目前。秋景萧瑟，盛时难再，当此深秋，不堪回首。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正当征战方急、志士枕戈之时，诗人却远离故国，愁对秋江，无所作为；抗疏功名，传经心事，尽已付之浩叹；心中怅恨，不可胜道。在诗人“有所思”之中，还包含着为国效力的愿望，并由思念往事，推究致乱因由，“如人主之荒淫，盛衰之倚伏，景物之繁华，人情之逸豫”，“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尽言，人当自得于言外也”（王嗣奭《杜臆》）。
　　蓬莱宫阙，北据高原，前对南山，西望瑶池，东顾函关。战乱之前，诗人曾在此朝见玄宗，献三大礼赋。当年彩笔挥舞，词感帝王，如今白头沦落，匡时无策。向之所欣，已为陈迹，情随事迁，感慨系之，惟有低徊吟咏而已。故诗最后以“彩笔昔曾于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与前“每依北斗望京华”呼应，并将昔日长安盛事，与今朝夔州苦境交织起来，收束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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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周易·系辞传上》）。早在先秦，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自身的荣辱，祸害往往是由言语造成的，又怎能不加注意呢？古代帝王为了从诗歌中了解民情，曾提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说法。后世帝王虽然在嘴上也这么说，但真能做到的却不多。南宋杨泰之朝见理宗，坦率地说：“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为戒。”一方面鼓励别人说真话，一方面又因别人说了真话而加以迫害，后世专横无道、刚愎自用的帝王，都是这样。历览前史，西汉孔光在言行周慎谨密这上面，可算是个典型。据说他假日回家休息，和兄弟妻子一起闲谈，从不谈论朝中政事，“或问（孔）光温室（汉长乐宫中有温室殿）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一个朝廷大臣，竟落到这种地步，这已不是谨慎，而是胆怯，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不是可钦，而是可耻了。但是，由于祸从口出、以言得罪的情况一直存在，出于现实的需要，孔光的处世之道，也就一直成为某些人的榜样。唐代杨师道为人酷似孔光，据说他“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尝曰：‘吾少窥《汉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树，每钦其余风，所庶几也。’”
　　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自守直节，犯颜敢言。东汉末年，孔融上书献帝，推荐祢衡，称其人“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祢衡曾作《鹦鹉赋》，其中“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数句，深悉世途险恶。但终因秉性难移，最后和孔融都以直言畸行而取杀身之祸。
　　“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复损，何用羽毛奇？”（《鹦鹉》）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同时作了八首咏物诗，这是其中一首。诗中拈出“含愁思”三字，代鹦鹉写意，自伤翠羽凋伤，形貌憔悴，囚禁笼中，受制于人。颔联追究鹦鹉落难的原因：今天翅羽被剪，六翮摧残，全因当时自作聪明，多嘴多舌。一个“漫”字，说得十分可怜。中唐裴夷直曾用其意，作诗道：“劝尔莫移禽鸟性，翠毛红嘴任天真。如今漫学人言巧，解语终须累尔身。”（《鹦鹉》）清人朱鹤龄认为杜甫这首诗，“似隐括祢衡赋中语”。如果说杜诗只是祢赋的简化，未免过当，但也不能说祢赋对杜诗毫无影响。二者在词意之间，确有相似相通之处，而且二者的感慨，也都不为鹦鹉而发。金圣叹说：“彼以多知而婴罗网者，岂独鹦鹉哉？觉鹦鹉别离之苦尚浅，彼别离之苦更甚也。”（《杜诗解》）末联慨叹世人一面怜惜鹦鹉的奇才，一面又摧残它的羽翮，清人顾宸说：“此分明有才人失路、托身异族之感，如魏武之于杨修，隋炀之于薛道衡，皆所谓‘怜复损’也。”（《杜诗详注》引）
　　杨修为三国魏名士，博闻强识，才思敏捷。祢衡于当世之士，只推重孔融、杨修二人。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自长安进兵汉中（治所在今陕西南郑县），刘备据险扼守，两军僵持不下，“王（曹操）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据说“魏武（曹操）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世说新语·捷悟》）这事不可信，学者已有辨正，但说明杨修多知多言，引起曹操的猜忌，后来借故把他杀了。薛道衡在隋朝以辞藻闻于当世，后为隋炀帝所忌，被杀。他的诗“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昔昔盐》），是当时流传的名句。据说隋炀帝将薛道衡处死时，曾问他：“现在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吗？”这种因才丧身之事，就更加可悲，虽然这也只是传说。
　　同杜甫的大部分咏物诗一样，这首《鹦鹉》也是写意之作，是愤世嫉俗之言，而非告诫规劝之词。诗中只是借吟咏鹦鹉，指责统治者对人才的迫害，而不是要世人从中吸取教训，以“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金人铭》）这种话，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尽管诗人因抗疏直言，断送前程，饱尝苦辛，但他并未因此改变初衷，矫性随俗，屈己从人。代宗永泰元年（765）三月，命裴冕、郭英乂等文武大臣十三人，于集贤殿待制，以备询问。当时宦官跋扈恣横，待制诸臣，均噤口不言。为此，杜甫曾作诗讥刺：“呜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青衿胄子困泥涂，白马将军若雷电。干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折槛行》）这首诗和《鹦鹉》诗作于同时，诗中对待制诸臣钳口饱食，不能上继朱云、魏征、宋璟等人的忠谠耿直，深为不满，同时又指责当时朝廷不能像先皇太宗那样，容纳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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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无讳

　　开元年间，玄宗在宫中行乐，对高力士说：“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于是命李白入宫赋诗。当时李白已在宁王处喝得烂醉，到了那里，“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峙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孟棨《本事诗》）。这就是现在所见的《宫中行乐词八首》。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作了《洞房》等八首诗。这些诗，各自独立成篇，但前后照应，意实相关。虽然这两组诗的写作背景不同（李诗作于开元全盛之时，杜诗作于安史叛乱之后），宗旨不同（李诗是行乐之词，杜诗是反思之作），但由于它们体裁相同（均为五律），篇目相同（均为八首），所写内容相同（均为开元宫中情事），因此常被后人相提并论。
　　有趣的是：李白为取悦玄宗，以清词丽句极力描写当时行乐盛况，但后人却偏说这组诗得《国风》讽谏之体，讥刺玄宗好色而不好德，不听雅乐而听郑声，希望他能停止宴游，关心政事，与民同乐。而杜甫这几首诗，写玄宗沉湎声色，狎近倡优，斗鸡舞马，以此作乐；即使在危机四伏、朝野不安之时，仍沉迷不悟，自以为江山可以永保，欢乐可以常在；直到叛军攻破洛阳，兵临潼关，方才如从梦中醒来，心生忧愁。“洛阳昔陷没，胡马犯潼关。天子初愁思，都人惨别颜”（《洛阳》）。一个“初”字，将玄宗的昏聩、荒淫，极为深刻地表现出来。诗人通过追忆长安的往事、玄宗的淫乐，寓讽刺之意，以见荒乐为丧败之源，淫荡为祸乱之本，有故国黍离之思、物是人非之感，并告诫朝中君臣，正视前车之鉴，以图善后之策。而后来偏有人说这些诗“固无讥刺之意，以为是非具在国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议。至受恩先帝，没齿不忘，深思慨慕，则时有之”（《杜诗详注》引黄生语）。
　　“宿昔青门里，蓬莱仗数移。花娇迎杂树，龙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宫中行乐秘，少有外人知”（《宿昔》）。这首诗前四句写玄宗游幸，后四句专写淫荡之事。杨贵妃曾为女道士，故诗中王母即指杨妃；日将落而王母依然留在身边，正是写杨妃的专宠。少儿为汉武帝卫皇后的姐姐，早先与人私通，生霍去病，诗中用以指杨妃姐姐秦国、虢国夫人；少儿凭倚在微风之中，正以喻杨妃姊妹的得幸。当初玄宗与杨妃姊妹在宫中恣意淫乐，外界谁能知道？即使略有所闻，又有谁敢传说？清人吴乔说“子美只《宿昔》一篇，压倒太白《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诸诗”（《围炉诗话》）。单就情思旖旎、文词俊逸而言，这首诗实不能与《清平调》相比，其长处全在揭露的大胆、讽刺的辛辣。虽然玄宗己经去世，但作为一个君王，其“神圣贤明”还是不容臣民置疑的。像这样将前朝君王的荒淫，毫无顾忌、毫不掩饰地表现在诗中，在过去是罕见的，在后世更难做到。
　　这样的诗能在杜甫笔下出现，并非偶然。在唐代，因言语触犯君王、从而得罪的人不少，但因文字惹祸的似乎还没有。中唐刘禹锡因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被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方才应召入京。当时正是春天，刘禹锡作了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以千树桃花，比喻十年来由于趋炎附势而官运亨通的朝中新贵。当时有些嫉妒刘禹锡声名的人，将此事告诉执政，大肆中伤，但结果也只是以出为连州刺史了事，并未办罪。唐太宗的雄才大度，带来了唐王朝前期空前的强盛繁荣；而国家的强盛繁荣，又使唐王朝能有恢宏的气度，对外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对内容纳各种不同的思想。安史之乱后，王朝虽已开始衰败，但此风幸而犹在。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覆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容斋续笔》）这在杜甫诗中表现得格外突出。肃宗乾元二年（759）春，杜甫为庆贺唐朝军队收复长安，作《洗兵马》，在抒写收京喜悦的同时，直指当时扈从诸臣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攀龙附凤，窃踞高位。肃宗在返京之后，理应励精图治，建中兴之业，却重用李辅国，专宠张良娣，听任二人干预朝政，败坏纪纲，致使叛军未能及时歼灭，留下无穷后患。对此，诗人也在诗中直截了当地指出：“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李辅国）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最后一句，竟将当今皇帝怕老婆的隐私，也明明白白地点了出来。这种大不敬的言语，对后世作家来说，是不可想像的。
　　秦始皇在焚书坑儒的同时，又定诽谤妖言之罪。但秦王朝寿命极短，没等到大兴文字狱，就已灭亡了。汉宣帝时，杨恽因过免为平民，居家大治产业，接待宾客。友人孙会宗作书劝诫，杨恽在答书中有怨怼之词，并作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以喻朝廷荒乱，自己虽尽忠效节，反被弃逐。宣帝看了，十分恼火，以大逆不道之罪，将杨恽腰斩了。这大概要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狱了。不过宣帝杀杨恽之时，尚无因文字起狱的想法。有意识地通过文字罗织罪名，似乎始于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春，罢吕夷简、夏竦，进用杜衍、范仲淹、韩琦诸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赞道：“举擢俊良，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大奸即指夏竦。其师孙复一见此诗，即道：“子祸始于此矣。”后夏竦借事诬其诈死，投降契丹，请开棺验尸，赖杜衍等人力保始罢。但累及妻子，二十年后才得昭雪。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以不满新法，作诗“讥讪朝政”，被捕入狱，险遭不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另外像余靖因作蕃语诗被贬，蔡确由《车盖亭诗》得祸，王观以赋《清平乐》落职，均以文字获罪，载之史册，班班可考。到明、清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统治者气量的日益狭小，文字狱也愈演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