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读《金瓶梅》
[align=right]2007-06-12 古耜 文汇报 [/align]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谈到自己读《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一些感想，进而写道：“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源泉，尤其《红楼梦》。”如果我们把这里的“一切”限定在文学创作，特别是题材和风格的范围，那么应当承认，这样的自白是真实和准确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不仅可以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咀嚼出《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味道，而且还能够从她的散文和学术著作中，直接发现“红”“金”二书对其创作的影响和浸透过程。关于后一方面，已有若干学者和作家撰文加以探讨和总结，只是这些文章大都集中于被作家冠以“尤其”的《红楼梦》，而对于作家笔下的《金瓶梅》，却一向鲜有涉及，更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评价。其实，张爱玲谈“金”的文字，虽然远没有论“红”那么多，也未曾像论“红”那样形成系统见解和专门著作——它们只是穿插于作家的文章和话题之中，但就是这些断鸿零雁、吉光片羽式的文字，却同样不乏卓识和洞见，且同样闪烁着作家特有的智慧、素养和性情，因此，它们依旧值得我们留心和关注。
鼎盛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曾有“细读”一说，意在特别强调对文本的精细阅读。而张爱玲对于《金瓶梅》的阅读，显然称得上精细认真。这从她那信手拈来而又恰到好处地引用上可见一斑。譬如，散文《童言无忌》，不过是作家“说说自己的事罢了”，但其中在谈到“我”对衣着和色彩的看法时，便很自然地拿来了《金瓶梅》的细节：“家人媳妇宋蕙莲穿着大红袄，借了条紫裙子穿着；西门庆看着不顺眼，开箱子找了一匹蓝绸与她做裙子。”应当承认，这样的细节是很容易被一般读者所忽略的，但它在张爱玲笔下，却凸现出色调对比与和谐的意义。这说明作家的阅读是别具慧眼与慧心的。同样的情况还转见于胡兰成的《民国女子》。该文写道：有一回，作者想要形容一下张爱玲的行坐走路，总是找不到好句。这时，张爱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这几句随口说出的玩笑语，虽然包含着张爱玲式的自恋与自矜，但在客观上确实写活了富贵女子的风神气度，可谓灵妙之极的移花接木。由此可见，对于张爱玲来说，《金瓶梅》早已因为反复把玩而烂熟于心，所以应用起来得心应手，每臻化境。
张爱玲非常看重《金瓶梅》的美学和文学含量，但却并不把它仅仅当作文学写作的摹本与借鉴，而是在此同时，以自由且自然的态度，于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深入发掘和评价着其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如她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在谈到中国文学每见的整体悲哀和细节欢悦时，笔锋一转，引入了这样的话：“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它把《金瓶梅》的某种场面和意趣，一下子拉入了中华民族从悲怨情结到乐感文化的精神长河，使其生出丰富的内涵与张力。《“嗄”？》是一篇语言随笔。它抓住《金瓶梅》里常见的“嗄饭”一词，在方言的范围内，进行语意、语音及其流变的考察，其结论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其过程却充满文化意味，同时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方言俗语。此外，作家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里，认为《金瓶梅》中仆人的有名无姓，可能是受胡人影响，因为“辽、金、元都是歧视汉人，当然不要汉人仆人用他们的姓氏”。这庶几亦可作为民俗史研究的一家之言。
同学者研读《金瓶梅》主要依靠学理分析有所不同，张爱玲的读“金”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心灵的悟性，换句更直接也更具体的话说，是借助一个作家面对文学作品所特有的敏感和直觉。这使得她对《金瓶梅》的判断，常常能够别具只眼，举重若轻。如《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写道：
“《金瓶梅》采用《水浒传》的武松杀嫂故事，而延迟报复，把奸夫淫妇移植到一个多妻的家庭里，让他们多活了几年。这本来是个巧招，否则原有的六妻故事照当时的标准不成故事。不幸作者一旦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构架里，就机械化起来。事实是西门庆一死就差不多了，春梅、孟玉楼，就连潘金莲的个性都是与他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所以不少人说过后部还不如前。”
毫无疑问，这段表述十分精彩，质之以“金”书文本，亦可谓一矢中的，而内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作家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艺术直感。
还有，作家在《红楼梦魇·自序》里也曾明言：
“我本来一直想着，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八九年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屈克·韩南（Hanan）说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我非常震动。回想起来，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游东京，送歌僮，送十五岁的歌女楚云，结果都没有戏，使人毫无印象，心里想‘怎么回事？这书怎么了？’正纳闷，另一回开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钻出了隧道。”
熟悉“金学”者，一般都知道韩南的说法，但在此之前，仅通过阅读就有所觉察者却不会太多，因为这当中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关键条件，就是艺术感官和审美直觉的高度发达。而张爱玲恰恰凭借这一点，发现了《金瓶梅》的异样。她的这种发现不仅为韩南的观点提供了旁证，而且等于向世人宣告：就文学研究而言，直觉有时比学理更可靠。
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是伟大的，但又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那些少了节制而又缺乏美感的性描写。关于这点，一向深爱着《金瓶梅》的张爱玲，分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把握。大约是囿于贵族式的文化教养，她读“金”书，保持着足够的心理距离，目光行进仿佛意识不到那些性描写的存在，更没有任何刺激的感觉。用胡兰成《民国女子》里的话说：“无论她在看什么，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致与书中人同哀乐，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而一旦立论需要，她并不回避对《金瓶梅》缺陷的批评。譬如，她的《论写作》在谈到当时文坛存在的一味迎合读者的现象时，就尖锐地指出：“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错误观念。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吧。抛开二者的文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所以秽亵不秽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显然，如此客观辩证的审美态度，委实难能可贵，它迄今不失为看待名著的有益镜鉴。
当然，张爱玲读《金瓶梅》也有不足之处。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她基本放弃了从思想和社会层面解读作品。同时，她的某些见解和结论，似乎也有草率或武断之嫌，譬如，她说《金瓶梅》里不吃鹅，就明显不符合作品的实际。至于她把书中用一根柴禾就能燉烂猪头的宋蕙莲，错说成潘金莲，似属偶然的记忆失误，这里就不再枝蔓了。
书的优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读书人的态度和取舍。 [s:17] [align=right]2007-02-26 张颐武 张颐武的博客 [/align]
这是好几年前写的文章，今天再看文中写的事，还是让人感慨无限。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飘零和脆弱，张爱玲其实也是最典型的例子。去年十一我们一家在上海，住在静安寺附近，进进出出总和张爱玲的旧居相遇，但上海早就非复旧观。当时总是想，她其实和我们同时生活在世界上很长时间，直到1995年才故去，但我们却觉得她是很久以前的古人了。好像她是不老的，仍然活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用这篇文章纪念张爱玲，也纪念中国人的二十世纪。
《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发表了有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一组文章，披露了一批第一手的资料，对于她漂泊美国之后的人生作了片断的描述。其实，张爱玲1995年故去之后，有关的资料已经广为人知。这次我们读到的张爱玲致赖雅的书信和赖雅的日记，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晚年张爱玲。但这些材料毕竟给我们一个有关晚年张爱玲的更清晰的图画。当事人和自己的亲人现身说法，讲自己的生活，自有一种难得的切身之感，再加上是夫妻之间的交流，更是直来直去，不需要象朋友之间那么矜持和有分寸。我们突然看到了被一文钱难倒的张爱玲，一个为了生活奔忙的张爱玲。
这里披露的她1962年1月到6月在香港期间给赖雅的信，让人感慨良多。这些信里有一种“贫贱夫妇百事哀”的凄凉和无奈。在香港和热心帮助她的老朋友宋淇夫妇也产生了龃龉和猜疑。心情不快，原来想的在香港写剧本解决经济问题的想法也没法落实，身体也不好。信里的有些话的确让人觉得凄惨：“因为很早就通知现在住的旅社，无法变更，只好搬到宋家暂住两周，对我和宋家而言，都是一场灾难，他们不相信我的剧本，我不相信他们的付款，所以我不愿意多花钱在住宿上。过去这五个月真是我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日子。”在香港她仍然梦想着到纽约重现在上海的辉煌。但后来的结果是我们都知道的了。至于赖雅的日记里也透露了那种异常精打细算的生活。
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一个灿烂的开端背后不忍透视的终局。
张爱玲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对于许多平凡人来说，人生才刚刚开始，但张爱玲却大不相同，她在上海沦陷时代的《传奇》、《流言》已经奠定了她的地位，那些著作里的才华让人无限的佩服，以至于让夏衍这样的左翼文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惊艳，邀她参加了上海的文代会。当然她这样的都市女性和这个新时代不能合拍，对于左翼的一套文化也难以溶入。最后还是选择离开。这当然是人各有志。同时她在上海的那一段辉煌在上海当然是难得重现了。其实她未必没有理由留下，但她的梦想却是在另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
但从香港到美国的奋斗，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成功。虽有征服美国读者的万丈豪情，却发现自己一旦脱离了上海，就从此一筹莫展，用英文写作也不再有用中文的独步天下的才分。写来写去，却是常常得不到发表的机会，连通过夏志清送作品给同事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也得不到赏识，多方挣扎，也不得要领。在上海出现的奇迹，张爱玲还想在纽约重演，无奈的是时也运也，连在纽约租个房住的实力也没有了。嫁了美国作家，却也是过气角色，难于帮上张爱玲。贫贱夫妻百事哀，写作不能出头，生活就异常艰窘，到处在美国游走，靠着华人朋友的帮助到处找一点作家营生或者临时研究的位置，聊以度日。却还是不断由于个性的原因和帮忙的人发生矛盾。
《上海文学》中另有一篇苏伟贞的文章讲张爱玲如何将帮她谋到一个研究大陆新名词的位置的陈世骧得罪的。她昼伏夜行，办公室里见不到面。到了交研究报告的时候，也只有两页纸，当然让人不快。张爱玲也是无限的委曲和难言。只有向崇拜她的台湾来客水晶倾诉。这些境遇其实还是当年曾经和她有过交往的刘绍铭的话说得透底：“我用‘落难’二字，因在感情上有偏袒。为什么偏袒？因为我认识的，是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我认识的不是Eileen Chang。在异国，Ms.Chang一旦受聘于人，合该守人家的清规。现实迫人，有什么办法？”
这一问问得尖锐，在中文世界里的大作家，到了美国，谁知道你是谁。所以张爱玲后半生的坎坷其实也是必然的结果。
这必然性其实就来自一个特定的、独立的中产阶级的世界的破碎。那个世界仅仅存在于上海。这个世界不是纯粹的西方，也不是传统的和乡村的中国，而是一个混杂性空间。
这个空间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奇迹，对于西方来说也是一个奇迹。它似乎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这个世界里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背景，就是一种特殊的金钱和消费世界的展开。金钱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生活逻辑其实一直是张爱玲小说的基础。女性在上海的独特的混杂环境中对于经济满足的寻求其实是张爱玲情感世界的坚硬的内核。市场化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张爱玲的文化想象的中心。但这个市场却和中文及上海的都市感觉的存在相联系的。一方面，张爱玲的读者仅仅存在于上海和中国。她在中文世界中的市场仍然是有局限的。另一方面，她的故事的源泉和创造力的来源是上海，没有上海也就没有张爱玲。同时，没有张爱玲也就不存在那个独特的上海的想象。张爱玲就是上海，上海就是张爱玲。这是没有办法的宿命。她那么想离开，想在一个新世界里给自己一个新的空间。但上海还是抓住她，无法挣脱。其实上海并不是世界，只有这个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的背景才会有张爱玲的成功。
美国和英文，毕竟还是一段难以跨越的距离。中文世界里的名满天下在这里可就算不得数，但张爱玲却还是不甘心，所以反差就更大了。她暮年的隐居其实有一种对自己失望的深刻的惆怅在。离开去找的没有找到，过去的家也早就非复旧观。上个世纪的人物如张爱玲的命运确实复杂难解。
还是她自己在那部晚年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里的感慨：“那云泥之感还是当头一棒，够她受的。”
这也是人生。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