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妖精

灵湫记异

　　相传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骊山（地处今陕西临潼东南）北麓修建骊宫。山有温泉（汤泉）。但那时的温泉，上无尺栋，下无环墙，沐浴时可见星辰，名为“星辰汤”。直到秦始皇，才在这里砌石起宇，名为“骊山汤”。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在此大举扩建，将汤井改建为池，环山建造宫室，更名为“华清宫”，因宫在汤泉之上，又名“华清池”。华清池是唐代帝王游乐的别宫，天宝年间（742－755），玄宗在每年十月，都要携杨妃姊妹来这里，直到年底或第二年暮春三月才回长安。其间还要驾临汤泉东面的灵湫致祭。有感于时事危急，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写了《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这首诗。
　　《淮南子·精神训》：“月中有蟾蜍。”高诱注：“詹渚，月中蛤蟆，食月，故曰蚀于蟾蜍。”古人将蛤蟆看作是蚀月之物。月是阴精，为后妃之象。据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禄山自请为杨妃养子，入朝必先拜杨妃，出入宫中，不受禁止，浊乱宫闱。诗中说“坡陀金蛤蟆，出见盖有由”，正是以蛤蟆蚀月寓讽刺之意。李白《古朗月行》：“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语意与此相似。《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三载：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玄宗使召之，禄山闻命即至，并见上于华清宫。由是益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玄宗，不听。加上杨妃同安禄山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也决不肯加罪于他。唐人好以西王母比杨妃，故诗中说；“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
　　华清池
　　又据《安禄山事迹》载：“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龙也，无能为者。’”，这固然出于后人的编造，荒诞不经，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轻信、放任，确已到了昏聩的地步。安禄山被遣归范阳，无异纵虎归山，就像猪龙僭拟真龙，蛤蟆变为长虬，其叛逆之势已成，不可制服了。故诗中说：“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王嗣奭道：“禄山当如阴虫伏处，今一旦凭藉宠灵，窥窃神器，妄自意为夭矫飞天之物，岂非蛤蟆而黄虬，上下失位者乎？”（《杜诗详注》引）深中此诗肯綮。
　　当杜甫作诗之时，安禄山反信未至，而逆迹已萌，但有言禄山反者，玄宗皆缚送禄山，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诗人出于对形势的忧虑，不敢不言，又不敢显言，故用“始以蛤蟆忽之，终为长虬难制”立意，作曲笔之讽，写得迷离恍惚，变幻莫测，奇奇怪怪，不可方之。但只要弄清有关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传闻异说，就不难理解了。
　　赵翼论“蹉跎金蛤蟆”以下几句，引唐人陆勋《集异志》语：“高宗患头风，莫能疗。有宫人陈姓者，世业其术，帝令其合药。方置药炉，忽一蛤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帝命放之苑池。”言“《集异志》本小说家，而少陵用之，想是实事”（《瓯北诗话》）。杨伦《杜诗镜铨》引钮琇《潇湘录》所记，与此相同。清人张上若则认为“湫龙移宅当时或有其事，至金蛤蟆则全是寓意，公故做幻笔以实会虚，使读者不测，亦定、哀微词也”（郭曾炘《读杜札记》引）。杜甫写这首诗，所依据的究竟是当时的实事还是传闻，其实并不重要，一定要说其中某某是实事，反致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诮。就杜甫来说，只是想以此警悟玄宗而已，是将传统的“天人感应”说，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钱谦益《钱注杜诗》引《长安志》：“贞观中，乘舆将自东门入，时（汤泉）水暴涨平岸，见物状如猪，命有司致祭，其物因失所在。开元八年冬，乘舆自南入，至半城，黑风从东北角起，倏忽满城，从官相失。上策马逾城，下至渭川，云气稍解，怅然还宫。时翰林学士王翰作《答客问》上之：“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香殿气还来。龙潜龙见皆云应，天道常然何问哉。”王翰之言，力破当时的迷信传说；反之，“天人感应”说则利用（甚至编造）一些迷信传说。不过，君王大多是些与科学的知识格格不入的人，他们不相信自然的力量，任何通情达理的解释和规劝，都不可能影响他们不合理性的想法和行为；但他们又都敬畏天地的意志，崇拜超自然的力量。故古人在上谏时，往往借助“天人感应”说，就是想凭藉神灵的权威来制约君王的行为，尽管这种制约作用实在很有限，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就这一点而言，“天人感应”说的意义，还不能说是完全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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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稷契

　　一部杜诗，最能体现诗人心迹的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诗中，能够集中体现诗人心迹的又是这两句：“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杜甫一生坎坷不遇，从政时间极短，官职又甚卑下，惟一引人注意的事，是任左拾遗时上疏营救房琯，就政事而言，与稷、契实难并论。《新唐书》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对此，宋代葛常之、周必大等人都表示赞同，认为从政非杜甫所长，自比稷、契，未免“儒者大言”。但李纲认为杜甫政事不为人所知，是被诗名遮盖的缘故，称赞杜甫“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杜子美》）。陆游作为一个同样不得志的诗人，深为杜甫未能一展其才而可惜：“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慨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读杜诗》）不少宋人认为杜诗并非吟咏情性的作品，而是“经”，这种看法，对后世的评价，有很大的影响。如清代吴乔认为杜诗“不置之六经中，何处可置？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围炉诗话》）。顾炎武也说“四书”、“五经”之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其中一部就是杜诗。不过这些都是从教化的角度着眼的。杜诗有助教化，不等于说杜甫政事可观，如果以此来肯定杜甫自比稷、契，仍难使人心服。
　　明代王嗣奭正是有感于世人对杜甫政事的轻视，极力为其辩解：“杜陵自许稷、契，人未必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之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日留心世务，何以有此？”（《管天笔记外编》）而仇兆鳌对杜诗更是推崇备至：“按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知天宝之将乱也。《悲青坂》诗：‘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猝’，知收京在次年也。《收京》诗：‘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知回纥生衅，藩镇跋扈也。《秦州》诗：‘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寇边，不能安枕也。此诗（指《剑门》）云：‘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知蜀必有事，而深忧远虑也。未几，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杨子琳辈果据险为乱。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见其经世之才矣。”（《杜诗详注》）在杜甫诗中，确有一些灼见形势，可作“筹时条议”看的作品，至于说他能运筹决胜、料事如神，则未免言之过实。这种赞美之词，在当时或许只有李泌一人才受之无愧。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看一个人（包括杜甫）能否成为稷、契，关键是看他有无“己溺己饥”之念。这种看法，起于宋人，而王嗣奭讲得最明白：“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伊尹得之而念廑纳沟，孔子得之而欲立欲达，圣贤皆同此心。篇中业已和盘托出，而东坡乃引‘舜引十六相’、‘秦用商鞅’之诗为证，何舍近而求远也？”（《杜臆》）只要有了“己溺己饥”之心，就一定能上忧国难，下悯民穷，就能“挺身艰难际”，“临危莫爱身”。杜甫有两句诗，可以作为他自比稷、契的说明：一是“致君尧舜上”，一是“下悯万民疮”。而“致君尧舜”，最终还是为了“济斯民于涂炭”。正是这种忧国忧民、己溺己饥之心，使杜甫在《赴奉先县咏怀》这首诗中，能透过当时社会表面的繁荣，看到已经四伏的危机，从而发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心声；能指责最高统治者恣情淫乐，挥霍无度，为苦难中的百姓呼喊：“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能大胆、深刻地揭露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铄古今的警世之言；能在面对幼儿饿死的巨大悲痛时，想到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们：“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浦起龙评这首诗，说：“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则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读杜心解》）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一段千古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杜甫就是这样的仁人，杜甫的心，就是这种仁人之心。当那些大小官员同流合污，心安理得地尸位素餐，恬不知耻地狗苟蝇营，如黄雀一般但营口食，如蝼蚁一般但求其穴，杜甫这种身在穷困、心忧天下的精神，显得格外可贵。自比稷、契，也就不能看作是一种高自称许的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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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月

　　据说屈原被放逐之后，怀着满腔忧愤，在山林水泽之间徘徊。当他看到楚国先王祠庙的壁上，画有天地山川神灵及古代各种史实传说时，呵壁疾书，连发一百七十余问，以抒写愁思。其中有几句问月：“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天问》）天在哪里同地会合？十二辰怎样划分？日月寄托在什么上面？众星又陈列在哪里？月亮有什么本领，居然能够死而复生？兔子在它的腹中，究竟有什么好处？不过屈原在发问时，却忘了两个更重要的问题：月亮究竟怎样形成？为什么世人在月光之下，格外容易产生思乡思亲的感情？
　　据古人阐释，月是“阙”，有满则有阙（缺）。古人对月的解释，始终离不开一个“阙”字。悬挂在夜空中的月亮，永远处在消长变化的过程中，周而复始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水调歌头》）。“缺”是月亮的特征，也是世人的遗憾。据说嫦娥偷吃了丈夫羿的长生不死药，独自逃奔月宫，成了居住在月中的仙人。但她并没有找到幸福，“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冷清清的月宫之中，该是何等寂寞凄凉。当人在他乡羁旅的时候，那种因不见亲人而产生的愁思，面对着月亮的圆缺，想起独居的嫦娥，触景生情，势必变得更加强烈。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冬，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叛变。次年六月，叛军攻占长安，玄宗逃奔四川。七月，肃宗在灵武（今属宁夏）即位。当时杜甫一家正避乱流亡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听到消息后，即想为国赴难，投奔灵武，但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送到长安，直到第二年四月才脱身。在此期间，诗人在月光下思念远在他乡的妻子，写了两首诗。一首是众口传诵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阑干？”浦起龙评这首诗：“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惋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写出也。”（《读杜心解》）另一首是《一百五日夜对月》：“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这首诗作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寒食，诗题不作“寒食夜对月”，是因为诗人从去年冬天离家出走，到这时已有一百零五日，故突出这一点，用作诗题，以见和家人分离已经很久了。
　　“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住。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李煜《菩萨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热恋中的情人，是不会注意月亮阴晴圆缺的，对他们来说，花边月下，永远是最理想的地方。这里没有喧哗，没有烦扰，从月中洒出的柔和的清光，从情人口中吐出的柔和的气息，最后都消融在醉人的静谧之中。但在杜甫眼中，由于国破家散，四周的一切景物都变得异常凄凉，即使看到鲜花，也因感叹时事而流出眼泪；即使听到鸟啼，也因怨恨别离而心惊魄动。因此，当他对着月亮，就会有“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蛾”的愁思，因“红蕊”撩人，惹起别离的怨恨；因月中嫦娥，想像妻子有愁眉；进而因“月是故乡明”的感慨，产生“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的奇想。
　　宋代罗大经说：“李太白云：‘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鹤林玉露》）能表现杜甫“胸襟阔大”的诗篇，确实不少，如在入蜀道中所作的《剑门》诗，其中“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两句，笔力雄肆，志趣高远，胆识过人，确实无愧此美。但《对月》中这两句诗绝对不是这样。《世说新语·言语》载：“徐孺子（徐穉）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李白《赠崔司户丈昆季》诗：“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杜甫这两句诗，既没有徐穉那种高妙的情趣，也没有李白诗中所表现的仁者之心，只是因为离情别愁的折磨，于是连月亮上的一些阴影也无法容忍，竟至于出现“斫风景”的念头，这种胸襟，无论如何谈不上“阔大”。
　　“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上晒裈，背山起楼，烧香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樊南文集·杂记》）。这些伤花损树的细行，比起杜甫“斫却月中桂”的大言，实不足道。但杜甫这两句诗，从不曾遭到什么非难，相反还赢来不少赞叹，除了遣词造语的雄奇外，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种无聊的想法，而是出于感情上的需要。由于这种别离相思是人所共有的，而且又是难以排遣的，常常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因此在这样的境遇中，产生这种奇特的想法，也就能够为人理解和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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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王孙

　　安禄山叛乱后，唐玄宗任命老将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率兵讨伐叛军。当时军心涣散，哥舒翰明知无战胜之望，于是固守潼关，以待时机。但唐玄宗和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另有企图，接连不断地派宦官去催战。哥舒翰无奈，于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引兵出关，在灵宝（今属河南省）西原遇敌，一战溃败，唐军全部覆没。原先骄狂自大的唐玄宗，一下变得束手无策，恐惧万分。杨国忠首先提出逃往四川的主张，玄宗答应了。到了夜晚，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六军，选取九百匹骏马，次日（十六日）清晨，在细雨中，他和杨国忠、杨贵妃姊妹、在宫中的皇子皇孙、妃嫔公主，以及亲近的太监、宫人，从延秋门逃出。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哀王孙》）。早在先秦，乌鸦就已被人视为不祥之物。南朝梁武帝末年，侯景起兵叛变，不久自立为帝，派人修饰台城及朱雀、宣阳门，那天有数万白头乌，集聚在门楼之上，童谣说：“白头乌，拂朱雀，还与吴。”上面所引的几句诗，正是以谣谚的形式，借侯景之事，影指安禄山叛乱。九马、金鞭，都是皇帝乘用的东西，金鞭坚固，九马善驰，而现在竟至鞭断马死，从中可见逃奔时匆忙狼狈的情状。玄宗这次出奔，是瞒着别人，偷偷进行的，甚至连住在宫外的公主王孙，也抛下不管，致使这些王孙流落街头，备受欺凌。金圣叹已经看出，在这几句诗中含有讽刺之意：“平时居大屋，作达官，此夜妖乌空啄大屋，屋下达官，去已久矣。写尽朝中大臣伎俩。”又说：“匹夫犹有托子之谊，身食其禄，而祸至先去，失落下其王孙，即何以自解？”（《杜诗解》）其实，随同玄宗逃奔的大臣，只有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官员事前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那天还有不少人去上朝，到了宫门，仍听到报时的漏声，看到肃然而立的禁卫，直到宫门打开，宫人乱哄哄地跑出来，才知道皇帝已经失踪了。因此，这里托言“达官”，只是一种不能明指玄宗的掩饰之词。升平时期穷兵黩武，横征暴敛，驱百姓于水火之中，一旦临难，又连骨肉都弃之不顾，素有“多情天子”之称的玄宗，其无情无义和一般皇帝没有什么不同。
　　肃宗至德二年（757），杜甫身陷长安，在路上碰到一个遍体鳞伤、无家可归的王孙，写了《哀王孙》这首诗。“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一个王孙，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实在可悲。不过在被玄宗抛弃的王孙、公主中，这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还能在路旁哭泣，还有卖身为奴的自由。据史载，就在那个时候，安禄山派孙孝哲在崇仁坊杀了霍国长公主、永王妃及驸马杨驲等八十三人，并挖了他们的心，用以祭其子安庆宗。有的还用铁器揭开脑壳，街上流满了污血。没过几天，又杀了王孙、公主二十余人。当时追随玄宗入蜀的王侯将相，只要亲属还留在长安，即使是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
　　历览前史，当一个王朝衰亡的时候，其子孙常常因为祖先的罪孽而被杀害。秦朝末年，项羽率兵进入咸阳，即焚烧宫室，屠杀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和秦宗族。西晋年间，汉主刘聪派兵攻陷洛阳，纵兵烧掠，晋妃嫔公主被士兵凌辱，王公大人接连被杀，连求为奴仆都不可得。唐朝末年，黄巢攻破长安，几乎把留下的唐宗室杀得一个不剩。倒是蒙古人入主华夏，对宋宗室的处罚，相对说反要好一些。难怪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自杀之前，先用剑连斫长平、昭仁两公主，并悲切地说：“汝何为生我家？”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大概是命运最好的一个亡国之君，居然还能在清朝灭亡之后，留在紫禁城内，当了几年小皇帝。即使那些侥幸活下来的王孙、公主，由于他们一直生活在富贵荣华之中，未经世事磨炼，不知人间苦辛，唯有骄娇二气，缺乏谋生能力，到了不能寄生的时候，就常常显得格外无能。过去他们依靠祖先的荫庇，权势的支撑，一直处在使人妒羡的地位，在落难之后，虽然能引起一部分人的同情，但更多的人对此却怀有幸灾乐祸的心情。而如果其本人或其父辈曾经有害于人，有损于人，此时更易成为报复的对象。所有这一切，都使王孙落难比常人更加凄惨。“龙种自与常人殊”，但并不是其骨相和常人有什么不同。在得势的时候，他们确实在各方面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优越，一旦落难，也将遭受不同常人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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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头

　　杜甫在长安生活的时候，作了不少有关曲江的诗篇。曲江是唐代著名风景区，在杜陵西北五里，实际上是个大池，又名曲江池。这里在秦时为宜春苑。汉武帝开渠营造，因水流曲折，有似广陵江，故名曲江。隋文帝嫌曲江名不正，见水中满是荷花，更名为芙蓉池。“（唐玄宗）开元中疏凿，遂为胜景。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古代民俗在农历二月二日，出郊游玩，称为踏青）、上巳（见《曲江游春》）二节。彩幄翠帱，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入夏则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康骈《剧谈录》）。唐玄宗晚年耽于逸乐，开元二十年（732），从大明宫筑夹城（两边筑有高墙的通道），经通化门观，至兴庆宫，再从兴庆宫筑夹城经春明、延喜门，直抵曲江芙蓉苑。“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阊阖（指宫门）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牓。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乐游园歌》）。杜甫这几句诗，以华丽的语言，记载了玄宗带着杨妃等人来此游乐的盛况。至于那些达官贵人的笙歌画舫，更是日日泛游在曲江池上。
　　但曲江的繁华，很快就被安史叛军的铁蹄踩得粉碎。“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肃宗至德二年（757）的一个春日，杜甫偷偷来到曲江，在暗蔽之处踽踽独步。面对着眼前的荒凉景象，追思昔日的烟花红尘，心事浩茫，百感交集，写了《哀江头》这篇名作。
　　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人事改。江边起伏的楼台亭阁，千门紧锁，将往昔的风流繁华，一起锁在尘埃之中。但锁不住东风，锁不住春光，曲江依然绿水弥漫，青山苍翠，旧树新花，映照斜阳。尽管国蒙大难，人怀长恨，但山水无恙，草木无情，全不管人间兴亡。“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当有情人面对无情物，触目增悲，该是何等伤感！“惜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追想当年，旌旗蔽日，车马塞路，轻歌曼舞四起，花光人面相映，一时行乐盛况，记忆犹新，而眼下竟是如此冷落、凄凉，这种强烈的今昔对比，格外激起诗人物是人非之感。俯仰盛衰，故国之思，跃然纸上。“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向城南望城北”。诗的最后两句，“兴哀于无情之地，沉吟感叹，瞀乱迷惑，虽胡骑满城，至于不知地之南北，昔人所谓有情痴也”（钱谦益《钱注杜诗》），从中深切地表现了诗人凄楚迷惘的心情。
　　经过连年战争的破坏，宫殿圮毁，曲江荒芜。据史载，唐文宗喜爱诗歌，常常吟诵杜甫的《哀江头》，知道在天宝以前，曲江沿岸，楼台四起，宫殿罗列，于是想恢复升平时的盛况，在太和九年（835）冬，大兴木石，新造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建筑，以助壮观。杜甫始终希望他的诗能够感悟君王，裨益政教，不过在他生前，这个愿望不曾实现。无论玄宗、肃宗，还是代宗，对他的作品，都从不注意。直到他死后，文宗才为他的诗所动，并由心动变作行动。但是，杜甫作这首诗，是希望后来君王能从玄宗穷奢极欲、不恤国事，因而引起安史之乱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但文宗读了这首诗，反而效法前王的豪奢之举，变教训为经验，这可真像扬雄所说的那样，变讽为劝了。这是杜甫怎么也不会想到的。难怪宋代孔平仲读了此诗，发出这样的感慨：“自甫之后，其诗益重，故能感悟文宗，而使之有所更新。然其施为改易，不见之于政事，惟嬉游是广，台榭是增，是岂子美之意哉！吾于是见子美之穷，已死而犹不遇也。”（《书杜子美〈哀江头〉后》）
　　据钱易《南部新书》载，唐昭宗天祐初年（904），来了一场大风雨，曲江波涛震荡，连日不止，一天晚上，池水忽然无缘无故地枯竭了。从此以后，岸边的宫殿，全都埋没在荆棘之中。北宋张礼所看到的曲江，已经全被辟为农田，唯剩地名依旧。曲江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郊，四周隆起，中间低下，为一南北长东西窄的不规则形，池址范围还很清晰，根据实地测量，面积约七十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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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头》与《长恨歌》

　　《哀江头》全诗共二十句，除首尾八句抒写诗人的哀愁，中间一大段，全写杨贵妃过去在曲江游乐的情景，以及缢死马嵬、血污游魂的结局。为此，过去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为杨贵妃作的，并拿它和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比较。如钱谦益说：“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门，过便桥，渡渭，自咸阳望马嵬而西，剑阁以东，岂非蛾眉宛转、血污游魂之处乎？故曰‘去住彼此无消息’，行宫对月，夜雨闻铃，寂寞伤心，一言尽之矣。‘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即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钱注杜诗》）其他像“同辇随君侍君侧”，与“春从春游夜专夜’，“明眸皓齿今何在”，与“回眸一笑百媚生”，“血污游魂归不得”，与“回看血泪相和流”等，无不可以相互引证。
　　有比较就有评价。北宋苏辙说：“《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冗而凡，《哀江头》简而高。”（陆游《老学庵笔记》引）又说：“予爱其（指《哀江头》）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诗病五事》）南宋张戒也说：“《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岁寒堂诗话》）
　　《长恨歌》篇幅较大，词句铺张，而《哀江头》写杨妃专宠，仅“昭阳殿里第一人”一句；写杨妃娇艳，仅“明眸皓齿今何在”一句；写马嵬之死，仅“血污游魂归不得”一句；写玄宗相思，仅“去住彼此无消息”一句。叙事简洁，笔力劲健，有骏马跳涧之势，就表现手法说，和《长恨歌》确有所不同。但若仅仅以文之繁简，来抑白扬杜，却有失公正。清代翁方纲认为：“白公之为《长恨歌》、《霓裳羽衣曲》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不蹈杜公、韩公之辙也。是乃浏漓顿挫，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耳。”（《石洲诗话》）对此，《唐宋诗醇》讲得更加明白：“白氏《长恨歌》，乃因《长恨传》而追叙其事，委曲凄断，自成一家，正不得沾沾比勘也。”近人陈寅恪发挥了这种看法，认为唐代小说“驳杂无实”，“文体众备”，而《长恨歌》正是这种小说中的歌诗部分，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不可分离，必须合在一起阅读评赏。“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批评宋人“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元白诗笺证稿》）。
　　陈鸿说白居易作《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长恨歌传》）。这或许是白居易的本意。但正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原想把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放荡的女人，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深入到角色之中，由厌恶而喜爱，结果将安娜写成一个不幸的、令人同情的女人；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已很难看出对杨贵妃的指责，更多的倒是深切的同情，诗中的杨贵妃，已不是一个使唐王朝走向衰败的祸物，而是一个忠于爱情、命运不济的美女。白居易出生的时候，杨贵妃已死去十六年，他不曾亲眼看到杨氏一门的骄横跋扈，不曾亲身经历安、史叛变的动乱，没有切身的痛恨；而杨贵妃悲剧性的结局，她和玄宗的爱情，经过众口传说，已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在创作过程中，产生同情心，是很自然的。而杜甫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安、史叛乱前，他写了不少伤时忧世的作品，其批判的锋芒，常常直指杨氏；虽然这时杨贵妃已经遭到惩罚，并引起诗人的感慨，但决不会引起同情，无论在杨妃生前，还是在她死后，对国事的忧虑，始终压倒一切。“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袁枚《马嵬》）。杜甫所关心的，始终是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而不是杨贵妃一人的命运。《哀江头》并不像钱谦益、黄生、沈德潜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为杨妃而哀伤，而是借杨妃的今昔对比，来抒发诗人的现实感慨，这是《哀江头》和《长恨歌》两诗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哀江头》是抒情史诗，所写的是时事，杨贵妃的事只是陪衬；而《长恨歌》则是传奇，着重写的是爱情，时事只是这个爱情故事的背景。由此，《哀江头》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回映多姿，唱叹有声，黍离之悲，流溢行间；而《长恨歌》则刻划形容，淋漓尽致，层层渲染，一气舒卷，风华掩映，文情相生，哀感顽艳，悱恻动人。

我是妖精

女祸

　　唐玄宗带着杨贵妃等人逃往四川，到了距长安百余里的马嵬驿（故址在今陕西兴平县），将士都又饥又困，心中怨愤，溢于形色。负责玄宗禁卫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兵士说：“如今天下动乱，皇上出奔，造成这种状况，不都是因为杨国忠的罪过吗？不杀他，怎么向天下人交代？”众人都说：“我们早就有这种想法了。”于是一起去杀了杨国忠，以及他的儿子和韩国、秦国夫人。玄宗为了平息将士的愤恨，亲自走到外面，慰劳六军，兵士却依然围着不肯散开。玄宗望着身边的人，问是什么缘故，他宠信的太监高力士回答说：“杨国忠有罪，已经被杀，但祸根还在，怎么肯散开呢？”所谓祸根，即指杨贵妃。玄宗心里不愿意，站着不说话。高力士又说：“只有杀了贵妃，六军将士心中才安宁；只要将士安宁，陛下也就安宁了。”玄宗无可奈何，只得与杨妃诀别，派高力土将她缢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随后埋葬在驿西一里光景的路旁。当时杨贵妃三十八岁。
　　杨贵妃墓
　　杨贵妃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的美貌，她奢侈的生活，她和玄宗的关系，她临死的情景，连同随后国家所遭受的灾难，所有这一切，都依然在吸引着人们，有关她的传说，以及文人词客的题咏，始终不曾中断过。甚至连马嵬这个从不为人注意的小地方，也因为她而出了名。唐人吟咏马嵬的诗甚多，不过大多是感伤一代红颜委于黄土，其中较著名的如：“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长恨歌》）“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布衣。低回转美目，风日自无晖。”（刘禹锡《马嵬行》）都写玄宗迫于群情愤激，不得已而诛杨妃，原是忠于史实的记载。不过在那些尊君卫道之士看来，这未免有失玄宗面子，特别是有损他的“圣明”。白、刘笔下的玄宗，虽然不是圣明之君，但还算个多情天子，而在李商隐的诗中，甚至连这点情义也不见了。“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这首诗讽刺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山盟海誓言犹在耳，但一旦大难临头，便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安宁，虽然做了几十年皇帝，却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这几乎是在亵渎万乘之君，太失臣下事君之礼了，当然更不能为卫道之士所容忍，纷纷指责此诗轻薄无礼，拟人不伦。由此，过去某些人十分推重晚唐郑畋的《马嵬坡》：“玄宗（一作“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认为这首诗既写出了玄宗的多情和苦衷，又替他的行为作了回护，立言最为得体。但不少人认为，郑畋的诗虽好，还不如杜甫诗：“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北征》）杜甫对杨氏的骄横豪奢，始终极为不满，当他作《北征》之时，更希望随着杨氏一门的灭亡，结束宫中荒淫腐败的现象。这几句诗，并不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可见“明皇（玄宗）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官军何预焉”（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中自诛褒妲”，只是说杨妃是被唐朝军队自己杀的，不像褒姒、妲己那样，死于敌方之手，和唐玄宗并无关系。诗中没有一句称颂玄宗，就是很好的说明。陈玄礼身为禁军主帅，却鼓动将士，要胁君王，殊失人臣之礼，杜甫非但不加指责，反而肯定了这次兵变：“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北征》）可见，杀杨贵妃、杨国忠的，并不是唐玄宗；为民除害、挽救国家的，也不是唐玄宗。事实上，先有了桀、纣、幽王，才会有妹喜、妲己、褒姒。杜甫既说杨妃是妲己、褒姒，实际上也就视玄宗为桀纣之君了。“唐家六叶太平能，宫艳醉骨恬无忧。阿荦（指安禄山）诟天翠华出，模糊战血腥九州。……今日奔亡匪天作，向来颠倒皆庙谋。忠骸佞骨相撑拄，一燎同烬悲昆丘”（宋祁《和贾相公览杜工部〈北征〉篇》）。宋祁读了杜甫的《北征》诗，认识到引起安史之乱，致使四海残破、百姓疮痍的主要原因，全在玄宗全盛之时朝廷谋划颠倒，君臣醉生梦死，而不是杨妃一人的蛊惑，可谓深得杜甫的诗意。
　　“美人绝色原妖物，乱世多财是祸根”（赵翼《梓泽园》）。夏桀亡国，是因为妹喜妖冶；商纣自焚，是由于妲己淫荡；周幽王被杀，则应归罪于褒姒的媚惑。在历代皇朝衰亡的时候，只要当时有一个女子得到过分的宠爱，导致衰亡的责任，就必然会落到她的头上。杨贵妃也难逃此责。她生前恃宠奢淫，结果血溅黄土，也可说是咎由自取。但她在马嵬为保障玄宗安宁所作的牺牲，似乎还远远不够，即使死后，仍得为维护玄宗的名誉继续作出牺牲，将恶名永远顶下去，这就未免有些不公了。“凡外戚成败，视主德何如，主贤则共其荣，主否则先受其祸”（《新唐书·外戚传》）。这几句话同样可用于妃嫔。玄宗宠爱杨妃，可谓极矣，但结果却只能违心把她杀掉，这真应了孟子的一句话：“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下》），不是杨贵妃造成了唐王朝的兴衰，恰恰相反，倒是唐玄宗一手造成了杨贵妃的命运。
　　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即杨贵妃被杀后九年，吐蕃入侵。当时宦官程元振专权，妒贤害能，外面的将领，心怀疑忌，竟没有一人带兵前往救援，致使代宗像玄宗当年一样，狼狈出奔。杜甫当时在梓州，写了一篇《冬狩行》，深致其慨：“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如果说周幽王以宠爱褒姒以招来犬戎之祸，唐玄宗以宠爱杨妃引起安史之乱，那么，杨妃已经被杀，而皇帝依然出奔逃亡，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看来造成国家祸害，必定还有在女色之外更深刻的原因。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作为帮助君王管事的大小官吏，能不深悔其祸，承担责任、严以律己、痛改前非吗？

我是妖精

《咏怀》与《北征》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的名言。游览过黄山的人，很难说出山上什么最使他留恋：是波涌浪翻的云海？别具风韵的奇松？还是千姿万态的怪石？但说起黄山主峰，则非天都、莲华莫属了。同样，读过杜诗的人，也很难说出他最喜爱哪一首诗。杜诗山峙海涵，千汇万状，排天斡地，穷高极远，无论抒情、记事、写景、咏物，都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说起杜甫的代表作，历来一致的公论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邵子湘说这两首诗“皆杜集大篇。子美自许沉郁顿挫，碧海鲸鱼，后人赞其铺陈排比，浑涵汪茫，正是此种”（郭曾炘《读杜札记》引）。杨伦说“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种足以当之”（《杜诗镜铨》）。而《唐宋诗醇》更断言这两首诗“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古以来，无此大文字”。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杜甫自长安赴奉先（今陕西蒲城）探亲，途经骊山，耳闻目睹了玄宗、杨贵妃等人荒淫无度的宴乐，回到家中，又见到幼子饿死的惨状，悲愤异常，写了《咏怀》。肃宗至德二年（757）八月，杜甫自凤翔（今属陕西）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一路都是荒凉萧瑟的景象，回到家中，更觉凄苦不堪，百忧交集，写了《北征》。这两首诗集中体现了杜甫的思想认识、艺术修养水平，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各方面的情状，和杜甫当时所经历的种种可伤可悲之事，上自朝廷政事，下至百姓生计，大自整个国家的艰危，小至一个家庭的不幸，都浓缩在其中，誉为“诗史”，确非虚美。
　　清人朱庭珍认为：“少陵大篇，最长于此，往往叙事未终，忽插论断；论断未尽，又接叙事；写景正迫，忽入写境；写境欲转，遥接生情。大开大阖，忽断忽连，参差错综，莫测端倪。如神龙出没云中，隐现明灭，顷刻数变，使人迷离。此运《左》《史》文笔为诗法也，千古独步，勿庸他求矣。”（《筱园诗话》）在表现手法上，这两首诗都抚时叹事，感慨身世，或赋或兴，或开或阖，忽正忽反，忽离忽合，若整若乱，若断若续，中间忽自叙，忽叙人，忽言情，忽写景，忽记事，忽立论，如山出云，如水赴壑，起伏转折，波澜层叠，过接无痕，照应有情，极排荡顿挫、纵横悠肆之奇。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当杜甫作《咏怀》之时，肝肠如焚，五内俱热，胸中愤积，不能自遏，惟借诗一豁郁勃之气，故高歌慷慨，激昂淋漓，可与屈原《离骚》、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鼎足而三。“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诗人积忧如山，蓄愁似海，通篇所写，就是个人的忧愁、家庭的忧愁、百姓的忧愁、国家的忧愁。宋代文论家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一直被看作是诗歌创作的一病，这并没有什么错，只是不可一概而论。杜甫有“诗圣”之称，同时也好在诗中议论，如《咏怀》就以议论为主。但这些议论，既非卖弄才学，更非泛泛空论，使人看了，只觉有一股热情扑面而来，而不是枯燥的、冷冰冰的说教，故其议论真挚恳切，奇警动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关社会贫富悬殊的话，从先秦开始，不知有多少人讲过，但一入杜甫之诗，便成石破天惊之言。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和《咏怀》一样，杜甫作《北征》，也是出于他一片忧国深心。但在表现形式上，则不像《咏怀》那样愤气横溢，摩荡苍弯，而是就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感，信笔直书，掀起波澜。“家国之感，悲喜之绪，随其枨触，引而弥长”（《读杜札记》引查慎行语）。情之所至，别具笔墨，意境独到，兴象最佳。清人张上若说：“每于忙处借一无紧要事写得极情尽态，反觉意趣无穷，此惟杜老能之。”（《读杜札记》引）这种技巧，在《北征》中表现得最成功、最突出。诗中有一段，写旅途景状，在“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和“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中间，插入“菊垂今秋花，石带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于奔走危险、伤痛恻怛之际，忽然写出可喜可悦之状，夭矫变化，令人称奇。这些词句，写景入微，但非大手笔，决不能道。《咏怀》写归家情状，词短意厉。而《北征》“对儿女妻孥，非悲非喜，非哭非笑，非吐非吞，非闲非忙，口中难言，目中如见”（王嗣奭《杜臆》），将真情实事，信笔写来，极夫妻儿女之情、家室曲折之状。特别是其中写小儿女的痴情娇态，画不能到。但在“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的景况下，这种对儿女情态的描写，就包含着许多辛酸苦涩的滋味。诗人通过描写小儿“见耶（爷）背面啼”，反映出战争留在儿童心灵上的创伤（更不必说成年人了）；通过描写小女衣裳“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反映了家中的贫困。诗人将家庭的苦难，同国家的灾难紧紧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琐细的描写，包含着特有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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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离情

　　传说“彭城刘景直，雍熙（宋太宗年号）间游华清宫，因题诗于门屏间云：‘天子多情宠太真，六宫专幸掌中身。渔阳鼓动长安破，从此香肌委路尘。’是夜，梦明皇（唐玄宗）召去，论当时事……岐王至，明皇曰：来何晚？王曰：适杜甫到臣帐中，诵哥舒翰诗向臣，似有得色，云：旧月低秦树，山河绕汉宫。’明皇曰：常爱伊‘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句。李白终无甫之筋骨……”（阮阅《诗话总龟》引《洞微志》）又传说“盛文肃梦朝上帝，见殿上执扇，有题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其天人诗，识之。既寤，以语客，乃杜甫诗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幕府燕闲录》）。
　　这两句诗，出自杜甫《羌村三首》。究竟有什么魔力，居然一再入人之梦呢？
　　至德二年（757）二月，肃宗将行在（朝廷临时所在地）从彭原（今甘肃宁县）迁到凤翔（今属陕西）。四月，杜甫在大云经寺和尚赞公的帮助下，出长安金光门，履危蹈险，只身潜奔凤翔，任左拾遗。没几天，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幸亏宰相张镐的营救，才未问罪，但从此失去了肃宗信任。八月，奉敕回羌村探亲。秋天回到家中，写了《羌村》、《北征》这些名作。
　　“爷娘闻女来，出郭扶相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木兰诗》）。这几句诗，写木兰代父从军，立功回家时，家人激动、喜悦、忙碌的景象，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可以见到，但杜甫写他刚到家时的情景，则完全不同：“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王嗣奭认为：“‘妻孥怪我在’二句，总是一个喜。盖久别积忧，忽然归，骤然见，喜不可堪，且怪且惊，继之拭泪，皆喜心逼迫出来有此光景。”（《杜臆》）这种分析，还只停留在诗的表面。当时攻战不休，寇盗纵横，白骨遍野，十室九空，人命危殆，朝不虑夕，谁也不敢有必生之望。“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述怀》）。这几句诗，真切地写出了战乱将无数家庭毁灭的惨状。在这种时候，当久别的亲人突然出现在眼前，反使人疑神疑鬼，惊怪不已；直到两眼相对，两手相握，方才知道彼此都还活在世上，于是转惊为喜，泪流满面了。反过来说，正因为有了“间道暂时人”这样的恐惧，才会有“生还偶然遂”的慨叹。世事的艰危，旅途的险恶，分离时的忧惧，相见时的惊喜，多少甜酸苦辣，都包含在这十字之中。杜甫后来作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乱后嗟吾在，羁栖见汝难。”（《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觅使寄此》）所表现的正是同样的情意。
　　夜深人静，惊犹未已，泪眼荧荧，相对无语，悲喜交集，如在梦中。心中情思，无从说起，也不必多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千言万语，已尽在灵犀一点之中。情到难以自持之时，往往以真为假，以假为真。当人的愿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当人不堪别离愁思的折磨，惟有以假为真，在梦境之中得一些安慰。但梦醒之后，徒然增添更多的怅恨。这种屡次被梦境欺骗的苦涩的感受，使人在真正相见之时，反以真为假，以至不敢自信，恍若处在梦境之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两句诗，将乱世相逢时且惊且疑、亦悲亦喜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极其逼真传神。以后如司空曙的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云阳馆与韩绅宿别》），晏几道的词“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鸪天》），都从杜甫诗中化出。而陈师道诗“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示三子》），柳永词“夜永有时，分明枕上，觑著孜孜地。烛暗时酒醒，原来又是梦里”（《十二时》），则翻用杜甫诗意，均成佳句。
　　在这首诗中，杜甫正是通过描写妻子的惊疑悲喜，来抒写自身极其沉痛的现实感慨；通过一个家庭的团聚，反映出多少家庭已被破坏；通过个人的遭遇，表现国家的灾难。唐玄宗在刘景直的梦中，自称喜爱此诗，不知他是否想过，这样的灾难，都是他一人造成的？如果他认识到这一点，怎么竟一点也不感到惭愧？如果他连这点也不明白，那么究竟又喜爱什么？为何喜爱？至于盛度梦见在上帝的宫殿中也题着杜甫的诗句，是上帝不忘人间疾苦？还是天上也有和人间同样的不幸？是上帝放在身边，用以警诫自己？还是仅仅作为一种附庸风雅、标榜功德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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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鹘

　　在白居易的《新乐府》中，有一篇《秦吉了》：“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昨日长爪鸢，今日大嘴乌。鸢捎乳燕一窠覆，乌啄母鸡双眼枯。鸡号堕地燕掠去，然后拾卵攫其雏。岂无雕与鸮，嗉中食饱不肯搏；亦有鸾鹤群，闲立飏高如不闻。秦吉了，人言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王，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空多噪噪闲言语！”
　　这首诗写长爪鸢、大嘴乌侵占燕窠，啄瞎鸡眼，而雕鸮坐视不救，鸾鹤充耳不闻，能说会道的秦吉了向来喋喋不休，在百鸟之王凤凰面前却一声不吭。比喻当时豪强欺凌弱小，为非作歹，而执法官员尸位素餐，朝中清贵置若罔闻，谏官只会说些空话假话，满朝达官，竟无一人肯负责任，致使正义不张，民害不除。诗中最后将为民伸冤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当然，这必然是一种无济于事的空想。
　　和《秦吉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杜甫的《义鹘行》。白诗揭露了现实的丑恶，杜诗则表现了美好的理想：“阴崖二苍鹰，养子黑柏颠。白蛇登其巢，吞噬悠朝餐。雄飞远求食，雌者鸣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无半存。其父从西归，翻身入长烟。斯须领健鹘，痛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来九天。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辞蜿蜒。折尾能一掉，饱肠皆已穿。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诗中写一条凶恶的白蛇爬到苍鹰的案中，吞食雏鹰。雄鹰从外面归来，目睹此状，怀着巨大的悲痛，转身飞入天空，不一会带来一只义鹘。义鹘以非凡的魄力，迅猛的搏击，消灭了那条恶蛇，为苍鹰报仇雪恨。
　　这是一篇千古奇作。失去子女的苍鹰，似乎知道向百鸟之王哭诉无济于事，转而求助于义鹘，这事已经使人感到惊奇了。义鹘虽无执法的职权，却能支持正义，急人所难，为鹰报仇，这就更奇了。诗中写义鹘蓦然前来，声势不同寻常；写义鹘搏击恶蛇的情景，凛凛然有生气；笔力矫健，十分传神。至于那条恶蛇，它所吞食雏鹰还在腹中，就已遭到严厉的惩罚，因为作恶一时，结果遗臭千年，这也够奇了。而最奇的是：义鹘在为鹰除害之后，毫无人世间那种恃功邀赏、甚至趁机勒索的恶习，超然远引，不知所往。“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一个功成不居的义侠形象，在诗中呼之欲出。
　　《史记·鲁仲连列传》载：战国赵孝成王时，秦兵围攻赵国国都邯郸，赵王十分恐惧。新垣衍通过赵公子平原君向赵王建议：“如果赵国能尊秦昭王为帝，秦王一定喜欢，围攻的军队就会撤走。”当时齐国高士鲁仲连正好来到赵国，听到这个消息后，极力反对，阻止了帝秦之事。这时魏公子信陵君带兵前来援救，秦军被迫退走。平原君为此要酬谢鲁仲连，鲁仲连笑着推辞说：“作为天下志士，可贵的是为人排难解患，而不求任何报答。要求报答，那是商人的事，我决不愿这样做。”于是告别了平原君，终身不再相见。这种高风畸行，在人世已十分罕见，故一直使人赞叹不已。“世无鲁仲连，千载徒伤悲”，真想不到竟在义鹘的身上再现出来。
　　《义鹘行》作于肃宗乾元元年（758），过去有人认为，这是杜甫为自己疏救房琯一事所作的表白。这种说法，将诗的主题限得太死，反而有损它深刻的现实意义。仇兆鳌说杜甫“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杜诗详注》）。反过来，在这首诗中，通过那不同寻常的义鹘，也可看到杜甫的精神境界。“乘威灭蜂虿，戮力效鹰鹯”（《秋日夔府咏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这首诗正是以更加鲜明、更加丰满的形象，表现了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
　　天宝十三年（754），杜甫在向玄宗进三大礼赋后，又进《雕赋》，说：“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族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进〈雕赋〉表》）赋中赞美雕鸮姿质俊异，气概雄特，“以雄材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有触邪之义”，决非“虚陈其力，叨窃其位”之流可比，和白居易诗中那种饱食安居、尸位素餐的雕鸮完全不同。这两篇作品，都以雕鸮比执法的官员，但白诗旨在揭露现实官场中的丑恶，而杜甫则是有感于这种丑恶，来寄托他的理想。这篇《义鹘行》最后以“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作结。可见诗人也是在借题发挥，通过对鹘仁慈义勇的描写，来警诫人世，感动人情，从中表达了诗人欲扫荡人间一切邪恶势力的宏愿。用后人的话说，这首诗分明是一篇《义侠传》。
　　清代蒲松龄有感于世事的荒谬，以荒诞的形式，写了一部寄托孤愤之情的作品《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禽侠》，无论主题、结构、内容，都和《义鹘行》相同，可以说是将《义鹘行》改编成小说的形式。当他作《禽侠》之时，一定面对着和杜甫相同的现实，有着和杜甫同样的感慨。有权者仗势欺人，有恃无恐，无辜者身受其害，无处伸冤，是黑暗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当君王已无恻隐同情之心，官吏已无是非羞耻之心，不能为民除害，反而鱼肉百姓的状况下，人们就只能将希望寄于义侠了。从杜甫的《义鹘行》、蒋防的《霍小玉传》，到蒲松龄的《禽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其中清楚地反映了各个朝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