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与道教是一回事吗？
曲 辰
“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是书名，论道是其本质。脱离了卦画的道书，与《易》理一致，用现代辞语而言，都是哲学书籍，道学即哲学。中国道学，源於伏牺八卦，最保守地说，其产生后传承至今，至少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道教，是一种产生於东汉时期的尊神宗教组织，至今还远不足一千九百年的历史。
道学与道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这原本是个不成任何问题的问题，孰料现在倒成了一个混淆不清的怪问题。
在一些人们的认识中，对道学与道教的混淆不清，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对中国古典哲学经典的不认识，不以为其为哲学书等。还有一个最为关键性的历史原因，就是学术界将李耳误认作甚么“道家的创始人”，又依据道教将《道德经》奉为道教经典。由此，其所谓的“学术研究”就将“道学”与“道教”一锅煮！
说李耳是“道家的创始人”的依据，无非是李耳在其抄袭性著作中毫不脸红的自我标榜：“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①。一些人读了一本《老子》，相信了李耳的话，就认定是李耳创立了道家学说，并给这种学问起了个“道”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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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老子·二十五章》。
但谎言是掩盖不了历史事实的：
第一，老子不是道学的创始人。
道学，即中国古典哲学。且不说道书源之於《易》理，三《易》源之於伏牺八卦哲学传承体系。只就道理之论，在李耳之前，就有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吕望、伯阳父、子产、晏婴、管仲等，这其中的任何一位，都比李耳论道要早得多，且其书存世，其言可查，如何李耳便成了甚么“道家的创始人”呢？不信？我们就将上述所举最晚的一位论道者之语抄录於下：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复，其来不舍，谋乎莫闻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见其形，淫淫乎与我俱生。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彼道不远，民得以产；彼道不离，民因以知……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
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则薄。既知其极，反於道德。①
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孰能己无已乎？效夫天地之纪。②
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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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内业》。
② 《管子·白心》。
③ 《管子·四时》。
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①
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②
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於法。……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③
管仲死於公元前645年，李耳（老子）约生於公元前580年。不用说，管促论道之时，世上还没有老子。就是在管仲死了六十年后，老子也还没有在其娘胎中孕育！如何老子就成了甚么“道家的创始人？
第二，《道德经》是抄袭之作。
老子的《道德经》是其利用国家图书管理者之便，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等篇，并行歪曲、割裂原著文义，又添加了自己从肚肠中搜刮出来一些为独裁统治者愚民之治的献言而成。老子的言语，是不能够代表中国传统的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他是一个欺世盗名、歪曲道理、使后世道学产生嬗变，从此走上玄虚唯心岐途的关键性历史人物。在此，我们不妨将《黄帝经》与《道德经》作一个文字与哲学理论上的对比，其真相就会大白於天下：
⑴ 《道德经》中对《黄帝经》原文的抄袭、割裂，歪曲。
《黄帝经·道原经》的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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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霸言》。
② 《管子·枢言》。
③ 《管子·任法》。
亘先之初，道同大（太）虚，虚同为一，亘一而止。茫茫昧昧，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必熙。故未有以，万物莫以。故无有形，大同有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
一度不变，能适跂蛲：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者，其名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测也，深而不可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能之令。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跂行蛲动，带根之徒，皆取(以)生，道弗为少；皆反焉，道弗为益多。坚强而不溃，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极之所不能过。……
《道原经》之文，是就道学原理所作的一个通俗化了的解释性文字。“道”之所指，即事物的变化规律。故“道学”之称可译作“规律学”。万物变化的规律，虽然是由物质的阴阳属性及其不同运动形式所决定的，但规律却不是物质，它虽然象《黄帝经》中所说的那样，“天弗能覆，地弗能载”，“盈之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地无处不在，万物都遵循客观自然规律而生存发展，但这规律却是无形、无物、看不见、摸不着的。因为在中国古代没有“抽象”这种术语以用，故《易》经就不得不以阴阳符号组成图案画，取以事物之象，尔后以物象喻以道理的办法进行表达，并声明“形而上者谓之道”；以文字写成的道书，由於没有图案画可以拟物取象，以喻其理，而是要直接以文字论述，所以，就不得不对“道”（规律）作各种无形、无物、无所不在、万物都必须顺应它而生存、发展的形容性说明。纵观《道原经》篇乃至《黄帝经》全书，都结构严谨，语言古朴流畅，逻辑性很强，今所见周以来很多古籍都有引录，证明其成书时间很早。尽管李耳抄袭《黄帝经》为了掩人耳目，採取了割裂原文、颠倒顺序、作不适当的辞语修改，且又故弄玄虚。但是，其抄袭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如；
将《道原经》中的“独立不偶”抄为“独立不改”；将“万物莫能之令”抄作“天下莫能臣也”；将“万物得之以生”抄成“万物得一以生”；把“莫知其名”加“吾”以彰显自己：“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把“道弗为少，皆反焉”改成“反者道之动”；对於“茫茫昧昧，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必熙”文义，则胡乱诌之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也算得上一椿怪事：无形抽象的自然规律，在李耳的口里，竟然变成了“有物”和“有象”！只是，不知有没有俸禄银子？或者因献愚民之术的奖赏？真是活见鬼。
⑵ 《道德经》是反对《黄帝经》提出的哲学理论的。
对此，我们来作一个对比：
《黄帝经》强调治国者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贵有智”的政治观点。说：“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
《道德经》坚决反对治国“贵有智”，说：“慧智出，有大伪”，强调要“绝圣棄智”。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黄帝经》强调，治理国家，要实行“尚贤任能”的政策：“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若兼併统治者祸害人民之国土，也要“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谓天功。功成不废，后不逢殃”。
《道德经》是反对“尚贤任能”的，而认为治国者必须推行“愚民”政策，“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只有“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才能政权稳定；
《黄帝经》认为，治国之道，在於富民。因为，国之本在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顺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
《道德经》则认为，民富就会盗贼纷起，天下大乱。只有让老百姓都穷得光屁股，才能太平。所以就强调：“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又说“绝仁棄义，民复孝慈；绝巧棄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小国寡民为最好；
李耳背叛中国传统哲学最根本性的立场，就在於学道是为了大有作为还是无所作为的问题。
《黄帝经》认为，道无思，也无为，但道不可违，不可逆，万物都顺道而生，顺道而变，顺道而昌。这便是道学原理上的“道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观点；但人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智慧，要有所作为的，与自然物不同。所以，人就要学道，明道，以顺道而达大有作为、做成事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之目的。故言治国者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既知天道之不可违，就要“顺天”，并由此而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著名哲学观点；知时变之义，就要“与时偕行”，作事要“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是强调把握时机、善抓机遇的重要性；知地利，就要重视地利之为用，“人主者，重地则得其根”，“不重地则失其根”；知人事，就要爱民，“尤为爱民，与天同道”，“号令合於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治国者“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方能有为。
《道德经》则将人与自然物等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既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也就要效法自然之道，什么事都不要做。因而提出了与中国传统哲学截然相反的观点：要“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且诡辨说：“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就是李耳“无为而治”的离经叛道著名观点。
由於李耳抄袭《黄帝经》而大倡离经叛道之说，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搞文字游戏，进行一系列的诡辨，这就给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如他说道既表现为“常无”，又为“常有”，“此两者同出而異名，同谓之玄”。说什么“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由此，在魏晋之际，就兴起了一场“有”与“无”“本”与“末”的玄学争论；
第三，李耳是被封建统治者们抬举起来的。
李耳为封建君主独载统治所献的“愚民”之术：“绝学”、“绝圣”、“不尚贤”之策，鼓吹的“长生久视”之道，极其符合封建帝王搞独裁统治的需要，也是秦汉以来统治者们不重人才重奴才，不尊重知识，肆意毁灭中国古老文化遗产，敬事鬼神，祈求长生不死，推行愚民政策的祸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遍寻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罢黜百家，禁绝学术论争，而搞一言堂，独尊董仲舒的封建神学理论，敬事鬼神，行封禅一十三载而梦想成僊，就是很好的例证。正因为如此，封建统治者们也就热衷於对李耳的吹捧，或假借孔子之口以抬高其身价，或言其寿活了一百六十岁，或言其活到二百岁，从其娘胎一生出来就长上了白胡鬚，因而被称作“老子”…… 直搞得注重考信实录、对黄帝史事都能基本记清的司马迁，说到这个李耳都得存疑记载，不好把话说死。
第四，道教的建立与尊老子为“始祖”的原因。
在世界上名目众多的宗教之中，唯有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教派，且属“民间文化”现象。
东汉顺帝年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道教书籍中称其“张道陵”），於西蜀鹤鸣山建宗神教派，为提高其名声，而借用了中国古典哲学之名“道”，及中国古典哲学常驻用辞“正”、“一”为教名，称“正一道”，由於凡加入其教派就得交五斗米，故百姓戏称为“五斗米道”，简称“米道”。并宣称老子为其始祖，称其为“太上老君”，将《道德经》奉为教典。
为什么东汉创教派，要将春秋时期的一个古人奉为始祖，又要将其抄袭之作《道德经》作为宗教经典呢？这事实上也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决定的：
其一，宗教名为壮声势已借用中国古典哲学名“道”而为教名，那么这“始祖”也该是个论道者，李耳既被帝王们吹捧得名声不小，选他以壮声威亦属自然；
其二，其时佛教已传入中国，教派的发展自然也要竞争。选李耳就能在历史早晚上与释迦牟尼争一个高下。就是这样，张陵或还觉有些底气不足，所以就尊称李耳为“太上老君”；
其三，李耳的抄袭之作《道德经》鼓吹长生久视，对皇帝们都迷得疯疯颠颠，其文也“玄之又玄”，神秘难测，李耳其人也被吹得近於神僊，生下来就长着白胡子，寿活一百六十或二百岁而“不知所终”……凡此，都对教徒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此后，又有张角为夺取政权而创建的“太平道”，魏晋时李宽建立的“李家道”，还有甚么“帛家道”、“乾君道”、“清水道”等等，统而称之，曰“道教”。至於其派别，则十分繁杂，有：方僊派、服饵派、房中派、行气派、占验派、符籙派、金丹派、洞渊派、三皇派、阴阳派、辟榖派、胎息派、外丹派、内丹派、武当派、华山派、天台派、东华派、西河派、南宫派、北帝派……
至於其尊神，其来路就更加杂乱，有道教自己编造出来的，有的是借用历史人物，有的是借中国古代天文学名词、星名，有的是民间故事传说中的人物等等，实为一个大杂烩。
隋末的李渊做了开国皇帝，也不忘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以李耳为其李家壮壮门面，就说李耳是其先祖，尊其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大力扶植道教，在全国大兴土木以建道观，明令道士的社会地位高於僧尼，并下令全国所有士庶都要购置、抄写《道德经》以读……由於有诸多封建帝王神道设教、愚民以治的漫长历史影响，中国人也就只知有道教，而不知道学为何物了。
综上所述，老子根本就不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是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等辞语，反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而为封建独裁统治者实行愚民之治服务的。它的广为传播，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对民族思想精神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老子的愚民、无为、绝圣、棄智、小国、寡民鼓吹，正是中华民族由盛而衰的思想根源！即使如此，《道德经》也是一种哲学流派，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宗神教派利用了它，就将《道德经》也视作宗教典籍，更不能将中国古典哲学与宗教混为一谈。因为，这样做就造成了思想混乱，对於我们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不利，对於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以迎接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交流、竞争、发展、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有害。
总之，道学与道教原本就不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