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今天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制度设计人
转自西陆社区[size=3]对毛泽东的评价很大程度集中在对文化革命功过的判断上。启发我对文化革命的经济学思考是这样的。去年经济史学家 Doglas North(1993年 Nobel Prize Winner )来我在的学校作了一次演讲。他把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史和美国十九世纪经济史扯到了一起，得出了和自文艺复兴以来主流观点完全相反的见解。North 的演讲启发我写了一篇关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革命的日记。由于日记结论和关于文化革命的主流观点相背，且又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我一直没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我的想法。从经济史的角度，日记对文化革命关於经济制度转换和社会结构功能的演变是这样切入的(从历史文化的评价当别论)：
1 中国文革前出现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将会减缓或窒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文化革命前，中国的土地改革和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稳定的农业剩余。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基本工业体系没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现类似九十年代后官僚和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这个稳定的农业剩余很可能象巴西和印尼一样，被官僚﹑警察﹑军队和经济贵族网织的社会势力鲸吞很大一块，阻碍或打断发展的过程。极端情况下，中国将会象印度一样，演化的上层势力通过制度沿习完全拥有发展民族工业的珍贵农业剩余，造成社会中穷的极穷，富的极富。永远陷入三流国家而无法发展的陷阱。
中国的实际是，土改和统购统销一方面为中国从制度上会聚了稳定的农业剩余。另一方面，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从城乡两个完全相异的社会构造里打掉了中国在工业化基础建立之前出现鲸吞农业剩余的寄生阶层的可能。尤其是文化革命，使得中国从根本上消灭了工业基础建成之后出现任何权力和经济新贵在制度上合法结合的土壤。农业剩余有了，鲸吞农业剩余的现代化绊脚石式的社会势力不在。这就是中国今天成为继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个上亿人口在二十多年长时间经济腾飞的秘密。
2 中国文革后在九十年代出现了官僚和经济新贵结合的社会势力，但由于经济起飞的基础工业体系已经建成，社会承受这种破坏现代化过程的能力加强。文革结束后，工业体系基本建成。 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雄厚基础上，邓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加快，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是，由于邓放弃了阶级斗争，自由主义盛行，在八十年代后期，经济新贵和官僚权力在社会转型期结合起来借制度漏洞不公平地攫取新增财富。这种势力在九十年代有加速扩大之势。但是，由于农业在工业的支持下，为全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粮食，城市发展也使绝大多数市民生活获得改进。鲸吞新增社会财富的势力在社会中引起动荡，但没有大到足以抑制现代化进程的程度。表明工业化后出现鲸吞新增社会财富集团时，发展过程已走出童年期，免疫能力相较前一期发展要强。
3 九十年代新贵势力剧增，特别是军队经商，警察违法﹑海关走私和基层中层干部大面积结合贪污，威胁中国存亡的时候，中国平民阶层在1950──1980三个十年的长足发展中已占社会的主流，累积了能够打倒这批新贵的社会综合力量。如果中国没有三反五反到文化革命等一系列全社会趋向平民化的过程，九十年代的反贪很可能是印尼的样子。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反贪，比和她一个省下边的地区差不多大的台湾还要好。同样，巴西和印尼比中国大陆经济早起飞二十年，他们的军队﹑警察和地方新贵勾结起来，盘根错节，普通老百姓和中央的一批改革派几乎无能力实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两国不仅经济结构缺胳膊少腿，而且再行发展的经济动力也不够。
这说明，中国在社会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已经是个平民阶层主导社会发展的格局。这是个现代化国家的政体，虽然她和西方现代化国家整体的表面构造不一样。印尼，印度和巴西是传统落后国家的政体，虽然她们在表面构造上和西方现代化国家的政体相同。中国土地改革到文化革命的洪炉化掉了社会中的传结筋骨，使其在构造成份上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比例。
文化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会3%的教育﹑科技﹑影视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国走回传统社会力量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国普通老百姓。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今天中国经济长足发展的制度设计人，而不仅仅是开国元勋。[/size] 1997年8月10日印度独立五十周年之际，《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三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自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象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三十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三十年进而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切急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迷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1965-1985年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①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②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③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台湾省缺 泰国 4.0 加纳 -2.2
南朝鲜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三十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象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雕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象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作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 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南朝鲜）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在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１９４９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９２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８２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b]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b]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三十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三十年，而是埋头苦干了三十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④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1949年 1952年 1978年 1995年 47-78年 52-78年 78-95年工农业产值
（指数） 56.5 100 779 3303⑤ 9.47 8.21 8.8
钢铁（万吨） 15.8 135 3178 9153 20.1 12.9 6.4
煤炭（亿吨） 0.32 0.66 6.18 12.12 10.7 8.98 4.04
粮食（万担） 2264 2378 6095 8902 3.47 3.69 2.25
棉花（万担） 44.4 130.4 216.7 434.1 5.61 1.97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 12 44 10405 14764 26.3 23.4 2.07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三十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有人责问。
不错，从57年开始20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象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20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囤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20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里只能作极为简略的摘引。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1975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总的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10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2235亿元增至1976年的4356亿元，番了一番还多。在建国17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10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说，就算前三十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象学生的学习，从0分到60分容易，从80分到90分就难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1%。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代年代的一百多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2%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1970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4.4%。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象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却有60%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
综上所述，前三十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干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青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我不知道李希光先生是否同意：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
旁观者清。美国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华人学者，六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二十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
[b]后二十年：势能转化为动能[/b]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伦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
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初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不应该忘记谁载的树。
就以八十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个体生产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第一是种子革命。七十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三十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三十年建设的积累，在1949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精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撤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三十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磨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撤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再要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分集权时，比如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守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拨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推上去，给关注此问题的朋友看。 文化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会3%的教育﹑科技﹑影视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国走回传统社会力量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国普通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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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都给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权利，教师、知识分子全被打倒，人人自危，家家恐慌。即使官方统计，当时被牵连的人数达道1个亿，居然被作者说成是3％的人受委屈，可笑还是可悲？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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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该报有没有这样的文章，即使有也不能说明问题。作者显然不理解美国的言论自由，将中国的舆论模式搬到了美国。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④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1949年 1952年 1978年 1995年 47-78年 52-78年 78-95年工农业产值
（指数） 56.5 100 779 3303⑤ 9.47 8.21 8.8
钢铁（万吨） 15.8 135 3178 9153 20.1 12.9 6.4
煤炭（亿吨） 0.32 0.66 6.18 12.12 10.7 8.98 4.04
粮食（万担） 2264 2378 6095 8902 3.47 3.69 2.25
棉花（万担） 44.4 130.4 216.7 434.1 5.61 1.97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 12 44 10405 14764 26.3 23.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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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的起点是中国过低的基础，如此低的起点有个比较高的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中国又是有着如此多的资源。好比说，一个门门功课只有3、40分的差生，你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他的成绩翻一倍。 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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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个很不公正的对比，资本主义刚刚萌芽时，全世界的情况又是如何呢？那些国家又有多少财富，多少资源，在他们面前是完完全全的一片空白。而国民党和日本，以及西方列强多少在中国留下了一定的资本和近代化的工业，59年前的中国还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而且世界范围的大环境早就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文章口口声声说，90年代后是官僚与经济势力的结合，如何如何。孰不知，前27年的国营更是资本与权力的完全统一，只是这统一的代言人不是某个人，而是抽象的国家，而国家又是处于某一个人的绝对权威之下。
而且这所谓的结合，用楼主所推崇的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更能从前27年找到源头。 建国初期，中国果断实行“一边倒”政策，在苏联帮助下，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国防，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空军强国。以及后来的“两弹一星”成果等等。所付出的代价是：朝鲜战争（有利有弊）、3年自然灾害、被西方封锁20多年、农村以统购统销和国家定价政策为手段最大限度榨取农民财富换取国家积累、城市工人20年不涨工资勒紧裤带搞建设。但是这些代价跟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看，真的无足轻重。
尼克松上台后，正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果断推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中美结成了事实上的战略同盟（为了不使群众弯子转的过激，毛提出同时反帝反修的惊人战略）。这一战略，由邓小平继承并实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89年西方反华，赢得了宝贵的10年战略机遇期。正是由于美国的默许和支持，才有日本的对华援助和西方的支持，才使市场经济成为可能。当然，实行市场经济同样要付出代价。由于摸着石头过河，急功近利，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信仰危机、社会保障缺失、国民道德水平下降等等。
89以后，由于苏联垮台，中美失去了共同敌人，中美两国的战略定位迅即模糊化，是敌是友，非敌非友，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总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一直摇摆不定。这个时候，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战略，并判断出将有20年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事实证明，老邓确有眼光。呵呵~
中国的崛起道路虽然很不平坦，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但确实是少见的捷径。
所有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标：中国人民要站起来、要扬眉吐气、在重建世界秩序中是要说话的。
我承认，中国发展之路确实不尽完善，毛的所作所为也伤害了不少人，付出的代价确实不少。
但是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利弊全在如何取舍。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方案。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策和策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很多人对中国的发展成就不屑一顾、对毛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甚至把反毛作为“时尚”，似乎唯有“反毛”才能证明自己的高明、自己了不起。
那么，我有一问，假如让您站在毛的位置，让您来替中国的发展道路做一选择，您有何高见？
中国不需要辩护，毛泽东不需要辩护。历史自有公论。
——以上纯粹是我的个人看法，文责自负。欢迎讨论。 中国居然成为了空军强国？
好笑极了，楼主此种结论大约来自于抗美援朝时候，一个美国人的惊叹吧。可实际了，那是他不了解情况，当时中国的飞机完全有苏联提供，而飞行员大部分是苏联人穿上中国军服，就好比我们的防空部队帮助越南一样。一个连飞机都生产不出的国家能算是空军强国？
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实际的人间祸害），西方的经济封锁又是谁造成的呢？农村的那套政策搞的直到80年代还吃不饱饭，从战乱纷飞的49年前到建国近30年，农民的生活没有本质改变，这是谁造成的？
老猫跟美国恢复关系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就连楼主自己都承认是给苏联逼的，这说明什么呢？给逼着作为，还能算是远见卓识？ 祖国的基础建设，毛泽东时代算第一，没有那个时代便没有日后的经济腾飞。 如此说来，没有国民党黄金十年的建设，没有国民政府初步建立了现代政府的外观，没有民国基本解除了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今日之成就。 文化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会3%的教育﹑科技﹑影视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革命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国走回传统社会力量分配格局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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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知识遭受了从人格到身心的严重摧残，居然被作者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尤其是不到全社会3%的教育﹑科技﹑影视和地方乡绅。这是它的副作用”，设想哪个社会能够离得开精英阶层，尤其是需要科技和现代政治经济学来推动当今社会？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人才的缺乏更可怕的了？而人才的培养需要靠教育，但文革却毁了中国的教育，使中国丧失了整整一代人才。文革的实质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让中国回到高度专制的时代，这恰恰是断送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及ＺＧ早起知识分子领导人所开创的现代文明之路。还能说不是倒退？如果没有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扬弃，如果不力行市场经济，不开放国门，不融入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说不对mao时代的制度进行改革，中国能有今天？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逆历史潮流，为丑陋辩护甚至符合的人终将被历史抛弃。 从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到越南到前苏联，再到×××时代，无不是充满了反人类的暴戾和屠杀。左左们为文革等辩护的言路如同日本右翼一样，都是不敢正视历史或者干脆就歪曲历史。文革对人心的摧残，让父子、母女、夫妻等等家庭成员之间都动辄划清界限，恰恰是对中国传统人伦的最大戕害。这些不谙历史的小青年们问问你们的父母，尤其生活在城市里的父母，当年文革时期，他们可曾记得科学地组织生产，可曾安心去在知识里遨游而不用考虑各种所谓的斗争，可曾怕写错一个字或者说错一句话而不安过，可曾对于各种事情敢放心大胆地发表意见？
当然，你可以说文革不是某一个人的错，因为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自戕。如同毛泽东说过“斯大林的恐怖只会发生在苏联，而不会发生在美国一样。”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人的思想中，尊皇的意识从来就没有彻底消失过，虽然帝制时代早已不复，可我们总爱造个神放在自己头上去顶礼膜拜，惟命是从。这个规律至今没有彻底改变。 对毛主席的客观评价需百年之后才会有！历史自有公论，而且我相信不会差！ 新中国刚建立的冷战起始阶段，出于全球战略以及对台湾蒋介石政权的彻底失去信心，美国曾经多次表态要与新生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与新生的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可以恢复蒋介石政权败逃之后在华的大量利益，二可以疏远中苏关系，三美国还希望提一个条件，那就是用台湾换中美建交。
年轻的共和国毅然驳斥了美国的险恶用心，这不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红旗一边倒的需求，还因为现实地缘利益的不可分割！ 强烈支持！
好文。
很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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