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妖精

义鹘

　　在白居易的《新乐府》中，有一篇《秦吉了》：“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昨日长爪鸢，今日大嘴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掠去，然后拾卵攫其雏。岂无雕与鸮，嗉中食饱不肯搏；亦有鸾鹤群，闲立飏高如不闻。秦吉了，人言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王，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空多噪噪闲言语！”
　　这首诗写长爪鸢、大嘴乌侵占燕窠，啄瞎鸡眼，而雕鸮坐视不救，鸾鹤充耳不闻，能说会道的秦吉了向来喋喋不休，在百鸟之王凤凰面前却一声不吭。比喻当时豪强欺凌弱小，为非作歹，而执法官员尸位素餐，朝中清贵置若罔闻，谏官只会说些空话假话，满朝达官，竟无一人肯负责任，致使正义不张，民害不除。诗中最后将为民伸冤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当然，这必然是一种无济于事的空想。
　　和《秦吉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杜甫的《义鹘行》。白诗揭露了现实的丑恶，杜诗则表现了美好的理想：“阴崖二苍鹰，养子黑柏颠。白蛇登其巢，吞噬悠朝餐。雄飞远求食，雌者鸣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无半存。其父从西归，翻身入长烟。斯须领健鹘，痛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来九天。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辞蜿蜒。折尾能一掉，饱肠皆已穿。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诗中写一条凶恶的白蛇爬到苍鹰的案中，吞食雏鹰。雄鹰从外面归来，目睹此状，怀着巨大的悲痛，转身飞入天空，不一会带来一只义鹘。义鹘以非凡的魄力，迅猛的搏击，消灭了那条恶蛇，为苍鹰报仇雪恨。
　　这是一篇千古奇作。失去子女的苍鹰，似乎知道向百鸟之王哭诉无济于事，转而求助于义鹘，这事已经使人感到惊奇了。义鹘虽无执法的职权，却能支持正义，急人所难，为鹰报仇，这就更奇了。诗中写义鹘蓦然前来，声势不同寻常；写义鹘搏击恶蛇的情景，凛凛然有生气；笔力矫健，十分传神。至于那条恶蛇，它所吞食雏鹰还在腹中，就已遭到严厉的惩罚，因为作恶一时，结果遗臭千年，这也够奇了。而最奇的是：义鹘在为鹰除害之后，毫无人世间那种恃功邀赏、甚至趁机勒索的恶习，超然远引，不知所往。“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一个功成不居的义侠形象，在诗中呼之欲出。
　　《史记·鲁仲连列传》载：战国赵孝成王时，秦兵围攻赵国国都邯郸，赵王十分恐惧。新垣衍通过赵公子平原君向赵王建议：“如果赵国能尊秦昭王为帝，秦王一定喜欢，围攻的军队就会撤走。”当时齐国高士鲁仲连正好来到赵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极力反对，阻止了帝秦之事。这时魏公子信陵君带兵前来援救，秦军被迫退走。平原君为此要酬谢鲁仲连，鲁仲连笑着推辞说：“作为天下志士，可贵的是为人排难解患，而不求任何报答。要求报答，那是商人的事，我决不愿这样做。”于是告别了平原君，终身不再相见。这种高风畸行，在人世已十分罕见，故一直使人赞叹不已。“世无鲁仲连，千载徒伤悲”，真想不到竟在义鹘的身上再现出来。
　　《义鹘行》作于肃宗乾元元年（758），过去有人认为，这是杜甫为自己疏救房琯一事所作的表白。这种说法，将诗的主题限得太死，反而有损它深刻的现实意义。仇兆鳌说杜甫“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杜诗详注》）。反过来，在这首诗中，通过那不同寻常的义鹘，也可看到杜甫的精神境界。“乘威灭蜂虿，戮力效鹰鹯”（《秋日夔府咏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这首诗正是以更加鲜明、更加丰满的形象，表现了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
　　天宝十三年（754），杜甫在向玄宗进三大礼赋后，又进《雕赋》，说：“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族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进〈雕赋〉表》）赋中赞美雕鸮姿质俊异，气概雄特，“以雄材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有触邪之义”，决非“虚陈其力，叨窃其位”之流可比，和白居易诗中那种饱食安居、尸位素餐的雕鸮完全不同。这两篇作品，都以雕鸮比执法的官员，但白诗旨在揭露现实官场中的丑恶，而杜甫则是有感于这种丑恶，来寄托他的理想。这篇《义鹘行》最后以“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作结。可见诗人也是在借题发挥，通过对鹘仁慈义勇的描写，来警诫人世，感动人情，从中表达了诗人欲扫荡人间一切邪恶势力的宏愿。用后人的话说，这首诗分明是一篇《义侠传》。
　　清代蒲松龄有感于世事的荒谬，以荒诞的形式，写了一部寄托孤愤之情的作品《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禽侠》，无论主题、结构、内容，都和《义鹘行》相同，可以说是将《义鹘行》改编成小说的形式。当他作《禽侠》之时，一定面对着和杜甫相同的现实，有着和杜甫同样的感慨。有权者仗势欺人，有恃无恐，无辜者身受其害，无处伸冤，是黑暗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当君王已无恻隐同情之心，官吏已无是非羞耻之心，不能为民除害，反而鱼肉百姓的状况下，人们就只能将希望寄于义侠了。从杜甫的《义鹘行》、蒋防的《霍小玉传》，到蒲松龄的《禽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其中清楚地反映了各个朝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愿望。

我是妖精

三吏三别

　　肃宗至德二年（757）正月，安庆绪杀其父安禄山。同年十月，郭子仪率朔方军会同回纥兵收复西京长安，唐军乘胜追击，随后收复东京洛阳。安庆绪逃奔河北，以重兵占据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等七郡六十余城。乾元元年（758）九月，肃宗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兵数十万围攻邺城，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统帅军队。由于肃宗的猜忌无能，唐军上下解体，士气低落，在次年三月，全军溃败，“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乾元二年）。为了进行新的反攻，唐王朝必须组织新的军队，牺牲的士兵，原都是平民百姓，新的士兵，当然还得由未牺牲的百姓充当，灾难又落到百姓的头上。
　　乾元元年六月，肃宗大举贬斥以房琯为首的旧党人物，杜甫被贬为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同年冬，从华州赴洛阳探亲。次年离开洛阳，回华州任所，途经新安（今河南新安县）、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北）、石壕（在今河南陕县东南）等地，目睹这场战争给百姓造成的巨大灾难，特别是征丁抓夫的惨状，写了《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诗。相州溃败，这对当时社会有着极大影响的事件，在正史中却以简单的几笔带过。杜甫这组诗，对此作了极其真实、具体、深刻的反映，成为后人了解唐代社会的珍贵文献，这正是杜诗作为“诗史”能够补充正史、超过正史的地方。
　　根据唐代的兵制，征兵的对象是年满二十三岁的成丁，一户有三丁则征一人。但在杜甫诗中，情况已全然不同。在新安县，由于壮丁都已入伍，无丁可征，只得退而求其次，征未成丁的中男，但没有人去想一想：“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当然更没有人去理会新娘哀惋的呼问：“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即使在战争中逃出了死神的魔掌，也跳不出官府强征入伍的巨网。石壕村的情景更加凄惨，那个老妇已有两个儿子战死，家中惟剩衣不蔽体的媳妇，以及嗷嗷待哺的孙儿，但为了应付征役，竟然也被抓去当差。与她同命运的是一个老翁，子孙都已阵亡，自身依然难保，投杖从戎，使同行的人也为之辛酸。这组诗写战乱中丁男俱尽，役及老妇，男女怨旷、家破人亡的惨酷景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即使在这种几乎无法生存的境地中，一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百姓，居然还是忍了下来。统治者眼中的愚民、顽民、刁民，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得异常通情达理。统治者播下祸种，造成灾难，毁掉多少家庭；而普通的百姓，为了纾救国难，吞食了苦果，承受了牺牲。尽管儿已阵亡、孙幼待哺，《石壕吏》中的老妇还是表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尽管子孙阵亡，老妻无依，心中惨切，愁绪万端，《垂老别》中的老翁，还是毅然作奋身保国之语：“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岗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尽管新婚之夜即生离死别之时，心乱如麻，柔肠寸断，《新婚别》中的新娘还是这样勉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尽管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母子饮恨，终身酸嘶，《无家别》中的单身汉，还是以此自解：“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在如此悲惨的状况下，竟能说出如此感人的言语，无怪后人读了这些诗，只觉血泪满纸，声情宛然。辞虽旷达，意弥沉痛，真椎心刻骨、至性至情之言。
　　在新安道中，杜甫对那些被强征入伍的士兵，尚能作些宽慰劝勉之语，当他离开石壕村时，面对呜咽不止的老翁，已经无话可说了。到写“三别”之时，诗人甚至放弃了“三吏”中所用的问答体的形式，让那些不幸的行者自己出来讲话，直叙其哀怨。这决不是诗人的态度越来越冷静，越来越客观，恰恰相反，他的感情变得越来越沉痛，越来越愤激。诗人在石壕村的沉默，是因为面对这种不幸，空泛的劝慰已经毫无意义，是因为诗人的隐痛，已经难以言喻。当他作“三别”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再站在一旁，作客观的描述。他写《新婚别》，己经化身为那个新娘；他写《垂老别》，已经化身为那个老翁；他写《无家别》，已经化身为那个单身汉。这些叙述，似乎不是他在一旁听来的，而是从他的肺腑中流出，出自他切身的感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惟其如此，才能写得这样逼真、这样深情、这样动人。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安吏》）。但是，这种人世间的惨状，能够感动诗人，感动白水青山，却不能感动制造这种惨状的朝廷君臣。“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当他们牺牲亿万生灵的时候，显得那么轻松，那么慷慨。这种漠视民生、极端自私的行径，和百姓心忧国难、深明大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这是六首诗的总结。但就这组诗深刻的内涵说，并没有到此为止。如果再追问一下：把百姓逼到绝境中的朝廷君臣，面对这种愤激的呼问，将何言以对？浦起龙说得好：“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读杜心解》）

我是妖精

借兵回纥

　　安、史叛乱之后，由于唐玄宗的猜忌、杨国忠的干扰，哥舒翰兵败潼关，二十万军队一朝覆没。尽管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依然率军转战，但因势单力薄，要想收复长安，消灭叛军，实非易事。由于回纥愿意助战，经郭子仪建议，唐王朝借兵回纥，以资平乱。当时平叛如同救火，一切都从此着眼，为此着想，至于其后果会怎样，已无暇多想，实也难以料及。过去有些人根据《北征》中的几句诗：“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认为杜甫已事先料到“借兵回纥，终为国患”。其实杜甫当时并没有这种深忧远虑。这几句诗的文势直贯下面“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浦起龙认为杜甫“深以速收京阙，直捣贼巢为望”，“盖此时所急，尤在克复，不与《留花门》同旨”（《读杜心解》）。这种看法，还是比较符合杜诗原意的。联系杜甫同时所作的《喜闻官军已临贼境》看，就更清楚了：“花门（回纥的代称）腾绝漠，拓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在此只见喜悦之情，绝无忧虑之意。
　　在杜甫写了上面所引两首诗后仅一个月，即肃宗至德二年（757）十月，回纥精骑和郭子仪的朔方军一起克复西京（长安）。当时杜甫还在鄜州家中，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沉没在一片欢庆声中，而能见微知著，心怀隐忧，以期上下共戒，防患未然：“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收京》）为了尽快收复长安、洛阳，唐肃宗事前曾不惜以牺牲两京年轻妇女和金银财宝为代价，求取回纥的帮助，和回纥统帅定下一个可悲更可耻的盟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资治通鉴·唐纪》肃宗至德二年）杜甫担忧收京之后，回纥恃功邀赏，肆其淫威，诸将僭奢无度，骄横跋扈，这万方送喜之时，正是祸起忧生之端。而回纥入东京之后，果然纵兵掳掠，洛阳市民最后交出罗绮万匹，方才罢休。至于以后诸将跋扈，藩镇割据，更成了唐朝后期最大内患。杜甫的忧虑，不幸竟一一成为现实。
　　不过唐肃宗显然并没有因回纥的大肆掳掠而觉悟，更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还接受了回纥屯兵沙苑的要求，从此以后，回纥骑兵豕突，骚扰不已。正是耳闻目睹了这种状况之后，杜甫写了《留花门》这首诗，诗中主要写了留花门的危害，其意则为花门不该留。“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这些诗句，形象地描写了当时回纥兵不能剿叛，反而害民的景象。但当时的唐王朝，对此却显得束手无策。肃宗用以羁縻笼络回纥的本领，除了奉送金银财帛，就是出卖女色了。乾元元年（758）七月，肃宗将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为妻，临别时，公主发誓说：“国家事重，死且不恨。”（《资治通鉴·唐纪》）国家的安危，竟系在一个弱女子的身上，真可羞可怜。虽然宁国公主深明大义，不惜牺牲自己，有所作为，但结果却并不如意。一年后，回纥兵败，可汗死去，公主不愿殉葬，最后忍耻含羞，剺面而归。“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媵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即事》）。这首诗既是当时和亲失败的记录，也是对朝廷和亲政策的批判。
　　“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留花门》）。借兵异族，原是不得己的事，其危害是众目共睹的。诗人忧深思切，比一般人要看得更远：“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自从收帝里，谁复总戎机？蜂虿终怀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遣愤》）回纥恃功邀赏，骄横肆虐，固然是时事之可愤者，但更令人愤慨的是：当时朝廷蔽于近幸，猜忌大臣，养毒贻患，自取其侮。杜甫认为，要讨叛平乱，最重要的是上下之间的同心协力，如果不思修德奋发，只知依赖外力，结果无不由借兵而召侮，自食其苦果。杜甫晚年曾作过一首小诗：“贞观铜牙弩，开元锦绣张。花门小箭好，此物弃沙场。”（《复愁》）这首诗，绝非仅仅为“铜牙弩”、“锦绣张”的废弃而可惜，也是对唐王朝不思自振的喟叹。

我是妖精

佳人

　　唐以前多弃妇诗，唐以后多节妇诗，这是中国诗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男子任意支配女子命运的现象，早已开始，但肯定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合理性，使女子毫无怨言地承受这种不幸，心甘情愿地充当牺牲品，则是宋以后的事。至少在《诗经》的时代，女子还不是这样，因此她们在遭受不幸的时候，能够大胆地表现不堪回首之情，吐出忿恨不平之声。《国风》中有好几首描写弃妇怨思的诗篇，其中《邺风·谷风》和《卫风·氓》尤其脍炙人口。《谷风》中的弃妇，性格温柔，虽然明知其夫已经变心，依然曲意规劝，充满不能自诀之情，但世事的不平、女子的不幸，已在那絮絮屑屑的诉说中充分表现出来。至于《氓》中的弃妇，秉性刚烈，在被抛弃之后，直斥男子无行，气盛辞厉，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悔恨之情，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决绝之意。以后的弃妇诗，一般都不出这两首诗的范围。汉《古诗》（“上山采靡芜”）及托名卓文君的《白头吟》，都可称弃妇诗中的佳作，前者一往情深，近似《谷风》；后者情愤意激，直追《氓》诗。唐代有不少弃妇诗，但即使像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也未能超越前人。继《诗经》、汉诗之后优秀的弃妇诗，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杜甫的《佳人》。清人方东树曾将鲍照的《白头吟》与杜甫的《佳人》作了比较：“《白头吟》此统言君臣、朋友、夫妇之情难常保，……而古人屡以寄慨，盖此世情，古今天下恒如斯也。……然以杜公《佳人》比之，则此犹为循行数墨，‘经营地上’陈言，居然有死活仙凡之分。可悟杜公才气之大，非徒脱换神妙。”（《昭昧詹言》）
　　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记述了一个良家女子。在安史之乱中，兄弟被杀，家门衰败；世态炎凉，人情如纸，无情无义的丈夫，反在这时雪上添霜，另觅新欢，将她抛弃，致使这个女子独自幽居山谷之中。作为一首弃妇诗，这首诗并没有超出前人，就叙述完整、情感愤激而言，还不如李白的几首弃妇诗。不过，诗中所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弃妇，同时还是一位佳人，而作为一首美人诗看，无疑会给人“一枝独秀”的感觉。
　　即使在视好色为道德大敌的古代中国，描写美女也是文人学士热衷的事。继《卫风·硕人》、《郑风·野有蔓草》等诗后，以美女为题的名篇层出不穷，如宋玉的《神女赋》、曹植的《洛神赋》等作品，描写美女的脸容、身材、举止、神采，极其形容，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后人描写美人，总不外风鬟雾鬓、杏脸梨涡、明眸皓齿、柳眉樱唇、细腰纤手、雪肤玉体，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耀若白日、皎若明月、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神情妩媚、风姿婀娜、举止娴雅、体态轻盈、倾国丽质、绝世丰神……即使像《丽人行》、《长恨歌》那样名篇，在描写美色时，也是这样。惟有杜甫《佳人》等少数几篇以美人为题的作品，才能摆脱这种俗套。
　　清代施鸿保说：“此诗题曰‘佳人’，通篇亦不言其美，至结二句云：‘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则端庄佳丽，亦非第一人不足当之，觉子建《洛神赋》，犹词费也。”（《读杜诗说》）诗中对佳人从正面进行的描写，只是很简单的几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就语言说，可谓平淡极了，但就意境说，则优美极了。这几句诗，一直为后人所激赏。诗中的佳人，如一枝秋菊，淡妆素裹，清雅高洁；尽管西风卷帘，落叶敲窗，却能傲霜不败，凌寒犹开，怀抱幽香，独占秋芳。这首诗不以刻划尽致见长，而以含思深远、气韵高洁取胜，后来如辛弃疾词：“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写伤心人别有怀抱，能得《佳人》的韵致。
　　这首诗作于肃宗乾元二年（759），当时杜甫正寓居秦州（今甘肃天水）。对于诗中的佳人，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卢世?、仇兆鳌、浦起龙等认为真有其人，如仇氏说：“恐悬空撰意，不能淋漓恺至如此。”（《杜诗详注》）而王嗣奭、陈沆等则认为杜甫所写，并非实事，只是借以表现自己的情怀，如陈沆说：“摘花不插，膏沐谁容，竹柏天真，衡门招隐，此非寄托，未之前闻。”（《诗比兴笺》）诗中佳人，是真有其人，还是出自诗人的虚构，已不可考。上面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不过，如果诗中所写的只是一个美人的遭遇，没有诗人的感慨，决不会如此深切，反过来，如果将这首诗仅仅看作诗人的自我写照，无视佳人的存在，诗也就不可能如此感人。要想从中了解诗人，不可忽视“寄托”之说，如果作为艺术作品欣赏，则宁可相信真有其人。黄生、杨伦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此因所见有感，亦带有自寓意”（《杜诗镜铨》），倒是一种更加合乎情理的解释。

我是妖精

李杜之交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秋，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精骑，出击匈奴，派李陵带五千步兵，出居延关（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附近）牵制敌军。李陵力战十多天，杀敌万余人。匈奴上下惊怖，倾国之力，前来围攻。李陵士兵死伤大半，箭尽粮绝，而救兵不至，最后被迫投降。当李陵率孤军深入敌后，向匈奴挑战之时，汉朝公卿王侯，都举起酒杯，为武帝祝福；但当李陵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后，满朝大臣，竟噤若寒蝉。惟有太史令司马迁挺身而出，替李陵的行为辩解。但司马迁没想到，他这样做，等于将责任推到李广利的头上，而李广利乃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武帝听后，勃然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欺诬之罪，要从严惩处。而司马迁的亲戚朋友，此时竟没有一人敢为他说句话，结果处以宫刑，蒙受大辱。一朝失足，千古寒心。世态炎凉，古今一辙。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去世后，韩愈替他作墓志铭，发出这样的慨叹：“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柳子厚墓志铭》）
　　在司马迁去世后六百多年，杜甫为营救房琯，被赶出朝廷，到华州任职。到任后，州牧无礼，众谤交侵，“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题郑县辛子》）。这使他难以容忍，最后弃官而去，浪迹秦州。与此同时，他的好友李白、郑虔，都受到严惩，流放在外。如果换了别人，在这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之时，必然明哲保身；而一般势利反覆之徒，还会落井下石。杜甫一生坎坷，饱尝人世辛酸。“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贫交行》）。“高视乾坤又可愁，一体交态同悠悠”（《从事行赠严二别驾》）。这几句诗，怀古伤今，语短恨长。但他为人真诚，秉性刚直，当然不愿从俗浮沉，更不会雪上添霜。相反，他对故友的思念、同情、怜惜，比以往更加强烈。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这首诗中，杜甫极力推重李白的人品才学，痛惜其在垂老之年流离困顿，抱冤莫伸，甚至以孔子、贾谊的感伤，来比喻李白的不幸：“几年遭□鸟，独泣向麒麟。”这分明是在直指朝廷对李白处置不公。清代卢世?称这首诗为“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注》引）。
　　但是，由于趋炎附势在人世间已经成风，文人相轻也成了文坛的通病，杜甫的言行，反而不能为某些人理解，他和李白相敬相重、生死不渝的情谊，反而使某些人感到奇怪，并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在李、杜诗中，饶有兴味地寻找一些“例证”，以推出二人“相轻”的结论。托名李白的《戏赠杜甫》，正因为能满足这种心理需要，反比寄托李白真情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更为某些人所乐道。至于杜甫赠送、怀念李白的众多诗篇，对“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这样的诗句，都置之不论，反而抓住“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这几句诗，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在明显地贬低李白，将他同六朝诗人相提并论；充满思念之情的“何当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则被看作是讽刺李白作诗粗疏。其心胸的狭隘与想像的丰富，竟能如此奇妙地结合起来，可称是病态人心的一大杰作。杜甫以上面这些人来比李白，“盖以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杜诗详注》引朱鹤龄语）。这就像敦诚挽曹雪芹，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刘伶、李贺同曹雪芹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作为曹雪芹挚友的敦诚，他这样写，却完全是出于对死者的一片敬意。尽管杜甫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尽管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杜甫传》），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谁比杜甫更能不倦地向他人学习、更能由衷地赞扬他人了。不过无论是当代文豪，还是前朝作家，没有哪个人像李白那样，在杜甫心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承认王维“中允声名久”（《奉赠王中允维》），称赞高适“美名人不及”（《寄高三十五书记》），但惟独对李白才有“千秋万岁名”（《梦李白》）这样的推许。
　　如果说，人的真情在清醒时常会被掩盖，那么，在梦中则会充分表现出来。杜甫对李白的感情，最真切、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梦李白》诗中。前人说这二首诗，声泪俱下，交情恳挚，似真有神魂往来，千古深情，惟此为至；反过来说，若无一片真情，也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唐宋诗醇》评这两首诗：“沉痛之音，发于至情。友谊如此，当与《出师》《陈情》二表并读，非仅《招魂》《大招》之遗韵。”读了这样的诗，如果依然无动于衷，以己之心，妄度前人，那也就无可奈何了。

我是妖精

梦李白

　　只要人有了意识，也就有了梦。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个动人的故事：犹太人祖先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其中第十一子约瑟特别得到父亲的宠爱，从而引起兄弟的嫉妒，被他们卖给了阿拉伯商人，后又转卖给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波提乏的妻子勾引约瑟，没能达到目的，便反过来诬陷约瑟，将他投入狱中。后来约瑟为埃及的酒政、膳长，为法老解梦，得到法老宠幸，擢为宰相。据说古代埃及人已经写了许多解释梦的著作。
　　在古代中国，也早就有了关于梦的记载。《诗经》第一篇《关雎》，即写一个男子思慕美丽的姑娘，在梦中都想得到她。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帝王世纪》语，说早在五千年前，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就已重视梦境，并且能够解梦了。不过这种说法有些荒诞不经，难以取信。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可确信解梦在周朝已是一件大事。从《诗·小雅》中《斯干》《无羊》《正月》等篇，可见当时人无论在宫室落成、外出放牧，还是听到民间谣言时，都要通过占梦（解梦）以卜吉凶。据《周礼·春官》，当时已设“占梦中士二人”，“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梦（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之吉凶”。
　　但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具体、生动地描写梦境，则是较晚的事。《古诗十九首》中“凛凛岁欲暮”这一篇，是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的一首记梦诗。通篇是一个女子陈述对丈夫的思念之情，诗中写了梦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还写了梦中痴情。这首诗段段空幻，描写梦境入神，杜甫的《梦李白二首》，即以此诗为本。
　　李白
　　肃宗至德二年（757）冬，李白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被判流放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安西北）。次年，自浔阳（今江西九江）出发，沿长江西行。乾元二年（759）三月，至三峡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遇赦，返回江夏（治所在今湖北云梦）。杜甫这两首诗，就作于李白遇赦那一年。前人怀疑当时必定有误传李白堕水而死的说法，故诗中有“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等语，并认为后世关于李白在长江采石矶畔跳江捉月，沉入江底，后又骑着鲸鱼飞入月宫的传说，就是受了这几句诗的影响，可备一说。从诗中“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这两句看，由于秦州地处僻远，交通不便，杜甫当时还没有得到李白被赦的消息，因此对其西行，深怀忧虑。这种忧虑，连同对其才华的敬慕，对其不幸的同情，对往日的回忆，对世俗的愤慨，使杜甫积思成梦。梦醒之后，倍觉凄惘，中心恻恻，不能自已，于是命笔成篇，以抒写忧愤。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已经看到：梦主要是由做梦者在白天所思想的事物构成。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梦的释义》这本书中，通过对梦的分析，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梦是清醒状态中的精神活动在睡眠中的延续，其动机是某种愿望的满足，其实质是某种愿望的实现。在梦境中，潜意识占支配地位，了解潜意识的活动，就能探寻人的内心世界。“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甫梦见李白，正是他醒时希望能够见到李白这个强烈的愿望在睡眠中的实现。诗中所写的梦景，全是作者平时思念、想像的景象。从梦中有“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的嘱咐，可见诗人对李白处境的担忧；从梦中有“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的疑问，可见诗人对李白身陷法网、失去自由的伤痛；从梦中有“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的猜想，可见诗人对李白是否还生存的疑惧。据东汉王逸说，宋玉哀怜其师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招魂·序》），故作《招魂》，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结束全篇。初唐王勃作《滕王阁序》，其中有“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叹息。李白正是一个失路之人，他当时的境遇，和屈原有相似之处（虽然获罪的原因并不相同），于是青林、黑塞便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具体形象，出现在诗人的梦中。沈德潜说“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两句，“恍恍惚惚，使读者惘然如梦”（《唐诗别裁集》）。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在这两句中所包含的特定含义。
　　四川江油李白洗墨池
　　《梦李白》第一首主要抒写杜甫梦见李白时惊疑交集之情，以诗人自我为中心；而第二首则重在描写梦中李白的情态。“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前四句梦闻其言，后二句梦见其形。仇兆鳌说这几句诗“曲尽仓皇悲愤情状”。如果要从潜意识在梦中活动留下的痕迹，来探讨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那么这几句诗的真正含义是：当时杜甫很想去看望李白，但秦州和夜郎远隔万里，以垂老之年，跋涉千山万水，谈何容易，故在梦中借李白之言，寓重见难期之意。“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这是诗人常有的感慨。梦中李白的形象，正是醒时杜甫的身影。下面“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既是为李白慨叹，也是在为自己慨叹。梦中的李白和醒时的杜甫，已经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了。

我是妖精

金钱

　　“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成公绥《钱神论》）。称人见钱眼开，一直含有菲薄之意，但见钱而眼不开，在人世却很罕见。东汉末年，桓、灵二帝，公然设立专门机构，鬻官卖爵，换取钱财。而唐代文豪李邕、韩愈，为人作碑文，都接纳巨金，韩愈门人刘叉称这些钱“谀墓中人得耳”（洪迈《容斋续笔》）。桓、灵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李、韩声闻当代，名垂后世，尚且如此贪财，普通人就更不必说了。清人戴名世笔下的钱神洋洋自得地说：“薄海内外，苟非余则戚戚嗟嗟，窘然而无以为生。一二迂妄者吾避去，自余诸公贵人，皆孳孳慕予，手摩而目属，以及庶民卑贱之流，无不愿为我死者。”（《钱神问对》）
　　当然，不爱钱的人也是有的。在西方，贺拉斯、卢梭等人都声称自己讨厌金钱。中国古代某些贤人，虽然没有这种情词激昂的表白，但其行为，却更能证明自己是不爱铜臭的高洁之士。如“（杨震）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后汉书·杨震传》）又如“（山阴孔祐）至行通神，隐于四明山，尝见山谷中有数百斛钱，视之如瓦石不异”（《南史·孔道徽传》）。至于破家散财、急人之难的义侠之士，就更多了。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一）。这是杜甫早年作的两句诗。据《史记·天官书》，金银之气，往往出现在军队覆灭的战场、城市被毁的废墟之上，以示金银财宝常和死亡毁灭连在一起。若能参悟此理，谁又敢“贪”呢？肃宗乾元二年（759）作于秦州的《空囊》：“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则从另一个侧面，用含蓄的语言、戏谑的方式，反映了杜甫对金钱的态度。
　　屈原在《远游》中，“漱正阳而含朝霞”，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的大人，“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托名刘向《列仙传》中的赤松子，“好食柏实”。杜甫这首诗，即以食柏餐霞，领起全篇：“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彩霞高远，松柏常青，在古代诗文中，一直作为高洁的象征，与《空囊》作于同时的《佳人》，就以“采柏动盈掬”来形容佳人的清高绝俗。但美妙的食柏餐霞，毕竟只是一种空想。当一个人只能靠“神游”来欺骗自己的肚子时，实际上已经落入生活的困境之中。“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眼看着世人都不明事理、不择手段地攫取金钱，高洁之士就只能坐守穷城了。
　　但是，“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闇使。’岂虚也哉！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人乎！……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香褒《钱神论》）。在金钱势力统治一切的世界中，没钱是极其难熬的。那个一面高喊“金钱金钱，烦恼根源”的卢梭，一面不是又在宣称：“我热爱自由，我憎恶窘迫、苦恼和依附别人，只要我口袋里有钱，我便可以保持我的独立，不必再费心思去另外找钱。穷困逼我到处去找钱，是我生平最感头痛的一件事。我害怕囊空如洗，所以我吝啬金钱。我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奴隶的一种工具。”（《忏悔录》第一部）对此，杜甫看得也很清楚：“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复愁十二首》其十一）把酒赏菊，这是高人雅兴，但若没有钱，也就没有这种高雅的自由。不必说自由，就是维持生存必不可缺的衣食，也非钱不可。“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这是对“吾道艰难”的形象写照。如果固守高洁，不能和光同尘，与世浮沉，结果必然是无食无衣，生涯艰难。西晋大臣王衍，“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王衍字）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世说新语·规箴》）王衍身居高官，家拥巨资，他从不缺钱，当然无须问钱。清代诗人袁枚指责这种矫情之举：“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咏钱》）倒是一种相当中肯的阅世之言。
　　莎士比亚曾借福世塔夫的口，这样形容贫困：“我这钱袋的消瘦，简直无药可医，向人告借，不过使它苟延残喘，那病是再也没有起色了。”（《亨利四世》下篇）这几句话说得很俏皮。但是，素来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在表达与此相同的意思时，却表现出足以使西方人噤口结舌的幽默：“（西晋名士）阮孚持一皂囊，游会稽。客问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阴时夫《韵府群玉》）面对着自己衣食无着的极端贫困，杜甫在《空囊》诗末联，也偏以这种戏谑语自解：“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金圣叹在《杜诗解》中，引了这样一个故事：“昔有渔人夫妇，大雪夜并卧船尾，不胜寒苦，因以网自覆。既而寒且逾甚，其夫试以指从网中外探，雪已深三四寸，便叹谓其妇：‘今夜极寒，不知无被人又如何过得也！’”那个渔人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修养，但这句话和阮、杜却极其神似，足以和诗圣的诗句媲美。

我是妖精

冤狱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原卢龙节度使朱泚在长安称帝。当时留在京城的一些小官吏，出自对唐王朝的愚忠，冒着危险，偷偷逃往德宗行在。但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奖励，反而引起了德宗的猜疑，认为：“大都此辈，皆非良善。”“若不根寻，恐有奸计。”为此，陆贽上了一篇奏折，指出：“今贼泚未平，怀光继叛，都邑城阙，猰?迭居，关辅郊畿，豺狼杂处。朝廷僻介于远郡，道路缘历于远山，杖策从君，其能有几？推心降接，犹恐未多，稍不礼焉，固不来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复囚拘，反者得辞，来者怀惧，则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复言忠义哉！”（《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规劝德宗以虚怀待人，切勿苛察忮刻，以塞忠良之路。
　　苏轼称德宗“以苛刻为能”，“以猜疑为术”，其实这是帝王的通病，并非德宗专有。如这种乱抓“奸细”、罪及无辜的事，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当安禄山攻占长安、玄宗逃往蜀中、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之时，就有不少平民被诬作奸细而罹灾祸。当时一个名叫吴郁的侍御，也像陆贽那样，力辨其冤。吴郁没有陆贽的声望，其言行也就不为世人所重，他的上疏，究竟讲了些什么，已经无从查考。但他这种刚正不阿的节操，和杜甫实为同气。肃宗乾元二年（759）冬天，杜甫自秦州（今甘肃天水）赴同谷（今甘肃成县），途经两当县（今甘肃徽县）吴郁的住宅，面对着凄凉的宅舍、惨淡的寒烟、萧瑟的落叶、阴冷的山风，想起此时正谪居在外的吴郁，感慨万千，于是作了一首诗，追记往事：“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台中领举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杀无辜，所以分白黑。”（《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诗中还透露：那些平民原有的不白之冤，不但没有得到洗刷，吴郁本人也因此取忤朝廷，酿成一个新的冤案，被贬到湖南长沙。
　　这首诗作于杜甫一生最困难的时候。在这前一年，他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到任后，刺史无礼，同僚相欺，使他难以容忍，故仅一年就弃官而去。携妇将雏，因人远游，凄风苦雨，生事艰难。尽管处在这样的境遇之中，诗人对吴郁的怀念，也没有停留在感伤上面，更没有将忧国忧民的初衷，淹没在个人的悲切和感叹之中。在怀念吴郁之时，他心中涌现的最强烈的感情，竟是深深的悔恨：“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行迈心多违，出门无所适。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诗人为自己当时身居谏官之任，不能仗义执言，坐视吴郁蒙冤遭贬，有负明义，而深自谴责。这几句诗，情真意挚，诚如浦起龙所言：“今过其宅，慨然触起，特为暴其事迹，而自陈其疚心，非公衷肠坦白，断断不肯如此剖露。”（《读杜心解》）
　　在吴郁获罪前不久，杜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险遭不测。当时即使他缄口不言，尚且难以消除肃宗的猜疑、小人的诽谤，若再为吴申辩，抗言犯上，势必“罪上加罪”，后果不堪设想，故在吴郁这件事上未能挺身而出。这并不是他甘愿如此，实在是有所不能，就是他不作任何解释，旁人也自能谅解。反观当时朝廷的一些重臣对吴郁的态度：“上官权许与，失意见迁斥。朝廷非不知，闭口休叹息。”尽管他们嘴上曾表示过对吴郁的支持，心中也十分清楚他的冤屈，但在龙颜大怒之时，竟谁也不敢说，谁也不想救。故同样是缄默，杜甫和他们也全然不同：一是势有不可，一是苟合取容。由于那些达官贵人谁也不会想到自己应对此事负责，当然谁也不会怀有羞愧之心。能够痛自刻责、不作自我回护的，反倒是杜甫这样一个已经被朝廷抛弃的人。两相比较，杜甫的真朴、鲠直，也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或许是由于这类事太多了，吴郁的冤案并不引人注意，如果杜甫未写此诗，必然早已被人遗忘了。但是有一点却始终在威胁着人们，那就是能否清正地审理案件，不仅与执法者的才能和良心相关，主要还得取决于君王和上级长官的意念，由此造成了人世间多少冤案，引起了世人多少慨叹。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杭州有户裴姓人家的小女孩，溺死在井中，死因不明，只知当时裴家有个叫夏沉香的女仆在井旁洗衣服。杭州录事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承办此案，将夏沉香打了二十板子，释放了。后来本路提刑陈睦举驳回这件公事，派通判张若济重新办案，最后杀了夏沉香，并将杜子方等三人罢官。苏轼认为这是一个冤案，于是写了《送杭州杜戚陈三椽罢官归乡》这首诗，最后说：“杀人无验中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徇时所得无几何，随手已遭忧患绕。期君正似种宿麦，忍饥待食明年□。”审理疑狱，如果不能顺从长官的意志，那么就会落到忍饥待食的困境之中，杀人无验，只是以权势者的一言为准，国法如此，可胜浩叹！

我是妖精

蜀道（上）

　　唐代孟棨《本事诗》载：李白刚从蜀中到长安，住在旅店里，贺知章久闻李白大名，前去看望。李白拿出《蜀道难》给他看，贺知章尚未看完，就已赞叹不已，称李白为天上“谪仙”。《蜀道难》一直被看作是李白的代表作，诗中写了蜀中的传说、蜀山的险峻、蜀水的湍激、蜀道的悲凉，才思横溢，造语奇丽，诗中雷霆，笔下翻滚。虽然李白生在四川，但他前后出入蜀中，都驾舟长江之上，未曾经过蜀道，诗中所写的，都出自他意中的想像。因此这首诗能充分体现李白的奇思遐想，却不能真实地反映蜀道的雄奇景象。
　　肃宗乾元二年（759）十月，杜甫离开秦州，前往同谷（今甘肃成县）；同年十二月，又离开同谷，前往四川成都。在流离困顿的旅途中，作了二十四首诗。清人李长祥说：“少陵诗，得蜀山水吐气；蜀山水，得少陵诗吐气。”（《杜诗详注》引）这组诗，作于杜甫最艰难的岁月，但却是蜀道最幸运的时刻，似乎是天借杜甫之手，将蜀道的奇山奇水，一一付之于诗。使数千里山川，了然一卷之中；使那神秘的土地，充满感情的色彩；使现实世界的险状，成为理想国中的佳境。李白的《蜀道难》，就想像丰富、语言瑰丽说，可叹为观止；但中间着重形容山川道路的一段，若用于其它崇山激流，也无不可。而杜甫这组诗，笔笔都写蜀道，不可移于他处。苏轼认为这组诗，在古今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无可比拟。明初方孝孺入蜀，自叹无杜甫之才，对景搁笔。清人蒋弱六说这组诗与柳宗元谪居永州所作的游记，“剔险拔奇，幽深峭刻，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此奇地奇文”（《杜诗镜铨》引）。
　　“日色隐孤戍，乌啼满城头，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在一片乌啼声中，杜甫带领全家，告别被暮色笼罩的秦州；头顶星月，身披云雾，开始了悠悠的征程。向西南前行七里，至赤谷（即今天水市西南暖和湾河谷）。因谷两面山崖皆呈红色，从而得名。清晨踏上陇首九阪，从此地势险峻，行路艰难。“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硖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在秦州西南七十里，经铁堂峡（在今天水县西南七十里张家峡和赵家磨之间）。山如堂隍，峡藏于其间，石黑如铁。高处道路盘旋，上摩苍穹；峡旁悬崖，划然开裂，深入地底；修竹娟娟，一望无际；高山积雪，终古不化：“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低处巨壑幽深，水寒冰横：“威迟哀壑底”，“水寒长冰横。”出了秦州，便是成州（今甘肃武都地区）。唐代共有盐井六百四十，成州盐井（即今甘肃礼县东北的盐官）即为其中一处。离开盐井，路经寒峡（今甘肃西和县的祁家峡）。峡中形势险要，转过峡口，却逢峭壁，狂风卷土，山重水寒：“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凄凉惨切，宛然在目。自寒峡向前，正在山行伤神之际，忽见法镜寺坐落崖上（遗址在今甘肃西和县北），苍莽古朴，“蝉娟碧藓净，萧摵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下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牗粲可数”。苔藓明润，箨叶萧疏，山绕回泉，松含宿雨，清晨云起，旭日东升，画栋半露，门窗可指。面对如此佳景，诗人愁怀顿破，忘了行程促迫，在此流连难舍，直到子规声声催人，方才依依而去。
　　秦、成之间，险峡尤多。继铁堂、寒峡之后，又临青阳峡（在今甘肃西和县南），因峭壁上有石穴状似青羊，从而得名。这时道路更加险恶，“林迥硖角来，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林木深远，峡从旁来；天空窄小，岩壁如削；崩石危险，怒向我落。石势斜耸，阻挡太阳；石形巨大，恐陷大地；石傍阴切，魑魅呼啸；石上凝寒，霜霰漠漠。“忆昨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漠”。回想前些时候在陇坂之上，西看吴岳渺小，东笑莲华低矮，北顾崆峒卑微，自以为其高非他山所及，已极宇宙之壮观。如今面临青阳，其突兀之状，好像逐人而来，令人兴叹世上高远之境，真不可穷尽。
　　翻过青阳峡，来到成州东面的龙门镇（现名府城）。这里有戍卒屯守，但旌旗惨淡，白刃钝涩，既无以壮军容，又不能救危急，只是徒然劳苦百姓而已。离开龙门前往，一座石龛（遗址在今甘肃西河县南）出现在眼前，四周熊咆虎啸，鬼号猿啼。“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顺着歌声望去，只见有人攀上云梯，为官府伐竹，以供军需，真可谓“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进入同谷地界，经过风动林响、怪石多变的积草岭，便是泥功山（在今甘肃成县西北，今名牛心山）。由于朝行泥泞，暮在泥泞，以至白马遍体污黑，小儿难以辨认。成州八景，泥功山、凤凰台各居一胜。凤凰台建在山上，山峻路陡，行人罕至，凤去台空，令人感伤。离开凤凰台向西，同谷就近在眼前了。

我是妖精

蜀道（下）

　　“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杜甫前往同谷，是应同谷县令的邀请，想找个安身之处。但到了那里，生活却更加艰难，一家老少，流离山谷，以至托镵为命，掘芋度日。惟一使诗人感到快慰的，是游览了县城西南的万丈潭（在今甘肃成县东南七里，今称龙潭），传说有龙曾从中飞出。“削成根虚无，倒影垂澹濧。黑知湾澴底，清见光炯碎。孤云到来深，飞鸟不在外。高萝成帷幄，寒木垒旌旆”。这里岩壁如削，下不见底；山影倒映，水面荡漾；渊底深黑，波光鳞鳞。潭水深不可测，云沉其中；其广无际，鸟飞其间。四周结萝若帷，树摇如旗。但纵有千尺深潭，不能充饥，百丈高萝，无以蔽体。“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风景虽好，生计实难，于是又携家南游了。
　　自同谷县向东南行二十里，登上木皮岭，但见远山争来，千岩奔腾，“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自秦州赴同谷，尽在山中穿越，自同谷入蜀，则时有江河激湍，挡在前面。越过木皮岭，来到嘉陵江与洛河（又名白水江）会合处的白沙渡（在今陕西略阳县）。“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水清石礌礌，沙白滩漫漫”。鼓棹中流，马鸣猿啸，水清沙白，对境爽心。白天刚过白沙渡，晚上又临嘉陵江和永宁河、田家河相会之处水会渡。时已夜半，月隐云中；惊涛拍空，昏暗无际；船夫谈笑，安若平地。当人在舟中，只觉满江星斗，水天不分，及登岸眺望，方见江水之外，众星璀灿：“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乾。”
　　行至兴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东三十里，眼前崇岭突兀，相传这里是青城山道士徐佐卿化鹤隐居之地，故名飞仙岭。上有阁道（栈道）百余间，通往蜀中。曹操曾称这里是“汉中之咽喉”，可见其形势之险要。“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澹泊，长风中怒号”。高栈连云，外设阑干；垒石成梯，结构坚牢。林树萧疏，斜倚山谷；积阴之中，奔腾波涛。幽林之外，日光凄淡；空谷之内，长风怒号。进入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地界，越五盘岭，岭上栈道盘曲五重。这里地处僻远，风俗淳朴，鱼安于水，鸟不避人：“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这使深恶世态浇薄的诗人，感到无限欣慰。
　　再往前走，至绵谷县（今属四川广元），见龙门山。山上有石穴，高数十丈，其状如门，俗称龙门，山以此得名。这里石壁陡立，下临清江，所修栈道，比别处更加险峻。“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长风驾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袅相拄。目眩陨落花，头风吹过雨”。栈道萦纡盘曲，仰望远处，如一缕垂线，使人心惊。滑石倾斜，是谁不畏艰险，在上开凿？空中阁道，如浮梁袅袅，相互支撑。面临江涛滚滚，双目昏眩，如杂花陨落；倾听惊涛喧豗，头脑胀痛，似急雨吹过。“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诗人生平经历的险阻，就数这里最令人生畏。龙门阁附近，又有石柜阁。“蜀道多早花，江间饶奇石。石柜曾波上，临虚荡高壁。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蜀中天暖，山花早开；江间水激，奇石离离；阁道凌空，横跨江水，波光上映，影荡崖壁；日落鸥还，暝色送客；暮景如画，风致奕奕。
　　行至利州昭化县（今属四川广元）东北，只见桔柏渡口“竿湿烟漠漠，江永风萧萧。连笮动袅娜，征衣飒飘摇”。这里连竹为桥，随风摇荡，行人过江，别有一番风味。“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门，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世浊则逆，道清则顺”（张载《剑阁铭》）。剑州剑门县（今四川剑阁）北，有剑门山，又称梁山。山有七十二峰，绵延起伏，形若利剑，高耸霄汉。峭壁中断处，两山相峙如门，故名剑门。“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剑门为蜀道要隘，蜀中恃为门户，地势险峻，历来为戍守要地，自古多凭险割据之事。诗人到此，思骋古今，临风惆怅，进而谴责上天造成这样险要的地势，希望能铲除这里的群峰叠嶂，使割据者无险可恃，朝廷不用并吞征伐，以消除争斗。“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既反映了诗人深远的忧思，又表现出阔大的心胸气魄。离开剑门，进入绵州德阳地界。
　　自秦州入蜀，一路危峰耸天，激流横地，山川奇险，道路崎岖。及过鹿头关，千里沃野，一片葱郁。站在鹿头山上眺望，“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走出川陕的险道，面对蜀中的古迹，追思前代的文事，叹息自身的遭遇，诗人感慨不已：“悠然想扬马，继起名聿兀。有文令人伤，何处埋尔骨？”从这里南行一百五十里，忽见华屋连片，箫笙齐作，树木苍然，鸟雀啾啾，成都豁然呈现在眼前。“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去日长”。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