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续二）
拂去历史尘垢，还老子以清白（续二）
——被忽略了的证据，解惑的思路及其认定
老子其人，老子其书，是过去和现在每一个认识《老子》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必索的问题。不仅如此，凡是欲求中国古代文化之真诚者，也当是必索的问题，这将可使我们理清中华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对待老子，自太史公自己的不明白，以三个“或曰”，就也把我们这些后人，搅和得更加糊里糊涂。当时间进入到清末至上个世纪，人们就更加糊里糊涂地转移视线议为，是又三个“或曰”：或曰《老子》乃春秋末之作；或曰《老子》乃战国初、中期之作；或曰《老子》乃战国后期或更后之作。他们的根据是《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文字、乃至其他所知的范围内的想当然的认定。各有所识，无可厚非。待到长沙帛书《老子》出土后，不少的人矫正了自我之识，而把老子并不心干情愿地提到了春秋末或战国初。20余年后，楚简的面世又使不少的人又把老子想往后拉……
可怜的老子，太史公的随心所欲，使老子伸缩在近200年间；上个世纪的文人，更随心所欲地把老子的伸缩间扩大到300多年之间或欲更多；楚简面世后，人们又欲把老子定位，且大有是老子自己的第三大弟子（再传弟子）的门徒的“动议”，这简直乱了伦，这还能是老子的清白吗？这还能使我们民族古代传统文化的真诚吗？
甲、面对如此历史最大的奇冤，我们就从楚简入手吧：
摆在大家面前的是有关《老子》的三组出土文字，仅以其甲组《老子》来看，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依人们的释文）：“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者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当然，有人将“绝伪弃诈”释为“绝货弃诈”，“伪”虽与“货”有异，但就楚简抄者之宗旨却无碍，这并不损楚简抄者之意）。
就此三绝而看，三绝义都几乎“一致”，真可谓近似或同义反复。鉴于楚简抄者，有人疑为是楚太子之师，不无道理，有“东宫之师”之印为证。那么，对比《老子》的原文“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者无有”。以此来看，显然是以“智、辩、伪、诈”置换了：“礼、智、仁、义”，且保留了原“智”字，而让它错位，放在绝弃之首。也就是偷换了“礼、仁、义”，代之以“辩、伪、诈”而替补。而实则“智、辩、伪、诈”乃是近义之字。明显是造作而为的。
由是，①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明显的原因只有二个，那就是抄者有苦衷，不敢于按原文来认定，绝弃乃是，“礼、仁、义”！这是其一。
其二，是自己根本不承认《老子》的认识，以己识而夺改之！故改得不伦不类。
之所以不能，或不敢于认定原文的绝弃之“礼、仁、义”，乃是因为他是为人之师也。自己是“太子之师”，为太子施教之教义（或曰教案、教材），岂能用非儒之言。否则，不仅不能得到楚君的认可，且也向太子交待不清楚，教不明白。
即若楚简抄者，不是太子之师，作为自己的“心得”认识的再现，也要把“礼、仁、义”进行篡改，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字，只好自己拙劣为之。
②为什么又偏要写此“三绝”呢？且把“三绝”放在首要的地位，（或许只是巧合，不过巧合得有点离谱）道理在哪里？这只能暴露出这样的原因：“三绝”是前人留下来的重要经文，传讹已经多样、颇杂，但楚君没有见过，而又钦定，“太子”必须要受业于圣人之“三绝”。当时时风是（尊圣人之言，孔子也说，“畏圣人之言”）。楚简抄者是为人之师，焉能不博学多才，故当之无愧而教之，故他才有如是之举；
即若不是太子之师，抄者乃个人“心得”之感发，那么则更显出了“三绝”的留传在春秋至战国初期的重大声誉和影响，不得不迫使其按己意来篡改。他毕竟不是儒祖也不是其得意弟子，乃是编外之盲从之儒者，可不负其责。
③这里我们还看到了，楚简抄者，不是听到的“三绝”，而是亲眼目睹了《三绝》，才有如是之改篡。
④从这里我们还窥测到，孔子之后，到楚简抄者时的读“圣人之书”的时风，且有各抒己见的萌动，才是百家争鸣而起的前奏铺垫。因《三绝》中，诸多语涉及到“圣人”！
⑤楚简抄者自己证明了，他存在在儒学发展的中介环节，是见证人，也是儒学追随者。正介于孔子与孟子之后的儒学过渡，这已经离开本文的范围，但就《老子》社会传本的始然，及其进展，却是重大的证人、证言、证词，它补正了长沙帛书出土的价值，在于认定有社会传本和官方本的事实。
乙、由上我们就看到了“三绝”的问题，这是楚简对“三绝”的存在与流传的重要证明，且隐晦地告知我们，“三绝”还是《老子》的另一种书名，且是圣人之言。有心者都必须自觉地要读《三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再找到旁证呢？
《老子》的自证是不成问题的，但不能成其为有《三绝》的证据，那么《史记》作者太史公司马迁，可否作证，他在叙述孔子时，孔子晚年，喜读“易韦编三绝”，有一个“三绝”字样。
“易韦编三绝”五个字紧紧连在一起，那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当然不会有书名号，查“易” 当为书，是《易》；而“韦”是牛筋；“编”是牛筋编织的竹简；“三”乃数；“绝”乃断也，故，联系起来是读“《易》牛筋三断”了，这不无道理。同时这也说明这五个字是出于孔子自己之口，是孔子的自述，太史公袭之。
然而，“易”为书名，“韦”则通违，通背，也通悖，“编”通篇；“三绝”是书名，则如何认定？联系起来，则读“《易》、悖篇《三绝》；或读《易》”、《悖篇三绝》“也不无不可，显然也出自于孔子之口，太史公袭之”。
由是，把“韦编三绝”，解释为“牛筋三断”和《悖篇三绝》就不可能二者兼可，而必须认定其一。这也是太史公除了三个“或曰”外，给我们出了又一道难题。
首先，看孔子晚年，多数时间是带着弟子，在外游教，奔波在各国之间，讲的却是：“礼、仁、义、智、信、……”可是这些，并不是《易》内所有的！这是其一；
他坚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梦寐以求，复周公之礼……仅仅是春秋之时的“礼崩乐坏”吗？是否意味着，有人有重大的理论依据非驳不可，是其二；
他的弟子也曾记载他从师于老子，给予了赞誉之词，那么他行动却完全与老子相背（悖），他为什么一方面又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一方面又不直接而驳、和斥呢？这是三，
他为什么、要“畏圣人言”？这圣人是谁，这是四。
“朝闻道，夕死可矣”及“哲人萎乎”是什么感叹！他可没有看见他后人对他的崇拜的辉煌，这是五。
以此而议，仅读《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太史公也记叙了他对《易》所光大的行为和功绩。《书》、《礼》、《乐》、《诗》他也不是不喜读，且也有卓著的作为。然而，偏偏读《易》牛筋三断？为什么不是二断，四断，如此巧矣！且终身为《礼》奋斗，为何不读《礼》牛筋三断？这是六。
舍此而议，若是，读“《易》、《悖篇三绝》”就在情理之中，则符合他晚年的行为。
老子是直捣周公之礼；孔子则是力图复周公之礼。老子“绝礼弃智”；“绝仁弃义”；孔子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老子，“礼乃乱之首”，孔子则是，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则言行举止均必循礼《论语•颜渊》。且赞“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也。《礼记•礼运》”
由上看来，读“易韦编三绝”，则理解为读“《易》，《悖篇三绝》，就可以解释孔子晚年的一系列行为，且还有管子的问题，孔子只对管子有赞誉，而未引他的言论，且均在情理之中，但是，这是推测，而仅是证据的参考，还不足以定为力证。
丙，那么力证在哪里呢？如果能够证明，老子成书的时间，则所有的疑难就可迎刃而解！
①我们首先还是回到太史公的《史记》之中吧，从他的三个或曰之一中，有一个是伯阳，为最早，乃春秋前西周末年之人士，也是周之史官。
《史记•周》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三年……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
显然，伯阳认定：“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阳失用……不亡何待”。一副玩世不恭下井落石幸灾乐祸的咀脸，以天怒而悻悻然。
老子呢？则正言以教，且驳斥伯阳（《老子•三十九章》）：天地神谷万物乃自然之运作，候王也是如此。道乃一，一乃道。其天裂地废神歇谷竭物灭和侯王蹶，均乃失道所致！
显然，伯阳、老聃是针锋相对的。对于伯阳可以以他最好的善意理解为：山崩川竭，周必亡；或，周幽王的无德，才导致天怒，而山崩川竭！山崩川竭已成事实，如何挽救也是枉然，从而洗刷了周幽王的过失！有过失无过失均一样，只有认命吧，无力回天。只有改朝换代，流血、推翻、打倒，重立真命天子，就可顺天应时；
老聃，则认为：山崩川竭，乃自然之运作与国事无干！由是，国之主千万不能失道无德，将亡之因是自己造成的，力图遵祖训一切可解、可救，事在人为，焉能破罐子破摔。否则，人民又要流血了，其结果还是依旧，夏、商乃至周的更迭就是铁证。
②“圣人”二字，又给我们找到了一条途径，出现最早的“圣人”莫过于《诗》。诗中“惟此圣人”（见《诗•大雅•桑柔》）是对比厉、宣而言及共和执政者的。“圣人”等同“惠君”、 “良人”。
显然，我们可以认定，不论其共和执政者，采取什么方式取得政治统治权，也无论是《诗》之作者的立场态度如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认可。然而他们所说出的“圣人”二字，仅是对较为好的统治者的一种界定。由是，我们也看到，《老子》文中也是仅取此意！故而可知，《老子》倒不是针对其他的统治者，而仅指一人，乃宣王之子幽王也，显而易见，老子是教育幽王，不要学其父亲，而是要师之乃祖！
同时，这里还暴露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圣”字的单独使用。“圣”字，只与“良惠” 通同，毫无贬意，故“绝圣”就绝不是老子文中所应该出现的问题，这显然露出后人篡改的马脚。后人改“绝礼弃智”为“绝圣弃智”也暴露出改篡者自己儒根的立场，当然，这就不是，这里所应议及的话题。
另外“圣人”二字，虽然孔子提过，但那还仅是老子文中“圣人”与战国时期对“圣人”理解的发展中介，因，老子文中的“圣人”仅是良人，惠人之意。孔子则是，“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圣、知之华也；《大戴礼记•四代》”；“畏圣人之言”。《论语•李氏》显见，这里的“圣”，“圣人”都仅是在“良”、“惠”的基础上，上升到，“仁”， “智”的境地，“圣人言”也仅是“大智者言”，而绝不是战国中的“圣人”、“圣”字之意。战国时，则与“良、惠、聪、明、智、哲、贤”而聚一身，兼而有之或更高，乃至，至高无上，何况还有孔子之弟子，篡改孔子之语之嫌也隐在其孔语之中。
由此，可见，老子用“圣人”二字为最早，这是时证之二。
③何人可为“圣人”而教周幽王呢？这只有乃祖古公亶父。
《史记》记弃之十三代孙，古公亶父，有独识：“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虽太史公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意念而对待历史的事实，但此处，却衬托出，古公亶父 “不得”的形象，旁国“多亦归之”尽归古公了。真乃“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了。由是古公亶父，看到了“不得”的重大效果。而此时又是在商末，“德”、“得”同一而不分也。商末的 “德政”也可见其紊乱的一般，古公亶父何不就此而正视听，立论而教子孙、著“德、不得；不得，德”而建树自己的事业，以励子孙。由是《德经》，行之于姬姓家族之内，姬昌、姬发、姬旦、成王、康王，都遵其言而行。康王时，还有记载《大盂鼎铭文》就是周康王二十三年所记叙的文字。《德经》就显在我们的面前，周康王还要人“朝夕入谏”之。
再者，老子言“圣人”“披竭怀玉”这是哪个圣人？显然不是文王，也不是嗣后之诸王，唯有古公亶父一人而可。
三者，“圣人云”之诸语，显然是“德论”之概要，非老子之笔力，乃引文也。《建言》也是如是。
所以，老聃著《五千言》，仅是在古本《德经》（这离老子已经有近300年了）的基础之上，来说教一人——周幽王的。这是作为恪守“贞臣”之道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行为。老子不是什么“圣人”，不是神人，也不是什么捉摸不定的天外来客；他是现实生活中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且是某些人眼中的“愚人”、“顽人”、“鄙人”！这是时证之三。
④对“礼”的批判乃至于非“绝”不可！这是显赫的时证！
孔子之后，无“绝礼”之必要，也不能批判，更不合情理。孔子这位大师及弟子已把“礼” 推崇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无懈可击，即若是后来的始皇之焚书坑儒，也奈礼不何！无怪乎太史公赞之曰“洋洋美德”！且把这位大师晋升至《世家》的行列！
《老子》三十八章中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这就是时间，这就是对周公旦创周礼之举的批判，其人其时均在！
古公亶父的《德经》中，可没有对“礼”的如此重视，古公老旦的第四代孙，小姬旦为什么要偏离祖宗的轨道，致使后代子孙，历、宣、幽成了这个样子。
春秋时，有无老聃出现的可能呢？也没有，公元前600年后，管中提倡的“礼、义、廉、耻” 乃国之四维的主张。显然与“绝礼”挨不上边，但，究其欲“统治者无为”，大臣有为来看，显然源于老聃的“无为”，而实质上是古公亶父的“无为”论的发展变异。因人们已经看不到古公亶父的《德经》了。为什么看不到，乃老聃所改也，以老聃为是。
可惜后人认为《管子》一书，全是稷下先生们之伪作，不当回事，就把老子、管子、孔子间的启承关系置之于不顾了。恰恰他们的存在，正把这个关系结合得天衣无缝，因为这才是历史，这才是事实，脑海中的想像推断，显然不能替代事实，这是时证之四。
⑤“绝学无忧”是老子的重大的认识，也是很强的时证。
从商时的“得、德”不分，以无愧于心之得为德，到古公亶父的德的界定。虽然已经应该引起人们的自觉遵行，但是，在实践的进程中，在诸多丑恶现象的笼罩中，德还是得也，且争 “得”而更凶，且还可自我美化！这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行为，而且是“智者”、“众人”所不自觉遵行的愈演愈烈的行为，其根源则是“自以为是”。
周时“学”乃“觉”的省字“学”乃“觉也”、“晓也”、“自以为知道也”，也就是“自以为是”！
而“自以为是”又是从古至今乃至于未来的人们认识中最大的隐患，是求真知的障碍。所以，老聃，在理论的表现上，虽然提出了“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但他马上就告诫人们：“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这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部分。
综上，通过较为简捷的认识，再回过头来读《老子》，那么老子之言，则处处有证了，就绝不是，在春秋末，战国时期，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为人们所不认识的超然之作。上个世纪有很多严谨的学者，他们都苦于不能解释老子的思想。而只好被迫认为是中国思想史内春秋、战国诸子之思想总结。可惜他们看不到长沙出土的帛书，更看不到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竹简。前者给我们提出了汉时有一个《老子》的官方本和社会本的问题，后者给我们提供了《三绝》的思路。且可理清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真诚脉络。显然不少的学者已经不自觉地意识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必要重写的问题。事实不正是这样吗？《老子》正是中国思想史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极其重要的一环。从伊尹的教子，古公亶父的自律，到老聃的教“圣人”，这才有管子、孙子、孔子、墨子、庄子等五子的各抒己见！而这五子则是一脉相承于老子，只不过变易不同罢了。只有认识老子，才能认识我们祖先辉煌的文化，才能正本清源，才可知道，老子清清白白地存在于中国的何时，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
这些所议及的还仅仅只涉及到老子的“常道”，也就是“德”，或曰“不得”；贵在统治者一人的律己、不得、无为、无事、无欲；国家政治第一位的要事是“治统治者自己”！这样严格律己，才能使身边的人们，勿妄为，当也波及到身边的身边的人，勿贪婪；更影响到身边的身边的身边的人勿非份之欲，否则，事物将复杂得难以应对，这只能屈就于“智者”、“众人”的 “自以为是”的无边苦海之中。2001.3.于清河。
（真正较为正确地认识《老子》还是这2003年之后，这个系列都是我来北京的习作，错误颇多，望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