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辰著：《老子思想批判》第一章1、2、3、4、5节
第一章：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简介[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5]第一节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的历史时代[/size][/font][/align]
依照历史记载，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后，先是伏牺氏历史时期创作了图案性挂画进行传承与传播，到了神农氏历史时期有了《连山》，黄帝时期又有《归藏》，商末，周文王研究、利用《易》经中的一套图案画进行占卜，因而其子姬旦继承父业，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更改卦名、经文、而有《周易》，对此史称“三《易》。现在，虽然“三《易》”中的《连山》、《归藏》失传，只剩下周文王及其子为着卜筮而改造过的《周易》，以及清人马国翰从史料中辑录的《归藏》卦名与部分残辞。但是，周文王父子为利用中国古典哲学经典为占卜服务，其注重的是搞神秘色彩，对卦名更改较大，对卦画则改变不了。就是对原有的卦辞，也不能够尽行删除，而只是另撰写一部分更有利于占卜的经文及鼓吹占卜的文字塞入其中。因此，我们通过对现行《周易》残存的“古之遗言”、以及对甲骨文等多方面的研究、考证，仍可以有充分的历史证据，证明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于中国尚无文字的历史时代。同时也可以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恢复，而还原其哲学思想理论体系。
中国古典哲学，至少产生于七八千年以前尚无文字的时代。对于这个问题，历史证据是很充分的：
第一，《易》经残存古文字记载的证明
现存《周易》以及相关古籍都记载，是“包牺氏”观象于天，察法于地，视之以飞禽走兽的生存规律，稽之以男女之别，而画阴阳符号组成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的。
中国古代史家述史，对于轩辕黄帝之前的原始社会历史，是依其社会发展进步程度和突出特点，都命以一个形象化的名称而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次为：“兽处群居”时期、“有巢氏”时期、“燧人氏”时期、“包（庖）牺氏”时期、“神农氏”时期。包牺氏时期，是指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到了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社会经济生产特点的历史时期，其年代大体上是在距今三万年至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上；“神农氏”时期，是指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社会经济生产特点的历史时期，其年代大致为距今一万年左右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历史时期。
现代考古证明，中国文字产生于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历史上，到了距今四千七百年左右的历史上，有轩辕黄帝命仓颉搜集、整理、统一原有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增创文字以丰富其表达语言的功能后，在全国推广而用之以记事述史，开创了中国有统一文字使用的历史。如此，包牺氏作八卦，至少也是在一万年以前，采取保守一点的态度，言其产生于七八千年以前无文字的历史时代是毫无问题的。
第二，从古文字研究中的证明
从中国现在所发现的古文字实例中，我们知道：“爻”字，原是阴阳相交之“交”以及效法之“效”的意思；“卦”字，是悬挂之“挂”的原字，在甲骨文中分别刻作“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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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系辞》。
② 《乙》二三九零。
③ 《天》四二。
“ ”①、“ ”②、“ ”③。其中的“ ”是画八卦图案画的长方形物体及八卦挂画示意；“ ”是持挂画“ ”的双臂和双手之形；而“ ”中的“ ”正是爻辞爻位的爻字；“ ”是画有八卦图形物体的侧面所视之形。现在，出土的商末文物上，就已经发现了不少与“ ”中所画图形相同的刻画符号，如《殷墟文字外编》四八八甲骨，以及陕西西安丰镐遗址出土的甲骨等。张亚初和刘雨两位先生，一九八一年在第二期《考古》杂志上发表的《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一文，就表列二十九例这种符号。所以，八卦者，即可以悬挂起来用以教、学，传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八种图案性挂画之称；而“教”字就是一个手持教鞭指着“爻”画而教学“子”的生动图形：“ ”④、“ ”⑤、“ ”⑥、“ ”⑦；“学”字，是一个双手弄“爻”于屋的图形：“ ”⑧、“ ”⑨、“ ”⑩。在稍后的金文中，又添上了学子之“子”字成“ ”，同未简化前的繁体“学”字一笔不差。同样，“八卦”、“阴阳”、“道德”、“文明”、“教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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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京》三四七六。
② 《乙》七八一八。
③ 《甲》一二六六。
④ 《粹》一一六二。
⑤ 《前》五·八·一。
⑥ 《粹》一三一九。
⑦ 《前》五·二零·二。
⑧ 《京》六四一。
⑨ 《屯南》六零。
⑩ 《京》四八三六。
不少古文字的最初创造，都明确地显示出了其和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的产生受到过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是可以举出大量古文字证据的。中国语言、文字中含有大量的哲理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所以，中国的文字产生受到了中国哲学思想理论的深刻影响，就证明了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于中国有文字之前的历史上。
第三，《易》经内容的印证
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文化典籍，都是在文字形成之后，由于在历代传承中，不断地传抄就会发生有意与无意间的修改，因而，这就出现了各个历史时代的内容都有部分保存和反映的一种实际情形。由于以《易》经为载体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是产生于中国有文字之前的历史上，就更是如此。依现在的通行本《周易》而言，它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既有周初内容，又有商代、夏代、以及“五帝时期”和其以前的历史内容。既有农业生产活动的内容，又有尚未进入农耕时代以前的畜牧狩猎时代生产活动的内容。从社会制度上说，它既有国家制度产生后的政治内容，又有国家制度尚未产生之前的母系氏族时代的内容。更加可贵的是，它还有纪录母权制向父权制时代变革的内容。对此，我们只要分析几个卦例便可明白。
《易》经中有一个《姤》卦，其卦画“ ”为五阳爻、一阴爻的组成。此卦的上卦，为八经卦中的《乾》卦，在自然物中它代表“天”。下卦为八经卦中的《巽》卦，在自然物中它代表“风”。所以，依象术而言，它构成的象术语言为“风行天下”。但是，此卦的内容却并不以自然现象而作解释，而是言以人事。对于人事而言，上卦《乾》代表“父”。下卦《巽》代表“中女”。若以《易》经立卦传播道理的取像原则，阴卦居上、阳卦在下，方为阴阳相交之象，而此卦的阳上阴下，则为阴阳不交之象。何况，即使按阴阳相交作说，那也不能依男女相交而为论，并由此而命称卦名。因为，“中女”与“父亲”相交，那就成了有悖人性的乱伦！然而，此卦却又恰恰是以男女性生活为“象”以言社会之治的：它不是依上下经卦所示事物取象命称卦名的，而是以爻位之象，按《易》经中最下爻向最上爻象征事物的发展过程取卦象作解释。即：一女先后与五男相交。这，自然是后世对妇女而言的一夫一妻制度中的社会道德规范所不容的。这也就是今本《周易》中“女壮，勿用取女”的说词，以及卦辞使用“羸豕孚蹢躅”辱骂性语言的由来。但这又与“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以及“后以施命诰四方”等《彖传》、《象传》之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唯其如此，历代《易》学家解释此卦，都不能自圆其说：有故意回避矛盾，对“后以施命诰四方”之类文字不作解释的；也有牵强附会而为曲说的……这些，只要是认真翻阅一下历代解《易》的著作，就可以明白。还有，就是这一卦的卦名“姤”，也明显为后人所改，而非原称。“姤”是《周易》卦名上的一个专用字，除此以外，别无它用。我们从对《周易》的研究中知道，举凡《周易》卦名中以专用字命称的卦名，都是周文王父子所改，而非古《易》经的原卦名，这是一条规律性的体现。
其实，《姤》卦的原卦名为《后》，“后”字的创造，是依“并拢起右手手指加在口上向人们喊话之形而成字”①，它是女系氏族时代氏族族长之职称，相当于后世之“君”称。此卦是取“后”之特权以为象，以言社会治理之道的卦，“后以施命诰四方”，是此卦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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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曲 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
在人类婚姻发展史上，由群婚走向一夫一妻制，是漫长历史中的一个渐进发展过程。在中国原始社会女系氏族时代末期， 婚姻制度虽然有了很大的历史进步，相对稳定的对偶婚制度业已形成。这是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出现私有制、并由此而引发战争、出现国家制度的极重要社会基础。但是，其时还实行的是男子由其原属氏族“出嫁”到女方所属氏族的习俗。同时，各氏族族长，也还是由女性担任，而非男性。对于氏族族长来说，她拥有多夫的特权。到了父权制时代，帝王们拥有一夫多妻制的特权，并非无故，而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后》卦即以一位妇女先后与五位男子相交的这一特点为象征而加命称。我们不知道在《连山》中此卦为何卦名？在《归藏》卦画之中，此卦卦名称作《夜》。“夜”，即夜生活之义，并无贬义。帛书卦名是为《狗》，“狗”，应是“苟”字的误书，是言“苟合”、“苟且”，已含有明显的贬义了。这是《易》经保存了母权制时代掌权者特权生活的一个卦例。
《易》经中有《同人》卦，其取象于众人结伴到野外狩猎活动；有《大有》卦，其以狩猎收获甚丰、大车以载、准备回归之景为卦象而作卦名命称；还有《大畜》、《小畜》卦，其取象命名都是以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天在山中”，“风行天上”，以天山相交、风调雨顺为标志，这两卦在《归藏》中，卦名为《大毒》、《小毒》。“毒”义为治，如《师》卦：“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故卦名《大毒》、《小毒》，变成现代的通用语，即“大治”、“小治”的意思。
母系氏族时代晚期相对稳定的对偶婚制度，是私有财物蓄积的社会基础。私有财物的蓄积是引发氏族间发动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战争诱因。为了更有效地保卫自己和更轻易地掠夺别人，氏族之间以通婚、友邻关系联合结成部落，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适合于指挥打仗、有勇有谋的男子担任“帝”职，而行政领导职务称之“后”，仍然沿袭旧制，由妇女担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制度产生之前的“后”、“帝”双头领导体制。它从形式到内容，都是由氏族组织向国家组织、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一种形式。虽然，在这种社会变革之中，男人们已经掌握到了一半的社会权力，但一经尝到了发号施令滋味的男人们，就会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军事大权，发动“宫廷政变”，将妇女们手中所掌握的行政大权也夺过来。《易》经中的《夬》卦，就是记述这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以言做大事要抓住时机当机立断道理的。
《夬》卦的卦画“ ”为一阴爻居上位，象征女性掌权者，五阳爻在一阴爻之下，而像掌握军权的男人和其所指挥的军人，其卦辞曰：“《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其《彖传》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将此《彖传》变成现代的白话，就是这样：《夬》卦，所体现的是决断之义，其内容表现为阳刚决去阴柔。在这种情况下，刚健果断才能够得以喜悦的结果。只有果敢地决去她，才能够有和平与安宁。卦辞上说“扬于王庭”，是由于掌权的女人，是在众多男人们拼杀战斗的基础上，才得以高高在上地过着特权生活的；卦辞上说“孚号有厉”，是因为只有甘冒风险，才能得到光明的前途；卦辞上之所以说“告自邑，不利即戎”的话，是因为，虽然女人掌权的风尚已至穷途末路，但是，她如果不能和平地交出权力，那也只能以武相逼；卦辞之所以说“利有攸往”的话，是因为男人们取代女人掌权的时代开始了，那种对于女人掌握社会大权之制的崇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应该结束了。这，就是“所尚乃穷”之语的原意。
在《归藏》中，此卦卦名曰《规》，规，即建立新的社会规范之义。古今研究《易》经者，由于不知道《易》经所产生的时代，不研究原始社会发展史，不知道婚姻发展史，大多是以“君子”、“小人”而作说，甚至作违背卦象的胡乱解释。
综合研究证明：在八卦创立之时，尚处于女权制时代。其时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社会经济生产。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是以猎获野兽之多为“大有”。有字以手持兽肉“ ”而为其字，就是历史观念的印记。其时，是以山为生存的根本，而非到了农业经济生产为主的时代，以五谷丰登为“大有”，以土地为生存之本。这也正是《连山》以代表“山”的《根》（艮）卦为首卦，《归藏》改为代表大地的《坤》卦为首卦的深刻历史原因。所以《易》经有女权制向男权制变革的历史资料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中国文字产生的时限之证
中国的文字产生，在全世界来说是很早的，按着现在考古发现的原始文字性材料，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如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青海乐都柳湾、山东莒县等许多古人类生活遗址上，都发现了古文字刻画材料，它们有不少与后世的“甲骨文”存在相同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对四组材料进行了年代测定，它们分别为：6080年±110年；5920年±105年；5855年±105年；5600年±105年。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产生，距今为6000年左右，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产生远远在此之前，不创造出一套有严密象征规定的图案画，就不可能将这种哲学理论传播开去，传承下来。
第五，中国历史分期与考古研究之证
古人在追述原始社会历史之中，确实是依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最突出特点，将原始社会分作了若干个历史时期的，依次为：“兽处群居”时期，“有巢氏”时期，“燧人氏”时期，“庖（伏）牺氏”时期，“神农氏”时期。神农氏时期之后，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有了确切文字记载的“五帝时期”、夏代、商代、周代……
古籍所言的“兽处群居”时期，大体上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始群”时期。《管子·君臣》言：“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配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有巢氏”时期，是指原始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夏天筑巢居于树上、冬天居于山洞，以避猛兽之害，以度严冬寒冷的历史时期。《庄子·盗跖》曰：“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继“有巢氏”历史时期之后，是“燧人氏”历史时期，这指的是原始人类开始发明了人工取火以用的历史时期。例如《白虎通·卷一》说：“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人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燧人氏”历史时期之后，就是“庖牺氏”历史时期，我的著作一律书作“伏牺氏”历史时期。此是指原始社会发展到了以狩猎和人工饲养、驯化野生禽兽为主要社会经济生产特点的历史时期。当然，那一时期的人工饲养、驯化野生禽兽，并不是为了役使，而是为着解决猎获无着与死兽肉难以保存，因此常遇饿肚皮的生活困难，“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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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
伏牺氏历史时期之后，便是进入以农耕经济生产为特点的历史时期，古代史家追溯中国原始社会历史，将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的这一个历史时期，称作“神农氏”历史时期。因之，《周易·系辞》就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商君书·画策》谓：“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尸子》卷下记：“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吕氏春秋·慎世》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
我们知道，《尸子》是战时期的著作，《吕氏春秋》是秦始皇时吕不韦集其门客所撰，所以，其“十七世”很有可能是抄“七十世”发生的笔误所致。
伏牺氏历史时期，正是中国考古学上的细石器时代，距今为三万年至一万年以前；神农氏历史时期，按《尸子》所说的七十世计，一世按三十年算，是两千一百多年，轩辕黄帝肇造国家制度距今约为四千七百年左右，两者相加是七千年左右，此年代数与全国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产的时间大体相符。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田野考古的发掘与研究，证明桑干河流域开始进入农耕时代约为距今一万两千年左右，其它地方也发现了一万多年的古陶器残片。“至少七千多年以前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已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聚落遗址。嗣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农业经济日益巩固，聚落扩大，分布广泛，形成中原文化的主体。这些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断影响它的周围地区，最后进入阶级国家。”①古史料与考古研究上的一致性，说明了古史料记载的可靠性。如此，则包牺氏时期产生中国古典哲学，至少在距今一万多年以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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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志敏：《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载1981年第3期《考古》。
综上所考，我们依一种最保守的态度，认定中国古典哲学是产生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是在中国尚无文字为载体而传承与传播思想的历史时代，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过不同的哲学及其流派，其中以古希腊比较早，如唯物主义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约为前610—前546年），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为前588—前525年），以及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为前580—前500年）。但是，西方都无一例外地是在文字产生并使用之后。因此，其表现形式就与中国大不相同：中国哲学理论的提出是中华先民集体性的观察，研究，总结，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完善与提高。而其它国家则都表现为个人研究、著述的形式；中国哲学从有国家制度之后，就表现为国家各方面生活与建设的指导思想。因而统治者对哲学就表现出了强烈的爱憎。而在外国只表现为一定的社会思想流派，并不一定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由于中国哲学产生于无文字使用的历史上，开始就不得不编制一套具有严格法则性的图案画传承与传播，在有了文字使用之后，才以文字配图画的形式形成经典。而在外国，则都是以纯文字著作的形式流传；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古典哲学在其历史的传承过程中，会出现历史嬗变。而在外国，有明确的著作者，则不会发生因别人修改而产生历史嬗变的问题。
文物考古，是受科技进步与综合国力的直接制约的，伴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迅速提高，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未来的文物考古将会有更多的证据证明，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唯物辨证哲学最早的国家。为简明、直观地说明问题，此附《世界各地哲学产生、发展情况表》如下。
世界各地哲学产生、发展情况表1
序号 国家名称 公元前七世纪以前的哲学家人数 前六世纪至前一世纪哲学家人数 公元一至六世纪的哲学家人数 公元七至十二世纪的哲学家人数 公元十三至十九世纪哲学家人数 合计哲学家人数 有哲学经典至今的大约年代
1 中国 已知9 45 25 30 51 160 8000
2 希腊 21 1 22 2600
3 罗马 2 7 9 2000
4 印度 1 1 2 4 1500
5 伊朗 3 1 4 1100
6 阿拉伯 3 1 4 1100
7 爱尔兰 1 1 1100
8 英国 1 16 17 900
9 法国 1 16 17 870
10 西班牙 3 3 800
11 德国 33 33 550
12 朝鲜 16 16 500
13 意大利 5 5 450
世界各地哲学产生、发展情况表2
序号 国家名称 公元前七世纪以前的哲学家人数 前六世纪到前一世纪哲学家人数 公元一至六世纪的哲学家人数 公元七至十二世纪的哲学家人数 公元十三至十九世纪哲学家人数 合计哲学家人数 有哲学经典至今的大约年代
14 日本 3 3 350
15 荷兰 1 1 300
16 俄国 14 14 250
17 捷克 2 2 150
18 巴西 2 2 130
19 丹麦 1 1 160
20 墨西哥 1 1 100
21 巴基斯坦 1 1 100
22 美国 9 9 100
23 阿根廷 2 2 100
24 波兰 1 1 150
25 乌拉圭 1 1 100
26 奥地利 5 5 100
[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5]第二节 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size][/font][/align]
如果，我们要给中国古典哲学下一个比较准确一点的定义的话，我们可以称其为名符其实的自然辩证法。因为，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于人类社会尚无阶级分化、尚无国家政治的古老历史上，因而此种哲学理论没有后世的阶级属性，也没有强烈的政治理念，而是完全从自然万物的研究、分析、综合、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理论。
首先，中国古典哲学是从事物之性的分析开始，认识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相对性，这种事物的相对性是普遍地存在的。如天地、上下、春秋、冬夏、昼夜、阴晴、朝暮、旱涝、高低、寒暖、湿燥、大小、轻重、饥饱、雄雌、男女、夫妻、父子、兄弟、长幼、生死、授受、主客、言默、有无、显隐、强弱、刚柔、动静、曲直、伸缩、内外、启闭、贫富、难易、是非、吉凶、祸福、兴衰、起落、买卖、供求等等。要用一种高度集中与高度概括的哲理性辞语以行表述，便谓之以“阴阳”。所以，这就有了中国古典哲学最基本的术语：“阴”、“阳”；
中国的先祖们还认识到：举凡万事万物之中，阳性事物主动，阴性事物主静。阳性事物表现出明显的“显”性，阴性事物表现为一定的“隐”性特点。一言以蔽之：凡事物，阳动，阴静，阳刚，阴柔，阳燥，阴湿，阳显，阴隐。所以，轩辕黄帝就说：“凡论，必以阴阳为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阳，而屈缩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娶妇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①而阴阳事物之间 所存在着的，是一种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为己根的关系，阴阳相交则产生新生事物，使事物得到兴旺发达，生生不息，并会不断得到发展；而事物的阴阳平衡则是保证此种事物发展的根本性条件，因而就总结出了阴阳相交则万事亨通，阴阳不交则事物凋零、乃至灭绝的观点。在《易》经中，就以阴阳（天地）相交之图案画命名曰《泰》，相反，对阴阳（天地）不交之图案画则称之以《否》，并强调说：“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通也”②。“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③。并且以阴阳相交、相感而动之图案画命名曰《咸》卦，以象征新婚夫妻来解说阴阳互感、互动的哲理；用阴阳相交、平衡、刚柔相济的图案画称之为《恒》卦，以象征夫妇、家庭，来讲解阴阳平衡才能家庭和睦、社会有序、事业发展的哲理：“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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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称经》。
② 《周易·泰·彖传》。
③ 《周易·否·彖传》。
④ 《周易·恒·彖传》。
中国古典哲学之所以强调阴阳事物之间的相感、相交、平衡意义，是因为事物的阴阳区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阴阳相对是永恒的，旧的阴阳平衡被打破，新的阴阳平衡就会立即形成，不然，事物就失去了其生命力。比如，中医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治病的指导思想，其不论对药物、疾病、人体，都分之以阴阳：在人体，上部为阳，下部为阴。体表为阳，体内为阴。背部为阳，腹部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动脉为阳，静脉为阴；五脏之中，又各有阴阳之分：心、肺为阳，肝、脾、肾为阴；具体到每一脏腑之中，则又有阴阳之分，如心阳与心阴，肾阳与肾阴等等。中医治病之道就是调理人体各部分器官、功能，使其保持阴阳平衡，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①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论述中，所强调的就是：“阴阳者，天地之大理”②，“阴根阳，阳根阴”，③阴阳互根、相依是生命之根，万物之本。
当然，事物的阴阳相对是有其一定的绝对性的，如一个人，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将一个男人说成是女人。但是，男人和女人，也是相对的，如果世界上没有了男人，也就根本不会有女人。因为，男与女都不会绝对独立地存在于世上。这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关于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道理的阐述；再比如，一件物品，其质量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们不能将好说成是坏，同样也不能将坏言之为好。但界定物品的好与坏，必须有一个度量上的标准。失去了度量，没有了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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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内经·素问》。
② 《管子·四时》。
③ 周敦颐：《太极图说》。
标准，就无好坏之分。因为好与坏，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这也就是说，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绝对真理亦只是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离开了相对，便无以谈绝对。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关于事物阴阳的区分，是科学的，是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因此，研究一切事物，探讨其发生、发展、变化规律，并以之制定处理事情、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不分阴阳，那就必然要产生错误，以之律己则害己，以之教人则误人。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还认为，事物性质相同就具有相互竞争的相互排斥性，如两个以上相同频率电波的互相干扰；两个以上频律相同的声波、光波、水波之间的互相干涉；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领土、自然资源的争夺；同行、同业、相同产品生产的市场竞争；同性动物之间的性伴侣争夺；同类植物在同一块土地上对于阳光、水分、空间和成份相同肥料的争夺；两个以上天体的引力对另外天体吸引性干扰而引发的摄动；人类社会中，不论男女，为着个人利益的互相竞争等等。
在事物阴性与阴性、阳性与阳性的同性事物之间，普遍地存在着互相排斥、互相竞争、互相争斗的自然规律，也是同样不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矛盾”的。因为，这种相互排斥的双方，也并不一定就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性，而是依据双方所处的时间、地点、环境、主客观等许多具体条件，以及自身的需要而决定其排斥方式的。这中间，也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种，是双方长期的对峙，既相互利用，又相互争夺，双方或斗或和，总免不了一些磨擦的存在。这就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所阐述的“和而不同”观点；另一种，是由于在竞争中谁也吃不掉谁，同时，竞争着的双方，又面临着共同的、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这样，正是由于双方的性质相同，竞争的目的相同，共同竞争的强大对手相同，所以，同性竞争的双方又可以实行和平共处、共同对付强敌，或者双方通过合而为一的途径，组成一个新的实体，以增强自己的实际竞争能力，而达到自己单独竞争所达不到的目的。这就是中国哲学中提倡“利者，义之和也”①，“礼之用，和为贵”② 观点；还有一种，是同性竞争的双方，在竞争中总会有一方不断壮大自己，削弱对方，使事物沿着物极必反的规律发展变化，最终达到吃掉对方的情况发生，这才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斗争；当然，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是多种多样的，也有的是上述几方面的情况交替出现……
总之，同性相斥所表现的，就是一种社会生存中的自然竞争，无论是微生物、植物、动物以及人类自己，都是如此。即使是青年男女之间，如果为了相同的利益而各为自己，就不再是事物的“异性相引”规律起作用，而是“同性相斥”的竞争对手了！《易》经中《睽》、《革》两卦，就表述的是“同性相斥”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
我们先来看《睽》卦：
《睽》卦的上卦为八经卦中的《离》卦，下卦是《兑》卦。从上下卦分别代表的物性、人性、情理上说，无一不构成相互“矛盾”的状态：
首先，从哲学理论上说，《离》为阴卦《兑》也是阴卦，这就构成了“同性相斥”的自然规律。所以，这就决定了卦画所象征的基本性质，应以同性相斥的自然规律而对此卦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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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乾·文言》。
② 《论语·学而》。
其次，以物性而言，上卦之《离》代表火，火性炎上。下卦《兑》代表泽水，水性润下。这样，居上位之火，向上燃烧，居下位之水向下浸润，这就构成了水火不交、事不相济的物理现象，这就是一种南辕北辙、事相睽违的特征；
第三，以人事而论，上卦所代表的是已婚的中年妇女，下卦则代表着未婚少女，这就像一个家庭中，一位后嫁来的继母同前妻所遗未婚少女同居一家之中的情形一样，她们之中，不仅年龄不同、地位不同，且心志亦各不相同，日常生活之中，总是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按照《易》经的“象术”原则，上卦亦称作“外卦”，它象征的是事物发生变化的外因，也就是下卦所代表的“少女”生存的客观条件。下卦也叫做“内卦”，代表事物发生、发展、所依的内因。因为，凡六十四卦之释，都是从下卦的最下一爻向上卦的最上一爻，作为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时间过程而作释的。如此，处在下位的“少女”虽然对处于上位的“中女”心存不满，但却在家庭地位上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同时，“少女”又远没有“中女”的生活经验丰富。这种客观情况，就决定了“少女”与“中女”之间总有“矛盾”和斗争存在，但却构不成对“中女”的威胁，也不可能发生革命性的家庭变化。正因为如此，就命称此卦作《睽》卦。睽字，在甲骨文中是人目向相反方向所视的图形“ ”①。在字义上，表示相互违背，意见不合之意。由此，《彖传》就这样说：“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这就是《睽》卦所要表达的最根本的哲学理论意义。
按照《易》经阳数奇、阴数偶的编卦原则，《睽》卦的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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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期《遗珠》五六四、五六五，一期《簠杂》一三八。
爻，本该是阴爻之正位。而《睽》卦的第四爻则是阳爻符号，这就是“九四失位”。若是将“九四失位”给予纠正的话，那么，上卦就变成《艮》卦了。《艮》卦代表“少男”，虽然，按着《易》经的立卦与解说原则，男居上位而女居下位，并不能构成异性相交的实际情况。然而，即使如此，“少男”与“少女”异性相引的规律还是存在的。且《睽》卦的三、四、五爻所构成的爻位组合，正是“八经卦”中的《坎》卦，《坎》卦既代表“险难”，又代表人的“心志”。所以，《彖传》在说了“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之后，又说了“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的话。这是依据卦象之变而作的一种假设性之语，其目的，完全是为了以“异性相引”之语，反衬“同性相斥”规律的表述，以对比之法突出地强调对于“同性相斥”规律之认识。如果真的第四爻变阳爻为阴爻，那就不再是《睽》卦，而变成《损》卦了。但历代研究《易》经的学者，因为多数未能依哲学研究的观点而解《易》经，这就造成了种种曲说的流行，而犯自相矛盾的解释之误。
我们再来看一下《革》卦：
《革》卦的卦画，正好是《睽》卦上下卦画的一种易位，然而只这上下位置的改变，同性相斥的矛盾性质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位女性之间，已不再仅仅是“其志不同”、意见不和了，而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革命性斗争了。这种变化所表现的哲学理论阐发，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在具体问题、具体条件分析方面，充满了唯物、辨证、求实的科学精神：
第一，《兑》、《离》两个“八经卦”所代表的事物并没有改变，两卦都是阴卦，都代表女性，其所反映的仍然是同性相斥的客观自然规律；
第二，两卦上下易位之后，《离》火在下，火性炎上，正好烧向《兑》泽。而居上位的泽水，其性下润，又正好冲着《离》火。这种卦象正是一幅水火不相容的情景；
第三，在《睽》卦中，“中女”居“上位”，“少女”居“下位”，这就如同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位政治经验丰富、而又实力较强者的处境一样，她的目光重在向外发展（火性炎上），以扩大其影响，而不是重在对内进行更加残酷的压迫，因为那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利。自然，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想进行大的变革而改变现状；处于“下位”的“少女”呢，虽然不满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但由于自身力量弱小，且又斗争经验不足，根本不具备发动革命，推翻“中女”的统治取而代之的能力。这种现实的条件，就决定了她只能是采取一些比较平和的、处于“上位”之“中女”能够做些让步的斗争策略，同“中女”进行讨价还价。如此，“少女”同“中女”之间虽然心志不同，意见不和，常有矛盾和磨擦，但斗争的结果则是双方都做一些让步，也能做成某些小事，取得一点小的成果。
然而，原先的《睽》卦，经过上下卦易位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
其一，经验不足、力量薄弱的“少女”居于上位以治下，而斗争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中女”反居下位而受制于“少女”，这就必然要引起年富力强的“中女”的不服和全力反抗；
其二，社会地位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后，“少女”和“中女”之间的矛盾就变得异常激烈起来：“少女”凭借居于上位的“优势”，积极对下进行斗争（泽水下浸），而居于下位的“中女”，自也不甘示弱，也以其猛烈的攻势向“少女”发起反抗斗争（烈火炎上）。如此，“中女”与“少女”之间的同性相互排斥，就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其三，依着《易》经卦画象征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则，下卦为事物的内因，上卦为外因，这就形成了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中女”主动地发动革命性斗争，以彻底改变其社会地位的一种必然形势。故命此卦之名曰《革》。革，即变革、革命之义。因此，《彖传》一开始便点明其卦义：“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由于下卦为《离》卦，《离》卦既代表“中女”，又表示为火，火燃而生光，光华四射，能够照亮黑暗，带来光明。所以，《彖传》紧接着又说，“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至此，为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革》卦所蕴涵的哲理意义，《彖传》又举以历史上商汤、周武革命的事例，申言发动社会变革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事物同性相斥规律和异性相引规律，同样又构成了对立统一、守恒等规律。正是这种性质不同的规律同时存在于自然界而交互作用，才使万事万物变得既纷纭复杂而又各有其序。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不仅博大，而且颇为精深，它妙万物之变于其哲理之中！《易》经中的《损》卦就是很好的例证。只是，自周代以来用《易》经卦画而行占卜，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易》经自古以来就是占卜书，研究《易》经都是从占卜的观点上做说，没有人理解到其精辟的哲学理论观点罢了。
《损》卦的上卦，为八经卦中的《艮》卦，它代表山，也象征“少男”，是为阳卦；《损》卦的下卦，是八经卦中的《兑》卦，在自然物中它代表泽水，在人类社会中，它代表的是“少女”，属于阴卦。《损》卦，正是《咸》卦的上下卦易位而成。按照《易》经的卦象原理，阳卦之本位居上，阴卦之本位居下。凡阳卦居于下位、阴卦居上位者，表示阴阳相交之象。故《咸》卦中，八经卦的阳卦《艮》易位于下，而阴卦《兑》反居上位，阴阳卦位颠倒，是为阴阳相感、相交之象，因而以男女相感相交的“取女”而作释；反之，阴阳卦各安于本位，而《艮》在上位、《兑》在下位的《损》卦，则象征着“少男”、“少女”虽然相近、前后相随，但却成未感、未交之象。如此，在这相近、相随而行的“少男”、“少女”中间再加进一个人——或者“少男”，或者“少女”，这样，在同性相斥、异性相引的两种自然法则作用下，就会打破其原来一男一女的对偶格局，损害到其中一个人的应有利益。经文“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正是此卦要表述的哲理性要义。因此而命名此卦为《损》卦。此中的卦名“损”，为排斥而减少的意思。
此卦《彖传》的作者，对于这一特殊之卦的各爻爻辞所言何事，所喻何义，卦名又是据何而得，都不了解。其所撰之文，完全成为据卦名《损》而作的一种猜测之语：先说，“《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然后，在引用了两句经文之后，则又说 “损刚益柔有时”。接下来，又与《益》卦产生联想，说了“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这种与本卦卦象没有多大关系的话。这种说法本身，就成为一种自相矛盾、有违哲理的话。因为，一会儿说“损下（指代表少女的《兑》卦）益上（指代表少男的《艮》卦）”;接下来又说“损刚（指代表少男的《艮》卦）益柔（指代表少女的《兑》卦）。这样，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哲学关于阴阳异性相感、相引、相交、互动，唯其相反而能相成的客观自然规律的论述，变成了异性互相排斥、斗争、损害的解说了！同时，在逻辑上，也是混乱而不能成立的一种自相矛盾之说。
两千多年以来的研究《易》经者，大多也都顺着《彖传》的路子，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如郑玄说：“泽以自损，增山之高也。犹诸侯损其国之富，以贡献于天子……”而孔颖达则扯得更远了，竟然谈到了“凫足短而任性，鹤胫长而自然”的昏话。此类解说，早已离《损》卦本义十万八千里了！
为了证明《损》卦表现的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引两种客观自然规律同时作用于一事物，造成事物的相对有序性，我们不妨将经文中的爻辞和《象传》结合起来，做一点解析：
初九：己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浅注】己：自己。己，《周易》经文在长期的传抄过程中，已误作“巳”，唐代李鼎祚于《集解》更作“祀”。由于于省吾先生说了甲骨文中祀作“巳”的话后，当今便有很多学者将《周易》经文的误己为“巳”字，认作是“祭祀”。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遄：迅速；酌损：视具体情况而行减损。
【浅释】此指“少女”开始的行动而言之：自己的终身大事，要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而迅速地前往，才可以避免丧失良机；假如遇到同性的竞争对手，可依实际情形，进行适当的排斥而减损之。
象曰：“巳（己）事遄往”，尚合志也。
【浅注】尚：同“上”，指上卦《艮》所代表的“少男”；合志：事物异性相感、相引，而双方心志相合。
【浅释】《象传》说：属于自己的终身大事，迅速前往而办，这是同前面“少男”之志相合的。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浅注】利贞：利于守以中正；征凶：此时当徐徐图之，急切前往就会事与愿违，对己不利；弗损益之：态度要不卑不亢，即使对与己同性的竞争对手，也既不要表现强烈的排斥的意向，更不要自暴自弃，丧失追求的信心，而是要守以中正平和的心态，伺机而为。
【浅释】初九爻的爻辞，是鼓励“少女”果断、急速前往去同前面的“少年”接触的，为什么到了九二的爻辞中，就又要求“少女”持以中正稳妥的态度呢？其实，这同《咸》卦六二爻辞“凶，居吉”有着类似的情形，也就是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有关系。中国人自古认为，妇女应当具有端庄、稳重、柔顺的品德，在男女交往和接触中，特别是在婚姻大事上，如果女性表现出一种急迫的追求，就会被认为是“轻浮”、“浪荡”。同时，此卦卦象是以“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而作核心性的哲理解说，以表达“同性相互排斥”和“异性相互吸引”两种自然规律同时作用于一事物的哲学理论的。因此，以代表“少女”之《兑》为下卦而向上发展，这就又注定了参与其中的“第三者”必亦为女性。那么，如果这位“少女”为了追求前面的“少年男子”，对另外加入其中的女性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也会被人认为是嫉妒性很强，没有宽厚的品德，这样的“少女”，同样不会被自己追求的“少男”所喜爱。小说《红楼梦》中与林黛玉争夺贾宝玉的那个薛宝钗就深谙此道，结果受到贾府掌权者们的支持，达到了她的目的。
因此，研究和解释《易》经，如果不研究、不了解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不结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及不知道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依据了何种哲理而形成等历史问题，就必然要陷入猜谜性的曲说之中而不能自觉。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浅注】中以为志：以坚守中道为志向。
【浅释】《象传》比爻辞说得明白，利贞，守中，并非不去积极争取，也不是消极退让，而是要争之有道，避免欲速则不达的情况出现。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浅注】损：减损。
【浅释】由于此卦本身就是以“少男”、“少女”而为象，自九二爻后，一连出现三个阴爻，这就引出了“三人”之说。“三”为奇而非偶，这“三”人之中，由于卦之大象业已决定了为一男一女，再增加一人，无论其是男是女，都不可能配成两对，而只能是一个阴阳对偶。这就决定了必然要减损一人，也就是说必然要排斥掉一个人。处于下位而上行的是位“少女”，九二爻之后的三个爻位又都是阴爻，这就又决定了后来加入其行列者也是一位女性。所以，此卦的同性相斥道理自然也就按“少女”的角度而为说了。其中的“一人行，则得其友”是指处于下位的“少女”而言；“三人行，则损一人”亦是从下卦“少女”的角度而言：即前行的“少女”、前面的“少男”，以及又加入其中的一位女性。这减损掉的一位，既可能是后加入的女性，也可能是原来的这位“少女”。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浅释】《象传》引经文之语说：一个人前行，则必得其友爱者而成阴阳配偶。若三个人一起前行，则必然会相互疑忌。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浅注】疾：疾速，非指疾病。
【浅释】这句爻辞的意思是说，当损之时，就要果断地排斥掉对方，使喜庆之事急速地到来，方可得遂己愿而无后悔之咎。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浅释】《象传》说，果断而又迅速地排斥掉竞争对手，其本身就是大喜事。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浅注】或：或许；益：本指增益，此处指赠予；朋：货贝单位，双朋为贝。非有学者所言之“朋党”；十朋之龟：价值为二十大贝的宝龟；弗克违：不要推辞而违背人家的美意；元吉：大吉。
【浅释】此是依事情发展到现在的程度而做出的一种预估性语言。意思是说，事情已经顺利地发展到了这个份上，如果对方赠予你十朋大龟那样的重礼，也千万不要推却而违背了人家的美意。因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本来就是大吉大利的事情。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浅释】《象传》指明受重礼之赠，是来自处于上位的“少男”之佑护，这“佑”即“少男”对“少女”的一种义务之始。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有攸往，得臣无家。
【浅注】“臣”字疑为“其”字之误；家：家室，指妻子。
【浅释】上九爻，是事物经过发展、变化之后的一个终结。故其经文也就带有总结全卦的性质，紧扣卦名“损”字而作说。其意为：事情既然已有结果，就千万不要损害“少男”的利益和情感，而是要增进感情，这样才可以无咎。守贞就会吉利，有所为而前往，终于得到了无家室的“少男”为配偶。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浅释】《象传》与经文紧相呼应，指出了之所以要“弗损，益之”，是因事情的结果已经大得己志。
这里，我们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对《损》卦进行解释，并作一些必要的分析，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损》卦之义，因早已为人所不解，这在《易》经漫长传抄的历史过程中，从经文到《彖传》、《象传》都产生了重要的错误，如有祭祀的内容，以“山”、“泽”而作说的离题之解等。这样，历来的《易》学研究者们，也都在经文、《彖传》、《象传》的正确与错误之说的交织中，进行各种“圆场”性的曲释。对于这些错误，我们自然不可以搞烦琐哲学，都一一进行辩驳，而只能以正本清源之法，通过对卦象的正确解释，来说明问题；
第二，不论古今中外，哲学著作多是分别阐述哲理，举以两种以上根本不同的自然规律同时作用于一事物，从而造成该事物变化的事例之举极其少见。但是，中国古代的《易》经就这么做了，而且其所举事例，取象喻理又是如此地简单、明白、易懂、阐发的道理深刻。因而，我们就不能不加以重视；
第三，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引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自然规律，其在自然界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最大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由于有这种相异相同、相反相成的自然法则，才使世界上的事物既体现出纷纭复杂、千变万化、异彩纷呈的多样性，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由此而形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有序性。举例而言：
在宇宙天体中，各天体依其自身质量的大小，而决定其引力的强弱。这，对于各天体自身而言，是决定其发热、发光与否的重要条件，也是恒星、行星、卫星、彗星、小星行形成的自身性决定因素；引力又是天体产生、衰老、死亡、再生，以及黑洞的成因。由此而又有红巨星、白矮星、中子星等；两个以上天体的引力同时作用于其它天体，则表现出互相吸引和引力的相互抵消，由此而又构成了天体与天体之间所存在的排斥力。正是由于这种引力和排斥力同时起作用，这才使天体之间，在运行方面出现相对的有序性……
我们再看人类社会：正是由于男女在性生活上，有表现强烈的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引规律，这才使得人类伴随着自身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由族内群婚发展到族外群婚，又由族外群婚逐步走向对偶婚，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在国家没有产生、没有法律制定和实施以前的原始社会，人类的婚姻乃至其它社会秩序的形成，主要是由客观自然规律在起作用而促使人类社会产生进步的。就连国家制度也同样是受自然规律的制约而形成的。所以，早在四千七百年前，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就提出了“道生法”的观点，强调法律的制定必须依据客观自然规律。但是，正由于在当今的哲学理论中，缺乏对这种客观自然规律的充分论述，便导致一些歪理邪说流行，给人类社会的进步造成危害。比如，有一些自命为“学者”的人，不懂哲理而偏要向自然规律挑战，著书立说，宣扬什么“性解放”的好处；还有自称为“理论家”的人，竭力反对依客观自然规律制定法律，而认为一切法律都应当按照统治者的利益制定；同样，在社会经济生产的各个方面，也是由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引规律在起作用，才能使社会经济生产得到健康、有序、和谐的发展。而有什么自称为“哲学家”的人，则发表反对社会竞争、主张消灭一切差别的理论，试图以此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来指导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在客观的历史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制度、国家的各种法律制定与实施，都必须遵从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规律，对于那些不符合或部分不符合客观实际，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各种法律、制度等，都必须在社会实践的不断检验中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发展、完善、符合客观自然规律。因为自然规律是强大的、无情的、主宰宇宙万物的“上帝”，不论是大至国家，小至个人，其主张，其行为，都是符合客观自然规律便成功，便昌盛，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就不会顺利，就不会成功，就要走向衰亡。这种客观存在着的社会历史规律，就决定了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需要不断地进行社会改革。进行社会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类社会秩序、人类的日常行为各个方面，都越来越符合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因为，无论任何事物，都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进而言之，抛开了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说，就是单纯地以科学研究的角度上说，凡是不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就必然要失败，凡是符合了客观自然规律的，就必然成功。就是进行宇宙探索，你同样得遵循不同的天体物理规律，如引力、弱力、强力、电磁力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因为，所谓科学研究，就是人类不断地研究、发现一切客观事物规律、引用此种规律而做成事业的活动，科学研究就是一个不断接近客观事物规律、符合客观事物规律的过程。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阴阳的相对，阴阳异性相引与同性相斥的相对，就构成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总体上的相对论特点。所以，中国古典哲学是世界上提出历史最久的相对论。相对论是科学的思想理论。
[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5]第三节 四维一絷的哲学理论体系[/size][/font][/align]
中国古典哲学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也是同西方哲学一个最大和最重要的区别：西方哲学是线性思维，它只从人类的主观意识来进行理论分析与思考问题。而中国古典哲学则是从四个层面客观地进行综合分析的辨证思维。如果要使用一个定义性的哲学理论辞语进行表述，则西方哲学是从人类意识出发的一维哲学，而中国古典哲学则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的四维一絷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也就是说，它不是单一地从人类的角度看待天体物理现象、地球物理现象、人类社会现象，事物的时空变化现象，而是将这四个方面都放在一起，按着事物异性相引、同性相斥所引发出来的各种规律间互相作用下的事物演变规律，进行客观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与分析的一种思想理论。
什么叫做“四维一絷”？维，即系物大绳，它具有纲领之义。如《管子·牧民》言：“国有四维”。故维与纲相联成词曰“维纲”，指用以治理国家的重要法纪；维，又正好是几何学及空间理论上的一个基本概念：直线为一维，平面是二维，三维成立体，四维构成事物的立体动态；絷，是绊马索，借指系缚。如《诗·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中国的古典哲学理论，是将宇宙中的天体运行、变化规律称作“天道”，把地球物理、以及地球上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谓之以“地道”，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诸种规律叫做“人道”，认为“天道”、“地道”、“人道”这三大方面是一个互为影响和制约的有机整体，它们的变化是以时空形式而显现出来的。所以，中国古典哲学在论述客观自然规律的时候，都是将“天道”、“地道”、“人道”、“时变”这四个方面的主要因素综合在一起，来做辨证思考和论述的。这也正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之所以具有唯物、辨证、求实，既恢宏博大，而又细微精深的根本性原因和显著特点。所以，我们对中国古典哲学进行介绍之中，就给其作一个比较准确揭示实质，但又较为形象、生动、易于理解的用语：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
在中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易》经中，不论是《连山》、《归藏》、《周易》，都是以代表事物阴阳属性的两种符号，按“天道、地道、人道”的代表爻（效）数“三”而立卦，以此组成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八经卦。然后经八八相重，成为六十四个别卦，以象征各方面事物而讲述事理，蕴涵哲学道理。重卦之后，代表“天、地、人”这“三”方面的内容不变，但这“三”方面，则各有事物性质的“阴”、“阳”之效（爻），从而就使卦画趋于科学而完整。在象征事物演变过程中，又以上卦（亦称外卦）代表事物变化的外因，以下卦（亦称内卦）代表事物发生变化的内因，而以最下爻向最上爻六个爻位，作为阶段性的时间过程。如此，在每一个单独的卦画之中，都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大要素齐备，“内因”、“外因”、事物性质的“阴”、“阳”这些变化条件齐全的综合体。如此，在研究和阐述事物变化及其规律体现之中，就可以做到：首先将事物的性质进行分析和确定，是阴还是阳？然后再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同性相斥，还是异性相引？仰或两种规律同时作用于一种事物。在此基础上，才依照事物不同的性质和它的客观规律，进行事物演变过程中全面的、辨证求实的研究与分析，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应该说，这种研究事物的方法，就充满了客观、唯物、辨证、求实精神。更不用说这种哲学又是将“天、地、人、时”，以及内因、外因、正义与非正义等诸种因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了。这就充分体现了其博大精深的哲学本质。
除去《易》经图、文相配的哲学著作形式，中国古代以纯文字写成的哲学著作，研究探讨问题中，亦同样是“天、地、人、时”四大要素综合在一起进行考虑。例如《黄帝经·十六经·前道》说：“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这短短一句话中，就包含了“天、时、地、人”四方面的客观条件，同时更指出了研究事物规律是为“用”的主旨。《易》经更强调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①，“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②
设例而言，如果用西方的哲学观点来看天、地、人、以及自然万物，则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人就是人，万物就是万物，而人是主宰一切的万物之主。不论是黑格尔还其他哲学家，都是将事物变化看作是一种“创造”和“消灭”，他们根本没有将人类自身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了自然万物的主宰者，认为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自然万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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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周易·系辞上传》。
得为人类服务，都得听从人类的摆布。例如，美国的哲学家詹姆斯（W．James）就号召人们向大自然开战，他这样说：“可见的大自然完全是可塑的和冷漠的，——它是一个道德的多元宇宙……但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对这样一个妓女（指大自然），我们无须忠诚，我们与作为整体的她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融洽的道德关系；我们在与她的某些部分打交道时完全是自由的，可以服从，也可以毁灭它们。”①
毋庸讳言，近代，在思想领域，是西方哲学思想主导着世界潮流。由于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总特点是，“人的个性价值高于自然界的价值。人被看作正在继续着上帝的创造活动，是自然界的特殊的有灵性的组成部分。人的能动性指向外部，指向对周围世界的改造并使它服从于人。认为，在自己的造物活动中，依靠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人是不受限制的。”②这也就是“向大自然开战”、“征服大自然”的思想理论根源，也是全世界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人类生存条件急剧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原先的植被是比较好的。后来，人们掠夺式的生产给自然植被造成破坏，使那里的土地逐步荒漠化，降雨量越来越小。1968年到1974年连续大旱，有两千五百万人受灾，二百多万人因此而丧生！我们中国自然也不是存在于与世隔绝的保险箱中，也会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战天斗地运动，同样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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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姆斯：《道德战争》，载《回忆与研究》纽约，1911年第267~296页；《活下去值得吗？》载《信仰的意志》纽约，1897年第43～44页。
② 〔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第37页。
自然条件造成了负面影响：原来的草地被开垦变为农田，农田又变为荒漠；“围湖造田”使原来可以蓄积大量洪水的湖泊变为农田和村庄，由此而抗洪能力减弱，一遇洪水就会给人民造成更大的祸患； 森林、湿地覆盖面积在逐步缩小，因而引起了气候、空气都向不利于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向转变……
依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来看待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则就是另一番景象：它认为，人类是天地相感而化生，同自然万物一样，必须遵从客观自然规律办事，而不能违逆。逆自然规律行事就会招致灾祸。这也就是黄帝所说的“顺道”观点：“物各有其本性，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逆顺各有命也，则存亡兴坏可知。合于道者则生慧，慧生正，正生静，静则平，平则宁，宁则素，素则精，精则神。至神之极，见知不惑。”①又说，“顺
正者，用也。”② 依《管子》等书记述，黄帝之时，就曾封禁森林、矿产资源，以作有计划的开采利用，以便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有利于保持相对持久的社会发展。这是中国古代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而行治国的例子。之所以如此者，是因为黄帝以中国古典哲学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在发挥着作用。
二十世纪末，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出现，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交流、发展的大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与激荡，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们开始对中国传统哲学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趣。
尽管春秋以来的诸子之说，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完整性思想理论体系已经不知，而只是一种既不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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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论》。
② 《黄帝经·经法·四度》。
为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又在论述之中并不一定都是完全正确的体现。中外学者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亦都是依据这种不成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资料。即使如此，他们就已经对此种哲学赞不绝口了。
例如：
俄国的斯焦平认为，在中国的宇宙论中，不论是“道家和儒家的原则”，都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将世界“二元地分为自然界和人的世界”，而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视为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人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改造它。超出了这个界限就会导致系统的改变，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引起系统强烈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众多的生物物种群落消失，人类灭亡。”“所以，在20世纪以来，当人类面临选择新的生存战略时，人们发现，很多在传统东方学说中深入研究过的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末技术文明深处的新的价值和世界观思想一致。”①
比利时的达米留引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该大学博物馆东方艺术部负责人乔治·豪利（Georges Rowley）的话说：“作为宇宙原则的道的概念是‘中国绘画的基石’，它允许中国画家们关注一种贯穿于整个宇宙的力量观念，而非强调西方那种精神与物质、创造与被创造者、活跃与僵死、人与非人之间的二元论。”接着又评论道，“中国的哲学传统，……我们并未发现任何相同于西方的二元论形式。在这一哲学传统中，无论道家和儒家如何不同， 他们都共同寻求对立双方之间的一种动态融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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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
② 〔比〕J·达米留：《中国绘画的现象一瞥》佘碧平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确地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把科学真理与道德彻底地分离开来，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危险了，可是在东方的学说中这样的分离从未有过。”①
由于西方哲学与道德是相互分离的，且其所谓“道德” 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从人与自然观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必然会发展到其极致——个人与社会的个人中心主义。这当中，著名的西方哲学“大师”们自然是“功不可没”——这就给道德造成了危机。因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解放”，必然会冲击到人类社会的公德。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又普遍地忽视道德教育，这就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法国学者阿莫尼克，就谈到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法国所存的、占统治地位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流行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他在分析了黑格尔的绝对主义、萨特的自我自由以及梅洛·庞蒂、胡塞尔、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康德等许多哲学家的哲学理念后，说：“人的本性，对于道德的反思，尤其对于人权而言，是重要的基准点。不管我们接受与否，没有一种人权观念可以抛开某种人类本性的概念。”②换言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个人自由，而只能是同社会上其他人在相互沟通情况下的自由。
英国学者姚新中对中西哲学经过对比研究后，也说：“儒家的自我起源于与天性相同的人性，在与社会生活过程相同的道德修养或自我建构中成熟起来，最终是体现着天道的完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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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В·С·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一期。
② 〔法〕 T·M·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道德哲学专论》，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2期。
的实现。在把自我与人的本源、与人的群体、与人的完善的联系上，儒家学派不同于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自我的理解，尤其不同于笛卡儿学派关于个体同一性的概念及经验主义的自我观。儒家学派中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连续建构的有机体：它不是一个以思维为本质的实体，而是人在物理上、心理上和道德上逐渐成熟的一个积极活动的过程；它不是独立于环境的孤立存在或环境的对立物，而是个人履行对家庭和社会群体的义务时所形成和再形成的一种关系；它不是一个一旦形成再也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从过去到将来的连续生长过程。”在列举西方哲学研究最新发展后，他又说：“在当代西方哲学新的发展中和在强有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东方儒家自我观的反响。”①
中国人虽然被姬昌、姬旦父子 欺骗了三千多年，由此而将《易》经认作占卜书。但是，自黄帝引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以治国，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形成奠定了基础，更在“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唯道矣”②的决心和努力之下，形成了中国民众口耳相传的习惯性思想观点，还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社会作用，人们办事也还是随口就要理论一下“天、时，地利，人和”的。
现在，为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复兴，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完全恢复与发扬光大，也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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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姚新中：《自我建构与同一性——儒家的自我与一些西方自我观念之比较》，原载 ASIAN PHILOPHY,VOL·6，NO·3，1996 焦国成、刘余莉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② 贾谊：《新书·修政语上》引录。
[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5]第四节 中国哲学在无文字时代的传承方法及原理[/size][/font][/align]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于历史上尚无文字的时代，如此，没有文字这种传播与传承思想理论的载体，思想理论的传播与传承自然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因为，只靠人们的口耳相传，就很难保证这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准确性、科学性、完整性。这个难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再好的思想理论也难以在社会历史上广为流传，因而，也就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哲学思想理论对于社会文明进步应当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
然而，我们的先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非凡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奇迹：他们成功地创造出了一套具有严密法则的图案性挂画，解决了以此种博大精深哲学理论在教学传承与历史性流传上的难题。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中，认识到了一种科学思想理论的重要，就会更加注重对它的学习，将学习、传承此种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生活中的大事。于是，在有了文字开始创造和使用之后的历史中，为了帮助记忆和正确理解这一套图案画所承载的思想理论，就在这一套图案画的各个图案中，分别注以挂画名称、挂画意义等方面的文字。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以图案画为主、以文注释为辅的《易》经的出现。
文字对于图案画的注、解、阐、释，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教者、学者的一代代转手，其文字就会越来越杂乱。历史越是久远的“版本”其注释性的文字就越多。“《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①《连山》的注释性文字几乎是《归藏》的十九倍，就是这种历史情况的证明。对此，自然也就会有人进行整理，以达到保持其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的历史传承与传播。这，就是神农氏历史时期形成《连山》、黄帝时期又整理出文字简洁本《归藏》的历史原因。
但是，自周代以来，由于《易》经被长期用于占卜，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传承，由于产生了历史隔膜，人们便会由日久积习，再加上以简单化的主观唯心思想来研究历史问题，对于八卦卦画的起源也就作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想。由于猜想不是科学性的研究，因而也就难以符合历史实际，而不符合历史实际，历史性的谜题以也就难以揭开。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对《易》经中阴阳符号的产生、卦画的编制、象术的应用等原理、法则进行一点介绍。
（一）阴阳符号的创造
关于《易》经八卦中的阴阳符号，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问题，当代的专家、学者们，讨论得非常热闹：
甲，以屈万里、冯友兰先生，以及日本学者本田成之为代表的说法是：八卦符号的形成，是由商代占卜兆纹演变而来。占卜是用龟甲钻孔、烧烤，使之产生裂纹，以此纹络为“兆”示吉凶之依据。八卦也是“用作占卜的”，所以，八卦的图形肯定是对兆纹的一种摹仿。这种说法在学术界是很有一些影响的，因而，它亦算是中外学者的一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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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桓谭：《新论》，见《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八引。
乙，张政烺先生认为：古代占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龟甲和牛骨，先钻后烧，使其裂纹，用之以占吉凶；而另一种方法则是利用蓍草，照一定的方法左数右数，以奇数、偶数画出符号而行卜筮。八卦阴阳符号就是将卜筮与数学相结合而创造
出来的；
丙，范文澜先生认为：八卦可能是由古代结绳纪事而引出来的中国文字之初型。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善于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文化，八卦是由巴比伦进口的楔形文字加工改造而来。由是，“中国文化西来说”又多了一条“证据”；
丁，钱玄同、郭沫若先生认为：八卦中的阴阳符号是根据男根、女阴画出来的，是生殖器崇拜的孑遗。这种说法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于是，就有人大谈中国的什么“性文化”。有人还进而神论，儒家文化就是性文化。由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占有主要地位，所以，就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其本质就是“性文化”……
这些猜测之所以不符合历史实际，没有说到点子上，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对《易》经本质的一个认识问题。因为，探讨八卦中阴阳符号是依据什么创造出来的问题，是不能脱离了《易》经的本质思想去猜谜的，更不能抛开《易》经的记载和公开的声明去研究，不然，就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如果依错误的认识和主观唯心的研究方法讨论历史问题，就会流于一种历史猜谜，依照由此而做出的结论去阐述中华文化，闹出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笑话，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们翻开《周易》，除去那些专谈卜筮的部分，所读到的文字处处都是论述阴阳对立统一规律的。我们再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发现其所有观点，不仅在总体上与《易》经的观点一致，而且有些方面比《周易》中说得更直接，更明白。而春秋早期政治家管仲的言论，则有不少地方直接引用黄帝语，且多与《黄帝经》相同或相近。就连吕望的《六韬》，也同样是如此。这种周初及其以前哲学思想理论上的一致性，就早已说明了老子不是中国哲学的所谓“创始人”，它也说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起源极早。由此，我们也就不能不对《易》经卦画从哲学思想、文字源流、产生时代等多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以解开这样的历史之“谜”了。
阴阳异性相引、同性相斥规律，是中国古典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也可以说是其核心性的理论。这个最基本的理论，从太极图所画，阴阳符号所示，组成卦画原则，以及六十四卦卦画、卦名、卦辞、爻辞、象辞之中的阐述，都无一例外地将阴阳爻看作是事物阴阳既相比较而存在、表现为相异的对立性，又互为感应、互相吸引、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为依存、互为己根、保持其阴阳相对的平衡性，是其客观存在着的明显规律。一言以蔽之，《易》经中的“阴”、“阳”，是唯其相反而能相成、唯其相异而能相同的一种哲学语言符号。假如，抽去了事物的这种“阴、阳”之论，后世所谓与“阴阳家”学相区分的“道家”学说，便成了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这也说明后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百家著作的分类，是不科学的。
以阴阳为术语，对事物普遍存在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引诸规律进行表述，这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认真的研究，冷静的思考，高度集中性的综合、概括，而提出的既形象、生动，又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是一种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研究总结出来的抽象化、理论化、科学化、系统化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对此，《周易·系辞》中是这么说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个保存下来的古代记载，是极其重要的。它十分肯定、准确地说明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来源于古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天地万物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观察、研究和理论上的总结：
“观象于天”者，指的是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的观察、研究、以及制定历法等方面的史事。天有日、月、星，日分昼夜，月有朔望，星转斗移，寒暖变化，看似变幻莫测，实则存在着规律，变化有序。古史中记载的黄帝之时设专人观察日、月、星辰，制历授时，教人依时耕种，是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比约、 竺可桢、李约瑟等中外科学家们的研究、计算证明，四象二十八宿天文观察体系，形成于公元前三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进步程度的可靠历史证据。就连中国汉字中的“望”字，不仅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形象生动的望月之形“ ”，就是到了现在，其字形变化也不是很大；
“观法于地”者，其研究和包涵的内容就更多，如山水坎泽，东西南北，寒暖旱涝，草木枯荣，以及物产与地理的复杂关系等等。现代考古研究证明，中国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社会经济生产的历史，距今已有一万多年之久。因为，张家口地区发现的泥河湾古陶片经过科学测定，为距今一万二千多年。在全国，一万年前后的古陶残片发现，已有多处地点。一个有如此长久农耕历史的民族，进行天文、地理、气象、物产等多方面科学研究，乃属历史之必然。一部《黄帝经》，处处都讲的是治国者要敬天、爱地、亲民的道理，强调“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知地宜，顺时而树”等科学观点。
至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其语虽然含蓄，然也明白地说出了阴阳符号之创，取法于天、地、山、水、风、火、雷、泽的互为作用，和相反相成的道理。当代一些学者，依“近取诸身”之语，而言阴阳符号是取男根、女阴之象而创立，这是没有错误的。因为，《黄帝经》在这方面，说得比《周易》要更直接一些：“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稽之男女”①。
至于依此而去论证中国古代存在不存在“生殖器崇拜”的问题，甚至由此而又生发开去，说中华文化是什么“性文化”，则属于无聊。这是因为，阴阳符号之创，虽然“近取”于“男女”之“身”，但其符号创作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倡甚么“生殖器崇拜”，而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在尚无文字记载语言以表达哲理的特殊历史情况下，创造代表阴阳的符号，用以组成八卦，传播和传承哲学理论的。引用表述事物阴阳对立统一哲理而创作的“阴爻”、“阳爻”符号，不是去研究中国的古典哲学，而是去谈甚么“性崇拜”、“性文化”，岂不是无聊？《周易·系辞》中说得极其明白：包牺氏“始作八卦”的目的，就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若将《系辞》与《说卦传》联系起来，对其意义就说得更加明确无误：“爻”也者，效也；“神”也者，妙万物变化之轨迹而为言者也；“明”也者，日月丽天而明生焉。至于“德”字，则是专为与“得”相区别，而创造出的中国古典哲学专用字：画十字街口手持货贝之形为“ ”②字，表示为有形物的获得；而以十字街中用专注的“目”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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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十六经·果童》。
② 三期《京人》二一一三。
察事物“ ”① 则为“德”字。稍后，又在表示目光直线上加了一焦点“ ”，到了金文中又加一个“心”字而成“ ”形②，表示得到哲理不仅要目光专注地观察，而且要用“心”思索、进行研究与分析。学哲学自觉地按客观规律做事，就表现为“道德”。因为，心得虽也有获得之义，但这种获得的是“道理”，是无形状、无实际物体的所得。
（二）象术的应用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一直将哲学道理称之为“道”，“道理”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哲学理论”。“道理”虽然极其重要，但是， 道理并非现实生活中的一般性常理，它是“形而上者”，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抽象性的深奥理论。《易》经就是在中国尚无文字使用的遥远历史上，古人借助于编创挂画，以法象、物象、意象为手段，用比拟、形容、来达到喻示和传授“道理”这一最重要目的的。象者，事物形状、物性、现象之所称；术者，方法、技能之所谓。故《易·系辞》曰：“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也者，像此者也。”
道学最基本的理论，就是阴阳对立统一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故象术的最基本要素，便是阴阳符号的创造，并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所包涵的“天道”、“地道”、“人道”这三大方面组画，因而有了最基本的“八经卦”卦画出现，并依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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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期《人》八七六、一期《人》五一反。
② 叔向父敦。
术原理命称以“乾”“坤”“巽”“震”“坎”“离”“艮”“兑”八个卦名，以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不同的事物，用以表达“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这样一个自然界大化流行的最基本自然变化法则为纲领。
为着丰富图案画表达思想理论的功能，也为了更加准确、科学地传承与传播道理，就再依天道、地道、人道各分阴阳之数“六”，以这最初的八个卦画为经纬而作八八错综之重，得到六十四个不同的别卦卦画。这六十四个不同卦画，不仅大大地丰富了“取象喻理”的范围，而且最后依初爻向最上爻叙述事物变化的条件与过程，就将中国古典哲学中最重要的“时变”理论体现了出来，这就使得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大要素在每一个卦画中都能忠实表达。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后，在无文字的历史上，为着准确地传播与传承哲学理论，所创造出的一套图案画及象术运用，是极其科学的。例如“太极图”所画，是一个黑白相对的圆形图案，呈现顺时针方向旋转运动状态；白的一边，其中心有一个黑点；黑的一边，其中心又有一个白点。白的一边大到极限，而开始生黑；黑的生长壮大到极限，便又转而生白。这个“太极图”所画，其要表达的哲理就是：一元事物，一分为二，分阴分阳；阴阳异性互感、互引、互动、互渗、互为消长，阴极生阳，阳极生阴；但阴阳互为已根、互为依存，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唯其相反，方能相成。只有相异，才能相同。阴阳合而为一，才构成一元事物；阴与阳，因为是相比较而存在，所以阴与阳不仅始终保持平衡，而且是阴无纯阴，阳无纯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种图案画上的表示，也说明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纯而又纯的事物。就连太极八卦图的旋转运动，也是体现物质运动规律的一种科学体现：太极图中《乾》为阳表南代夏，《坤》为阴代北表冬。这是符合中国地处北半球季节变化实际情况的。如此，夏至阳极而生阴，冬至阴极而生阳，此在八卦图中的体现，就是八经卦中之阴、阳爻依季节之变而渐次消长，顺时针方向旋转变化。这种图式是依天文学观察研究，按太阳依黄道带经过四象二十八宿所在天区的先后而画出的，并且同太极图的旋转方向相一致。这便是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方位，而成“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立卦原则、语序、方位、季节变化理论表述完全一致的图形。这个太极旋转动态图形所蕴含的哲理就是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着的，运动就具有周期性变化，周期性的变化又体现为一种必然规律。此所谓“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二，则一晦一明；地正四极以立七法，天定二以建八正，则四时有度，动静有位，而内外有处。天建八正行七法：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极而反者，天之性也；必者，天之命也。地之明、正、适、信、极、反、必者，天之所以为物命也。”①
物质的旋转运动及规律性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如天文学中的“旋涡星系”、“棒旋星系”之称，是以天文学家们观察所见的星系，为作形状区分而给出的一种称谓。并不意味着不称作“棒旋”、“旋涡”的星系就不存在星系的自身旋转运动。因为，我们现在受实际观察技术的限制，距离我们极其遥远的星系，有的观察不到，有的只能观察到一个光点或光团，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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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论》。
难清楚地观察到其旋转运动而造成的实际具体形状。因此，就只称其为“星系”或“星系团”；对于距离我们较近的星系，则由于各行星之间的距离清晰可见，从而又掩去了星系全貌上自旋外形的显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我们所处在的银河系旋转形状，就是通过对观察数据的计算而推断的。唯其如此，天文学家们才有说其像铁饼的，有说其像哈密瓜的，也有说其像支雪茄烟的……各大星系内，都是包含着很多的小星系的，而这些个小星系——就象我们所在的这个太阳系，它不就也是一个小的旋转星系吗？
为便于大家直观、简明地理解象术，此附三幅图表如下：
①与一年四季变化相符的伏牺太极八卦图；②六十四别卦演绎表；③六十四卦产生法则表。
⒈伏牺太极八卦图
⒉八卦产生演绎图表
符号名称 图案编制法则 图案所表示的事物与道理
太极
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代表天道
代表人道
代表地道
阴阳 相交
父长中少少中长母
亲女女女男男男亲
天风火泽山水雷地
阴交阳顺序 序顺阴交阳
每一卦中所包含的哲学义理
外因
内因 时变过程
事物演变有机联系的一元整体
阴阳 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三才 道学理论中的天道、地道、人道
乾坤 乾坤定位、父母持家
乾
巽
离
兑
艮
坎
震
坤 天地相交为泰，天地不交为否。因为，事物只有阴阳相交才会产生新生事物及其复杂的变化
象征家庭、伦理、以及社会秩序
体现阴阳相交引起事物变化的基本法则
卦序排列法则：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
以八经卦作八八相重之后，天道、地道、人道三方面都各具阴阳，并以上卦为外因，下卦为内因，从下卦初爻向上卦最上一爻的发展，作为事物变化的时间过程，以体现“与时偕行”的道学理论。
⒊六十四卦产生法则表
上卦
下卦 乾 巽 离 兑 艮 坎 震 坤
乾 乾 小畜 大有 夬 大畜 需 大壮 泰
巽 姤 巽 鼎 大过 蛊 井 恒 升
离 同人 家人 离 革 贲 既济 丰 明夷
兑 履 中孚 睽 兑 损 节 归妹 临
艮 遯 渐 旅 咸 艮 蹇 小过 谦
坎 讼 涣 未济 困 蒙 坎 解 师
震 无妄 益 噬嗑 随 颐 屯 震 复
坤 否 观 晋 萃 剥 比 豫 坤
卦画的命名，决定其卦所包涵的意义与哲理，它须与卦画的实际体现相符合。因此，卦名就不能够作随心所欲的乱起，而是必需有一个科学的法度相依从，这同样是象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哲学在其原始载体卦画的称谓上，以及象术之用，有三个方面。下面，我们就依“法象”、“物象”、“意象”三个方面，各举卦例，以说明依象术命称卦名的问题：
法象者，自然法则之所像。中国古代先贤作《易》的主旨，就是讲述自然法则，要人们效法自然规律以言、以行、以做事业而减少失误，要多获成功，以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故《易》经象术之用，以法象为主体，物象、意象只是其辅助性的部分。如此，法象不仅从阴阳爻及八经卦为始而为纲，其象术之用，就具有严格必须遵从的法则性。如此“ ”卦既代表“天”，又代表“父”，还代表强健的阳性事物，具有多重的象征义意，就既不能命之为“天”，也不能称之为“父”，而须有一个兼顾到的名称。所以，就命曰：《乾》；“ ”卦由于同样的原因，就称之为《坤》。如此，不论是自然界的“风”“雷”“水”“火”“山”“泽”，还是人类社会中的“男”、“女”，都包涵在这“乾坤”之中了。这样，按照中国古典哲学中阴阳相感、相交推动事物变化，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道理，将“乾”“坤”相交之卦“ ”命之曰《泰》，而将阴阳各安其上下之位的不交之卦“ ”称之为《否》；代表水的阳卦“ ”与代表火的阴卦“ ”相重，则阴卦离火在下位，阳卦坎水居上位成阴阳相交之卦“ ”，就命曰《既济》。以此表达哲理上阴阳相交、水火相济之道理。反之，阴阳两卦各安其位者，便称之以《未济》；阴阳异性相感、相交显而易见者，莫如青年男女，故代表少女的阴卦《兑》居上位，而代表少男的阳卦《艮》居下位“ ”就命曰《咸》，咸者，感也；反之，代表青年男女的两个经卦，其阳卦《艮》“ ”处上位，而阴卦《兑》“ ”居其本位在下，而构成少男少女阴阳未交之像“ ”，则命之曰《损》卦，以表阴近阳，必然由阴阳异性相感相交法则而达其友,或者增一阳、添一阴，由同性相斥、异性相引规律共同作用，就会出现减损或阴或阳对偶之外而多余的第三者……
物象者，即以其相重卦画直观所像之物形。以其法而命称卦名为补充手段，如此就会使《易》经的卦名更加喻理丰富。如《离》上《巽》下所重构成的卦画“ ”就不是依法象命称卦名，而是依物象命称为《鼎》的。在“ ”这幅卦画中，最下面的阴爻中两画，好像鼎足，二、三、四的一连三个阳爻，像鼎之腹，第五个爻位上的阴爻之对称性两短画，像鼎之双耳，最上一爻中是阳爻的一长画，正像鼎之铉。因为整个卦画在物象上像鼎的形状，故命此卦卦名曰《鼎》；再比如《离》上、《震》下所重构成的卦画“ ”，好像口中上下两排牙齿在咬食物的形状：初爻阳画像下颌；二、三爻之阴爻四短画正像一排下牙齿；第五爻的阴爻两短画，正像黄色人种所特有的两个铲型上门牙；最上一阳爻像上颚；而中间第四爻的阳爻一长画，则恰如上下两排牙齿中所咬定的一块食物。正因为如此，就命此卦卦名曰《噬嗑》。“噬”义为咬，嗑为嗑牙……
意象者，是介乎于法象与物象之间的一种象术运用，即以事物的自然法则为依据，以卦画所重中的八经卦代表物构成的卦画“会意”为象征，用以命称卦名之法。如“ ”卦的卦画中，其上卦为《坤》，代表大地；其下卦《巽》既代表风，又代表木，此卦便依“地”和“木”而作说，木生于地中，自然是长而逐渐升高，因此以会意之法命此卦名曰《升》卦，以此表述事物积累渐进，量变引起质变之道——“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的哲理；再如“ ”卦，其上卦为八经卦 中的《坤》卦，代表大地。下卦《震》，代表“雷”。其所构成的自然法则之意象，便是“雷在地中”。从阴阳爻位的排列上看，五阴爻居上位，而只有一阳爻在最下面，这正是阴极而阳生，物至极而复反的一种哲理意义表达之画面，因命称其为《复》卦。复者，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极而反，盛而衰，循环反复，作周期性变化而永无止境之意。
综上法象、物象、意象卦名所命的举例，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易》经卦名之命，是有其一定的法则所遵从的。但是，为了六十四卦道理表达上不重复，依丰富内容为主旨，在象术运用上，就并不死搬硬套，而是从六十四卦所要表述道理全面性为原则，对象术运用持灵活的态度。
（三）《易》名三义的哲理蕴涵
在有了文字注释卦画之后，它就是“书”而非单纯的图案性卦画了。此书名之所以定名曰《易》，是因为其所包涵有三方面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易》名三义，就是对中国古典哲学本质、特点上的一个很好说明：
其一，书名之所以称《易》，是因为此书是专门谈宇宙、地球、人类社会三个层面的万事万物变易之规律及其道理的。中国古典哲学之所以总结、创立、为克服无文字为载体而编创出一套图案画来传授与传播，其宗旨就是专谈万物变化规律及其道理，好教人掌握自然规律以做事业而尽其利。即便是后来改造成作为占卜用书的《周易》，这类文字亦并未完全删除掉而赫然在目：“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效）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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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系辞下传》。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①
《易》之为书，是谈事物变化规律而教人按客观规律做事以尽其利的，但却是教人以科学理论、因时、因事、因地、因具体条件而为用的，不是教人死抠书本之辞句而搞教条的。所以又告诫人们：“《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拘，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②
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是纷纭复杂的。古往今来，有多少哲学家们对此进行研究、写出洋洋洒洒的巨著，恐怕也没能够说清楚。何况在七八千年以前还没有文字的历史上，要说清这些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道理，确实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经过以其基本理论创作符号而组成图案性的挂画，再运用象术命称挂画之名，采取比拟、形容等方法，就将深奥的理论变得简易好懂了。所以，命书名曰《易》，这简易就是其中的第二个重要意义：“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③唯其如此，孔子就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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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易·系辞上传》。
② 《周易·系辞下传》。
③ 《周易·系辞上传》。
④ 《周易·系辞上传》引。
《易》之为书名的第三个意义，就是《易》理不易。这是因为，中国古典哲学是讲述天万物各依其规律变化的道理的，而只要有物质存在，物性不变，事物的客观规律就不会改变。因此，《易》经又告诉我们：“《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①。“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② 因而，“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③ 这也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理。因为，只要宇宙间有物质存在，物质的变化规律就不会改变。
总之，《易》经运用“象术”以命称不同的卦名，以象征不同事物及事物变化规律而表达哲理，是中国古典哲学产生极久的历史原因所致。并不是古人故弄玄虚，要自己的后代花几千年的时间、精力去猜谜。在后世有了文字使用之后，人们是为了帮助记忆而才撰写出了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的。其卦辞，是依卦象为依；其爻辞是按一卦所象事物、六爻时变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具体条件所作的解说；其彖辞亦称《彖传》，重在总揽一事物变化全局所要表达的义理而作解；而其象辞，也称《象传》者，则是侧重在比拟性的解释。其分工虽然不同，各有自己的侧重，但目的则是一致的：都是通过“象术”这一方法，使人明白中国古典哲学所要表述的道理。所以，“象术”是学习《易》经哲学理论的“桥”和“船”，因而，学《易》“得意忘象”的方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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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周易·系辞上传》。
[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5]第五节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后的历史命运[/size][/font][/align]
中国古典国哲学产生后，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对于哲学思想理论的学习、应用、传承，一直都是极其重视的。这在没有文字使用的历史上，千方百计创造出一套图案画作为载体，以及具有严密法则规定的象术为方法，进行哲理传播与传承，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此后，在距今六千年左右的历史上开始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在学习中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就会很自然地对这一套图案画加上注解、阐释性的文字，形成了以图案画为主、文字注解、阐释为辅助形式的中国原始图书；特别是轩辕黄帝以战去战，一统华夏，肇造了国家制度之后，又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不仅建立了一个以“选贤任能”为标志的民主、法制社会初型，也就是孔子所称赞的大道之行的“大同”时代。同时，还以中国古典哲学为理论指导，大力开展天文学、医药学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这就是我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之根，也是中国古典哲学在历史上最受重视、最为普及、对社会历史进步所起作用最大的历史时期。黄帝说：“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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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谊在《新书·修政语》的引文中作“譐”。以道服人者，是服之以道理。所以，这种“服人”，不是强迫的服从，而是一种心悦诚服，因而也就不会有丝毫的人格降低。因此用“蹲”比用“譐”贴切。
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五帝时期，之所以能够建成一个民主大同的社会，根源就在于国家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而制定一系列符合哲学理论的制度为保证。假如没有制度的保证，民主是不可能长久实行的。而黄帝之所以道治国，选贤任能，教化百姓以道理，竭力提倡公而忘私的思想精神，并反复强调“公”、“平”、“中”、“正”的重要性，言以“公者明，至明者有功”，“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勇起”等道理，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学道、用道、精通哲理，纯粹是就道学理论而言。至为重要的是他曾亲身经历了“野蛮时代”末期各部落方国之间，为了私利而不断发动掠夺性的战争，对那种到处杀戮、土地荒芜，生产受到破坏，百姓受难，民怨沸腾的情形记忆犹新，更深深地尝到过掌权者因私利而属臣叛、兄弟战、将大家都推入血与火中的痛楚滋味！由此，他深知国家制度建立之后，如果不以道治国，不以道立法，不以道制定礼仪施行教化而蔚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不对执政治国者的权力进行制约，不重土爱民而以民为本，那么一旦遇上一个无道的君主掌握到治国大权，还照样会出现弱肉强食、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天下就永无宁日！
以道治国，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在全社会提倡道学理论的学习，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水准，这就是黄帝之际在《连山》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易》经，因而有《归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原因。黄帝还结合修心、正身、治国、平天下的实际，撰写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纯文字道书，以方便人们学习的实际需要。这就是《黄帝经》产生的历史背景。
五帝时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①的民主制度得以维持，是由于以“选贤任能”为标准而产生的帝位继任者对于“黄帝之道”的遵循。如帝颛顼说：“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②；帝喾曰：“‘缘道’之辞，而与为道已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成）。故，节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专其美矣！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③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五帝时期的民主制度并不完善，对于当政不善者、野心家没有有效的罢免机制，就是造成祸患的关键。当虞舜“选贤任能”不当，将野心家禹推上了帝位之后，这就使五帝时期的民主政治毁于一旦，使中华民族的历史由政治民主一变而成数千年的君主独裁专制。也正是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中国古典哲学传承与传播，也就交上了数千年的厄运，因此走上了一条不断发生历史性嬗变的道路。
（一）夏、商时期的“神道设教”
当夏禹颠覆了五帝时代的民主大同社会制度，建立起大道既隐，“父传子，家天下”奴隶制独裁制度后，中国古典哲学的继续传播，就对他的独裁专制制度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威胁。
这是因为，按照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互根、互依理论，掌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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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礼运》引孔子语。
② ③ 贾谊：《新书·修政语》引。
国者与黎民百姓，本来是互为根本、互为依存的关系，所以五帝时期就设行“以民为本”的政策，为了黎民百姓的利益，帝王之位就不能以帝王一家私利传给自己的子孙，而是为保证天下黎民百姓的根本利益，上至帝王，下至百官，都按照选贤任能的标准产生；而独裁统治者，执政为了自己一家私利，首先就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与全天下黎民百姓争利益的地位上，而且是用手中所掌握的治国大权来同老百姓争利益。如此，这种掌权者客观上就已成为人民的公敌。这样，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同性相斥的矛盾与斗争关系。统治者要与人民争利益，就必然要鼓吹“唯皇作极”的“君本位”观点，就必然要任人唯亲，而不会任用贤能，其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这个目的，就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为组织保证，分封家族成员、亲信为朝庭要害部门大官、为小国诸侯、为地方官。这从根本上就违背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
按照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治国就要“明民而治”，使一切政策、法令从制定到实施，都有人民的参与，掌权者要时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也就是五帝时期，黄帝建立明台之议，尧树诽谤木，舜置敢谏鼓，鼓励老百姓向各级官员提意见的情况。而执政为私利，就不会说真话给黎民百姓们听，为了自己权位得以保障，就要大树自己的权威，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因此夏禹就要鼓吹“君权神授”思想。夏禹将自己炮制出来，把抵制当时社会上原有的民主政治思想、而为自己的奴隶制独裁统治作说的东西，假托为天神所赐，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①用以愚弄人民，就是历史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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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洪范》。
治国为自己的私利，就绝不会提倡以人民为本位的思想，而是要宣扬君本位，夏禹在《洪范》中大肆宣扬“唯皇作极”论就是明证。其文曰：“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时人斯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这些话，都是夏禹假借“天神”说给黎民百姓听的。其意为：皇帝要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极尊地位。凡任何天下之庶民，都不得结党，也不能显示自己有何品德，只有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上天以寒、暖、风、雨、燥，福、寿、富、康、考布之以天下庶民，赐给你们以保皇权……所以，世人对惟有皇帝才能享有的独尊、独贵、独权、独威，是不可以有半点伤害的，而要敬畏其高明！
执政治国者，其全部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骑在黎民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夏禹就要宣扬君主“作福、作威、玉食”的天然合理论。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己）而家，凶于（君）而国。人用则颇僻，民用僭忒。”“惟辟作福”就是只有帝王才能随己之意赏人。“惟辟作威”就是只有帝王才能随己之意愿而罚人、杀人。这当然不是讲法制，而是强调皇权至上“以意为法”、“以言为法”的君主独裁，就像禹之杀防风氏，随便给你按上一个“罪名”，就可以杀掉。这就是“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而且还得“谢主赐死隆恩”之源头！
由于掌权为私，不仅不会听老百姓的声音，更不容许朝中百官提不同意见，这也就是搞一言堂的制度性原因。夏禹就宣扬帝王永远正确，对于他的话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故《洪范》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这就是说，天下的臣民，绝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言论、行为，一切都必须以王言为言、王好为好、王恶为恶。对王者，视之要目正，态度要恭肃，王者放个屁，天下臣民都得听听是个什么声？嗅其流露出的是个甚么味？
为私利而掌权治国，由于其本身就是违背五帝时期经过几百年深入宣传，早已深入人心的道学理论，所以夏禹不仅讲不出“道理”来，也搞不出甚么能够稍微像点样子的理论。他也只能够搞大树特树帝王的绝对权威，并假鬼神以唬人，进行迷信宣传，大倡占卜，定为制度。曰：“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中国语言文字，在不同人的口里，由于其立场不同，观点不同，“大同”之所指也就不同：孔子将五帝时期治国以人为本，执政者爱民，由此而提出“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使全社会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谓“大同”。而到了夏禹口里，则将他为了愚弄人民，在普天下推动迷信占卜称之以“大同”！
在人类的历史上，迷信从来就是与科学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这就注定了不论古今，民主与科学相连，独裁与迷信为伍。这就是为什么在独裁政治制度之中，社会上就必然要迷信思想泛滥成灾的根源！原因就在于统治者掌权为自己的私利，十分害怕人民明白真理，明白自己受压迫、受剥削而愤起反抗。所以统治者就要用迷信的手段麻醉人民，愚弄人民，鼓吹自己掌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是天上大神赋予自己的特权等等。夏禹鼓吹“君权神授”，鼓吹“惟皇作极”的君本位谬论，就是历史的证据。“惟皇作极”论，就是“以皇帝为本位”的极权独裁统治论，它是对五帝时代“以人民为本位”政治制度的疯狂反对、挑战和彻底破坏！
愚民以治，就必然要宣扬迷信思想。愚民以治者的要意，原本是要愚弄人民，只是不能将此等“权术”讲明白罢了，而且倡导者还须装模作样地大搞迷信活动，表示自己既受上方天神之托以治天下黎民，自己就很崇拜天神，相信祸福由天定。但殊不知物至极必反，愚民之术的运用与倡导，到头来却又于不知不觉之间愚弄了自己，现在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夏商帝王到了后来，都成了狂热的迷信占卜者。
（二）周朝统治者对《易》道哲学的彻底封杀
在夏、商两代中，其卜筮主要是龟占，并没有以《易》经的卦画为工具而行占卜者。以《易》卦占卜，是始于商末的西伯，也就是后世所习称的“周文王”。这就是史称的所谓“文王演《易》”。《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盖即（伯）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太史公所记载的文王“演《易》”历史事件，是真实的。但由此而推论八卦变六十四卦起自西伯，则是百分之百地说错了。
周文王被囚禁于羑里的所谓“演《易》”，主要是研究如何用蓍草棍棍以一种形式进行演算，以古老的哲学经典《易》经卦画作为卜筮工具进行愚民教化，日后好以此用作为周室统治服务的工具。对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资料中可以得到证实：
⒈ 夏、商与周代占卜方法不一样
周代以前的占卜，都是用龟甲、牛骨为材料，以钻孔、烧烤、使其裂出兆纹为方法，而断吉凶。而从未有利用《易》经六十四幅卦画行占卜的。虽然，商末周初始有以《易》为占的材料，如屯南、岐山所发现的商末卜甲与陶器，但又都与文王“演《易》”有关，而与商代传统者的占卜无关。这种情况非但不能证明商人占卜用《易》卦，反更证明用《易》卜筮始于商末的周文王。因此，说《易》经自古就是卜筮用书的观点，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其所以错误，就是没有历史事实及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充分历史证据可以证明的观点，就是不能成立的错误之说，是一种主观性的猜测。
⒉ 历史记载证明，研究用《易》经卜筮者是周文王
其材料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周易》本身的记述。
《周易》中的文字很杂，它既有古史传说材料，又有《连山》、《归藏》原辞，有黄帝之语，又有周公、孔子的文笔，更有战国以来直至秦汉间无名氏的一些文字增删，要一字一句地将其全部文字分清其各自的归属，自然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只要我们以历史的、审慎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有一些事关《易》经性质的文字出于什么时代，出于谁手，还是大体上可以分辨出来的。
《周易》也同中国其它古典一样，在历代的不断传抄、简乱、更易、文字增删过程中，各种传世之本，文字已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有些明显的错字、缺字问题也大量存在。以下引文是我以《周易》原文，在使其语意连贯、通畅的原则下，稍加整理而行录出，读者可自行与各种版本对照：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事能毕矣。显神道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神祐矣。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上这些文字，是专门谈如何以蓍草、用八卦进行卜筮的详细方法，以及对这种卜筮方法和研究此种方法之人进行赞颂、神化的说词。它在思想性质上，是与《易》道唯物辨证的哲学思想观点相违背的，水火不相容的，是典型的“神道设教”之说。在语言结构、语意完整性上，前呼后应，成为一个自立于《易》道哲学理论之外的独立性思想体系。如果这是两人的笔墨，则前面着重说明卜筮方法者，该是周文王，后面重点进行称颂者，出于周公旦之手。如果这是一个人的文笔，这个人就是周公旦无疑。但具体的卜筮方法，则是周文王的研究成果。
下面所引的几段文字，应该都是出自周公旦之手。
第一段，是《观》卦中的《彖》辞：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第二段和第三段，原是《系辞》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在各种通行本中都已混乱，此处在不增字，不减字，不改字的原则下，只调整顺序，以使其恢复原意为旨而行录出，有研究兴趣者，可自行与原文对照：
“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佚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神以知来，知以藏（察）往，其孰能与于此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莫大乎蓍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圣人！”
这第三段话，以其语义，是与第二段紧相衔接着的：第二段话的主旨，是记述一位被吹捧为“圣人”者，从民间发现了以《易》卜筮的事例，他高兴得退藏于密室，亹亹以行推演。第三段是紧接第二段，宣扬以《易》卜筮之神奇，并且以此对推演以《易》进行卜筮之法的“圣人”大加称颂。作者对这位“圣人”既要隐其名，又欲人尽知。赞颂的感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这两段文字的作者，就是周公旦，这位隐去了姓名、只是称作“圣人”者，就是周文王。
② 文王演《易》，神道设教的旁证。
除了《周易》本身透露出的文字信息之外，还有不少旁证可以证明。如前引称颂以民间所见，进行亹亹推演，而颁布政令，推广到天下者的称颂之辞，其文风就与其它古典有别：亹，读Wěi。亹亹，形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始终勤勉不倦的美德。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用“亹亹”一词所称颂的人，只有周文王一个人，如《诗·大雅·文王之什》：“亹亹文王，令闻不已”。而在《周易》中以及在《诗·大雅·文王之什》中用“亹亹”一词称颂周文王的作者，也是一个人，这就是文王之子姬旦。
③ 《周书》的印证。
《周易》中所赞颂的孜孜不倦研究“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的“圣人”，其在商末，经过对商朝政治的长期观察，认为：“殷人作教，民不知极”①，由此而对于“神道设教”就有过一段论述。他说：“正人莫如有极，道天莫如无极。道天有极则不威，正人无极则不信。不信则不行！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则度至于极。”②
周文王此处所谓之“天”，最初是本指《易》经阐述的“天道”。“神道设教”者，就是将原先的《易》道哲理所阐明的各种客观自然规律进行神化，将其说成是由甚么天神上帝的思想意志所使然，尔后再将帝王与天神上帝挂连在一起，说成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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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书·序》。
② 《周书·命训解》。
帝之子，是代表天神上帝来人间统治人民的，并将此设定为愚民教化的纲领，不断地进行愚民宣传。此后出于统治者口中之“天”，就是指天神上帝了，周文王的“道天”，其意如“说到天神”。
周文王依据“殷人作教，民不知极”的情况，教训他的子孙们，在施行愚民之教中，一定要按这样一个原则行事：教民守正，最好不过的是要有一个极限，要有能够做得到的标准；而宣扬天神上帝的威力，则要夸大到一个无极、无限的程度。这是因为，你说天神上帝的法力是有限的，那就起不到震慑民心、使其畏惧的作用。不能够使民畏惧的天神上帝，你还怎么能够假借它的威力来吓唬老百姓？所以，明白的帝王，就是要宣扬天神上帝的法力无极无限；而在宣布政令教民守正的具体统治之中，则要有极限，使黎民能够做得到，并且还要结合奖惩，用功名利禄、土地以诱之。如此，使黎民百姓害怕天神上帝，相信帝王的绝对权威，希望得到奖赏，就能乖乖地接受帝王的统治了。周文王在《周书·命训解》中的话，把自夏禹以来所提倡的“神道设教”统治术，说了个明白透彻。至于其直运用“愚民”之术时，则以“为民着想”式的劝善式口气，直接用“神”来吓唬人：“民生而有欲、有恶、有乐、有哀、有德、有则……伐有三穆……三穆 ：一，绝灵破城（诚）；二，筮奇昌为；三，龟从兆凶。”①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老百姓生来就有自己极想获得的，有厌恶遇上的，有高兴事，有悲哀事，有办事能力，有必须遵守的法令。其蓄功之道有三穆。三穆就是：第一，不敬神灵，就会破坏自己一颗虔诚之心而受到神灵的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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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书·文酌解》。
罚；第二，即使卜筮遇到了奇妙的好卦，要好好地用正当无邪的行为办事，才能有好的结果；第三，龟占得到大吉之兆，也应该象遇到凶兆一样谨慎行事，不然就会凶而不吉。
⒊ 考古发现的材料证明，始用八卦占卜的是周文王
现在，我们根据下表所列商末以八卦进行卜筮的材料，对其材料与周文王活动的联系，逐一进行一点分析：
第一，现在发现的利用八卦符号以行占卜的材料，时间最早的只存在于商末周初，商代中期、早期的材料，则根本未有任何发现；
第二，现在发现的材料，除去周初的材料之外，商末的材料又多集中在周文王活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现在所发现的材料，多集中于周地和文王被囚的地域内，它都与周文王的活动有关，而与商王朝无关。
① 现在发现的材料，以羑里为中心的有四批：河南安阳殷墟1950年春发掘到的甲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三件陶器；传为安阳小屯出土的陶范；安阳小屯南地1980年10月发现的一批甲骨。这些，都同文王被囚羑里期间的“演《易》”活动有着直接性的联系。
② 陕西周原发现的八卦卜甲。其中包括1976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宫殿二号西厢房十一号“龟室”所在灰坑发现的筮甲；1979年9月在齐家村北五百米一处灰坑发现的一批筮甲等。在岐山发现的卜筮甲骨中，有的是祭祀商王“文武帝乙”的，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些“卜甲的制作者，不是周君，而是他的敌人”，即帝辛。说这些卜筮甲骨有可能是西伯从商朝都邑带回到岐山的。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西伯”是商王册封的爵称，姬昌终其一生都是子袭父职
目前发现的商末周初以八卦卜筮材料
文类 甲骨文 金文 陶文
序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器
名 甲骨 甲骨 卜甲 卜甲 卜甲 卜甲 甲骨 父戊卣 甗 甗 陶罐 陶範
阳面 陶
陶
符号与文字 七八七六七六 八六六五八七 七五七六六六 七七六七六六 六七八九六八 六七一六七九 七六六七六六 八七八七八五 七六六七一八 七六八六七六 上甲六六六 父戊六六六 一八八六一一 一七六七八六 五七六八七一 七八六六七七 六六七六七一 六六七六一八
出土地点 河南安阳四盘磨 小屯南地考古队仓库 陕西岐山甲组宫殿十一号窖穴 安阳 泾阳 翼
城 平阴 传为安阳小屯 安阳 安阳
时代 商末 商末 商末周初 商末 商末
周初 商末周初 商末周初 商末 商末 商末 商末
著
录 《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载《中国考古学报告》第五册图版肆壹 《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载《考古》1989年第1期，作者肖楠 《卦画探源——周原出土甲骨上卦画初探》，载1979年第10期《文物》。 《外》四四八 《录遗》二五二 《文物》63年3期 《文物》63年4期 《考古》61年1期 《邺》二上四十七 《考古》61年1期 《考古》61年第2期
的商臣。姬昌之父季历，先奉商王武乙之命西伐程，北伐义渠，因功得商王赏土地三十里，良马十匹，美玉十双；后又受商王文丁之命征山西地方的燕京戎、余吾戎等。季历因此功高势大引起了商王文丁的不安，害怕季历将来会构成对商王统治的威胁，于是，商王文丁十一年，在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到商都献俘报捷之际，文丁先是赏以只有商王祭祖时才用的圭瓒、秬鬯，并加其爵位为西伯①。接着，在季历即将辞朝返回周地之际，就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起来。不久，季历就死在了商都。此后，姬昌（周文王）就暗中准备为父报仇。过了两年，商王文丁也死了，其子羡继位，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商王帝乙。
帝乙感到其父文丁对季历的处理有失，这将为商王朝的政权埋下不稳定的祸患，就采取与周修好的措施：先诏姬昌袭其父季历“西伯”之爵位，又将其小妹许配姬昌为妻，其陪嫁女之嫁妆办得比其妹嫁妆还丰厚。对此，《周易·归妹》、《诗·大雅·大明》中都有记述。所以，姬昌在岐山周庙中祭祀商王，乃为顺理成章之事：
其一，论国法，商帝为君，西伯为臣，西伯在商帝“帝乙”新丧之际，不祭商帝就是不忠，就是公开的叛逆；
其二，论家规，商帝“帝乙”是西伯之妻兄，“文丁”是其岳父，“武乙”则是其妻祖，在商朝国丧之际，作为商帝亲戚不祭商帝则为丧失伦理的不孝之举；
其三，西伯虽密谋反商，但在时机不到之时，不但不能暴露其欲叛之迹，而且是只有借机以祭商帝礼仪之隆，传出一种忠于商朝的虚假信息，才能更好地迷惑商朝新君，才更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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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竹书纪年》。
自己。对此，姬旦在《周易·升》卦之中就早已说得很明白：“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王用享于岐山，顺事也”；
其四，正因为西伯在岐山祭商帝乃阳顺阴逆之举，其占卜刻辞也并不会展示于众，才在刻辞中有了称“王”作大、将商帝武乙、文丁、帝乙三代之序，按口语习惯颠倒，而刻作“文武帝乙”之举，以发泄其对商帝恨而不恭的内心情感；
其五，刻辞“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 成唐 ，御服二女，其彝：血 三，豚三，斯有正。”其中的“二女”，即指商帝文丁嫁于姬昌为妻之女和陪嫁女，也就是《周易·归妹》卦中的“妹”与“娣”二人；
其六，从该辞的刻制风格上亦与周人刻辞风格一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岐山发现的周人祭商帝刻辞不是周文王所为。
③ 陕西泾阳博物馆所藏之甗，与山西翼城凤家坡发现的甗，造型一致，时代一致，筮数及其风格一致，这与季历奉商帝征戎之战有关，当为姬昌于其父出征前所造的特殊纪念物，一甗留于从陕西出征之地，一甗带到山西征伐之处。
④ 直到现在，全国所发现的以《易》卦卜筮之物中，唯有在山东平阴朱家桥九号墓出土的一件陶罐，从表面上看好像与周文王没有联系，但只要进行一点客观的分析，其与周文王被囚期间的“演《易》”有关，则是极其明显的：受文王“演《易》”影响，殷邑制陶中出现了带筮数的陶器，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有带筮数的陶范为其证。如此，所制陶器就不只一件。有山东平阴籍人氏购一件稀罕之物带回，并在其死后作为陪葬品，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且平阴距殷邑极近，带物便利。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平阴朱家桥发现的带筮数陶罐，绝不是山东制作的，对此作一个科学鉴定即可明白。
⒋ 周初以八卦占卜之法并不普及
虽然，周文王早在商末就研究以古哲学经典《易》书之卦画进行卜筮。周初，其子姬旦又继其父为利用《易》经行占卜而对《易》书进行改造，并在《周礼》中作了法律性的规定。但是，从周初到春秋之际，还是有人沿用商代的老办法而以龟甲进行占卜，史书上又记载有周室官员宣传推广以《周易》进行卜筮的事例。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历史情况就说明，以《易》卦为工具而行卜筮，是商代及其以前没有的事，是周文王和其子姬旦搞起来的。
⒌ 不能以《归藏》混入了周后占卜文字认定古《易》原为占卜书
清人马国翰辑《归藏》遗书而言曰：“武王枚占，穆王筮卦，盖周太卜掌其法者，推记占验之事附入篇中”，斯言良确。今观《归藏》所存爻辞，皆为四字韵语，抑扬顿挫，奇古可诵，它与周以后混入的占验之辞，语言风格不同，此亦可证古之《连山》、《归藏》原非作卜筮用书。
综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历史上，所谓“文王演《易》”，就是用蓍草棍为工具，具体演算如何利用《易》经的六十四卦卦画进行卜筮的繁琐神秘之法。周文王，不是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做出历史贡献的“圣人”，而是抵制、封杀中国古典哲学传播，推行神道设教，毒化民族思想精神的历史罪人！正是由他的所谓“演《易》”，不仅完全蒙蔽了《易》经哲学经典的真实面目，使其哲理不能够在中国传播并发扬光大，同时，也使得这种比用龟甲简易的占卜之法在民间长期流行，毒害中国人民三千余年。这种迷信活动的流行，对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三）春秋以来中国哲学的历史性嬗变
中国古典哲学产生历史性的嬗变，始于春秋时期以来，而老子在这方面客观上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统治渐衰，各诸侯国为了称霸并最终取代周天子的统治，而纷纷变革图强，争夺人才，引起了献计献策式的“百家争鸣”，学者们纷纷以中国古典哲学观点为指导，而探讨变法革新之策，申述自己的主张，谋求获取政治地位，且又有孔子研究《易》经，阐述哲理，使中国古典哲学又出现过一个时期的相对恢复。
但是，由于中国古典哲学在历经劫难之后，在古典佚亡以及被篡改的情况下，毕竟未能达到正本清源，还中国古典哲学以本来面目的程度。
唯其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在谈到一些中国古典哲学的名词术语之时，就已有含混不清、似是而非、乃至曲解的现象出现。如在言及“太极”或“太一”一词时，就存在着相当混乱的说法。列御寇说太极是“气”，并又造出了什么“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名词：“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① 至于五帝时代以阴阳相对、互感互动、互交互渗、互为己根之理而建立的“刑德相养”法哲学理论，学者们也不知其所以了。尉缭子说不清黄帝刑德之义的历史记载，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在老子的笔下，“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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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子·天瑞》。
成”的“道”①，变成了“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② 学哲学按客观自然规律办事，以推动社会变革的“用天”、“有为”也变成了“无为”的鼓吹。以哲理治国的“明民”思想变成了“愚民”哲学……降至西汉，人们不仅分不清黄帝的哲学理论与老子思想根本不同的区别，误以为只要谈“道”，就是一回事。因而就有了非常错误的“黄老之道”、“黄老之术”的提法。中国古典哲学的名词、术语被董仲舒胡乱解释后，也就变成了他贩卖封建神学理论的外包装；魏晋南北朝的学者们虽然不买董仲舒的货，另起炉灶，却又上了老子的船，学者们都谈论道的“有”与“无”、“本” 与“末”，离世而清雅地忙活了一阵子。总之，自西汉以来，经董仲舒之流将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为外包装，填上神鬼迷信的内瓤，使中国古典哲学最终彻底变成鼓吹封建迷信的一套理论了。只有宋代，学者研究中国古典哲学走对了路子，从重新对《易》经的研究做起，但极为可惜的是，宋代学者在程、朱的带领下，又走了一个将中国古典哲学博大精深的理论，只用“理”、“气”进行简单化的解释，由此致使哲理概念含混不清，不仅没有达到恢复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原本面貌的程度，而且更使简单化的“理、气”之说，到后来又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与此同时，《易》经则被一些文人学者死死咬定为“占卜书”，在这方面，朱熹是有其“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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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管子·内业》。
② 《道德经·二十五章》。 中国古人崇拜祖先，所以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性远远大于批判性。前人的一点点创造性，都体现在这种继承性上。所以，引经据典成为我们民族基本的思维方式之一。 [quote]原帖由 [i]恶人谷[/i] 于 2008-7-5 21:38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46661&ptid=4071][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中国古人崇拜祖先，所以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性远远大于批判性。前人的一点点创造性，都体现在这种继承性上。所以，引经据典成为我们民族基本的思维方式之一。 [/quote]
这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世界各地的古老民族都崇拜祖先，图腾崇拜的普遍历史存在就是实例，不能因此而将“崇拜祖先”与“引经据典”硬扯在一起作论，这也太随意了！ [quote]原帖由 [i]曲辰[/i] 于 2008-9-4 14:32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63388&ptid=4071][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这种说法同样经不起推敲，世界各地的古老民族都崇拜祖先，图腾崇拜的普遍历史存在就是实例，不能因此而将“崇拜祖先”与“引经据典”硬扯在一起作论，这也太随意了！ [/quote]
“三年不改乃父之道”，这话是谁说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崇拜祖先”是“引经据典”的心理前提，“引经据典”是“崇拜祖先”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历次“变法”的思想障碍就来自这里。与时俱进地发展前人思想，是近世才大力倡导的。 [quote]原帖由 [i]逍遥游[/i] 于 2008-9-8 12:08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64501&ptid=4071][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三年不改乃父之道”，这话是谁说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崇拜祖先”是“引经据典”的心理前提，“引经据典”是“崇拜祖先”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历次“变法”的思想障碍就来自这里 ... [/quote]
[b][size=4]《易》曰：“与时偕行”是现在才提倡的吗？新鲜！[/size][/b] [quote]原帖由 [i]曲辰[/i] 于 2008-9-8 16:39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64586&ptid=4071][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易》曰：“与时偕行”是现在才提倡的吗？新鲜！ [/quote]
[quote]原帖由 [i]逍遥游[/i] 于 2008-9-8 12:08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64501&ptid=4071][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与时俱进地发展前人思想，是近世才大力倡导的。 [/quote]
看清楚，我讲的是“大力倡导”。 听清楚！谁说《易》理不是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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