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妖精

草堂

　　杜甫是诗中圣哲；成都的杜甫草堂，则是诗国中的圣地。历代文人学士到成都，都要去草堂凭吊游览。中唐诗人张籍送人入蜀，曾这样叮嘱：“行尽青山到益州，锦城楼下二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为到浣花溪水头。”（《送客游蜀》）可见他对草堂的仰慕之情何等深切。当年杜甫营造、居住的草堂，在中唐就已芜没，但那一草一木、一石一水，又都完美地保留在他的作品中，只要翻开杜诗，草堂也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杜甫刚到成都，寄居在西郊草堂寺中。“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这几句诗，就是描写初到时的生活情景。当时，杜甫经过“一岁四行役”的颠簸，渴望有个安定的环境。成都由于没有遭到中原那样的战争破坏，相对说还比较繁荣、平静，于是决定在此择地安居，“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杜甫后来作过一篇思念草堂的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营建草堂的情况：“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惟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寄题江外草堂》）从中可知，诗人到成都不久，即在上元元年（760）春，就已开始营建草堂了。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卜居》）。“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狂夫》）。“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怀锦水居止二首》其二）。“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这是杜甫留下的一幅草堂地图。可知当时的草堂，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万里桥西，百花潭北。万里桥即今成都南门的府河大桥，相传三国蜀费祎出使东吴，诸葛亮在此为他饯行，费祎感叹地说：“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因而得名。浣花溪是清水河（又称清江）的一段，绕草堂曲折流过，所谓“清江一曲抱村流”即是。当时造纸的人都沿溪而居，取溪水染色，制造彩笺，故号“浣花”。据今人考证，百花潭在浣花溪的上游，很可能就是现在的龙爪堰。当时溪水流量较大，至此一折，回还成潭，故有人说溪可概潭，潭不可概溪。《太平寰宇记》认为百花潭是浣花溪的别名，似是而非。
　　杜甫在此卜宅，主要是看中这里适宜幽居。“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有客》）。“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水槛遣兴二首》其一）。“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对沉浮”（《卜居》）。这些诗句，在描写景色清丽的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幽居自得的乐趣。
　　杜甫营造草堂，全靠成都尹裴冕、彭州刺史高适、表弟王十五司马等在蜀亲友的资助。诗人喜欢花木，故又从萧实处觅桃树，从韦续处觅绵竹，从何邕处觅桤木，从韦班处觅松树，从徐知道处觅果树，栽在园圃之中。初步建成的草堂，“桤木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环境幽雅，景物宜人。肃宗上元二年（761）冬，严武出任成都尹。据史载，严武生性暴躁，难以容人，但对杜甫情谊极深，帮助尤多。由于严武的大力资助，草堂又进行了扩建，到第二年（宝应元年）最后建成，前后历时二年之久。关于草堂的得名，前人认为是这里临近草堂寺，因以为名的缘故。
　　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五月，杜甫离开成都，在蜀ZG住了五年半时间。其中为躲避徐知道叛乱，在梓州、阆州等地住了近二年；严武第二次镇蜀，表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在严武幕府住了半年；如果再除去建屋前和营造时的时间，杜甫在草堂实际居住仅二年光景。杜甫离开草堂，就一去不返了。但草堂却因为诗人曾在这里住过，从此和杜甫的名字永远连在一起，并且成了成都士民游赏的胜地。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段关于成都风习的记载：“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而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与陆游同时的任政一，对此有更加详尽的描述。元、明仍袭其风。明朝末年，草堂、梵安寺、浣花祠均毁于兵燹。清初虽重建三处名胜，但因浣花溪淤积，水浅溪狭，不能荡舟，于是渐渐形成每年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前往草堂赏梅凭吊的风习。流风余韵，至今不没。宋人葛立方曾说：“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韵语阳秋》）杜甫一生，支离风尘，飘泊江湖，晚年总算有了成都草堂这个安身之处，也没住几年，只得离去，就其生前说，确实够不幸了。但他去世之后，名垂宇宙，光照千古，遗址均成圣地，诗歌奉为国宝，古往今来，能有几人享有他那样的声誉、他那样的殊荣？又怎么能说是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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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今日

　　如今草堂位于四川成都西郊，出通惠门，过青羊宫，沿成温公路西行不远，即可看到。据前人记载，唐代浣花溪，在春、夏水深之时，能行龙舟彩舫，十里不绝；秋冬水浅，江流至清，石卵可数。如今浣花溪，溪水暗绿，宽不足六丈，当初的景象，已杳不可见。溪畔多竹，随风摇曳，绿畴农田，村落炊烟，依然保留着“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傍”的田园风光。
　　走近草堂正门，可见大门两侧挂着马公愚书写的一副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大门横匾“草堂”二字，为清宗室果亲王允礼所书。从正门进去，一湾碧波横在眼前，过石桥，穿梅林，前面就是大廨。大廨建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正中屹立着余庠所塑的杜甫石像，诗人拈须沉吟，颇能表现忧国忧民的神态。两侧壁间，悬挂着一副众口交赞的长联：“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作者是清初学者顾复初，原籍苏州，流寓成都，因其身世和杜甫有相似之处，故作此联以寄慨。原件已毁于战火，现在悬挂的系清末翰林邵章补书。
　　穿过大廨向前，便是同时建成的诗史堂。广檐深廊，恢宏古朴。四周高楠冥冥，翠竹娟娟，梅枝横曳，繁花吐艳。门额横匾，为邵章补书，褐底白字，浑厚苍劲。两边楹柱上，悬挂着一副叶恭绰补书的长联：“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上联为清人沈寿榕作，下联乃彭毓松所对。诗史堂正中，塑有一尊古铜色的杜甫立像，便服儒巾，一手拈须，满脸忧思，凝视前方。两侧还有杜甫和李白的全身彩塑。诗史堂位于草堂中心，两端都有曲折的回廊，与大廨相通，并连接东西两处杜甫诗意画陈列室。室内共展出近代名人国画四十一幅及《兵车行》板面塑像一幅。
　　自诗史堂向前，便是柴门，取杜诗“柴门不正逐江开”之意。门匾为潘天寿所书。门柱上悬挂着一副对联：“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明人何宇度撰，近人陈云浩补书。步出柴门，便是工部祠，清嘉庆十六年重建。青瓦突檐，幽深肃穆。院中鲜花满地，盆景成排，更有两株苍劲的罗汉松，挺立在祠前，巨干如虬，横枝刺天，象征着诗人的高风劲节。虽然杜甫在成都只挂了半年“检校工部员外郎”的空衔，但由于中国历来惟官是重、惟仕为优，故后人一直称他为“杜工部”，似乎这样就可抬高他的地位，表示对他的尊重。门匾为李植补书。檐下高悬着清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何绍基书写的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这是草堂匾联被毁时幸存的一联，字体俊逸潇洒，令人瞩目。祠正中设雕缕花边神龛，供奉杜甫彩色生像，头戴儒巾，身穿紫袍，腰系朱绶，红脸含情，青须垂胸。左右配祀宋代诗人黄庭坚、陆游。工部祠两侧均有平房，东为“水竹居”，西为“恰受航轩”。里面展出杜甫游历景照、画照、纪念遗迹照、国内外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照、杜诗版本照等。建在草堂中的杜甫纪念馆，现已拥有历代各种杜集版本、国外所出汉文版杜诗、杜诗外文译本等图书资料近三万册，书画、雕塑等各种文物二千多件。
　　在工部祠东侧的荷花池边，有座碑亭。亭内石碑上，镌刻着“少陵草堂”四个大字。石碑勒刻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字系雍正弟果亲王允礼题写，笔法苍劲浑厚；亭则建于民国初年。这是一座象征性的草顶小亭，由于一般人都认为这里就是杜甫茅屋的旧址，因此成了草堂中最吸引人的地方。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这是杜甫《水槛遣兴》中的名句。清嘉庆十六年，根据杜甫诗意，在草堂西北角建有一座水槛，以后又多次修葺。槛外一弯碧水，流入荷花池；槛南“一览亭”，倒影池中；池中游鱼，时时跃出水面。这里细竹葱翠，圆荷娇艳，绿波荡漾，啼鸟欢快，风物秀丽，春光常在。清人谭光祜所作的一副对联：“此地经过春未老；伊人宛在水之涯。”用来表现今天水槛的风光，依然十分传神。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根据杜甫诗意，草堂还筑有一条花径，直通东邻草堂寺。在花径的入口处（草堂和草堂寺的交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草堂影壁”。碎瓷镶嵌的“草堂”二字，系清末周善培所书，圆劲有力。这里繁花似锦，香气馥郁，高楠落阴，翠竹丛生，小桥流水，绿树红墙。花径北侧的浣花祠，供奉着浣花夫人的坐像。旁边盆景园，是四川盆景最集中的地方。
　　今天的草堂，基本上保留着清代草堂建筑的格局和风格，既不同于一般的祠宇，也不是普通的园林，而是具有园林特色的纪念性建筑。大廨、诗史堂、工部祠这三幢主要建筑，排列在一条轴线上，经回廊与东西陈列室相连，浑然一体，造型古朴，布局典雅。四周种满了花木，树以楠木、香樟、银杏、杉柏等高大的乔木为主，花则有腊梅、桂花、海棠、桃李、玉兰、丁香、石榴、杜鹃、栀子、美人蕉……疏密相宜，浓淡相间。而翠竹尤多，几乎所有建筑，都在竹树的掩映之中。更有溪流小桥，将景物衔接。由于建筑大多为开敞式，与四周的花木水石，相互辉映。整个草堂绿阴广被，清香四溢，小溪萦洄，碧池潋滟，鸟语青瓦，花偎红墙，人凭画栏，竹映雕窗，曲径通幽，随处逢胜。将传统的祠宇建筑的典雅，与古典园林的秀丽，完美地融为一体。并将诗人的志趣、诗歌的意境，从中表现出来。
　　虽然杜甫在草堂实际居住时间不长，但在成都这几年，毕竟是诗人自安史之乱后，定居时间最久、生活最安定的几年，成都几乎成了他第二个故乡，一旦离开，真有“却望并州是故乡”的感触，并在诗中屡致思念之意。也许诗人不会想到，当初简陋、狭小的茅舍，以后竟成了占地三百亩、规模甚大的祠宇园林；当初人迹稀少的幽居之处，以后竟成了熙来攘往的游览胜地。生前寂寞，身后荣盛，连诗人一度居住过的草堂，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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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祠

　　在杜甫草堂东南约五六里，只见一道红墙之内，殿宇宏伟，古柏森森，这就是著名的武侯祠。据史载，诸葛亮率师北伐，屯兵五丈原（在今陕西周至县境，渭水南岸），因积劳成疾，在军中去世。当时举国悲悼，各地都要求为他立庙，朝廷认为不合礼法，没有答应，于是出现了“百姓巷祭，戎夷野祀”的景象。为此，习隆、向充上表后主，请为诸葛亮在沔阳（故城在今陕西勉县东河水之北）立庙，以慰民望。后主答应了，于景耀六年（263）春立庙。诸葛亮死后七十年，李雄在成都称王，国号大成，开始在少城内为诸葛亮修建祠堂。因诸葛亮生前封武乡侯，死后谥忠武，故其祠堂被称为武侯祠。杜甫到成都，首先游谒的，就是武侯祠。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据说武侯祠前有一棵大柏，合围数十丈，系诸葛亮亲手种植。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的武侯庙，同样是“中有松柏参天长”（《夔州歌十绝句》）。西周末年，召伯虎辅佐周宣王，率军征伐南方的淮夷，建立大功，于是有人在棠梨树下，作了一首诗怀念他：“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召南·甘棠》）说召伯曾在这棵高大茂盛的棠梨树下止宿过，千万不要砍伐它。“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古柏行》）。诸葛亮祠庙中的古柏，同样由于百姓的保护爱惜，三国魏将钟会在率军进攻蜀国，路经沔阳武侯庙时，非但不敢敌视，还亲自进去祭祀，并下令军士不得在诸葛亮坟墓周围放牧砍伐。东晋桓温平定蜀中，将成都少城夷为平地，惟独对武侯祠，不敢有所损坏。钟会、桓温，都是恃才自大、骄横擅权的人物，但在诸葛亮祠庙前面，则不得不表示他们的敬畏之情。
　　一部廿四史，上下数千年，其中身居高位、权倾一时的显赫人物，多若牛毛。尽管死时葬礼隆重，碑高墓大，还有一篇详细记载其官位功业的墓表，但曾几何时，这一切都烟消云散，其中绝大多数人，甚至连姓名也不为后人所知。那精心构筑、贮器藏宝的坟墓，只是诲盗之物，使白骨暴露荒野而已。为什么诸葛亮的祠庙，能始终得到人们不同寻常的敬重呢？
　　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持蜀国政务。一片丹心，无愧天地，输心竭诚，化人如神；执法严明，赏罚必信，如水至平，如镜至明；长驱祁山，志存匡复，约束军士，不扰百姓。为诸葛亮作传的陈寿，曾这样赞叹：“诸葛亮之为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都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甚至使敌国将领和南方少数民族，也无不赞叹信服。
　　虽然诸葛亮身居相位，独揽大权，但为人极其清廉。他曾上表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死时，“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诸葛亮传》）。郦道元作《水经注》，在记沔水时，深为感叹：“诸葛亮之死也，遗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势，不起坟垄，惟深松茂柏，攒蔚川阜，莫知墓营所在。”诸葛亮生前不谋私利，不蓄私产，死后因此赢得人们真切的思念。直到唐代，蜀中士民，歌思遗烈，祭祀神灵，始终不绝。在中国政治家中，还没有哪个人，能像诸葛亮那样，得到世人如此由衷的崇敬，“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诸葛亮
　　杜甫所游谒的武侯祠，原在惠陵（刘备墓）西南。明初，蜀献王朱椿认为丞相祠堂与帝王庙宇并立，于祀制不合，便以“君臣宜一体”为理由，废弃武侯祠，在刘备殿东侧塑诸葛亮像陪祀。明末，武侯祠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一年（1672），在明代遗址重建武侯祠，以前殿祀刘备，后殿奉诸葛，今天所见的，仍是这个君臣合庙。虽然大门高悬着“汉昭烈庙”的金字匾额，在建造时，又有意抬高前殿的殿基，以示“君尊臣卑”的差别，但人们始终把它称为“武侯祠”，以示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在世人的眼中，诸葛亮作为智慧、廉洁、清正的象征，其地位要远在任何帝王之上。
　　关于武侯祠前的大柏，还有一个传说。明嘉靖年间，建造乾清宫，派少司马冯清到四川寻找大树。冯清看到武侯祠前的古柏，正中心意，就派了许多人前来砍伐。忽然空中飞来无数乌鸦，鸣噪不止，齐啄砍伐者眼睑，结果只好作罢。从这件事看，乌鸦相貌虽然丑陋，但正义感极强，人们一贯鄙视，实在是以貌取鸟，有失公正。作为史实，这件事有些离奇，但若想了解民意，那么再也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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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

　　中唐名相李德裕认为，凡是前面带有“海”字的花木，都是从海外传入中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名花海棠，也是一种舶来品了。不过根据现有的资料，还无法考证，它究竟在何时从何地传入。
　　据王象晋《群芳谱》，海棠有四种（即“海棠四品”）：贴梗海棠、垂丝海棠、西府海棠、木瓜海棠，均为木本植物。海棠在春天开放，花朵较小，但一树千花，纷红骇绿，风致绰约，婀娜含娇。不少诗人深爱海棠，“艳丽最宜新著雨，娇娆全在欲开时”。“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郑谷《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其二）。这些诗，写对海棠的迷恋，已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陆游《海棠》）。海棠莫盛于蜀中。杜甫在蜀中生活长达五年多时间，作诗二百四十余首，“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惟独对海棠，却只字不提。“朱栏明媚照横塘，芳树交加枕短墙。传得东君深意态，染成西蜀好风光。破红枝上仍施粉，繁翠阴中旋扑香。应为无诗怨工部，至今含露作啼妆”（郭稹《和枢密侍郎因看海棠忆禁苑此花最盛》）。这不仅使海棠深感委屈，含泪致怨，也使后人觉得十分奇怪，各自寻求原因。郑谷认为杜甫看到海棠飘零，联想起自己身世，无限惆怅，因此没有兴致吟咏：“浓澹芳春满蜀乡，半随风雨断莺肠。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情为发扬。”（《蜀中赏海棠》）不过郑谷这种猜想，只可用于常人，不能用于杜甫。实际情况正相反，杜甫一生写了不少咏花诗，其中一部分流连光景，陶冶性情，更多的作品都是睹物生感，赋诗写怀，从中寄托诗人的身世之感。据说“明皇（唐玄宗）登沉香亭。召太真（杨贵妃）。时宿酒未醒，命高力士及侍儿扶掖而至，醉颜残妆，钗横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海棠春睡未足耶？’”（《太真外传》）宋人王柏认为杜甫看到海棠，便想起杨妃祸国之事，心怀长恨，无心作诗：“沉香亭下太真妃，一笑嫣然国已危。当日少陵深有恨，何心更作海棠诗。”（《独坐看海棠二绝》其二）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常以杨氏为题材，作诗讽刺国事，入蜀以后，在一些咏物诗中（如咏橘、咏荔枝等），依然常常要牵入杨妃，以致其慨，怎么惟独对海棠，却置之不顾呢？宋人林倅说：“诗有格，有韵，故自不同。”“格高似梅花，韵胜似海棠花”（陈善《扪虱新话》引）。无论为人还是作诗，杜甫都以格高见长，他爱梅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王安石认为杜甫不咏海棠，是因为他整个身心都被梅吸引住了：“结子非贪鼎鼐香，偶先红杏占年芳。从教腊雪埋藏得，却怕东风漏泄香。不御铅华知国色，只裁雪缕想仙装。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与徽之同赋梅花得香字三首》其二）杜诗固然“格高”，但不能因此说其“韵浅”。至于海棠，也绝不是什么充满俗气的富贵之花。刘灏《广群芳谱》，称海棠“翛然出尘，俯视众芳，有超群绝类之势”。曹雪芹《咏白海棠》，有“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之句。可见海棠和梅还有相通之处。杜甫在蜀中，除梅外，还吟咏过丁香、丽春、栀子、桃、李等不少花，为什么偏偏把海棠遗漏了？《群芳谱》说“海棠四品”，均有色无香。宋人彭渊材自称平生所恨五事，其中一条即“海棠无香”（惠洪《冷斋夜话》）。有色无香，很容易使人同徒艳其表、不慧其中联系起来，这种花，就很难得到杜甫的喜爱。但据《阅耕余录》，蜀中嘉定州（治所在今四川乐山）海棠，都有香气，和别处不同。而且即使在其他地方，也不能说海棠一概无香。至于宋人李颀说杜甫母名海棠，为避讳不作海棠诗，事出无据，也只是一种传闻而已。
　　陆游认为，杜甫集中没有海棠诗，可能是散失了：“贪看不辞持夜烛，倚狂直欲擅春风。拾遗旧咏悲零落，瘦损腰围拟未工。”（《海棠》）不过，杜甫那么多咏花诗都流传于世，惟独海棠诗都散失了，这种说法，很难使人接受。可能陆游自己对此也不敢确信，故又说即使杜甫真没有海棠诗，那也像屈原不咏梅花，二谢不咏菊花一样，碰巧如此，实在不必在上面多费心思：“广平作梅花赋，少陵无海棠诗，正自一时偶尔，俗人平地生疑。”（《六言杂兴》其六）而杨万里则认为：“海棠唐诗多未见，至郑谷诗方见。”杜甫不作海棠诗，是因为他根本就没见过这种花：“岂是少陵无句子，少陵未见欲如何。”（《海棠四首》其四）如果杨万里的说法是对的话，那么海棠从海外传入中国，也应是晚唐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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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趣

　　在唐代诗人中，王维以趣味澄夐见长，他的诗，天机清越，辞旨玄远，意新理惬，词秀调雅，如空外之音，水中之影，一字一句，皆出常境。如著名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邻叟，谈笑无还期。”宋人说：“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苏庠语）这种创作特色，在杜诗中是比较欠缺的。明人屠隆说：“少陵沉雄博大，多所包括，而独少摩诘冲然幽适，泠然独往，此少陵生平所短也。少陵慷慨深沉，不除烦热，摩诘参禅悟佛，心地清凉，胸次原自不同。”但他也有一些诗篇，如《江亭》、《后游》等，运思入微，一片化机，足以和王维诗相比而无愧色。
　　肃宗上元二年（761）暮春，杜甫来到成都锦江边的一个小亭，眺望四周景色，写了一首诗：“坦腹江亭外，长吟野望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江亭》）颔联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上句说江水奔流不息，但自己已无心与之竞争。下句说白云悠闲自在，这正与自己的意念相似；语涉禅机，潇洒自如。仇兆鳌说这二句诗“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杜诗详注》）。
　　宋代叶梦得认为，陶渊明的“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辞》），体现了他“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是此言也”。杜甫这二句诗，“非有不竞，迟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与心会，此固与渊明同一出处之趣也”（《避暑录话》）。清代陆贻典也说此诗“语有道心，直入渊明之室”（《瀛奎律髓汇评》引）。宋人张九成将杜诗与陶句比较后说：“若渊明与子美相易其语，则识者必谓子美不及渊明矣。观‘云无心’、‘鸟倦飞’，则可知其本意。至于水流而心不竞，云在而意俱迟，则与物初无间断，气更混沦，难轻议也。”（《杜诗详注》引）
　　清代纪昀评《江亭》，说“此诗转点在五六句，春已寂寂，则有岁时迟暮之慨，物各欣欣，即有我独失所之悲。所以感念滋深，裁诗排闷耳。若说五六亦是写景，则失作者之意”（《瀛奎律髓汇评》引）。这两句诗，写了诗人面对眼前景色的感受。时值暮春，虽然万紫千红，总觉韶光将逝，幽森寂寞；眼下万物，不管人间变故，依然各遂其性，欣欣向荣。就在作《江亭》前不久，杜甫去蜀州新津，游览了修觉寺，作了两首诗，其中有一联是：“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写江山多情，依然等待着诗人登临游览；花柳无私，永远欢迎世人前往观赏。这些描写，真与造化相流通，无愧化工之笔。仇兆鳌将这二联诗作了比较，说：“‘欣欣物自私’，有物各得其所之意。‘花柳更无私’，有与物同春之意。分明沂水春风气象。”杨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物自私’谓各遂其性也，‘更无私’谓同适其天也。一妙在无私，一正妙在有私，可以意会。”（《杜诗镜铨》）
　　明代王世贞不同意张九成的看法，认为“水流”两句，语句并不超脱，开宋人诗中说理的先河。纪昀认为这一联原是佳句，宋人硬作理语解释，反成诗歌创作的障碍。其实，这两句诗通过描写春日景象，表现诗人独特的感受，境与心融，神与景会，不着理语，而多理趣，作为写景诗看，清新流丽，作为抒情诗看，含蓄隽永，作为说理诗看，一派神行，只要胸次玲珑，便无所不可。
　　浦起龙说《江亭》等诗，“时时流露天机，知此老天资高妙，从性分中来，非从道学中来也。带道学气则腐矣”（《读杜心解》）。这些诗，都从胸中自然流出，无斧凿痕，无装饰迹，不受格调束缚，不可以声色求取，通体皆灵，如有神助，因无心入妙，反成化工之笔，无意求趣，而意趣已尽在其中，故能神游物表，纵横理窟，不堕理障，不落言诠。既不同于理学，也不同于禅学，而于两境之外，别有天然理趣，流于行间。

我是妖精

杜鹃

　　在众多禽鸟中，也许要数杜鹃最富于传奇色彩了。据扬雄《蜀王本纪》、常璩《华阳国志》等书记载：过去有个男子，从天而降，自立为蜀王，号称望帝，教民务农。当时发生了洪水，望帝无能为力，就派宰相（《蜀王本纪》称作鳖令，《华阳国志》称作开明）治水，消除了灾患。望帝感到惭愧，自以为德品才能不及宰相，于是主动禅让，隐居西山之中。
　　望帝这种不计个人权势、举贤让位的行为，从国家和百姓利益考虑，理应如此，但事实上却极其罕见。在惯见贪得无厌的现象之后，在久经争权夺利、殃及无辜的苦难之后，这种理应如此的行为，反倒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正常变成了反常，因为罕见而引起了多怪和怀疑。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退位后，在登极大典上说：“舜、禹（禅让）之事，吾知之矣。”刘知几也说：“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史通·疑古》）尧、舜、禹都是古代大圣，尚且不能见信于后人，遑论其他。于是关于望帝的故事，也就添了一个凄惨悲切的尾巴：当望帝离开的时候，正是二月时分，满山杜鹃悲鸣，声声啼血，蜀人听到杜鹃的啼叫，就想起了望帝。后来更说成是望帝魂魄化为杜鹃，在暮春悲啼，声声在说：“不如归去。”似乎望帝不是主动让位，而是被逼离宫，对那已失去的帝位始终难以忘怀。这些有关望帝的传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杜鹃啼血，已经成了失位帝王的象征。
　　据《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上元元年（760）载：玄宗喜欢兴庆宫（南内），自蜀中回长安后，就居住在里面。宦官李辅国对肃宗说：“上皇（玄宗）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七月，李辅国以肃宗的名义，凭借武力，逼迫玄宗迁居大明宫（西内）。同时将玄宗贴身宦官高力士流放巫州，原来负责禁卫的大将军陈玄礼被免职，甚至连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被逼出居玉真观。“上（肃宗）更选后宫百余人，置西内，备洒扫。……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杜甫、元结、颜真卿等人，都对此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黄庭坚的《书摩崖碑后》诗，颇能道出当时的情状：“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而洪迈在《容斋五笔》中说得更加明白：“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迁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
　　其实洪迈所提到的那首《杜鹃》诗，作于大历年间杜甫寓居云安（故城在今四川云阳县东北）之时，指责当时蜀中的叛将，如段子璋、崔旰、杨子琳等，不知君臣之礼，连禽鸟都不如，和玄宗并无关系。有感于玄宗失位而作的，是杜甫于上元二年（761）在成都作的一首《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此诗咏物写怀，推见隐微。如“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即影射玄宗父子暌隔，因而自伤孤立；而“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则借喻高力士、陈玄礼等玄宗亲近被罢黜流放，玄宗由此悒悒成疾；“发愤”“羞带”四字，将一个失位君王的窘迫、愤懑，全盘托出。“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是后人时常引用的两句诗。王嗣奭认为：“骨肉满眼，身实羁孤，其意可思。……杨妃死，高力士逐，虽千人侍御，犹孤居也。此情虽千言说不出，而七字说透，何等笔力！”（《杜臆》）至于诗人最后的喟叹：“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更是拓开一步，凌空起慨，从玄宗个人遭遇，进而联想到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人事的变幻无常。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诗明显受鲍照《行路难》（“愁思忽而至”）的影响。但和鲍诗相比，杜诗有着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更加深刻的揭露，更加深切的关注和更加深沉的慨叹。望帝原为蜀王，而玄宗的没落，也是从逃奔蜀中开始的；蜀中多杜鹃，而杜甫当时又正寓居于此。这种境遇上的巧合，使杜甫能在蜀言蜀，就鹃说鹃，使这首十分敏感、难以措手的时事诗，写得既含蓄，又贴切。

我是妖精

民胞物与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八月，一场暴风卷走了草堂屋顶上的茅草，随后乌云翻滚，秋雨滂沱，屋漏床湿，被冷如铁。面对着这种景象，杜甫彻夜不眠。但他所想念感叹的，不仅是个人在战乱之后所遭受的种种困苦，而联想起普天下和自己同样遭遇的寒士，进而萌发出这样的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屋漏偏遭连夜雨的苦况，人们常常会遇到，但说出这样感人的话来，杜甫应是第一人。由于大多数人都处在和杜甫相似的困境之中，但又都缺乏杜甫那样开阔的胸怀，故这几句诗，一直引起后人由衷的赞叹（可惜没有由衷的惭愧），因此没有必要再在上面增添一些雷同的赞美之词。有必要指出的是：杜甫产生这种愿望，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入非非，而是出于一种十分自然的感触；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他一生中，始终不曾泯没过。
　　作为一个志趣高远、命运多舛的人，杜甫在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之际，既不贪图功名，也不羡慕荣华，而能始终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将对自身的感叹，转化为对他人的同情。当他在途中遇到大水，感叹的不是行路的艰难，而是：“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因悲林中士，未脱众鱼腹。”（《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当他身受炎热之苦的时候，白天想的是干旱给百姓带来的灾害：“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夏日叹》）夜晚想的是那些连洗个澡都不可得的士兵：“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夏夜叹》）当他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颠沛的时候，想的是：“此身免荷芟，未敢辞路难！”（《寒峡》）当他避乱外出，在回成都后看到草堂破败、树木凋伤时，想的是：“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四松》）时时处处，推己及人，这正是他的境界要远远高于贾谊等人的地方。
　　“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鱼在网中绝望地挣扎，鸟在空中自由地歌唱，虽然万物的命运各有不同，但一个怀有恻隐之心的仁者，应当一视同仁地看待，不能理所当然地让谁去承受不幸。有了这样的认识，杜甫对比他更不幸的人们，必然充满同情心。由于杜甫从不曾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夙愿，从而一直怀有“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之沟中”的负罪感，并对济世泽民怀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还只是幻想能有千万间大厦来庇护天下的寒士，在《寄柏学士林居》中进而呼喊：“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
　　也许是由于没有杜甫的境遇，也许是由于没有杜甫的情感，也许是由于没有杜甫的襟怀，也许是叹服杜甫的伟大，也许是不愿跟着前人学语，总之，虽然这些诗句一直脍炙人口，但后世同样的作品却不多见。比较相似的是白居易的几首诗：“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百姓多寒不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事有咏》）。宋人曾将杜、白的诗作过一番比较：“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黄彻《?溪诗话》）白居易能不和一般官吏同流合污，这是他可贵之处。但从他一生行事看，所信奉的主要还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而杜甫则不管穷达，都要兼济天下；白居易是推己及人，杜甫则是舍己为人。方孝孺说杜甫：“此其心愿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虽饥寒有不暇顾，视夫自私之徒，如蝼蚁之求穴，则叹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达诸天下，虽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浅德者，顾以大言为先生病。呜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于言，岂众人之所能识哉？”（《成都杜先生草堂碑》）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不仅白居易没有，纵观中国历史，也很罕见。另外，由于杜甫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士大夫缺乏的品质，即和下层民众平等的交往，及由此产生的亲密的感情。黄生说：“杜公关心民物，忧乐无方，真境相对，真情相触，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杜诗说》）白居易对下层民众不能说没有同情心，但这种同情，总带有恩赐怜悯的味儿。和杜诗相比，白诗只是学其意、效其词，缺乏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就不像杜诗那样真切动人。

我是妖精

石犀厌胜

　　战国秦昭王时（公元前250年左右），蜀郡守李冰率领当地民众，在今四川灌县城西岷江中游，兴建了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即驰名中外的都江堰，使夹带大量泥沙奔腾直下的岷江，变害为益，使蜀中数百万亩农田，化险为夷。从此川西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常璩《华阳国志》）。至今农桑，犹赖其利。据说“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后转犀牛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市桥，一头沉之于渊也”（郦道元《水经注》）。有的石犀，直到南宋，依然保留在李冰的祀庙之中。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作过记载：“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陕之铁牛耳。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毋需多怪。仅就不图安逸、不避艰险、不尸其位、忧民所忧这几点来说，李冰的功德，就可同苍苍玉垒、泱泱岷江，与世共存了。
　　据史载，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七八月间，蜀中淫雨不绝，江水泛滥成灾。但是，当时蜀中的一些官民，却只是对着那两头石犀顶礼膜拜，期待它们能够“显灵”，制伏“水怪”的作乱，而将当年李冰抗灾的精神，反倒抛在一边。杜甫有感于此，作了一首《石犀行》。此诗警策，在“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二句。所谓“厌胜”，是古代一种迷信的说法，以为人们能够靠诅咒来制胜。天凤四年（17）八月，“（王）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汉书·王莽传》）。尽管威斗并不能挽救王莽的灭亡，但厌胜却依然为一些人所乐用。当时蜀中一些人期待石犀显灵，同王莽寄希望于威斗，实际上是一回事。
　　“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江水东流，原是大自然的伟力在起作用，荒唐的厌胜之法，又怎么能够阻挡？如今灌口被水冲垮，百姓化为鱼鳖，可见被蜀人妄夸的石犀“神灵”，实已无能为力，只有对着眼前被洪水破坏的景象，低头羞愧的份儿。“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李冰原作五头石犀，但到此时已只剩下二头，其余三头被江水带走，不知去向，或许早已损毁。照此下去，连这侥幸留下的二头，也难免会被冲走、被毁掉。既然这些石犀在洪水的冲击下自身都难保，又怎么能够为人厌胜呢？在此，杜甫以寥寥数句，通过对石犀的揶揄，便将其厌胜的诞妄辛辣深刻地揭示出来。
　　要能制伏江水的泛滥，惟一真正有用的办法，还是像李冰当年那样，“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只有通过人的力量，才能战胜自然的灾害。“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厌胜只是一种诡怪之举，决不应让它干扰人谋，淆民视听。那些无用的石犀，就由它被江水冲走吧。“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在杜甫看来，国步多艰，天灾屡现，民不聊生，都由人事的舛错所致。修筑堤防，只是用以挡住洪水的随时补救之方，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使灾患不生，得元气调和，而这又取决于朝廷的政通人和，只有这样，才能图之未形，防患未然，而石犀之类的厌胜之物，也就无从欺世惑众了。故诗人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安得壮士提天网，再平水土犀奔忙！”
　　这既是诗人的希望，也是他的慨叹。所谓“安得”，言外之意，当时朝廷实在并没有这种能够提举天纲、治理政事、摒除诞妄、匡时救弊的明君良相。就在岷江泛滥之时，肃宗为庆祝他的生日，“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上元二年）。在同一个时候，京城中为皇帝祝寿的嬉闹声，和蜀中因失去家园的哭祷声，遥遥呼应；大明宫中的菩萨，和岷江边的石犀，相向而笑。故杜甫这首诗所讥讽、所谴责的就不仅仅是石犀厌胜这一点，也不仅仅是如何治水这一事，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几头石犀，已像杜甫所希望的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那种将人的命运寄托于神灵保祐的厌胜式的心理和行为，却依然存在，即使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江水，对此也无可奈何。九百年后，金圣叹读杜诗，曾发出这样的叹喟：“是年无霖雨，水不损户口，《石犀行》又得不作耶？今吴、越淫祠，几与民居交半错处，我欲尽毁，而愚俗震骇。聊托于此，幸后之大力贤人，有以救之也！”（《杜诗解》）这正是杜诗的光彩，但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我是妖精

情爱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中，有这么一篇对话：公元前四世纪，悲剧家阿迦通的作品上演成功，于是邀请哲学家苏格拉底、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医学家厄里什马克、诡辩派修辞家斐德若和泡赛尼阿斯等人聚会欢饮，席间在座的人依次作一篇爱神的礼赞。这篇题为《会饮》的对话，颇能表现当时希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欧洲）几种流行的对于爱情的看法。
　　阿里斯托芬提出：爱情的实质是人类由分而合的欲望的实现，“全体人类都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爱情，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回原到人的本来性格”。而苏格拉底更进一步认为：“爱情就是想凡是好的东西永远归自己所有的那一个欲望。所以追求不朽也必然是爱情的一个目的。”这样，追求爱情成了回忆理念的一种形式，爱神成了哲学家。但是对形而上学比较隔膜的中国古人，对爱情的理解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取决于个人的具体感受，尽管受到许多礼教戒条的限制和禁锢，情爱的世界始终只受感情的支配。希腊神话中有阿佛洛狄忒，罗马神话中有维纳斯。在西方，爱神是诸神谱系中的重要成员，是不朽的真神，用阿迦通的话说，爱神“永远年轻”。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素来缺乏对神的坚定信仰。因爱神不像财神、土地神那样急需，所以也就没人去创造一个，供自己顶礼膜拜。可见中国古人也不像斐德若那样，认为爱神是人类幸福的来源，任何力量都不能与之相比。
　　由于中西在文化和认识上的这些不同，当爱情遭到死神的威胁、摧残时，西方人还是那么充实、那么热情。英国诗人丁尼生在悼念一位朋友时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总是真的：／在痛楚最深之时我仍感到了它：／虽然失去，毕竟曾经爱过，／比从未爱过要好上许多。”这几句诗，也很能代表西方人在失去情人时的心情。勃朗宁夫人更是骄傲地宣告：“假如上帝愿意，请为我作主和见证：／在我死后，我必将爱你更深，更深！”（《十四行诗》）而在中国，随同死亡前来的，常是一种人世空幻感，以及生者无限的怅恨。明末名士冒襄和秦淮丽人董小宛情意深厚，小宛一死，冒襄便惊呼：“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影梅庵忆语》）脂砚斋评《红楼梦》，曾作过一首诗：“浮生着堪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载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痴情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古代文学创作中，如果仅就表现情爱的空幻，以及由此产生的怅惘而言，杜甫在肃宗上元二年（761）作于成都的《石镜》、《琴台》二诗，实已开了先声。
　　“蜀王将此镜，送死置空山。冥寞怜香骨，提携近玉颜。众妃无复叹，千骑亦虚还。独有伤心石，埋轮月宇间”（《石镜》）。这首诗写古代蜀王哀怜王妃的遗骨，在冥间孤苦寂寞，于是将一面石镜送进空山，放在墓旁，和王妃作伴。安葬之后，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就离开了，其他妃子又恢复了平时的欢笑，不再为死者悲叹。惟有这块带着蜀王情意的伤心的石镜，永远留在这里，映照着凄凉的月光。
　　和《石镜》作于同时的，还有一首《琴台》诗：“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凰意，寥寥不复闻。”诗中说西汉司马相如在既贫且病之时，仍然深深爱着卓文君，在琴台上思念佳人，在酒店中玩弄人世。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幻影，惟有山野的鲜花，使人想见文君贴在脸上的花钿；蔓生的绿草，使人想见她穿在身上的罗裙。至于二人当初的爱情，后世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清人黄生说：“作此题者，有二种语。轻薄之士，慕其风流；道学之儒，讥其淫佚。慕者徒骋艳词，讥者动多腐句，均去风雅远矣。此诗低回想像，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实讥世俗之好德不如好色耳。”（《杜诗详注》引）杜甫这两首诗，确能摆脱俗套，不作艳词腐句，但若说成是讥刺古人好色，则未免过于迂阔。诗中所表现的，主要是人世情爱的空幻和人去楼空的怅惘。蜀王对妃子的眷恋，相如对文君的爱慕，何等深切。但是爱情的力量，还是不能战胜死亡。都说彩云无常，青春易逝，转瞬锦瑟弦断，玉颜成尘。空对凄凉石镜、苍茫琴台，不知孤魂何处、月下可归？眼看寒花零落、衰草长烟，愁听悲风白杨、杜鹃声哀。可惜九泉路远，天涯梦断，无奈灵犀难通，相思成灰。长恨香魂一去，如烟飘散，惟有无语独立，影照残阳。“石镜通幽魄，琴台隐绛唇。送终惟粪土，结爱独荆棒”（《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昔日欢会叙情之处，今成伤心凭吊之地。一旦参破此理，那正如仇兆鳌所言：“痴情皆属幻相矣。”（《杜诗详注》）现在有些人将这两首诗看作是对爱情忠贞的歌颂，同样有失诗人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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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情

　　在实际生活中，人逢喜事，常有迫不及待向人夸示之意，而于穷苦之际，则郁郁寡欢，不欲多言。但在文学创作中，情况却正好相反，用韩愈的话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古往今来的伟大作品，从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到杜甫的诗篇、曹雪芹的小说，无不抒写忧患之思、愤激之情，而表现喜悦之情的优秀作品，则比较少见。这也许只有通过研究人的心态，才能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喜悦之情的产生，常常由于某种目的的达到，这时人确实会引起一阵或强或弱的情绪波动，涌起一种按捺不住的感情，迫切地想告诉他人，让他人分享自己的喜悦，或羡慕自己的成功。但人的欲望是无限制的，随着一个目的达到，必然会有另一个目的出现，这时整个身心又会转入对新目的的追求，原来的情绪波动很快就会平息下来。悲哀的情绪则相反。人产生悲伤之情，通常是由于失去某种有价值的东西。世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又总是和血缘、情爱、理想、事业连在一起，其价值因人而异，一般为某人专有，故因失去而产生的悲哀，难以喻之他人，因此也就不欲多言。凡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其价值的东西，都在失去后显得格外可贵，故因悔恨而引起的思念，常常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可见，悲哀之情的强度和复杂性，都要远远超过喜悦之情。情绪的强度愈大，整个自我为其支配的倾向也愈大，从主观上讲，作者表现悲哀之情的冲动也更大。用文字表达情感，往往要经过沉思的阶段，从客观上讲，悲哀之情也更宜于表达。况且郁结在胸中的情意总得有个宣泄之处，如果不能付之于言，那么付之文字的欲望势必更加强烈。
　　“拾遗苦被苍生累，赢得乾坤不尽愁”（陈献章《吊杜公墓》）。“一代悲歌成国史，二南风化在骚人”（屈大均《杜曲谒子美先生祠》）。在历代诗人中，没有谁比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愤激之情更深了。但不能因此说，杜甫不善于抒写喜悦之情，杜诗中没有欢快之作。当诗人在鄜州探亲时，听到唐朝军队已经逼近长安，作《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字字快利，笔笔含有喜气，一片欢快之情，飞动纸上。回到长安后，又作《洗兵马》，写春日暄妍、百官欢忭之状，如在目前，喜悦之意，浮动笔墨之间。宋代张戒说杜甫作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岁寒堂诗话》）。无论写喜写忧，都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从心中涌起，从笔下流出，留在纸上，表现在诗中，和读者的性情相合，从而激起共鸣，感动他人。前人都认为，在历来描写喜悦之情的作品中，还没有哪一篇能和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相比。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首诗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当时严武奉命还朝，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叛乱，杜甫无法在成都生活，寓居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这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近八年，距杜甫弃官西去，举家南游，也已四年。在此期间，诗人饱尝流离之苦，无时无刻不希望能早日平息叛乱，归还家园。这种希望，在抑郁之情的煎熬中，已经达到极其紧张的水平。一旦听到官军直捣叛军巢窟的消息，想到天下就要太平，返回故乡的希望就要实现，原先情绪的极度紧张突然得到解除，必然会破愁为喜，产生极度的欢乐。“剑外忽传收蓟北”，正是这个“忽”字，使诗人惊喜欲绝，在感情上掀起极大的波澜。
　　“漫卷诗书喜欲狂”，没有这种情绪上的剧烈变化，没有这种狂喜激起诗人不可抑制的诗情，决写不出这样感人的文字。这种狂喜之情，常常突然在某些人的心中激起，又很快从他身上消失，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感受，但很少有人能逼真地将它表现出来。杜甫这首诗，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这些动态的词语，从神色、心情、举止等各个方面，写出诗人在仓卒之间，兴奋激动，既惊且喜的情状，真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梁启超说：“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情圣杜甫》）这首诗一气流注，其疾如飞，浑灏流传，沉着激昂，与轻滑流利者有别；晓畅明白，如行云流水，绝无装饰，愈朴愈真，又与粗率浅薄者不同。全诗无一字不喜，无一字不跃，将一种狂喜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古今喜情诗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