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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整个西周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和社会判断标准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说明】
本章是《老子》一文总结西周历史的生花妙笔：从西周古公亶父为推翻殷商王朝建立的根据地起，统治者（最高领导人）的一切的行为都符合民众的心意，从而政治建设是处于兴盛时期。当时西周的现实是，只有在建立周（“岐邑”）根据地和嗣后才有这样自自然然的（一切的行为都符合民众的心意）事发生：“太上”之时，就是古公亶父（周太王）、季历、周文王之时，老百姓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家长，老百姓过着“解放区的天”的生活；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就比起来而“次之”了，老百姓就冒出了亲近他们、赞誉他们的苗头，虽然传为“成康大治”的太平盛世，然而已经没有“太上”的境遇了；周昭王、周穆王、周共王、周懿王之时，特别是周穆王之时，他定格了所谓“天子”的称呼，大兴“吕刑”，老百姓开始畏惧他们了，这正是每况愈下啊；到了周孝王、周夷王、周厉王之时，百姓忍无可忍了，只有侮之以驱逐周厉王至“彘”，直至他“病死无归”！这就是本章所叙述的西周历史的剪辑缩影。之所以人们不能认识老子的重要原因，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的人不知道本章的真实意义。于是，人们按自己的想当然去肢解本章，从而堕入无限遥远虚构而不切合实际的理想社会之中！
显然，这就违背了周宣王和单逨他们共同探讨社会问题的初衷，违背了古公亶父（周太王）立论《德》篇的本意，违背了《德》的宗旨——严格约束、规范最高统治者必须自警、自律从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之所以西周的现实是每况愈下，其关键的原因在于“最高统治者必须自警、自律从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的不断松懈、以至流于形式、甚至瓦解！这种“每况愈下”的情景，后来在中国历史王朝的更迭时不断反复重演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注重。
【字词句注释】
太上：“太”则最好、至极；“上”乃统治者。所以，老百姓所能够认识到的最好的统治者就是“太上”。这里实指西周始祖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建国之前）等百余年的历史，是西周最好的历史时期。这是古公亶父率领其家族由豳迁移到岐邑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经过努力后，在殷商王朝的“武乙三年”终于得到了商王的认可：“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的时期，是民众感觉上和事实上都是最美好的时候。那真是：“全国”一条心，全民一条心。古公亶父所针对殷商王朝的“得风”（贪得无厌之风）日甚一日，自己严正地提出并加以规定，正式用甲骨文文字刻写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治国宝典《德》。这个时期真是“解放区的天”的“美好日子”的时期！
下知有之：下，指广大的民众，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好家长。
其次亲而誉之：周武王（建国之后）、周成王、周康王之时，就比起来而“次之”了，老百姓就冒出了亲近他们、赞誉他们的苗头，虽然传为“成康大治”的太平盛世，然而已经没有“太上”的境遇了；
其次畏之：周昭王、周穆王、周共王、周懿王之时，特别是周穆王之时，他定格了所谓“天子”的称呼，大兴“吕刑”，老百姓开始畏惧他们了，这正是每况愈下啊；
其次侮之：到了周孝王、周夷王、周厉王之时，百姓忍无可忍了，只有侮之以驱逐周厉王至“彘”，直至他“病死无归”！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这八个字是回答“是什么样的原因致使西周王朝的每况愈下”的。上一章才说过的“根”的问题。社会内的万事纷纭、繁杂，然而，追根究底则是“民得”的问题。当时是殷商王朝晚期，殷商王朝的上层“得”风日甚、腐败不堪，早把殷商的祖宗成汤规定的“禁三风”，忘记得一干二净的历史教训不可不牢记。然而西周的历程却走的是同一条老路——违背自己祖宗古公亶父的承诺：保证、保障民得，严格自律“不得”！是这个承诺才开展西周的根据地的，是这个承诺才打下建立西周王朝的坚实基础的。严守这个承诺就是“信”，必须以此取信于民，才能保证西周王朝永不退色。然而周武王建国以后，没过几年，在周公旦的摄政干扰下，歪风竟起。周成王亲政后，力挽狂澜奋力十余年才走上正轨。（传闻的成康之治“四十余年”的“刑措不用”，显然不包括周公旦的摄政干扰。因为大家都知道，成康之治“四十余年”的“刑措不用”，必须把康王的25年算上，那么只要加上15—20年就能够是“四十余年”了。我们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只把成王“安排”了22年；而《竹书纪年》上写的是37年。同时据“考证”成王在位37年要真实得多。并且，太史公把周成王与周厉王的在位时间换了个、搞混了。所产生的问题多之又多，贻害无穷。如果成王是37年，那么问题就很明显了。成王就要去掉前面的周公旦的摄政干扰的7年，再去掉后面和他的儿子“大治”的20年。那么还有十年，不可不为之“披肝沥胆、艰苦奋斗、力挽狂澜”从而拨乱反正，这才致使西周步入正常的发展历程！假若，就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认定，成王在位22年，那么也是不能算周公旦的摄政干扰的7年的。对于成王的功绩，西周金文是有力证的；被儒家所吹捧的周公旦的所谓功绩，不独在西周金文中找不到，就是在东周的金文之中也是片字未存。）所以“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是针对西周建国之后的诸王而言的。因为他们的在位之时，都没有严格要求自己而按古公亶父的承诺去切实做到。也就是：统治者的诚信不足，广大的民众怎能再深信他们？
悠兮其贵言：悠，悠久的意思；贵，珍惜、珍贵；言，指古公亶父的承诺。悠兮其贵言，意思是：长期以来所有的统治者们，都没有珍惜、珍贵、遵照始祖古公亶父的承诺；这是每况愈下的病根啊！
自然：自然，自自然然；民众的自然，有什么呢？也就是他们自自然然的基本要求，无外乎是要劳动（工作）、要成家、要生儿育女、要照顾自己亲近的老弱病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些事情成功的几率是大的，是每个民众都会办得到的事情。所以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上述的民众行为都是极其正当的行为，是不应该有什么人去施舍而让他们再重新得到的行为。这样的民众行为，是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政府必须保证、保障的，显然这是任何政府的必然行为！离开这个保证、保障，那么这个政府还能有什么样的行为呢？）
【译文】
最好的时代是最高“领导者”说话算话的，民众都会知道他。因为他说要保证、保障民得。果然不错，民众无不安居乐业，大家怎么会不知道他的好处呢？
当他的后继者建国以后，忙于分享胜利果实。虽然还没有忘记要保证、保障民得的大事，但是，后继者毕竟冲淡了要保证、保障民得的感情。显然，这已经次于建国以前了，然而民众在其不露痕迹（开始有虚假骗人的应允、欺骗的许诺不断涌出）的“功德”面前去不得已而亲近、赞扬他们；
再次的后继者们，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歪曲、篡改要保证、保障民得的精神实质！随心所欲地运用政令，为自己的专制独裁而服务。虽然堂而皇之、振振有词，然而却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和认真的理论推敲的。显然，民众已经没有了亲近、赞扬他们的感情，剩下来的只有在他们愚妄而淫威的面前，民众产生了畏惧和害怕的心理。
再其次的后继者，就已经早把要保证、保障民得置于脑后。为了他和他们的既得利益保存或变本加厉的追求、索取、掠夺，他们可以不顾民众的生活、生存的利益而为所欲为。“国人”只有团结起来把这样的统治者赶走（公元前841年）！
上面就是从古公亶父到周厉王被“国人”驱赶至“彘”的300余年由兴到衰的真实历史。这是血淋淋的现实的历史！这就是西周历史的剪辑缩影的每况愈下的真实写照，触目惊心！
是什么原因造成每况愈下的现实呢？是“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是统治者的诚信“不足”。是统治者不讲“诚信”，不讲“信”，不严守承诺。不能取信于民众，不信守要保证、保障民得的誓言。从周武王以降的每个统治者，都要比他的前任在要保证、保障民得的问题上，打一点折扣、还一点“价钱”，这就不得不让要保证、保障民得的承诺从而渐趋落空。统治者啊，要严格恪守你们对民众的承诺，珍惜、珍贵你们对民众的承诺。他们是弱势群体，他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因为你们是“王”、是“天子”、是“圣人”、是统治者！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是要保证、保障民得的实现，这才是古公亶父的《德》论的真实实施。也是西周和后来的东周所有人们崇拜“德”的实质（可惜的是，后来的文人对此一无所知）。
民众自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自己所要办到的事情，成功的几率是相当高的。他们能够办到的事情，与你统治者和你手下的官员有什么相干？他们的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与你统治者和你手下的官员有什么相干？作为的天职的你，和你手下的官员们的职责不就是为他们服务，而保证、保障他们有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极其基本的权利和要求吗？所以说，广大民众在条件（保证、保障他们有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极其基本的权利）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功成事遂”之后，你再去问他，他只好腼腆而不好意思地回答：“我自自然然也”（谁不会？谁不能？）。
【读后】
本章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它不仅是阅读《老子》一书的“关键”；也是寻找社会弊病的祸害的根源。
最早“信”字的出现只在西周的中期的“金文”之中，以前乃至甲骨文内都没有发现有过“信”字。显然，它不但应该是人言或人的口而“言”为“信”，而且蕴含着“言、心”示意“言必由衷”之意。故此，信乃诚也，就应该是最佳的解释。谁应该有诚、有信？是人不是民！民必须依赖于人的保证、保障条件的允许；人同样要依赖于民才能生活、生存。这是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的过去、现在乃至一定时期的未来所必须遵循的一个没有被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在那样早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老子就认识了这个客观规律，这是人间奇迹！
历来的统治者对他所治理下的民众到底给予了什么好处？这是引人深思的问题？
【历史性的错误】
历史性的错误大致有两种：一是根本不能认识到本章的真实意义，从未引起过人们的注视、正视，所以不能知道本章是《老子》文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二是忽视了统治者（纵容、指使或默许智者、众人）的转嫁矛盾的社会能力，或者是不能认识到的某些“理念”（经过花言巧语而渲染后的所谓的礼、智、仁、义、信、贤……）是直接危害民众的根本利益的。
正是人们在认识上存在有这两种错误，所以也就只好停留在《老子》的大门之外，而不能进入《老子》的继续的解读之中！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17章是《老子》全文的一个环节，你不认识这个环节，你怎能再读下去？他老人家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丝丝入扣的，你不知其一，焉知其二？
另外，人们的认识上也还有一个误区。历来不少的人抱怨、恼怒、甚至歇斯底里地认为民众的无知、愚昧……等，是国家的最大“困难”和“灾难”。于是，他们提出什么提高全民素质，什么加强全民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等等，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方案。然而，什么提高全民素质，什么加强全民教育，努力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等等，这都不是社会问题的根本。如果客观事实的确是人们认识的这样，那么我们的生活如何能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先民如何能进步发展成为现代的民众？这正是本章要我们深刻去认识、探讨、研究，去“玄之又玄”的道理啊！
本章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民众只要能够“过得下去，就可以了”。“过得下去，就可以了”的八个字，就有它一定的“道理”！仔细论来，我们的民众的本质性格，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民众千百万年来，不就是这样从过去走到现在，而且义无反顾地会走向未来！回眸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我们的民众能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们无所求啊。他们只要能“过得下去，就可以了”，这就是他们的全部需求！只要在统治者（国家、政府的政策、政令）基本上“保证、保障民得”，能够生活、生存下去，不就可以了吗？他们就可以办他们的一切事情。即若他们艰苦一点，他们也会咬咬牙坚持过下去！远的不说，我们只看一下几十年前的现实，不正是这样吗？
如果能够做到保证、保障他们有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极其基本的权利。那么他们就会在实现他们的“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行动后，漫不经心、微带苦涩地说：“这有什么呀，我们自然谁都会办这些事情的”！
如果能够做到保证、保障他们有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极其基本的权利之后，还会不断改善、逐渐加强。那么他们就会在实现他们的“劳动、成家、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的行动后，心情愉悦、欢欣鼓舞地说：“这有什么呀，我们自然谁都会办这些事情的”！这不正是《老子》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吗？
显然，这里还牵连出来好多问题，我们也会看到基本是属于历史性的问题，涉及的汉朝以后的文献问题，汉朝以后的意识形态问题。虽然如此，但是，关键还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认识问题。如果按老子的方法来认识，那么这是认识问题之“根”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对待民众的态度问题，对待民众的感情问题。显而易见，这是十分显眼的现实问题。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应该好好的学习这篇文章，涉及的问题是大的。但是这是“爱民治国”之根本问题。
这里说的都是一些必然现象，是一些简单问题，也是执政者须臾不可忽略的问题。否则不知不觉，就会在情不自禁的“积非成是”之中而不能自拔、自绝于民众。
这是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总结统治者执政经验教训的一篇难得的、“入门指南”似的、好的文章！
闪闪发光的历史“瞬间”的火花：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老子•14章》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17章》
第十八章——仁、义、智的危害
大道废，定有仁义；智慧出，定有大伪；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
【说明】
本章是对前面一章的“每况愈下”原因的深入探讨，是对统治者及其官吏（智者、众人、大患者）们，转嫁“人与民”的矛盾的深刻揭露。是对古公亶父的后继者们，违背了古公亶父对民众的承诺后的直接披露。这个问题在东周时还能让人们知道，可是待到秦汉之时就无人知晓了。所以，秦汉以降直到现在，《老子》一书就已经成其为深埋历史尘埃之中的“故事”了。然而，现实中的某些人的蓄意歪曲、编造的某些不着边际的所谓的“故事”，就只能是任由人们的嘴皮子上的功夫，而颠来倒去的把《老子》肢解得体无完肤！远离《老子》的宗旨，而不知所云。
《老子》一书写出是在公元前770年，待到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老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楚简已经是离开西周大约有470年了。出土的楚简《老子》，只是约在公元前300年前后的社会上一种版本的任意摘抄。然而，它确实是我们目前所知道最早的《老子》摘抄。由于有这近500年漫长的历史，只算到这时候就必须传抄多次，并且还要有多次翻译抄录的周折（从甲骨文到籀文、由籀文到小篆的前期的“过渡文”），再加上每一个手抄者的认识境遇的“信手”的错误、与自信的任意取舍，于是乎遗留下来的错误就不少了。
故此，我只好根据下面的理由来订正本章。但是必须对照一下下列两个版本。
出土的楚简《老子》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
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汉帛书《老子》是“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智慧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臣”。（这是参照甲乙两个本子综合之后的结果。）
仅以这两个本子来看，显然是“翻译抄录者”欲求文章的完美、追求“一致”而弄巧成拙，这才有四（或三）“安”字出现；但是后来的“通行本”（河上公本和王弼本等），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全部删除了“安”字，就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通行本”样子。
出土的楚简《老子》，时值“思孟”思潮正盛的时候，也是孟子宣扬“仁义礼智”为之“四德”、确立“四德”的时候。唯一（整个东周时期只有这一次）出土的中山王铁足大鼎，就是“追随思孟思潮的理念”的铭文。所以有人任意摘抄时，就不得不抄成“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涉及到智慧时就干脆“整句都不敢要了”，这才造成我们看到的出土的楚简《老子》的任意抄摘（现代居然有人那样崇拜这样版本的《老子》，真是怪哉）。
考虑老子的思路，联系客观现实而且要符合客观事实的道理，以及必须与《老子》全文相呼应，还要与老子的逻辑思维能够自洽。所以，必须增加二“定”字和二“安”字；原“忠”字误，当正为“贞”字。
（关于“贞”字牵涉的问题也是比较多而且也比较大。“贞”字起源很早，在甲骨文内就已经出现。但是，人们却错误解读了它！这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它几乎影响到我们对“甲骨文”的全部认识，其错误持续到现在。在相应的时间内，我将逐渐解读它。）
【字词句注释】
大道废：这里的“道”是关键字，是直接紧随前面所揭示的问题之后而提出了的，因此汉帛书《老子》和楚简摘抄《老子》的此文前面都有一“故”字。这里的“道”就是“民必须依赖于人的保证、保障条件的允许；人同样要依赖于民才能生活、生存。”这也就是古公亶父所高度抽象而浓缩的“德”，而要“保证、保障民得”！这也是《老子》全文中所统一应用的“道”字之义；大，没有实质的意思，只是“道”的“着重性”加强而已；废，不再使用、不再继续，违背、背叛原有的承诺（古公亶父所高度抽象而浓缩的“德”，而要“保证、保障民得”）。
仁：此字在出土文物中出现是很迟的（在公元前300年略前的中山王铁足大鼎之上是“亡不率仁”），但是这却不能说明此字在社会内真实出现的时间；根据《老子》的38章来看，“仁”字的出现，应该是殷商末期。只有殷商末期的“得”风盛行之时，才有“智者”提出“仁”的思想意识来糊弄民众：转移社会矛盾的视线、减轻统治者的职责、让民众心安理得地承受不应该有的盘剥而无言可述，从而使其“得”风（贪污腐化不正之风）日益猖獗，因此才断送了殷商王朝。所以，老子就指出：你，统治者是为了废弃、背叛对民众的保证、保障，才提出所谓的“仁”的。这明显地是你要转嫁问题的实质，无非是维护你那不敢见人贪得无厌的私欲的“满足”而已。（另外，“仁”字的本义，即“仁”字最早的定义是“上人”的行为，因为“仁”字的左边是“人”字，右边的上短横、下长横是当时的“上”字。显然，这是为上者根据自我的“感情”而对待他所应该处理的事情的时候，而出现的行为。显而易见，“仁”的起源是统治者的感情用事。既然是感情用事，就可以背叛“原则”，背叛自己的承诺，就可以不讲“诚信”。久而久之，背离原则就越来越远。）
义：此字出现很早，甲骨文和金文内都有，当时只有以“义”为名的意思（地名、人名），以及少许的“仪”或“宜”之义，乃至于类似现在因“抚养或拜认而成为亲属”的“义”；然而如现在大家所理解的“正义、道义……”的“义”的行为，一例也没有。但是，在殷商末期由于“得”风的盛行，才有“智者”提出“仁”和“义”作为行为“要大家”遵守执行。这明显地同样是统治者要转嫁问题的实质，无非是维护统治者那不敢见人贪得无厌的私欲的“满足”而已。
智慧出：出，现；智慧，就是“智”，然而它的出现也是不好的行为；西周晚期出土的毛公鼎上的铭文，就有批判而肯定的言辞“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这正是西周晚期铁（铜器）的证据。正因为“智慧”的出现，才致使“仁义”危害成灾，祸害跨越几千年。（大家只要翻开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的铭文，就可以看到：“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的认定。这就是历史证明。）
大伪：伪，有用做作掩盖本来面貌的虚假的、或者是“不合法”的、不符合原来的承诺的行为。
六亲：六亲，本文的六亲是指父、子、兄、弟、夫、妇；
安有孝慈：安，疑问代词；安有，哪有的意思。父子间的慈与孝、兄弟间的慈与爱、夫妇间的爱，这几者之间都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保证，才能会有孝、慈、爱的“成立”和现实的实现。显然，这个坚实的基础是父子、兄弟、夫妇间的和睦、和谐、和气。否则，就是“安有孝慈”，也就是没有孝慈爱的存在之可能了。
国家昏乱，安有贞臣：这里可能大家的误读、误解比较是多的，因为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有这样几件：什么是“贞”？什么是“贞臣”？国家昏乱能有贞臣吗？（说到“贞”，这要从源头说起。现在的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的中间的“玉版”上有一幅图画。显然这还是没有文字的时候，离开现在大约是4600年以前。图案的中心部分，正是后来殷商的中期甲骨文出现后的两个“贞”字的“十字交叉”的组合。）然而甲骨文的“贞”与甲骨文内的“鼎”字的写法基本一样。这也就是说“甲骨文时期”的“贞”字的出现，它是表示：殷商王朝启用的某些官员，因为是一些曾经管理过“饮食器具”的人员（这与我们更早时期就有“民以食为天”的理念是一致的），这才是“贞”字的本义。因此，“贞”字蕴含着“保证、保障民得（最基本的‘饮食’问题）”的原始含义。这也就形成了秦汉前，不为人知的“道理”，当然是《老子》其中的真实含义。于是“贞臣”的本质职责，就是完成统治者（王）要“保证、保障民得”的实现而效力、服务。显而易见“国家昏乱”了，怎么还会有“贞臣”的人来为“统治者”、为“民众”去效力、服务呢？这是明白无误的现实啊！
【译文】
（西周王朝的每况愈下之后，追究其原因，是因为）“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大家逐渐不再遵守、不再继续使用了，这才有所谓的“仁义”的发生；而这种“仁义”的发生、发展、壮大而根深蒂固的全过程又依赖“智慧”、机巧的出现，正因为“智慧”、机巧的出现，这才逐渐促使“仁义”的发生、发展、壮大而根深蒂固进而冥顽不化，延续直到现在还被大家所尊崇！这就是“大伪”、是天大的欺骗，是统治者对民众的欺骗啊！
父子间的孝、兄弟间的慈、夫妇间的爱，这三者间都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保证，才能会有孝、慈、爱的“成立”和现实的实现。所以说：如果“六亲”不和，就不可能再谈到什么“孝慈”。国家只要“混乱”（昏乱）成为事实，那么，就不可能再有“贞臣”了，就不可能再有为民众服务的“官员”了。这些都是极其简单的道理啊！
【读后】
这些朴实而琅琅上口的道理的陈述，这就是老子的独特文风！可惜的是，人们却旷日持久地游弋在《老子》的大门之外。
另外，非常可惜的是本章和第4章一样只是个半章，只说明了“每况愈下”的严重后果之所以形成的原因。显而易见第19章是它的下半个部分，它们的“组合”后才能构成是一个完整的章节。
虽然，显赫的“大道废，（定）有仁义”几个醒目的“大字”，摆在每一个曾经接触过《老子》一书的人的面前。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非议”过“仁义”的问题。道理何在？
因为，在探讨客观事物的进程之中，人们的认识是要进入任何有待认识的领域之内的，人们的思维是没有禁区的。否则，那是自绝于认识的大门之外，只能人云亦云而已：充其量只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苟延残喘的小打小闹的自娱自乐。况且，自然科学的某些人为规定之后（或然认识），都要不断思辨、否定（探讨、研究等等的过程）而逐渐才有所提高、进步（还不意味是“真”）直至未来，这才是科学！何况，即便是自然科学之中的“‘是’等于‘是’”这样的问题，都还必须认识到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早已经知道：“‘是’”是不能等于‘是’”的，这可是自然科学的基础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仁义”的问题呢？认真而科学地认识“仁义”问题，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都将具有不可估量的、想象不到的现实与历史的意义！以科学的态度去看待“仁义”，即便它具有或然的“真理”性，那么必然我们就还“迷茫”无知它的残损破缺性。应不应该公开暴露出它的“阴暗”面呢？显然，这不仅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理论现实的问题。
于是乎，人们之所以不敢非议“仁义”的缘由是什么，就必须摆在每一个欲认识问题的人的面前。显然，这与中国的特殊环境有关。自从公元前二世纪时汉武帝，置“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后。“仁义礼智信”就成其为中国维护封建帝制独裁的经典“教义”，这就成了任何人不敢触动的“金科玉律”。这个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宗教，然而它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桎梏民众役使其身、束缚民众统摄其心的伪善恶魔！人们在这样的“金科玉律”的教育下，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想而知（也必然可知），只能成其为围绕“王”或“王权”转悠的欺压民众的“寄生虫”（智者、众人、大患之流的人）！
这就是《老子》文章的功劳，他在那样早的时代就揭露出来这样的发展趋势，指出了它必将产生的恶果。遗憾的是，我们中间的不肖子孙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恬不知耻！
【历史性的错误】
“仁义”在中国的所有文献之中，都是响当当“正直”而辉煌的理念。历来不少的天子（统治者、圣人、皇帝、君王、领导者）以及所有的文人墨客对于“仁义”，无不唯恐赞誉不周而不甘人后地摇旗呐喊。唯独《老子》一书中的18章有“大道废，（定）有仁义”和19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但是，当大家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时，“诡辩”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所有接触《老子》的文人墨客之中，他们较好地“自圆其说”而使《老子》跻身于“诸子百家”之中，庸庸碌碌的使大家对老子莫衷一是、不了了之。于是乎，我们也会看到在“仁义”萌芽时的“智者”、“众人”的脸谱：他们为了讨好“王”或“王权”，信口开河地使用诡辩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由此，他们可以利用嘴皮子功夫，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忠臣和奸臣的问题，成为一个不应该出现的问题。长期以来，大家认为国家只要“混乱”（昏乱）了，就会出现什么忠臣和奸臣。这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然而，凡是涉足解释《老子》第18章的人，都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都煞有介事地要大谈自己的忠奸观。其实历来人们形成的所谓的忠奸观，并没有什么标准可言。在中国的信仰“忠”的人，必须表现出来是“忠于”“君”的。不管此“君”是何许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忠于他，这是其一；无论“君”对“臣”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作为“臣”的人都不能动摇“忠于”他的观念，这是其二。基于这两点来看，这样的“忠臣”就不会给民众办一件“好事、实事”。因为他办事、处世的宗旨是以“君”的意志、言行为准则的；再者，这样的“忠臣”和“奸臣”又有什么两样？“奸臣”之所以是“奸臣”，他却处处事事时时都把“君”哄得团团转。“君”既然跟随“臣”转，那么此“臣”如何分辨出“忠和奸”？相形之下，“奸臣”比“忠臣”是更加“忠于”“君”的“忠臣”！这还涉及不少的“理论”问题，就不再啰嗦了。
《老子》文章中的“贞臣”就没有“忠”与“奸”的含义。它仅仅指的是：原来“管理饮食器具”的人。他们工作认真负责，才把“官员”的“上传下达和下意上知”的“职责”交给他们。他们就是这种意义下的官员，必须与最高统治者的宗旨保持步调一致——保证、保障民得的一致。
本章内的句子都不是并列的句子，都具有老子文风一贯的笔法。它们也同样是步步深入、
层次分明的层层推进、层理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的难得的好理论文章，千古绝唱！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大道废，定有仁义”，是否成立？于是“仁义”的“价值”何在？
“智慧出，定有大伪”，这可能更加不好理解，是否应该探讨、讨论、研究？
“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六亲不和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能够做到孝慈？是要某些人去教会民众怎样是孝慈吗？
“国家昏乱，安有贞臣”，这种古文的意思，我们应不应该去认真理解？
显而易见，这些都是“国家大事”，这却马虎不得啊！
现在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了？为什么有的人硬要抱着“仁义礼智”不放？这是想我们前进，还是要我们倒退？这能够与世界潮流融合、合一吗？
自然科学的某些人为规定之后（或然认识），都要不断思辨、否定（探讨、研究等等的过程）而逐渐才有所提高、进步（还不意味是“真”）直至未来，这才是科学！何况，即便是自然科学之中的“‘是’等于‘是’”这样的问题，都还必须认识到它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早已经知道：“‘是’”是不能等于‘是’”的，这可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自从公元前二世纪时汉武帝，置“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后。“仁义礼智信”就成其为中国维护封建专制（帝制）独裁的经典“教义”，这就成了任何人不敢触动的“金科玉律”。这个虽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宗教，然而它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桎梏民众役使其身、束缚民众统摄其心的伪善恶魔！人们在这样的“金科玉律”的教育下，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想而知（也必然可知），只能成其为围绕“王”或“王权”转悠的欺压民众的“寄生虫”（智者、众人、大患之流的人）！
首先，“若”字没有“应该”，“必须”的意思。而且这里水只是一个比喻罢了。
“善”者，“慈”也，故曰“利万物”。水性往下，故曰“不争”。“众人之所恶”，言众人熙熙为利，去道远矣。“几于道”者，近也。水有形，故非道。
居善地，不争之地，往下。心善渊，不争之渊，为虚。与善仁，不争之仁，为无亲。言善信，不争之信，去华而求实。正善治，不争之治，无为而已。事善能，不争之能，无功而已。动善时，不争之时，求静而已。
唯有不争，方不损于道，故曰“无尤”。
老子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可释此章。
持而盈之，不若其已。史记乐书曰：“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盈而持之虽可，然孔子曰：“恶有满而不覆者哉！”故盈之易溢，不若其已也。已者，止也。
揣者，捶也。捶而使其锐。然锐者易损，不可长保。故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
后文言“金玉”，“富贵”者，以例证之，借讽世人。
功成名遂，天之道也。以道义明之。道者外盈而内虚，韬光养晦。故庄子喻其为“葆光”。又曰：“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可释此章。
谢两位精彩， 我学习了。
谢谢你的指点.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指导.
第十九章——礼、智、仁、义危害的根源是自以为是
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说明】
原“圣”字误，当正为“礼”。理由很简单，因为《老子》全书之中，“圣”字都是与“人”字连用的。何况“圣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意思，《老子》文章中的“圣人”必须高度自律、自警，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似的，害怕损伤了“保证、保障民得”的庄严承诺，而不能履行自己的“崇高天职”！《老子》全书的意思全在于此，都是规范“圣人”的行为，是教育“圣人”如何“爱民治国”的。也就是说：“圣人”是必须要受教育的，并且“社会”要无时无刻地教育他、约束他、质问他（现代的社会中的某些不正是这样在开始吗）！否则，他就会忘乎所以，就会沦为“强梁者”（42章）而“不得好死”。
“礼”在《老子》全书之中是不好的行为，是应该“深恶痛绝”的。“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这不但是老子对“礼”的定义，而且是对“礼”的严肃批判。显然，在考虑各种理念批判的时候，“礼”字就不得不首当其冲了。所以必须确定：“圣”字为误，当正为“礼”。这还隐藏着“礼”是“智”生存、出现、发展的肥沃的“土壤”；“智”是“礼”生存、出现、发展的“园艺师”！正因为它们、相得益彰、朋比为奸，才能风风光光延续两千余年！大家谁也没有料到，老子在那样早的时候内，就把“礼”、“智”的伪装剥得干干净净。更加遗憾的是我们都是睁眼瞎子，居然大家都视而不见！
“绝学无忧”当属本章，此问题颇大。大家都没有注意老子的文风问题，也不认识老子的思维方式，不知他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特殊“理论”“论述”的形式。当然，大家更不知“学”字在那时的古义，以及和前面八个字“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血肉”联系。虽然自唐以来，就有人不断提出要把“绝学无忧”放到本章。然而，习惯势力的强大，有时候会毫无道理地“胜过”认识的力量。这真是一种“积非为是”而不应该有的历史性错误，现在应该是必须扭转的时候了。
十九章是老子教育周宣王以后之继任诸天子系列理论中的一环，它应该出现在西周的末期。不读懂它就读不懂《老子》全书，当然也就不知前后各章之联系。要读十九章则至少要知道一点西周史实，可惜的是，文献资料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都变了味，对不上号。短短四十九个字的《老子》十九章是《老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十八章和二十章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不认真理解、读懂十九章，则不仅对十八章和二十章的内容说的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会根本不知道《老子》一书的宗旨是什么。
同时，本章是18章的下半部分，是与18章是密不可分的文章。所以它的文句也当然是18章的继续。故此，这同样是理论性很强的好文章，是“千古绝唱”！
【字词句注释】
绝礼弃智：绝，穷尽、净尽、完全没有；礼，固定的、不讲“忠信”的硬性规定，它是国家“乱之首”。（不讲“忠信”的问题，在《老子》文章中的“忠”与“不忠”，只指“保证、保障民得”的忠实执行与否；“信”与“不信”也仅指对“保证、保障民得”的背叛与否）；弃，放弃、扔掉；智，机巧、伪诈，相当于现在的“智力犯罪”或“智能型犯罪”的“词目”，当然也指故意从事圆说“黑白颠倒”、“混淆是非”而讨好统治者的阿谀奉承的玩弄谀词辞令的人（事实上，的确是这些人的兴旺发达，才导致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历史的延续而流毒至今，故此《老子》第3章就把“智者”的问题提出来了已经开始批判）。“绝礼弃智”不仅是本章的“出发点”、是“基础”，而且事实上它是统治者偏离他应尽“天职”的开始，所以这才有下文的“民利百倍”和“民复孝慈”的探讨乃至“肯定”。
民利百倍：当统治者能够“保证、保障民得”，诚于他的“天职”（忠）、守于古公亶父的“保证、保障民得”的规定（信），民众当然能够“自自然然”办成他们所以要办的事情，岂不是皆大欢喜而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仁，古“仁”字的本义，就是“上人”（统治者、君王、圣人）的行为。既然是“上人”的行为，那么它就应该会有是否利于“民众”的问题发生。然而，事实上是：即便是不利于、甚至是背叛“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上人”的行为，通过“智者”的“功能”——从事圆说“黑白颠倒”、“混淆是非”而去讨好“上人”的阿谀奉承的玩弄谀词辞令的人们的表演之后——那么原来“是不利于、甚至是背叛‘民众’的根本利益的‘上人’的行为”，这时候也就变成了辉煌无比的、甚至十分伟大的“爱人”的“仁”的行为了！对于这样的“仁”难道不应该斩草除根而让它绝灭吗？义，古“义”字的本义是“上羊下我”，其意思是“‘羊’无条件都应该是‘我’的”，也就是说“‘羊’无条件都必须为‘我’服务或尽义务乃至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身体”！虽然在殷商时的甲骨文中只有几例“义”用于地名外，剩余几例“意思不明”。然而，在殷商晚期“得”风盛行的时候，“智者”不但教唆而导致“仁”的出现和发展，并且促使“义”的产生和泛滥成为必然。并且，“仁义”与“得”风相互促进、交替发展致使“根深蒂固”。古公亶父的《德》论就是针对这种不良现象的盛行风气而做出的，这才有西周王朝的斗争而胜利地推翻了殷商王朝。于是，在西周王朝建立以后，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上面（截至2001年以前的出土文物），以“义”为“宜”者七见；以“义”为“仪”者也是七见；以“义”为“义”十九见。而这十九件青铜器上的“义”是：司义夷场一见，郑义伯二见，郑义羌父一见，义公一见，义友一见，义妣一见，义丐妣一见，白义一见，义白一见，义仲一见，永命义孙子一见，义母一见，仲义父四见，中义一见，子义爵（殷商晚期）一见。然而，如大家所理解的义，一例也没有。这说明什么？这充分说明“仁义”和“得”风已经得到完全扼杀和“控制”，不但我们在西周的出土金文之中看不到“仁”字，就是“义”字也只如上所是而已，就是“得”风的“得”字，也在西周早期是“绝迹”的。直到周穆王之后才又作为批判的对象进入金文之中（如“得纯亡敃”），也就意味着西周王朝的“得”风又起，怎能禁尽？
民复孝慈：复，有“重复”、“符合”的意思；孝，本义是“尽心奉养和服从父母”，所以，基本上是“下对上”的“义务”，是有条件的；慈，爱、和善慈爱，所以，基本上是“上对下”的“本能”，也是有条件的；民复孝慈，任何国家的最基本的成员都必定是“民众”，都是“民”、都是“百姓”！而这些百姓，他们只要在能够生活、能够生存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够生活、生存下去！他们不但能够有自己的“本能”，而且也必定会尽到自己的“义务”！于是乎，我们就会看到：只要在“保证、保障民得”的问题上有所努力，“民”就会回归到“孝慈”的境地。故此我们就会看到“孝慈”是老百姓的自然本性。
绝巧弃利：巧，机巧、不正当的投机取巧，另外同于57章的“伎巧”（是有权有势之人玩弄诡秘伎俩而巧取豪夺民众的“脂膏”）；利，牟利、“非法牟取暴利”，以损害“民众”为前提所谋求的“利益”；绝巧弃利，则是：杜绝“投机取巧”的行为，根除损害、危害民众的“非法牟利”的手段。
盗贼无有：盗，有偷窃行为的人和抢劫财物的暴徒，如盗取、强盗；贼，做大坏事的人，专干坏事的人，《老子》文中是指：危害国家和民众的人，与“大患”（13章）同义；无有，没有、不会出现、不可能出现；另外，由于有权有势之人玩弄诡秘伎俩而巧取豪夺民众的“脂膏”致使民众无法生存而流落为“盗”。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此，这；三者，指三“事”：“民有利于生活、生存”的条件（“民利百倍”是因为已经“绝礼弃智”了），“民复孝慈”而走向了自然是因为做到了“绝仁弃义”，太平盛世的社会内没有盗贼是“绝巧弃利”的成果；以为，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就对事物做出某种判断；文，文字，指有关“三者”的文字；不足，还没有说清楚，还没有刨出“根”来。
故令有所属：故，因此，所以；令，应该、必须、指派服从、命令；有所，是有别于上述事情之外而且还有一个根本存在的问题；属，归属、从属；故令有所属，所以要人们认识到还有一个是根本存在的问题。
见素抱朴：素，单一；朴，简单、无文饰、不虚假、不浮华、不奢侈、不掩饰自己的行为；见素抱朴，为人正直单纯而且朴实无华，毫不掩饰自己的一切行为。
少私寡欲：少，唯一；私，（七章的）“成其私”的“私”是统治者唯一的“天职”；寡，唯一；欲，（第六章的）“天职”的“欲”，是正当必定具有的“欲”（那么作为统治者你的唯一的欲望是什么呢？难道不是要忠于“爱民治国”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吗）；少私寡欲，这就是，恪守统治者自己的唯一的“天职”、并且忠于自己唯一的“爱民治国”的欲望，真正当好你这个“孤家”、作好你这个“寡人”！（“孤家”、“寡人”这是春秋时期以前的统治者有高度责任心的自律的称谓，只不过春秋以后这种“自称”就变了味，而且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绝学无忧：“学”字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学”字出现很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以后一直沿用的西周为止。居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内，“学”字在金文之中绝了迹！？直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之中，还没有“学”字的专门条目，在不显眼的地方，说“学”是“斅”的省字。这不奇怪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当时，已经是《论语》的大量流行的前期。难道当时的大儒许慎不知道《论语》的第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为什么在他的《说文解字》之中会出现这样不通情理的现象？联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内，“学”字在金文之中绝了迹的问题，那么这里被历史尘封的问题就大得很！（这只是说明一下这种现象，不是我们这里着重要探讨的问题。）
那么“学”字在西周当时是什么意思呢？《老子》书中有四例，另外三例是：48章的一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显然这里老子还有被省略掉了的一个逆命题必定是：‘为道日益，为学日损’。才能够）“损之又损”（致使“学”的不良行为不断减少、损伤），“以至于无为”。显而易见这里的“学”字是摧残、损伤“道理”的不良行为；在64章中是“学不学（学吗？不能学）。（那样会）复（重复、再去重犯）众人（智者、大患，他们）之所（曾经、已经犯过了的）过（过失、错误）”。显然这里的两个“学”字也是与48章内的意思一样，它是摧残、损伤“道理”的不良行为！于是，我们就会知道“学”字的本意是“教、效、觉”，当然就是东汉许慎说“学”是“斅”的省字。这就不奇怪了。
在西周的金文中出现的几例，也不例外：在离今3000年前的公元前998年前后（此年代，暂以“夏商周 断代工程”公布的《西周列王世系表》为据）周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铭文中就有“余唯即朕小学”。此“学”乃“晓、觉 、明白”的意思。
上述是西周早期的一见，嗣后西周中期的四见：
《令鼎》中的一见为“小 [子]乃学。”此“学”字多数释家以为是“效”的意思。
《静簋》中的三见：“王令静司射学宫。”与“小子暨服暨小臣暨夷仆学射。”此两“学”字，人们也解释为“效”。“静学无目丑”，此学有人释为“教”。
西周晚期在《师反簋器铭》上为“在昔先王小学”，和《盖铭》“在先王小学”。此两“学”字，分别出于“王”口，引证先王小“觉”也（先王当指康王和自己尊崇的前王）。
显然，“学”就逐渐由“效、教”进展为“晓、觉 、明白”，进而发展为统治者的“自以为是”，这就十分可怕了。再经由“自以为是”而“感情用事”那就没有了原则，就失去了“道理”，就不能“就事论事”，这样的危害不大吗？两千余年我们不就是生活、生存在这样的危害之中吗？所以绝学无忧的意思是：统治者你只能一心一意，履行你的“天职”——“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这就必须千万不能自以为是地“感情用事”。不能让由于“感情用事”所滋生、发展而来的，那些什么“仁义礼智”的不“就事论事”的邪门歪道，来歪曲、偏离、转移你“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能够做到这样，那么你还有什么忧愁而对不起民众呢？
【译文】
抛掉那个罪魁祸首的礼，丢掉那个伪诈的智，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掉那个骗人的仁和欺骗大家的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而自然和睦；抛掉丢弃巧诈的货利，盗贼就自然会消失。抛弃礼智、仁义、巧利这三者，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本，这恐怕还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和警觉。故令有所属，其关键在于你这最高统治者、圣人、人君，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保持素朴的本色而少私寡欲，且还要抛弃自己的自以为是，这才能忠于你的“天职”。这样，只有这样，也只能是这样，你才没有忧虑而治理天下，从而服务于亿万民众。
【读后】
显然，西周末期，理论上涉及也挺多的，然而，周宣王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老子正是在此时受命于周宣王，在前人古公亶父老祖宗《德》论的基础上，修订整理重新完善西周理论的宝典而著述了《老子》一书，以教育嗣后继任的天子，十九章正是其中重要理论论述的一环！
只允许“统治者”对大家的“背叛”，就不容许大家（民众）的“反抗”（抗争）？这就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中国之“礼”！？这就是“大道废，定有仁义”的起因；对“统治者”以自己的话去圆说（如相声《扒马褂》式的圆说），这就是“仁义”发展、泛滥而根深蒂固的原因。20章的开头，就是揭露这一古怪现象的。
“此三者”和“绝学”是未来人类文明、正义之目的，这是全世界居于统治者位子上的人们都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感情用事”，不“就事论事”，杜撰出什么歪理邪说的理论来转换为民众服务的宗旨。这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这是世界各国的大事。显而易见，《老子》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她不仅仅说的是现在，而且说的是我们的未来！
【历史性的错误】
为什么《老子》要提出“绝礼弃智”和“绝仁弃义”以及“绝巧弃利”呢？是上面一章所说的：是因为“大道”废弃了。歪曲、偏离、转移了你“保证、保障民得”的实施的宗旨。不讲“诚信”，背弃了古公亶父开创建立西周的承诺，背离了古公亶父的《德》论的精神。这也是西周建国以来的每况愈下唯一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历来的文人墨客之所以不敢涉及，乃是“学而优则仕”的这个“仕”字，束缚了他们的身心手脚，为了那个“仕”而努力奋斗终身，也可谓是披肝沥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亦悲壮乎？恰恰这些人，不为民众干一点实事，社会才会停滞而裹足不前！
从历史上来看，商初之王都注重自身的“不得”，从不提倡自己“不失得”。从《伊训》中所谓的古文献之中，都包含着这一深邃的思想。故而谁要有“德”，统治者也。他有德，才能民得而旺，众人（智者）才能上服务于统治者的德，下服务于民之得。反之，统治者要得，民则不得，众人（智者）服务又当如何，则必乱矣！这是问题的根本。
“礼”是为什么服务的，是为上（统治者）的得而服务的，强行等级制度的健全，就是统治者得的保证，且波及到身边的人，身边身边的人，身边身边身边的人，民则在失得的前提下苦苦煎熬。众人（智者）正是这一大批“身边的人”，他们除了辅佑上得外，还能干什么！只能变着花样，日日翻新，绞尽脑汁能干出什么有利于“民得”的事来？（这个“礼”字推崇的带头人，正是周公旦也，他所谓的“殷礼陟配于天”的照搬、发扬、光大，给社会带来无穷的遗害。）
“仁”的危害：仁的起源是统治者的“感情用事”。于是乎，有仁才有亲疏，有仁才有贵贱，有仁才有利害。此三者就是仁一手造成的。崇仁者以各种花言巧语掩盖亲疏、贵贱、利害的差别，而曰：“仁者，爱人”。有爱就有不爱的人，这就是“仁”的恶果，有亲就有疏，有贵则有贱，有利则有害。即若在一个家庭之中，对谁仁，对谁就有不仁，显然这是“感情用事”的初始，却种下了违背“孝慈”的祸根。
《老子•五章》对“仁”的剖析是最明白了，可惜，人们并不知其所以。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何来如此之说？刍狗是什么，刍狗乃西周之时老百姓祭祀之供物也。当未祭祀之前（准备阶段）或在祭祀之中对刍狗的态度当如何待之？必诚惶诚恐敬而诚之，绝无有他心、他想。否则何来刍狗，何来祭。老子正是基于诚惶诚恐敬而诚之之义，而曰天地对待万物，圣人对待民众之态度。天地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对待万物，万物则齐茂；圣人诚惶诚恐敬而诚之地对待民众，民众则安然。“不仁”是正道，倡仁何用？无非是智者们所玩弄骗人的勾当，终使治者有所得，有所偏爱、有所亲疏、有所贵贱、有所利害之分别。
“义”则有更大的迷惑性，但基本上是上强为之，要下从之；下必有忠义，遵守法度，不要不合礼。同时，也有平行的关系，模糊是非原则界线，以绝对忠诚，不分青红皂白地以义报效之，并且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而自我赞誉。总之“义”是为“仁”服务而效劳的帮凶！
“义”是加大和完成“仁”所造成亲疏、贵贱、利害的距离，使其固定化、完善化、且堂而皇之地尾随之，不自觉而实在地成了“仁”的辅佑。显然可以看出，“礼”更是要加剧亲疏、贵贱、利害之距离且使之固定化、法律化！智者更不甘示弱，变换着歪理来维护这样秩序（进一步拉开拉大距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正是挣扎在礼、智、仁、义的束缚之中吗，正是礼、智、仁、义这四个怪物在西周历史进程中掺（搅）和着，故此除周成王的中后期和周康王时期的“成康之治”（不包括周公行政）才出现“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之誉。（ 嗣后的二千多年，谁还能作到这样？）后来经昭王、穆王则道衰至缺，穆天子才大兴“吕刑”（当然是智者的功劳）。“吕刑”已细微达三千多条，显见中、下层必须用刑来治也。真能治好吗？越治越乱。（《老子》五十七章文中的“法律滋彰，盗贼多有”正是说的此时之事）。经穆王后，在理论圈子内逐渐把“得纯”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恭王时的《墙盘铭文》就有“得纯无谏”的政治口号，直至西周晚期出土的金铭文中就有八见“得纯亡敃”。（敃乃不听政令之民，“得纯亡敃”的意思是，得纯了就没有不听政令之民了。）“得纯”，正是针对“得不纯”而提出的。“得”当然这里并不指“民得”（“民得”是可怜得很的），而是那些庶官、智者（众人）们，一旦尝到了“得不纯”的甜头，当然有恃无恐而日甚一日。其后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民得”的损失巨大而惨重，且不听政令之民、扰乱社会治安之民也就层出不穷。其要害是智者（众人）之所为也！虽然，西周晚期周宣王时在《毛公鼎》和2003年出土的《逨鼎》的铭文中，都训导所任命的官员，不得“××”或曰为“龚苞”（中饱私囊——得不纯），龚苞（中饱）乃侮鳏寡。（这虽仅为认识上的问题，也暴露出难以纠正的膏肓顽症；但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西周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奴隶社会”。至少它使我们知道当时西周时期，对于社会上的鳏寡弱势人群，还有固定的社会保障，只因为有了庶官们的龚苞——中饱私囊，乃至于放纵的不良行为，才破坏或玷污了这些弱势人群，而难以生存！推而广之，涉及的问题多多。）
从春秋时期开始，“积非成是”已经在中国社会内扎下了根子。西周末期老子提出的“绝礼弃智”、“绝仁弃义”、“绝学无忧”，虽然成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导。然而，在老子死后不久，齐国的管仲就率先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政治口号；继之，孔子在春秋末又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政治口号；进而，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提出“仁义礼智为之四德”的意识形态；直到秦国的儒徒弟子李斯竟然背叛他祖师爷的宗旨，不但建议要秦王下“逐客”命令，还要秦王“焚书坑儒”！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是不允许“仁义礼智”的自由泛滥的。直到后来公元前134年，借助汉武帝的不可一世的权势，才让“仁义礼智”登上意识形态的宝座！这是一个典型的“积非成是”的长期过程，前后用了500余年！何止如此？到现在，两千六百八十年已经成为过去，然而这样的“积非成是”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了。（之所以“仁义礼智”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是因为“仁”的作用，而“仁”的起源又是因为统治者的“感情用事”而产生的。因此，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
“积非成是”通过500余年的酝酿进展，借助汉武帝的不可一世的权势，致使“非”（不能符合客观事物发展本身规律的认识）成为“是”，从而促使“非”就为“封建独裁专制”的一人而服务！ 于是乎这一人在“积非成是”之“陋习”的影响下，（中国的统治者们）就不自觉地染上了沉疴痼疾，沉沦在自我陶醉的一片歌功颂德的赞扬声中！更加显得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圣明”、“伟大”、“英明”，这就已经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由此，伴随“积非成是”而来的后遗症：要么夜郎自大、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目空一切……要么我不如人、崇洋媚外（还包括“汉奸意思”）、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绝礼弃智，民利百倍”的问题应该不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持批判的态度？“礼”是“智”生存、出现、发展的肥沃的“土壤”；“智”是“礼”生存、出现、发展的“园艺师”，它们、相得益彰、朋比为奸，才能风风光光延续两千余年！是否还应该让它们延续发展下去呢？这显然不是小问题！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理论上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不是对统治者的严格要求？一个统治者应该不应该做到“素、朴、私、欲”？素，单一、单纯、天真、赤诚；朴，不装模作样，事无不可对人言，怎么想、怎么做，一切可以公开告白于天下，对自己的
出回答（咨询、质问）；私，一人所必定要做的事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替代的，否则，就不是最高统治者了；欲，一心一意的欲望，就是一门心思要把国家治理好，为民众谋求利益，否则，不会做出那样的努力（竞选），也不应该当这个统治者了。
习惯势力的强大，有时候会毫无道理地“胜过”认识的力量。这真是一种“积非成是”而不应该有的历史性错误。然而，它如果进一步变成“积非为是”，那就不可收拾了。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已经有的“积非成是”的现象，现在应该是必须扭转的时候了。
“积非成是”起源于“感情用事”，“感情用事”那就没有了原则，就失去了“道理”，就不能“就事论事”，也就不能“实事求是”。
“高度自警、自律，保证、保障民得”，是人类社会之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统治者或最高领导人，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和应该尽到的职责！
——这就是《老子》书中反复讲述的“道”，“道理”
第二十章——决不能为统治者服务，而必须为民众服务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说明】
“唯统治者是非而定其是非标准，实乃人欲横流之总根”，这是本章说明的中心思想。可惜，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
【字词句注释】
唯之与阿：唯，表示答应、应诺，包含唯唯诺诺，只一味顺应统治者的意思而不讲是非原则；呵（诃），呵斥、呵责，包含指出、揭露、批评、批判等毫不留情地暴露出统治者的弱点、缺点或错误的行为。
相去几何：相去，相差；几何，能够有多大的距离？这是统治者的属下在选择，是用“唯”与“呵”的哪一种态度去对待统治者。这种选择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这是看不见的思维活动（心中的）表现。所以是“几何”，不大也。
美之与恶：美，《老子》文章中的“美”字，都是“言”的表现；这里的“美”字的本意也是指“言”，是指统治者的夸奖；当然还可引申为，默认、赞许、认可、飞黄腾达、加官进爵；“恶”同样在《老子》的文章中也是指“言”的，这里的“恶”呢，则是指可遭到统治者的怒目、斥责、遭贬、逐之、砍头、灭其九族！
相去若何：这就不是“几何”了，是“若何”，是指由于有“唯”与“呵”的选择以后，所造成的“结果”，所以美与恶，就会相差乃至天壤之别！
人之所畏：大家所怕的。
不可不畏：就不得不怕。
荒兮，其未央哉：荒，荒疏，包含长久、旷日持久的意思；未，没有；央，终止、完结的意思。“荒兮，其未央哉”，是指上述的“歪风邪气”，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它一直都在危害着我们的社会，我还看不到它有能够终止的时候。
众人熙熙：众人，《老子》文章中的专用名词，在8章和64章以及本章内，都是指“智者”、阿谀奉承向上爬之徒的代称，是指危害社会的“大患”、国之“贼”的专指；熙熙，兴高采烈。他们有什么为民众服务的真正本领？所以他们只会兴高采烈、游山玩水，吃喝玩乐，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如享太牢：享，作飨；太牢，原指牛、羊、猪三牲，后也专指祭祀用的牛；享太牢，这里的意思是参加丰盛的筵席；老子引申比喻为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意思。
如春登台：也是比喻句子，登高望远，实指游山玩水。
我独泊兮，其未兆：泊，淡泊，不追求和他们有那样的欲望。未兆，没有征兆，含根本不会有他们那样的想法和意念。
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沌，糊涂、不清楚；婴儿之未孩，初生儿还不能像孩子那样顺着父母（或他人）的意愿（要求）而言笑。（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常识问题，居然有的人连老子这种常识性的言语都不能明白。）
儽儽兮，若无所归：儽儽，本意是疲倦，但是这里却引申为：他自己一生所追求的“道理”，却无人知（70章）；归，归属、皈依，这里却引申为我的“道理”没有人能够接受。当然这个道理是盘庚提出“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道理，是古公亶父提出的“自警、自律而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也是老子在全文中所反复叙述的道理！（面对当时的现实，周幽王那样的不听话，近80岁的老子的身心，岂能不疲惫之极？故此，才有儽儽兮之说。）
众人皆有馀：没有为民众服务真正本领的“众人”们，反而有余威，有余财、有余势、有余力……。我能够给社会遗留下来什么呢？
而我独若遗：而我什么都没有（指威、财、势、力……等，这些也是他们留给他们的后人的遗产），只感到社会本身的不足。我能够给社会遗留下来什么呢？只有这《五千言》！
我愚人之心也哉：由于“众人”都自以为玲珑乖巧，是当然的“智者”；相形之下，我（老子）是当然的“愚人”，是与他们不相同的人。
俗人昭昭： “俗人”是与“众人”不同的人，这里指民众。民众的一切认识（思想和行为）的来源，都只能是“众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导向或影响而形成的。看起来“俗人”个个清楚明白（昭昭）心甘情愿地甘受“众人”直接或间接变相的“盘剥”……实际上，这一切乃是“众人”所造成的、并且隐藏着无穷的祸患，形成自我束缚的“规则”或“潜意思所支配下的潜规则”。
我独昏昏：面对上面的现实，我能够和“民众”说清白吗？我只能“昏昏”啊。
俗人察察：看起来“俗人”个个精明乖巧、斤斤计较，甚至分星擘两地争执不休，而为了些小蝇头小利。这种风气也只能是“众人”的直接或间接的导向或影响而形成的。这却转移了社会根本问题的注意、注重的力度，热衷于统治者风靡一时的新鲜口号似的时髦的追求。
我独闷闷：面对上面的现实，我能够指责“民众”什么呢？我只能“闷闷”啊。
澹兮其若海：澹，澹字的本意是水波起伏的样子，老子在这里的用意是“波涛汹涌”的意思；澹兮其若海，是指上述社会的性质，像波涛汹涌、无边无际、茫茫的苦海！
飂兮若无止：飂，狂风暴雨、腥风血雨；飂兮若无止，刮满人间的狂暴的腥风血雨却看不到它停止的时候！
众人皆有以：有以，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众人皆有以，恰恰是他们这些“众人”，虽然造成茫茫无边的苦海，狂暴的血雨腥风，应该是罪大恶极；然而，正是他们却“大有”作为，颇有“成就”而颠倒了一切事物的认识，贪得无厌的享有绝大多数的物质财富。
而我独顽且鄙：我能和他们相比吗？我在他们眼里是既顽固又鄙劣。
我独异于人：我是与他们不同啊。我能和他们一样吗？
而贵食母：贵，追求、重视、专一；食，追求、索取；母，根、来源、原因、源头；而贵食母，我只重视上述社会沉疴痼疾的根源，揭露出来，以励后人步入正轨。
【译文】
统治者阿，接触你的人，面对你的应诺与斥诃，相差有好多呢？这没有多少，仅只在当事人的一念之间；那么你给予他的后果，或美（好处）或恶（后果），相距多远呢？ 这可非同小可，甚至会有天壤之别：美可以得到你的默认、赞许、认可、飞黄腾达、加官进爵；恶呢，则可遭到你的怒目、斥责、遭贬、逐之、砍头、灭其九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人家怕的就是这些，这样还有人敢说真话吗？还敢斥责你吗？这种风气只能助长你的自以为是的恶性膨胀，你不怕吗？
这种风气从远古以来经历了好长时间，还不知何时才能停止！在你的庇佑或纵容下，直接或间接得到美的众人，都兴高采烈，弹冠相庆，花天酒地，参加丰盛的宴席，天天过着奢糜的日子；即便是寒冬酷暑，也像是四季如春的欣赏着风花雪月，大好河山无限风光的美好时日，浸沉在无忧无虑幸福之中。我却淡泊宁静，丝毫没有众人的征兆；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众人引诱，还像不会按他们的意向而苟以言笑的婴儿一样；面对众人不断袭来的导向，绝不能使我皈依而诚服。他们都有余威，余财、余势、余力……而我什么都没有，只感到社会本身的不足。对于他们来说，我的确是最愚笨的人。黎民百姓呢？为了自己的切身生存生活的利益，小心 谨慎对待四面伏敌，而不可能不去光耀自炫，随时准备捍卫自己，且还要力图步其众人之后尘，争得较大的“利益”！面对老百姓的这种作为，我能指责他们什么？老百姓为了自己切身的些小利益，斤斤计较而分星擘两地争执，而保持自己少得可怜的既得利益，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面对老百姓，在智者众人导向而转移视线的这个必然 后果，我能劝导他们吗？他们是无辜的，我只能闷闷。统治者，你看不清这个风气造就了人欲为患的无边苦海吗；统治者啊，这个邪恶而又狂暴地腥风血雨，没有止尽地在摧残着人们的身心！你看“众人”，为了自己的“位子”无不自以为是地在横加教育、指责、指点着“俗人”的这也不能，那也不可吗？他们还道貌岸然地，自有作为而不可一世。我是与他们这些众人不同，而必须正视这千古流传，且是由统治者一人所造成的荼毒风气。并且揭示它，而告诉天下所有的人。这才是寻根溯源。（贵食母。）
【读后】
噫 ！这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幅社会形态的巨画，居然定格至今！不独我们中国如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无不如此。当还是中世纪西方黑暗的时候，那么中世纪的黑暗就惟妙惟肖了。现在，世界虽然前进了，然而严格认真起来，还是没有逃出这幅社会形态的巨画的定格的范围之外。
这是人类社会的沉疴痼疾的病根的探索，显然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她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这才是我们国家独到的“遗产”！
之所以她具有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乃是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国家之内都存在一个：“唯统治者之是非而定其是非标准”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之必然，是任何国家所逃脱不掉的。正像老子所叙述的一样，任何国家都必定有面对“统治者与他的属下的关系”问题。正因为有这么一个任何国家所避免不了的问题存在，所以就必定有“唯之与阿”和“美之与恶”的问题；同样也就会有“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的问题；显然也就必定有“众人”的问题；有“众人”的这个“寄生”群体，也就会存在着“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的问题；同样必定存在“众人皆有馀”的问题和“众人皆有以”的社会不公正的大问题。只不过，这种表现在各个国家的就会有轻重程度不同而已。这个存在的问题起源很早，按老子说：“荒兮，其未央哉”来看，人类刚刚步入“文明社会”就开始了。从中国来看，大约起源于离现在5000年前；从古埃及来看，也与我们同步，也是起源于离现在5000年前。埃及有一个明显的证据，那就是“金字塔”文化，她象征着“力量”、“王权”……
而我们中国，显然那时候，还看不到“力量”、“王权”以及什么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人与民的分工问题。虽然，突出地表现为“朦胧”的“自律”和“保证、保障民得”，开始出现了“民以食为天”的自发的“为民服务”的“人”的形象（山东大汶口和安徽凌家滩的出土文物，是其说明；这与所谓的“黄帝”的传说毫不相干）。然而，人类社会本身的进展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为“反者道之动”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同样有离开“保证、保障民得”、离开了“民以食为天”的自发的“为民服务”的“人”的形象的现象，并且不断发生。也正是这两种行为交替左右着中国古代的我们的社会，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传统！直到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古代遗址之中，就很难找到西方那样的“王权”的象征：没有脱离民众的“宫殿”、没有劳民伤财而又辉煌的“陵墓”……这正是我们与他们的不同。这却不是差距，而是我们与他们走的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潜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所以，老子说：“荒兮，其未央哉”！那时候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个严肃的问题。由于时间的流逝，那种离开“保障、保障民得”、离开了“民以食为天”的自发的“为民服务”的“人”的形象的现象，不断发生而且日益加剧，这才导致西周当时的现实。岂止如此，到现在不更是愈演愈烈吗？哪个国家能够逃避这个现实呢？（我们后来秦始皇的表演，汉武帝的定格，我们也就有了脱离民众的“宫殿”、也有了劳民伤财而又辉煌的“陵墓”，而且愈演愈烈……）
所以，这幅巨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还在于，她能检验，自我吹捧，自以为是的吹嘘！
历史是前进的，世界也要向前进，从人类的野蛮文明，到文明野蛮，必定走向人类文明！走向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只能是俗人的昭昭、察察，变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历史性的错误】
谁都没有进入本章的境地，甚至可以说，连老子文章的边都没有挨着、都没有沾上，这怎么能够来学习《老子》？除了自欺欺人的所谓的解释诉说以外，就是他自己的意思了，与我们的老子毫无关系。与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毫不相干。
历史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太多了，中外比比皆是，然而人们却抓不住她。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抓住，但在力度上，在发扬继承上又不自觉地渐趋丢失！这却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像本文前面《钩沉》所列举出来的，都是闪闪发光的光荣传统。然而，当时是不是已经是“尽善尽美”呢？远非如此，不尽人意之处多了去。毕竟那时候是我们现代的前期，相比之下，还只是我们现代的“启蒙”时期。实事求是来说，不能看到不足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所认识，有所前进，有所前进的方向！
现代的西方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也有好多好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等待着他们去努力！比如，美国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1793年3月4日他的连任就职演说中说道，“现在，我就在你们各位面前宣誓：在我执政期间，我若企图或有意触犯联邦法令，除遭受宪法严惩外，我还将甘愿受到出席今天这一庄严仪式的所有人的严厉谴责。”这种统治者自己高度“自警、自律”的表现，也仅仅是世界人类发展史中“昙花一现”的历史“瞬间”内的耀眼的“火花”而已。显然，并不因为乔治•华盛顿讲了这样的话，就会说明就因此伟大，美国就应该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而只是说明这是人类实践史上的一点耀眼的火花，是催人奋进的新鲜活力！正是我们人类之中不断涌现而出的新鲜活力，才能使我们的社会阔步向前而走到今天，也必定迈向未来的明天。但是，回过头来，认真看一下统治者的“领导才能”：一个统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国家的民众（公民、人民）的生活、生存的积极性，那么，这个统治者的才能最大，也就最了不起！因为，任何国家的民众才是国家的主体，民众的前进，才是国家的前进。老子早就说过“百姓皆谓‘我自然’”，民众身上的新鲜活力要多的多。每一个民众（具体的每一个人）的生活、生存都孕育着他的新鲜活力的不可或缺。否则，他就不可能存在而走向死亡，终止了他的一生。然而，社会的现实是：正是这些离开民众（公民、人民）地位以后的统治者们，在他们身上往往看不到或者很少看到新鲜活力的涌现，也就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那些离开民众（公民、人民）地位以后“为统治者服务”的官员们，能够有新鲜活力而存在吗？就很难很难了。因为他们不是在“为民众服务”，而是在“为统治者服务”，只不过把“为民众服务”当作招摇撞骗的口号而已。人类的历史是残酷的，错误的认识永远多于正确的认识。绝对真理是不容易达到的，甚至在理论论述之中，都很难看到“绝对真理”的胜出（认识她、承认她）！人类社会的认识本身，还任重而道远啊！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唯统治者的是非而定其是非标准，实乃人欲横流之总根。这不是那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本身的问题,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这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几千年的“积非成是”的痼疾，是很难医治的。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正视而面对。
第二十一章——德，只能为人世间的道理而服务；“德”是统治者的“紧箍咒”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说明】
本章是《老子》一书中的第一次出现“德”字。并且在“德”字前，加了一个“孔”字。于是乎，人们的认识就跟随“河上公”的“解释”：“孔，大也。有大德之人无所不容，能受垢浊，处谦卑也。”这几乎是当代“学者”们的共同解释的根据和渊源！然而，关于“德”的概念，这已经是汉朝以来根深蒂固的认识了。但是，这与《老子》一书毫不相干。虽然，王弼是那样的年轻，也还不至于违背当时的字义而做出那样的曲解，而只是认为“孔，空也”。显然，王弼的解释还有文字的本义。因为谁都知道“孔，窟窿也；眼儿也。”把它说成是“空”还有点道理；把它说成是“大”，却毫无道理，这是牵强附会。话说回来，河上公与王弼的解释都离开了《老子》一书的本义。随着这样的错误开始，从而本章的认识几乎使人们都浸沉在错误的包围之中。甚至把后面的“众甫”（帛书为“众父”）都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岂有不错之理？
另外，不知道历史上的某些历史事件的大致情况，读《老子》、认识《老子》也是很困难的。故此，我不得不加进有关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
“孔”，窟窿也；眼儿也。既然如此，那么“孔”仅是对“德”的“形容”或“修饰”，其目的是要看到“德”的“容”貌。于是乎，这个“孔”就成为了“深究”和“洞察”的意思了。显而易见，“深究”和“洞察”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行为，是我们认识“德”的行为。是怎么认识的呢？是由“洞察”到“洞悉”，并且必须要排除一切干扰，专心致志，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样”才能是“德”的容貌。
什么是“德”？这也是大家不知道的问题。要说这个问题还要回到殷商王朝的历史事件之中去，熟悉一下我们不知道的历史。
殷商王朝晚期，“上层”社会内“得”风“骤起”，歪风邪气比比皆是，也就是“贪污腐败”之风日甚一日，已经“令不行、禁不止”了。在武乙执政的时候，他认为这种不良的风气的祸根是“贞人集团”所为（因为，当时的“贞人集团”也的确嚣张，他们已经不仅仅是过问，而且是在干预国家大事了）。所以，不得已的武乙还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向“识文断字的人”（当时的“贞人集团”）开了“杀戒”，把“贞人集团”摧毁了，罢了他们的“官”，只留下了极少的“贞人”继续从事文字工作（取消了他们原有的权力），大部分的“贞人”都被免职流入社会。但是，这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所以，得风还是日甚一日。这样就在殷商王朝末年之前，在殷商王朝的金文之中留下了九例崇拜“得”的铭文：如：“得”、“得鼎”、“□得”、“贯得”、“得父乙”、“得亚父己”、“亚｛得｝父丁”、“亚｛得｝父癸”、“亚｛得父庚｝”等（见《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正是商末追逐“得”、赞美“得”、崇拜“得”所形成的社会浪潮，把商末的上层，变成了贪欲成性，如狼似虎地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一切为了“得”而奋斗，不惜一切手段，贪“得”无厌的本性，从而暴露出殷商王朝上层人们的狰狞。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为避开“犬戎”的纠缠，以“不得”为代价，舍弃了原居住地搬到周原来的古公亶父及其家族，建立的新根据地。以“不得”的精神，也唤来了其他小国的归附。并且在殷商“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歧邑”（见《竹书纪年》）。从而得到了商王的肯定和认定，进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一个新型的根据地就在商王的眼皮底下诞生了，埋下了推翻殷商王朝的定时炸弹。这个根据地的理论指导，就是针对殷商王朝的“得”风，提出的“不得”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以“德”代替了“得”，“德”则“不得”。这只是对王说而已。也就是：“上（王）德不得，是以有德；下（民）德‘不失得’，是以无德。”显然，这是一种定义。是对王说的，而不是对民说的。因为“民得”是不能自身实现的，是王“赐予”的。民的“不失得”，只能由王来保证、保障。这不独是西周以前的事实，也将必是，任何时代的应有的真正道理。但是，几千年来，混淆了这一基本认识。任人的嘴皮子，翻来倒去的胡说八道而已，并且置民众于“天经地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历来如此，中外无不如是，只不过中国的这种受害犹深。在我国这个祸根起源于春秋、战国，后来由汉武帝以儒家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定论的权势认定，才成为贻害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德”的起源，“德”仅仅是古公亶父的自我规范而已，别无他意。正因为是对统治者一人的规范，所以这才有统治者的“孤家”、“寡人”之说的产生，乃至发展。于是，《老子》的“成其私”、“少私寡欲”才能是持之有据的。显而易见，“德”是对统治者一人的“紧箍咒”！把“德”任意的下延或下滑，都是转嫁、转移而脱离认识事物的根本！都是掩盖客观事物的真相，是找不出事物的真正成因的。故此，汉武帝以儒家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定论，是以权势的代价而做出的认定的。恰恰这就是转嫁、转移而脱离认识事物的根本，解放了“皇帝”，砸烂了统治者的“紧箍咒”，一切国家机器的运转都为最高统治者一人而服务也！之所以这里追述“德”的起源问题，当然是为大家来读本章而服务的。
另外，只有认识了《老子》文章中的“德”的真实含义以后，才能知道为什么《老子》文章中只有“孔德”（洞悉、观察）、“玄德”（不断加深认识）、“上德”（统治者的自我“规范”）、“下德”（民众无德——“不失得”、“要得”）、“失德”（统治者失去了“规范”的约束）。
再者，帛书为“自今及古”，通行本为“自古及今”，两者的意思虽然差不多，但是以从帛书为是。
【字词句注释】
孔德之容：“孔”，窟窿也，眼儿也，借喻“洞察”、“洞悉”、“透视”、“观看”，从而有特别认真的意思；“德”，西周的“德”是对统治者一人的严格规范；容，容貌；孔德之容，我们来认真“考察”（“洞察”、“洞悉”、“透视”、“观看”）“王”（统治者）的“德”，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惟道是从：惟，单单、只是、只能、惟独；道，道理；从，跟在后边；惟道是从，德只能跟在道理的后边，不能违背道理。意思是：统治者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在道理之中（《老子》4章），以“保证、保障民得”为其是非的检验标准！“民得”是统治者的是非准则的“试金石”，所以“惟道是从”就是统治者“德”的表现必定以符合“保障、保障民得”为根据（依据）。
道之为物：道，道理，就是“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 “为物”，借喻看不见的“道理”，像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体呢）？这是在那样早的年代里，真是难为老子了。他能够把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道理比喻得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属难能可贵，我们这些后辈都望尘莫及啊。
惟恍惟惚：恍惚，两个字不能分开使用，但是，老子的特殊用法，却使得文章生动活泼了；恍惚，是（记得、看得、听得）不真切、不清楚，或隐约不清、难于捉摸和辨认；惟恍惟惚：意思为，我们只能隐约不清、难于捉摸地“看到”或（记得、看得、听得）那种模模糊糊的形象而已。（“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体呢？这是思想性的东西，哪能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全凭认识思维的特殊能力，才能够认识或不认识，乃至于似是而非地所谓“认识”。）
惚兮恍兮：兮，古时候的语言（语气助词）；惚兮恍兮是对上一句的语气的加强，同样说的是“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是没有固定的形态而惚恍。
其中有象：虽然道理没有固定的形态，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形象，“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惚恍的形象。
恍兮惚兮：这是与“惚兮恍兮”一句具有同一意思，同样说的是“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是没有固定的相同或相似的物体而恍惚。
其中有物：虽然道理没有固定的相同或相似的物体而恍惚，但是“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还是具有充实而又实实在在“物体”的“形态”。
窈兮冥兮：窈，深远的意思；冥，昏暗，幽冥、晦冥的意思；窈兮冥兮，因为“道”是思想内的“产物”，所以，即便是再“深远昏暗”，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故此，窈兮冥兮，只是强调“深远昏暗”的意思。
其中有精：精，喻示：“经过提炼或挑选”的；是提炼出来的“精华”；是完美、最好的。其中有精，是说：看不见、摸不着的“道”之中，有完美最好的客观事物的“精华”，也是人们所必须自觉追求的内容。
其精甚真：这种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之中，有完美最好的客观事物的‘精华’”，然而它却是最客观、最真实的“道理”。
其中有信：这种最客观、最真实的“道理”，其实当然是最具体，最可信的治国的“道理”。这是不会再受到任何“质疑”而必须认真执行的。
自今及古：从现在上溯到古公亶父的时候，乃至更加遥远的武丁和盘庚之时。
其名不去：名，指“道理”这个名；其名不去，这个“道理”就一直没有变更过。
以阅众甫：阅，看的意思；甫，原意为“古代加在男子名字下的美称”，这里老子借用为“对以往按‘道理’办事的比较好的统治者”的赞誉之情感。以阅众甫，根据上面的道理，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以往好的国家“统治者”他们的所作所为。（出土的汉帛书甲、乙本的“以阅众甫”是“以顺众父”，下面的“众甫”也为“众父”。帛书是对的：“众父”显然是有作为的前辈，顺则从也，是按照有作为的前辈去办事，这本来就是老子写此书的目的。）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我怎么知道比较好的统治者他们的这些情况呢？
以此：原因就在此章的道理之中。
【译文】
洞悉“德”的容貌，认清“德”的表现，很简单。在于有“德”的统治者，必须处处、事事、时时都只能按照道理办事，按照“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办事。
“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或“物体”呢？它没有固定的形体。它是那样的惚恍，惚恍之中却有“形象”，能够给民众带来极大的好处；它是那样的恍惚啊，恍惚之中却有为民众办实事之“真实”的“业绩”；它虽然那样的深远幽暗而看不清楚啊，然而正是在深远幽暗而看不清楚之中，却揭示出有完美最好的为民众办实事的“精华”。这种最客观、最真实的“道理”，当然是最具体，最可信的治国的“道理”。从现在上溯到古公亶父的时候，乃至更加遥远的武丁和盘庚之时。这个“道理”就一直没有变更过。根据上面的道理，我们就能够看清楚以往好的国家“统治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怎么知道比较好的统治者他们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此。
【读后】
之所以，古公亶父认定以“德”代替“得”，一方面是针对当时殷商王朝的上层社会内“得”风盛行，而提出的；另一方面，是针对武乙转移当时人们的“视线”而镇压了“贞人集团”。然而，这却违背了他自己先辈们的教导，离开了“保证、保障民得”的执政宗旨。只不过以“贞人集团”作为替罪羊，从而掩盖造成“贞人集团”事实的真正原因，进而开脱了为王者的直接罪责！
古公亶父的这种做法，是拨乱反正、大刀阔斧的根本治理。这不仅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靠得住的。只有按照古公亶父的“德”的规定，才能“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的实施。
当老子来写这样的文章的时候，就不得不回顾历史。回顾历史的时候：“以阅众甫”，当然就必定要按照前辈走过的道路再走下去，因为这是正确的，同时这也应该不是难事。但是，在此以后，谁还“走”（做）过？大家早把从盘庚起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忘记得干干净净；把古公亶父总结后，而又提出的：自己不得，要“保证、保障民得”同样忘记得干干净净。从春秋、战国、秦、汉以来直到现在，无不如是，这还怎么能够谈得上来“发扬传统文化”？还会发扬什么样的传统文化？
【历史性的错误】
大家的错误，在于本章的第一个字的“孔”字之上，就岔开了人们对“德”的认识与把握，这当然是要怪河上公与王弼他们两人。随着他们错误的导入，认识也就越来越错则理所当然。最后一直错到底，连“众甫”这样极其简单的古文知识都解释错了，真有点“触目惊心”。因为这仅仅是一个语言常识性的问题，这不应该会存在错误啊！
关于“德”的认识，大家都仅仅局限在秦、汉以来的儒学理念意思的认识之中，没有仔细研究、探讨先秦以前的人们的认识，这是我们国家的空白，是不应该的。
另外，历来人们错误地局限在自我封闭的“不着边际的无限遥远而不可及”的虚无的“道”的探讨之中！洋洋大观的论述甚至铺天盖地，然而却无一是处！谁都没有意思到：老子所说的“道”，这仅仅是“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被嗣后的战国末期，歪曲得一塌糊涂，于是形成大家对此却一无所知。可悲啊，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传承？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不确定先有道理，哪能谈什么德？德，只能为人世间的道理而服务。德，有大小之分吗？
在当今社会现实之中，“保证、保障民得”还应不应该有作用？如何认识它？与古公亶父、老子他们那时候所揭示的“保障、保障民得”应否有区别？
汉武帝以儒家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定论，是以权势的代价而做出的认定的。恰恰这就是转嫁、转移而脱离认识事物的根本，解放了“皇帝”，砸烂了统治者的“紧箍咒”，一切国家机器的运转都为最高统治者一人而服务也！客观事实是否是这样？这是否应该引起重视？是否有其现实意义？
什么是“德”，在西周“德”是统治者一人的专利。西周社会中，只能是在于有“德”的统治者，必须处处、事事、时时都只能按照道理办事，按照“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办事。只不过，西周的中、后期慢慢败坏了这一光荣传统。老子是力挽狂澜而还原当时的西周的认识而已！
第二十二章——统治者不能成为民众的余食赘衣
吹者不立。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衣。
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
【说明】
本章在通行本中是24章；帛书之中如果按习惯性分章却是22章。从本章的内容来看，在读上一章之后，所应该考虑的是：纠正、解决不符合“德”的问题。故此，在明确了“德”是统治者的“紧箍咒”之后，应该注意、注重的必定是：自吹自擂、自我吹嘘、自我标榜、自我夸耀，好大喜功、目空一切。于是乎，他就不得不形成：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的陋习和弊病。同时，“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等这样统治者的行为，正是导致民众“忍侮含辱”而备受“枉”“曲”，“永远”不得昭雪的唯一原因。小小民众，有什么了不起，成千上万的民众“忍侮含辱”而备受“枉”“曲”，那是活该！这不正是历史上的统治者、天子、皇帝、王侯、官僚（甚至还有地主恶霸）、政客、霸主、军阀、党棍的想法吗？正是因为这样，老子才苦口婆心，并且直接引入古公亶父的“德”论的“原文”，作为下一章的内容。所以，不能进入老子“规定”的情景，不仅是读不懂《老子》，当然更不知道文章的“程序”、“层次”以及老子的逻辑安排。因此，把原来通行本的24章按帛书订正为是。
另外，原来通行本的“企者不立”的“企”字，在甲骨文中是“望”的意思，是举踵而望的意思。然而这与老子思想不合拍，故此，当从帛书订正为“炊”。但是“炊”与“吹”又不同，按现代字义应该订正为“吹”。帛书甲、乙本均为“炊者不立”。但甲骨文内没有“炊”，只有“吹”字，显然这是在汉初之时的笔误，应该订正过来。
“吹”字的本义是：合拢嘴用力吐气；或者是吹嘘、吹牛、说大话之类言不符实的“人”的行为；或者是吹拍、吹捧、阿谀奉承、拍马屁的别有用心之徒。然而本章是《老子》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教育统治者和所有官员的言论。因此前后两者都不应该为是，只能着重是中间的“吹嘘、吹牛、说大话之类言不符实的人的行为”；诚然后者也是官员们所应该杜绝的现象，否则，他们就成了吹吹拍拍、吹捧、阿谀奉承、拍马屁的别有用心之徒。
再者，本章说明的主题就是“吹者不立”。吹者不立，不仅应该是统治者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则；也必定是用人去执行公务而为民众服务的准则！所以，老子苦口婆心地用了“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这些“余食赘衣”的行为来深入地反复教导。因此，本章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它的教育对象就不限于统治者一人，而涉及到整个为民众服务的“公务员”（为国家办事的所有人员，执行公务的人）；显然，与民众无关：生活、生存在最下层的民众们，有什么资格值得“自吹”？有什么原因不能作为民众的一员而存在？
“余食赘行”当订正为“余食赘衣”。原因是，甲骨文的“衣”和“行”的写法极其相似，《老子》的文本经过长期（公元前776年—公元前180年左右，近600年）流传，反复抄转。并且是由甲骨文抄转为竹简上面的“大篆”；再由“大篆”文字抄写在“竹简”或“秦牍”上面的“小篆”文字（这其中可能还有多次抄写）；又经“小篆”而抄写成为汉初的这两个帛书上面的本子，实在是不容易啊，这样的细小错误是在所难免。“余食赘行”之所以不能为是，道理很简单：这是“冷嘲热讽”的语言、这是玩世不恭的话语。在人类社会之中“赘行”指什么，指的是有“残疾”的人。有“残疾”的人是庄周笔下所嘲笑的对象，这正好暴露了他玩世不恭的人品。然而，老子所面对的是统治者和千千万万的民众。“残疾人”正是千千万万的民众之中的一部分，谁会有什么理由去嘲笑“残疾人”？“残疾人”自身就已经受到了“先天自然”的伤害，你还有什么资格再去伤害他们？你应该具有的“爱心”上哪里去了？这本来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极其普通的常识性的问题：事实上，民众都十分自觉地献出“爱心”，给予“残疾人”以照料、爱护、资助和帮助。因此，“余食赘行”当正为“余食赘衣”。另外，我们还没有搞清楚“余食”的意思是什么？本章正是揭露“余食”者令人作呕的行为。
【字词句注释】
吹者不立：吹，这里只指吹嘘、吹牛、说大话之类言不符实的人的行为；进一步当然也指忽悠、欺骗民众的语言；立，本义是站、是规矩，使物体的上端向上，建立、制定，立志、立法；这里老子着重的是统治者的立身，要统治者规规矩矩按“保证、保障民得”的既定目标为民众办实事；吹者不立，自我吹嘘、言不符实的统治者，他就不能立身，当不好民众的家，他不是暴君，就必定是庸君，或者是昏君。因为，他“立”不起来，他“立”在那里只会危害民众！显然，那些为民众服务而执行公务的人员，也同样有一个“立”身的问题：他能够不吹嘘、吹牛、说大话、说假话之类言不符实地忽悠、欺骗民众吗？他能够不对上吹吹拍拍、吹捧、阿谀奉承、拍马屁而自甘堕落而成为别有用心之徒吗？于是，对于“吹者不立”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效果，就必然还有“言而有信”、说到做到的统治者的正当、模范的行为，也就是后人常说的“一言九鼎”！
自见者不明：自见，自我表现，不深入、不调查、甚至不听别人的意见；明，清楚明白，是非曲直的清楚明白（显然是伏笔，蕴含着下一章的“是非曲直”）；自见者不明，统治者的自我表现，他就会导致混淆是非曲直的认识而危害民众。
自是者不彰：自是，自以为是；彰，明显、显著、显扬、彰明较著；自是者不彰，统治者的自以为是，他就不能够彰善瘅恶、彰往察来而不明是非曲直，稀里糊涂地荼毒民众。显而易见，此句是前一句的细化和深入。
自伐者无功：自伐，自我夸赞炫耀，是典型的“吹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功，功劳、成效和表现成效的事情，这里的“功”字显然指为民众办实事；自伐者无功，统治者的自我夸赞炫耀，乃是不能为民众办实事的。这是“吹者”的另一个方面。
自矜者不长：自矜，自尊、自大、自夸；长，长久、长远，对某事做得特别好；自矜者不长，自尊自大的统治者，他不仅在“保证、保障民得”的执行之上做不好，而且他的统治也是不能长久的。显而易见，此句是“吹者”又一个方面，也是不为民众办实事的。
其在道也：其，它们这些，指以上的内容（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在，存在、表示范围；道，道理，“保证、保障民得”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其在道也，以上“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的这些，用“保证、保障民得”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的标准来衡量的话。
曰：说。
余食赘衣：余，剩下、“零头”、某些“本职工作”或某些正常情况以外的“事”；显然，对“余食”二字，老子着重的是后者；食，吃饭、人吃的东西；余食，在正常的情况下，“食”只是填饱人们的肚皮的正经事，这是常识性的普通知识；但是，那些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脑满肠肥的贪得无厌者，他们的兴高采烈之余，也酗酒无度，饱撑至呕而吐；这呕吐出来的“食物”，难道谁不恶之？这就是“余食”的真正含义；赘，多于的、无用的；衣，人们的衣服、或饱撑至呕而吐；这呕吐出来的“食物”，难道谁不恶之，还可作动词，如上层人员的衣轻乘肥，中、下层官吏的衣绣昼行，和统治者、官员们的衣租食税；另外，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赘衣”还是“自我包装”、“伪装”、“弄虚作假”，从而忽悠、欺骗民众的意思；显然，按照这四个字的字义来看，“余食赘衣”就已经离开民众的需求是很远、很远的事情了；并且大家不难知道：正是“余食赘衣”才掩盖了统治者和所有官员们的“自见不明、自是不彰、自伐无功、自矜不长”，从而变成了“吹者”之徒。那么，显然，这是不能保持“原来的位置”的。
物或恶之：对于酗酒而吐的“食物”，对于那些衣轻乘肥、衣绣昼行的横行霸道的行为，或者“自我包装”、“伪装”、“弄虚作假”，即便是猫、狗（老子文中的“物”，多指有生命的物体），也会厌恶、害怕而退避三舍，何况民众们来“认识”这些事情？
故有欲者弗居：故，所以；有欲者，有正当欲望，指按道理为民众办事、追求积极上进的人们（所有的官员）；弗居，不能这样；故有欲者弗居，只要是真正按照“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办事的人，是应该没有上述的行为的，也绝对不会这样去做。
【译文】
吹嘘、吹牛、说大话、言而无信之类言不符实人的行为，是不能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因为他们有下面四种表现：
统治者的自我表现，他就会导致混淆是非曲直的认识而危害民众的后果；统治者的自以为是引发不明是非曲直，稀里糊涂地荼毒民众饱经灾难的唯一原因；统治者的自我夸赞炫耀，乃是不能为民众办实事的祸害根源；统治者的自我尊贵，他不仅在“保证、保障民得”的执行之上做不好，而且他的统治也是不能长久的，必定遭到历史的鄙弃和民众的淘汰！
这四种行为就会像饱撑至呕而吐出来的“多余的食物”， 和“自我包装”、“弄虚作假”、“伪装”之后的“赘衣”，即便是猫、狗也会厌恶、害怕而退避三舍。
所以：有正当欲望、按道理为民众办事、追求积极上进的人们，也就是真正按照“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办事的人，是应该没有上述那些“余食赘衣”行为的，也绝对不会这样去做！
【读后】
本章的主题是“吹者不立”，围绕“吹者”的表现而展开，进入到令人作呕的“虚假”行为，教导为民众服务的人们：千万不能以他们为是！那是“立”不起来的。字字珠玑，落地有声。
“余食赘衣”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余”和“赘”两个字都是“多余”的意思；“食”和“衣”又是民众必须“得到”的生存、生活“条件”。可是那些“人们”在民众还不能解决“温饱”（衣、食）的情况下，极尽“浪费”、“伪装”之能事从而忽悠、欺骗民众，用心何其毒也！
显而易见，观点鲜明，论据、推论清楚明白，结论实实在在。这就是老子文章的风范！
【历史性的错误】
这个错误在战国中期就已经产生了，把“余食赘衣”抄转为“余食赘行”，加之庄周（他在《骈拇》中说：“附赘县疣，出乎形哉”）认识的忽悠、泛滥，玩世不恭地对待《老子》（按自己的需要，任意解读《老子》）。
余食，人们已经习惯了认为“剩下的饭菜”就是老子所说的“余食”。可是人们认真想过没有？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常识性的问题。在中国，不要说几千年前西周的当时，就说现在我们的民众，哪家哪户不吃“剩下的饭菜”？诚然，不吃剩饭剩菜的人是有，但是能够有几个？他们还是民众吗？何况吃“剩下的饭菜”的人，往往是我们过日子的“当家人”或者是父母亲甚至是爷爷奶奶们！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不敢于丢弃“剩下的饭菜”？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有欲者”，有什么不好？一个为民众服务的公务员，如果他没有为民众办实事的基本“欲望”，那么他还能够成其为公务员吗？
为民众而服务的公务员，都应该有一个“立”的问题。如何立得起来？如何立得像个样子？在民众面前，你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民众，落后、无知、愚笨、没有修养、没有素质等等是谁的错误？他们应该怎样接受教育？怎样得到“加强”？怎样去掉“落后、无知、愚笨、没有修养、没有素质等等”的“坏毛病”？
“国之有咎，在予一人”的古训，还有用吗？
【附录】
把王弼本和帛书乙本“附录”在下面，以供大家参考。
王弼本的原文：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馀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帛书乙本：炊者不立自视者不章自见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亞之故有欲者弗居
备注：帛书甲、乙本都没有“跨者不行”这四个字。
“吹嘘、吹牛、说大话之类言不符实的人的行为”，不仅仅是现代的产物，古代早已有之。这应该是执政者之大忌，但恰恰不然，几乎统治者们都非常喜欢、赞赏、重用，具有“吹嘘、吹牛、说大话之类言不符实的行为的人”，形成了好像离开了这样一些人就办不成事情了的现状。于是乎，吹吹拍拍、吹捧、阿谀奉承、拍马屁的别有用心之徒的恶习，不仅得不到扼制，且还有高官们不断效仿，这也是司空见惯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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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民众的是非曲直，说到底是“民得”的问题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说明】
从本章的语气之中，可以知道：基本上是古公亶父的原文。显然，这是继12章后的又一篇古公亶父的文字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古公亶父作《五典》的又一篇。
这里还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古公亶父要写这样的文章？这是我们国家第一篇认识论的文章，也是在那样早的年代里来认识问题的文章。虽然，老子也有这样认识性的文章，但是他要与古公亶父相比，要晚400多年。这是古公亶父为了规定自身认识性的文字，包括第一篇（《老子》12章），也都是在《连山》的基础之上作了全面的改进。因为当时的《连山》是伊尹他们对上层人员的规范；然而《五典》是对最高统治者一人的规范。这就是吸收了盘庚的思想：“式敷民得，永肩一心”，和武丁的具体做法：每事问与集思广益的最高统治者的优良作风。所以，本篇的“核心”是认识问题之上“探讨”性的提高，这应该是了不起的飞跃。在那样早的年代里，真是不容易啊。何况这比老子还要早400多年！是公元前12世纪中叶的事情。（《老子》一书完成于公元前776年。）
古公亶父所在殷商王朝的时候，“得”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上层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不少的人员尝到了贪污腐化对一己之私的甜头。殷商王朝的上层的人员，正在贪“得”无厌而不遗余力，大家都浸沉在贪污腐化的“得”风之中。古公亶父针对“得”风而对最高统治者提出的“少则得”的“口号”，是发出唯一正直的呐喊！可是，社会之内的殷商官员们，谁也不听！谁也不敢听，更不敢说给“王”听，而继续我行我素。不得已的古公亶父，只好作为自己根据地内的理论基础而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这一篇文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写出来的。“得”的问题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重大问题，它只能是“民得”的问题，而不是社会中所有人的问题。因为，那些作为管理人员的上层人员，他们什么时候都不会存在所面临的“得”的问题。任一社会内的上层人员来说，必“得”的部分，就能够保证、保障他们的生活生存而办他们应该去办的事情。然而最底层的“民”，就可怜得很，他们那样少得可怜的“得”，还只能寄托在统治者的施舍和国家的“政策、法令”执行力度的保证、保障之上。当所谓上层的人员来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的时候，从中渔利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内的“民”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殷商王朝晚期社会内，就是这样的情况！于是我们严肃地看到，作为统治者的人就必须首先认识清楚（盘庚和武丁就是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国之有咎，在予一人”的古训的最早来源），关键在于自己一人的身上，必须严格约束自己，必须严肃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教育好所有上层的人员。所以，这才有我们国家的《五典》出现的坚实基础，也就是《五典》出现成为现实的可能与必然！
故此，本章除了“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与“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等文字外，其他的文字均为古公亶父的“手笔”原文。是他自觉地认识，也应该是作为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所必需的认识。这样的统治者，也只能是这样的最高领导人，才能够被尊称为“圣人”，一个比较好的统治者、领导人！因此，本章的老子才有对古公亶父的称呼为“圣人”，才有“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语言。
所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认识的基础落脚点，必然是“民众”。“民众”的是非曲直，简直是一个不被重视的问题，是不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重视的问题。“民众”的是非曲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不去碰它，不去认识它，也并不是日子过不成。但是，这样的问题老是存在着，老是越拖越大，一直到会有不可收拾的那一天，就会出现特殊的解决形式。古公亶父正是认识到这一问题，于是，他的切入点就是“民众”的是非曲直。然而几乎所有的执政者的治理结果，却是“民众”必须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忍受人世间最大的苦难。不但如此，即便是这样的民众，反而还会成为统治者眼中的“刁民”、“顽民”、“贱民”、“愚民”……等的特殊“称谓”而不耻于“人”，甚至嗤之以鼻！从而认为“民”是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落后”的问题，甚至可以被斥之为不可（难）“养也”、不堪“教化”。
“民众”的是非曲直，不是一个小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装作看不见的问题而弃置不顾，这对于自己的国家，对于自己国家的民众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民众”的是非曲直，向谁去诉说？特别是民众的“曲”和“枉”，都是触目惊心的。这恐怕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都是不被统治者重视的问题。诚然，国外的“法院”，中国传统上的“官僚”或“官吏”都曾经担负解决“民众”的是非曲直问题的角色。然而，“覆盆何处不含冤”？含冤的民众何止千千万万？我们的人类社会就是在这样极其不公正的情况之下进展到今天来的。更何况各个国家还有当时的“是非曲直”的标准，并且按照他们所认可的标准而去强行解决当时的民众的是非曲直，这就不管是不是合乎其客观事实的真正“标准”。于是乎，天子的金口玉言、统治者的人为意志、领导人的想法、上级的指示、权威权势的霸道，等等，也就成为了判断民众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事实吗？对于“民得”的认识，不与民众的“是非曲直”的问题挂上钩，是不能够真正认识“民得”的。因此，能够知道这样的背景情况，再来认识本章，才能有所得。
【字词句注释】
曲则全：曲，本义是弯曲，这里却说的是“是非曲直”的问题（这“曲”与“枉则直”一句中的“直”是一个意思，是相呼应的，都指的是认识事物的“是非”、“对”与“错”的问题）；显然，也还隐晦有“不公正”和没有道理或违反“自己”的心意的意思；则，这里是肯定判断的意思，也表示两事物间的必然联系；全，保全、通过一定的努力（承受某种或某些种类的委屈）来达到“全身远害”或者认识到整个事物的（完全）道理，本章侧重于后者；全，完备、齐全、保全而完整不缺；曲则全，不认识事物的弯曲，就不能认识事物的全貌。显然古公亶父的意思是：不知道“民众”的“曲”，就不能认识“民众”的问题。社会的落脚点是“民众”，不认识“民众”的全貌，显然是不能认识社会的，当然绝对不是什么“委曲求全”的问题。显而易见，那些把这里当成是“委曲求全”的话，是替统治者开脱“罪责”。民众的委曲，就能保全统治者的永远？！“曲则全”，民众的“是非曲直”集中只有一点，就是要“保证、保障民得”，才能解决民众的一切社会问题。
枉则直：枉，本义是弯曲或歪斜；直，事物的“公正”、“正直”、“是”、“对”、“正确”、应该如此，所必须达到的境地；枉则直，知道事物错在什么地方，就很容易认真办事了。显然古公亶父的意思是：统治者不知道“民众”有什么“枉”，又怎么能够还“民众”一个“直”——公道？同样，这是“曲则全”的问题。民众的“是非曲直”集中只有一点，就是要“保证、保障民得”。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解决民众的一切社会问题。
洼则盈：洼，低陷、凹陷的地方，当然是“不满”的地方，是可以“装很多东西”的地方；也就是说，认识到是“低洼”不足的时候，就会知道“民众”的需求。盈，充满、充盈，意思是补充民众的不足、满足民众的需要；显然古公亶父的意思是：在国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保障民得的需求。
敝则新：敝，本义破烂或破旧，显然此处是相对于“新”而言的。敝则新，知道事物（方法）破旧了，就会找到“新”的解决办法。这与15章内的“故能蔽而新成”是一个意思，蔽与敝那时候是一个字（参见15章，当然，15章是老子写的，本章却是古公亶父的原意啊）。客观现实社会是向前迈进的，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显然，必须应该知道随时随地我们都会碰到“敝旧”的问题。能够认识什么是“敝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判断”的问题，是“能力”。
少则得：历史让我们知道，这是古公亶父针对“得”风而提出的“少则得”的口号。当时贪污腐化堕落之风盛行，是一些什么人呢？是上层的官员。他们是因为没有什么？为什么还要贪得无厌？他们要，那还得了？他们的追逐何时是个尽头？所以，针对他们只能提出“少则得”。然而，他们却都是“自己”的下属，他们错误思想的来源，只能出于“自己”，这是不容推卸的责任。（当时还有这样的认识：“国之有咎，在予一人”。）所以，“少则得”三个字是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的规定。
多则惑：惑，迷惑、惶惑、疑惑，意思是认识不清，就会促使自己犯错误；这是对“自己”所做出的规定的补充规定、解释性的进一步规定；意思是：如果自己也来追逐“得”，那么，相对原来的“少”就会“多”起来。这也是没有止境的，是会“多”得无法自控的。那么，只会带来认识上的混乱而迷惑不解、一误再误，危害国家、荼毒民众。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是以，因此；圣人，比较好一点的统治者，此处是老子指明言说的是古公亶父；抱一，比喻当时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保证、保障民得”，统治者必须时时刻刻处处都不能违背这一道理；为，行为、作为；式，格式、程式、模式；天下式，唯一而最大的、并且是必须履行的、执行的模式。
不自见故明：见，看到、看得出，对事物的看法、见解、认识；自见，自我表现；明，明白、清楚，不隐蔽、显露在外，大家都能知道；不自见故明，不能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毕竟还有看不到的地方，你必须反复多看、多调查，才有可能让你“看得清楚”。
不自是故彰：自是，自以为是；彰，表明、显扬、明显、昭著；不自是故彰，不能处处自以为是，必须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才有可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不自伐故有功：伐，伐善的意思；自伐，夸耀自己；有功，有功绩、有功劳；不自伐故有功，你不能夸耀自己，才能在治理国家的宏伟事业之中，表现出你对老百姓的丰功伟绩来！
不自矜故长：矜，自尊自大、自夸；长，长久、长远；不自矜故长，不自尊自大、自夸，就能长存久远、一心一意地为民众的“民得”而服务。
夫唯不争：争，争夺，力求得到或达到；此处的争是针对当时的“得”风的风气而言的，既然自己是统治者，无论是“争”还是“不争”，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这就突出表现一个自己治理国家的水平问题，为民众服务的态度问题，反映一个对“民得”深刻认识的问题。显然，“不争”，才是自己应该具备的必然选择！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因此、所以；天下，普天之下、世上，我们古时候（西周）只指中华民族的范围之内，不涉及现今世界范围；莫能，不能；与，介词；与之争，天下之最大、最多的是民众，他们是多么的“脆弱”，他们要依靠“王”“保证、保障”才能得到极其有限的某些生活、生存的必需品，才能过日子，才能生活、生存下去。他们有什么资格来与“王”相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说，普天之下的民众，怎么能够和“王”来相争呢？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古，老子所谓的古，就是说的“过去”，就是指的古公亶父这个人；“曲则全”，民众的“是非曲直”集中只有一点，就是要“保证、保障民得”，才能解决民众的一切社会问题。
岂虚言哉：不是假话，是解决人类社会的根本办法。
诚全而归之：诚，真实、实在；全，完备、齐全、保全而完整不缺；归，返回，归还；这说明：“保证、保障民得”是早（很久以前）就有人执行过，只不过后来的人们歪曲了这个传统。现在，只要人们能够再去认识她，并且严格认真执行。那么，我们同样会回到那样的治理之中的。好一个“诚全而归之”！
【译文】
知道民众的要求的“是非”，才能知道民众的需求是什么。知道民众的“曲直”的原委，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
知道民众欠缺是什么，才能针对民众的需求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知道什么是“过时”、“弊旧”对民众不利的，那么，民众喜闻乐见的新的东西就在眼前；
关键在于自己的“少”要求，能够满足自己的一般需求就可以了。如果，贪得无厌，就只能脱离民众而骄奢淫逸，一误再误，危害国家、荼毒民众！
因此，比较好的统治者都必须坚持“保证、保障民得”这唯一的执政原则。
不专靠自己的眼睛去反复调查研究，所以才能看得清楚；不自以为是而能够“每事问”和“集思广益”，所以才能看得清清楚楚；不自己夸耀、自我标榜，所以才能够脚踏实地，为民众做成丰功伟绩；不自高自大、目中无人，所以才能够心里只有民众而为民众服务长存久远！
正因为作为统治者的我，绝对不会去与民众去争夺什么“利益”，显然普天之下也就不会有谁敢再来争夺了。
古时候所谓知道民众的“是非曲直”，就能够认识统治者的职责。哪里是假话呢？认识了这些实实在在道理，就能够回到“圣人”之治的境地之中。
【读后】
是非曲直，虽然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是，把它集中在民众的身上来考虑，这可是古公亶父的首创。并且，历史上除了老子和周宣王注意、注重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个问题过。民众的是非曲直，说到底是“民得”的问题。我们所谓的传统内有谁注意、注重“民得”的问题？都只注意、注重是统治者的政权建设问题；都仅仅注意、注重统治者自己的一言九鼎的问题、金口玉言的问题；统治者以自己为中心，“命令”、“责令”所有的官僚、官吏，政权机构的不断考虑、改进的是如何统一管理、治理民众的问题……
这是一篇“通俗”性的文字，这是当时老子苦口婆心对周幽王的教导！这里运用的是古公亶父的原文，是多么贴切实际啊。不屑的周幽王，无心于国家的安危，无视周天下民众的疾苦，当然不会考虑什么民众的“是非曲直”。只要他怎么想，就怎么办：大权在握，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一塌糊涂，把西周王朝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断送了。
这同时也可看出，老子对古公亶父的原文的铺垫、准备是前面的一章；这才有本章和后续的24章。
【历史性的错误】
“少则得”的深刻意义：既然自己是统治者，无论是“争”还是“不争”，都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只要自己对“得”的欲念有所萌发，那么生活在你身边“察言观色”的阿谀奉承之徒，就会不动声色地让你的“欲念”得到实现或满足。此例一开，何时才是尽头？这不用说教，上层的官员们都能够心领神会，同样不动声色地让自己的“欲念”发挥得淋漓尽致。上层的官员的他们是因为没有什么？为什么还要贪得无厌？他们要，那还得了？他们的追逐何时是个尽头？几千年以来的这样“欲念”的泛滥，是能够一时根治得了的吗？
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说的：几千年来，混淆了对“德”的这一基本认识，任人的嘴皮子，翻来倒去的胡说八道而已。正因为混淆了“德”的认识，也就必然忽视对民众的“是非曲直”问题。这些都是统治者应该、必须搞清楚明白的基本问题。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没有民众就没有国家！民众的“是非曲直”是否存在？诚然，民众有民众之间的“是非曲直”；但是，民众与非民众之间的“是非曲直”存在吗？存在哪些？应不应该认识？
民众的是非曲直，说到底是“民得”的问题
第二十四章——统治者慎言，才能“自然”；所以“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
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
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况于人乎？
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同于德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说明】
原通行本《老子》的本章，不太符合当时西周的意识形态，暴露出是汉武帝以后的认识性的语言。刚好有出土的汉帛书甲、乙本，正好是这个关键问题历史性的见证。故本章的文字从帛书乙本。
原通行本《老子》王弼本的后面是：“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显然，人们的认识上是把“道”与“德”分离而并行的了。这样，显而易见是汉武帝以后建立起来的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后，所形成的“道”和“德”逐渐下延的约束非统治者的概念。因为汉武帝（公元前134年后）已经砸烂了原来“德”，这个唯一约束统治者的紧箍咒，从而“解放”了皇帝、天子、统治者！由此，这也必将影响到“德”的“惟道是从”这个根本。于是乎谁还知道有一个统治者必须遵照执行的“道”？原来的“道”和“德”是浑然一体的认识早已烟消云散了（这样的认识，可能持续到现在）。所以，这才有“道者”、“德者”、“失者”的通行本内的篡改。
帛书的甲、乙本最迟不会晚于公元前180年，当然不会受到汉武帝那时候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也是经过反复抄转，但是它没有直接与《老子》全文的“主题思想”相悖。这也说明汉初和秦、乃至战国、春秋的时候的意识形态都是与汉武帝以后是不相同的，甚至是矛盾而不相容的。帛书乙本的：“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得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我们看到帛书本内的“道”和“德”的概念是一统的。遵守了“德”，就是证明了“道”的保证，“保证、保障民得”的“既定方针”就得到了实现！不遵守“德”，就是证明了“道”的“失”去，那么“保证、保障民得”的“既定方针”，充其量就是说说而已，甚至已经成为“忽悠”民众的瞎话！这也是我们应该正视的严肃的历史问题。
另外，我们只要把握住当时的认识，我们就会知道，在帛书本内，还有一个笔误的字。这就是“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应该是：“同于德者，道亦‘得’之”。这样，才能与“同于失者，道亦失之”相匹配、相呼应而完美（诚然，完美并不是我们的追求，而是要符合老子当时的道理）。
再者，据帛书，八字“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当删除，这显然是后人的掩耳盗铃之说。
【字词句注释】
希言自然：希，少的意思；言，话语、语言；自然，自自然然，不做作、不局促、不呆板，不经人力干预而自由发展的；希言自然，统治者不能干预民众的“事务”，不能指手画脚而包办代替的瞎指挥。作为统治者的高高在上、蛮横无理、为所欲为，什么样的事他干不出来？统治者说的话，从历史来看，几乎都有“忽悠”民众之嫌。但是，这是绝对不能行的。统治者必须少说话、慎重说话、深思熟虑以后再说话。每句话都必须变成自己的行为，必须与民众兑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所说的话，就势必成为“忽悠”民众的话、或者就是怀有“野蛮、凶残、狂暴”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必定是欺骗民众的语言。这才是《老子》一书“希言自然”的真实内容和教育“圣人”的目的。
飘风不终朝：飘风，暴风、旋风、“龙卷风”；终，最后、到底、末了、终止；朝，早晨；不终朝，风刮不到一个早晨就会停止；飘风不终朝：即便是暴风、台风或龙卷风的威力也不会持续一个早晨的时间。
骤雨不终日：骤雨，急速、突然下的大暴雨；日，白天、一整天，从天亮到天黑的一段时间；骤雨不终日：突然下的大暴雨，是不会下上一整天的。（显然，老子的意思是：我们看到暴风骤雨是天地强加在客观现实之中的，是我们不应该看到的现象。诚然，这是老子自己的一厢情愿，“强迫”希望大自然不应该有暴风骤雨。按现在的观点来看，也许应该算是可笑的。可是，这是2800多年前的老子啊！能不佩服他的伟大吗？）
孰为此，孰，谁的意思、哪个的意思；此，这、这个；这里指的是暴风骤雨的“野蛮、凶残、狂暴”是谁干的？（谁干的？这一问的答案，本来应该还有“天地”二字，但省略了。）
天地而弗能久：天地，本义为苍天和大地，整个世界；谁会有这样的野蛮和凶残的行为呢？这里是指的是：只有“天地”才能造成我们所看到的暴风骤雨！是“天地”的本事。天地的野蛮、凶残、狂暴的势力都是不能持久的。
又况于人乎：又何况是人呢？大概人们已经认识到当时的“人力”是远远不如，或者应该不会去像“天力”那样的野蛮、凶残、狂暴。当然老子只注重后者。
道者同于道：道，道理，就是“保证、保障民得”的简单道理；同于，符合；:道者同于道，就是：（负责）按道理办事的人，他必须符合“保证、保障民得”的这一简单道理。
德者同于德：（如果他是）统治者，就必须严格自律而“不得”，他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不得”的要求，必须“惟道是从”：“我和我的官员们，只有一个认真办事的‘准则’、‘模式’，这就是必须‘保证、保障民得’，并且要能永远一心一意这样做下去！”或者是说，“‘保证、保障民得’，这也是我和我的官员们所肩负的唯一的历史使命！”（殷商王朝的盘庚的话：“式敷民得，永肩一心”是最好的注脚。）
失者同于失：失者，不按道理办事的人或统治者；那么，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它就是失道、失德！失去治理国家的根本，就会把“保证、保障民得”的这一简单道理丧失殆尽。
同于德者，道亦得之：符合“德”的标准的人、统治者，他们显然是能够严格自律的；那么，这个“国家”内的“保证、保障民得”的这一简单道理，就会得到实现！这也是我们反复坚持的道理之所在，是自自然然实现了“道亦得之”而皆大欢喜。显而易见，这中间原来帛书乙本的“道亦德之”内的“德”字是笔误，必须订正为“得”，而应该是“道亦得之”。这也能够和下一句的“道亦失之”相匹配，从而使文章更趋于严谨。
同于失者，道亦失之。不符合“德”的标准而主使自己行为的统治者，他们就不能严格自律而为所欲为；那么，这个“国家”内的“保证、保障民得”的这一简单道理，就会丧失殆尽，那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道理？除了你忽悠、欺骗民众以外，你还能够为民众办什么实事？这是失“道”啊！
【译文】
统治者必须少说话，不要说与“保证、保障民得”没有关系的话。实在是必须要说的话，那么每句话、每个字都必须变成自己的行为，而对“民众”的利益必定负责到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所说的话，就势必成为“忽悠”民众的话、或者就是怀有“野蛮、凶残、狂暴”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必定是欺骗民众的语言。
你看自然界有这样的现象，“野蛮、凶残、狂暴”的暴风、台风或龙卷风的威力也不会持续一个早晨的时间；同样“野蛮、凶残、狂暴”突然下的大暴雨，是不会下上一整天的。
暴风骤雨的野蛮、凶残、狂暴是谁干的？这只能是“天地”。然而，天地的野蛮、凶残、狂暴的势力都是不能持久的。又何况是人呢？我们的“人力”是远远不如“天地之力”的，更不应该像“天地之力”那样地“野蛮、凶残、狂暴”！
负责按道理办事的人，他必须符合“保证、保障民得”的这一简单道理，就不会有“人为”对“道理”的伤害或违反，去说一些不三不四与“民得”不相干的话。如果他是统治者，就必须严格自律而“不得”、也必须严格规范自己的语言，他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不得”的要求、必须“惟道是从”，这就是一个“德”者啊；如果他是一个“失者”，他就是不按道理办事的人或统治者，他就会口是心非而极力忽悠、欺骗民众；那么，这个结果可想而知，它就是失道、失德！失去治理国家的根本，就会把“保证、保障民得”的这一简单道理丧失殆尽。
符合“德”的标准的人、统治者，他们显然是能够严格自律的；那么，这个“国家”内的“保证、保障民得”的这一简单道理，就会得到实现！反之，不符合“德”的标准而主使自己行为的统治者，他们就不能严格自律而为所欲为；那么，这个“国家”内的“保证、保障民得”的这一简单道理，就会丧失殆尽，那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道理？除了你忽悠民众以外，你还能够为民众办什么实事？这就是失“道”啊！
【读后】“希言自然”，统治者不能干预民众的“事务”，不能指手画脚而包办代替的瞎指挥。作为统治者的高高在上、蛮横无理、为所欲为，什么样的事他干不出来？统治者说的话，从历史上来看，几乎都有“忽悠”民众之嫌。但是，这是绝对不能行的。统治者必须少说话、慎重说话、深思熟虑以后再说话。每句话都必须变成自己的行为，都必须与“保证、保障民得”而息息相关，必须与民众兑现！这才是《老子》一书“希言自然”的目的，这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学习而必读的“金玉良言”吗？
翻开历史，统治者说的话还少吗？现在回顾起来，真正管用的能够有几句？那么，几乎大多数的语言必定是忽悠民众的语言。既然是忽悠民众的语言，那么必然有不可告诉民众的目的，就必定含有“野蛮、凶残、狂暴”的“杀机”！
自然界的天地之力的“野蛮、凶残、狂暴”，只能加害于自然世界。天地之力的“野蛮、凶残、狂暴”，虽然也会致使民众受到一定的伤害，但是，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人类社会“人为”的“野蛮、凶残、狂暴”，那只能加害于谁呢？受害的只能是民众！这却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人为行为”，是“故意”造成的伤害民众。既然受害的只能是民众，那么这样的“统治”会持久吗？
【历史性的错误】
面对大自然的“野蛮、凶残、狂暴”，自然界只能“逆来顺受”。然而，作为“人”的民众，就不能“逆来顺受”而“忍气吞声”！可能大家没有认真地去认识它，从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人类的历史：致使千千万万民众在饱受历来层出不穷的无边的苦难……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民众是否有逆来顺受的问题？为上者是否意识到：自己有“野蛮、凶残、狂暴”的苗头或行为？这仅仅是历史问题吗?这是不是人类社会之中的普遍问题？
【附注】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老子》的本章，简单把帛书甲、乙本和王弼本，抄录如下：
帛书甲本：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有）况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也德之。同于〖失〗者，道也失之。 注：〖〗此括号内，是甲本脱落、坏损的字；（）内是错字。
帛书乙本：希言自然。飘（左边为“蔈”右边为“刂”）风不终（冬）朝，暴雨不终（冬）日。孰为此？天地而弗能久，又（有）况（兄）于人乎？故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
王弼本：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河上公本与王弼本是一致的，只不过“故飘风不终朝”句，少一“故”字，是“飘风不终朝”。）
第二十五章——严格地指出：统治者必须效法“自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说明】
本章在《老子》的通行本与官方本的对照之中，是出入不大的。但是，必须得订正一个“人”字成为“王”字。因为在西周和西周以前，中华民族境内只“承认”一个统一的“王”。这个事情一直经春秋后延用到战国中期，后来由于战国之中的几个大国陆续称“王”，而把原来的“王”和“天子”混而为“天子”了，这才形成了对“王”的认识的混乱。在这之前，从西周的周穆王（公元前十世纪）开始，定格的“天子”的称号与“王”的称号是并行的。那时候的西周“王”是“国中”最大的，他“领导”公、侯、伯……如果其他的人敢于称“王”，不仅仅是大逆不道而且是要灭其九族的！
《老子》一书是在《归藏》的基础之上写出的。她没有离开《归藏》严格规范、教育统治者一人的宗旨，所以《老子》一书就是教育“王”的书！故此，本章中“四大”的阐述的最终目的，只能落实在“王”的身上，于是“王”唯一的主角！
显然，帛书本在“四大”之中，说的是“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诚然，帛书之中后面的“王法地”被笔误成“人法地”的问题，除了抄者不小心的笔误之外，还有一个甲骨文文字的“王”字的识别问题，也是可以导致“笔误”的。甲骨文的“王”字，基本上是下面一横上面一“大”字。如果，甲骨文在我们社会之中传阅二、三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其间的损伤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公元前776年写成的《老子》，被春秋末或战国中、后期的人们“翻译”传抄，岂能不笔误？这时间的间隔已经那么遥远了，最早的传抄也有两百多年，自然“风化”或意外损伤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把当时的甲骨文的“王”字传抄成为“人”字，就不奇怪了。显然这个错误的产生，当在楚竹简（公元前300年以前）抄者出现以前，因为楚竹简也有了这种错误。
另外，从本章的文意来看，也是有趣的层层类推：“道”统一管理着宇宙万事万物之一切、“天”统一管理着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所有、“地”统一管理着生命万物山川河流湖海之等等、“王”统一管理着文武百官黎民百姓之众生。显然，按老子的“分类”，则道、天、地、王，分别统一管理着自己分内的事情。然而却又是那样层次分明地，让我们看清了它们的隶属关系。这就是他说的：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能紊乱的自然关系。这个 关系是重要的自然法则，我们的科学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都必 定在对《老子》的继续认定之中！
故而，本章对“王”字的订正是一定的、必须的。
【字词句注释】
有物混成：物，万物也，古时候称“牛为大物”、“物”的本义是“杂色牛”，此字“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在《老子》一书之中，“物”字用了17次。大多数的地方是对有生命的“物体”称之为“物”；别于生命的物体称之为“器”；有物混成，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
先天地生：先，时间或次序在前、先前；生，生育、生长、存在；先天地生，（那个“有物混成”的物）先于天和地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有了。
寂兮寥兮：寂，静也，没有声音，孤单（含“唯一”）、冷清、寂寞、幽寂；寥，稀少、寥落、静寂、寂寥；寂兮寥兮，是老子把“寂寥”的名词按文章的要求，“拆开”而为了加强论述的“理论气氛”，故此，强调“道理”（“道”）的唯一性！也就喻示了宇宙万物万事都必定有一个统一的、唯一的“道理”。
独立而不改：独，单独、独自、唯一（不能再有它者，容不得“它”以外的它物）；独立，只有唯一的“它”是存在的原因，容不得“它”以外的它物成为该存在的原因。显然，这个“它”就是“道”（道理）；独立而不改，“道理”作为存在的唯一原因，从始自终永远不会改变。
周行而不殆：周，圈子、四周、圆周，但是，老子此处的“周”是指事物的全过程。周行，就是说的某事物的全过程，全部发展过程；不殆，本义是不危险，这里借用为：不停止、不断发挥应有的必然作用。周行而不殆：任何事物都必定有一个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个发展的全过程之中，“道理”都必须瞬间不能离开地发挥其主导该事物发展的巨大作用。
可以为天地母：此句是相对于“先天地生”而言及的，既然“先天地生”，当然，就是“天地”的母亲；同时，与本章中的“自然”统率“道”、“天”、“地”、“王”的观点，也是一统的，思维逻辑是明确无误、清楚明白的。
吾不知其名：我不知道“它”叫做什么名字。
字之曰道：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道”。因为在当时西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道”或者“道理”是主导“事物”发展（前进、进化、倒退、退化或相对停滞）的必然原因。所以，老子才把开始于西周中期形成的对道路的指称为“道”字的这个“道”，借用为道理的“道”字。这是老子的功劳！是中华民族文字关于“道”字的规范的首创者。
强为之名曰大：强，本义指力量大，但这里却有“勉强”、“强调”的意思；大，在各个方面（体积、面积、力量、强度等）超过所比较的对象；强为之名曰大，由于“道理”是主导“事物”发展（前进、进化、倒退、退化或相对停滞）运动必然的、唯一的、最大的原因，所以我给“道”再勉强起一个名字叫做“大”；大，在这里还有“统率”和“管理”的含义。
大曰逝：逝，时间、水流、历史进程的“过去”、一去不复返；大曰逝，由于“道理”在主导“事物”发展（前进、进化、倒退、退化或相对停滞）运动必然的全过程之中，是不能须臾离开该事物的、而是“义无反顾”地促使该事物的发展，然而自己却一去不复返的不能表现出来而销声匿迹、无影无踪！所以，我才把“道理”的这个看不见的、“追溯”不到的“习性”勉强取名为“逝”。
逝曰远：远，空间、时间的距离长，远程、远处、远道；远，在这里，显然是指某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的彼端、目的，好像看不见的那个极端、终点；逝曰远，贯穿“事物”发展（前进、进化、倒退、退化或相对停滞）运动必然的全过程之中那个“追溯”不到的“习性”的“逝”，也必须一往无前地向着彼端的“极”前进（包括倒退），对于这样的现象我命名为“远”。
远曰反：远，是全过程的“完成”、“终结”、到此为止；反，回、还，反抗、反对，反复，反而、相反；显然这里的意思只能是“反而”和“相反”，是“旧的”已经成为“过去”，“新的”起步即在眼前；所以，“反”在这里意味着“重新开始”，也宣布原来的全过程已经终结。这才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这里省略了总结性的语言：“这就是我们看到‘道’在具体事物之中所发挥的作用全过程”，它不“大”吗？于是乎与“强为之名曰大”紧密相扣、严丝合缝。）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故，因此、所以；道大，客观万事万物之中“道”统率“管理”一切，于是在客观万事万物之中“道”就是最大的；天大，“天”统率“管理”日月星辰阴晴雪霜风雨雷电等等，于是在日月星辰阴晴雪霜风雨雷电等等之中，“天”就是最大的；地大，“地”统率“管理”山川河海泥土矿物动物植物生命等等，于是在山川河海泥土矿物动物植物生命等等之中，“地”就是最大的；王亦大，“王”统率管理人类社会内的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生活生存器物财富等等，于是在人类社会内的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生活生存器物财富等等之中，“王”不也是最大的吗？是的，“王”是最大的，因此他身上的担子也应该是最重的啊！
域中有四大：域，在一定疆界内的地方、疆域、地域、海域，但在这里是借用，意思是：人们认识所能够涉及得到的一切领域，那么按现在的语言就是宇宙之内的一切，所以这才有“域中有四大”之说；域中有四大，宇宙之内的一切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老子的认识），这每个层次之内，都有各自领域内统率“管理”自己领域的最大者；换句话说每个层次之内，都有各自领域内的“根本”。（显然，认识到“根”，一切问题就会有解决的办法了。）
而王居其一焉：这是在对上文的肯定之后，进一步强调“王”的责任重担！而王居其一焉，王是其中之一，所以“王”的责任完成与否关系到人类社会内的一切！
王法地：法，标准样子、可以模仿的，含规则、规范、规律，也含必须如此；地，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地，“地”的责任是“山川河海泥土矿物动物植物生命等等”的“根本”，有“地”的尽心竭力，才能有“地”承受的内容“山川河海泥土矿物动物植物生命等等”的蓬勃发展、生气勃勃；王法地，“王”就是要效法“地”、像“地”一样，尽心竭力而使“人类社会”蓬勃发展、朝气勃勃！
地法天：天，天是什么样子？天的责任是让“日月星辰阴晴雪霜风雨雷电等等”的“运行”毫不紊乱、适时有序；地法天，“地”正是效法、按照“天”的责任，使其自身承受的内容的“运行”毫不紊乱、适时有序，所以才有“地”的尽心竭力、才能有“地”承受的内容“山川河海泥土矿物动物植物生命等等”的蓬勃发展、生气勃勃！
天法道：道，道是什么样子？就是前面叙述的样子，“道”贯穿在宇宙内一切客观事物发展（前进、进化、倒退、退化或相对停滞）运动必然的全过程之中，须臾不能离开该事物的瞬间发展（前进、进化、倒退、退化或相对停滞）过程；天法道，天只能效法、按照“道”的尽心竭力而保证“日月星辰阴晴雪霜风雨雷电等等”的“运行”毫不紊乱、适时有序！
道法自然：自然，自自然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丝毫“人为”的痕迹；道法自然，“道”效法、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面目，而做出：“道”贯穿在宇宙内一切客观事物发展（前进、进化、倒退、退化或相对停滞）运动必然的全过程之中，须臾不能离开该事物的瞬间发展（前进、进化、倒退、退化或相对停滞）过程！
【译文】
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它先于天地而存在。
它孤单、唯一，独一无二；它永远不依靠外在的力量，从而主导、指使着客观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从不懈怠。因此，它可以算作天地的产生的根本（母亲）。我不知道它应该叫做什么名字，姑且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道”，勉强再给它起名叫做“大”。因为它统率管理一切，主导、指使客观事物的发展，可是它作的这些又看不见，我把这些叫做“逝”，这也是“大”的内容之一（大曰逝）；因为它统率管理一切，主导、指使客观事物的发展，可是它作的这些又都是须臾不可离开客观事物的，我把这些情况叫做“远”（在全过程之中，有始有终而长远相伴），这当然是“大”的内容之一（逝曰远）；当某一客观事物的发展“完成”全过程之后，也就必须告一段落，“新”的开始就摆在面前，它（道、道理）又主导、指使着“重新开始”和贯穿在新的又一轮的全过程之中（远曰反），这同样是“大”的内容啊。因此，“道”主导、指使了一切客观事物的发展，“道”是最大的。
所以说，类似“道”是最大的，还有天、地、王，故此，道是“大”的（“道”主导、指使、统率、管理一切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天是“大”的（“天”主导、指使、统率、管理一切日月星辰阴晴雪霜风雨雷电等等之内容的适时运转）、地是“大”的（“地”主导、指使、统率、管理一切山川河海泥土矿物动物植物生命等等的内容繁茂兴旺）、王是“大”的（“王”主导、指使、统率、管理一切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生活生存器物财富等等的内容适得其所）。
从上述我们知道：环宇之间只有这四种最大，而且“王”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我们看到：“王”必须效法“地”；“地”必须效法“天”；“天”必须效法“道”；“道”只能效法自然本身。（它们效法的是什么？是：主导、指使、统率、管理一切自身所必须承担的负责的、责任、义务……）
【读后】
按照“道理”办事，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唯一体会。这个按照“道理”办事，就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道理”办事，不是按照“人为”的“道理”办事，不是按照某些或然的、暂时的、局部的，与客观事物本身相违背的某些人的“意志”而去办事。然而，实际上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的这原因，那原因，种种原因，无非就是不能按照老子说的去做！都被“人为”的“道理”原因所左右。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在那样早的年代里，老子把客观事物的发展（前进、进化、倒退、退化或相对停滞）运动的全过程，描述得如此细腻、深入，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道”统一管理着宇宙万事万物之一切、“天”统一管理着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所有、“地”统一管理着生命万物山川河流湖海之等等、“王”统一管理着文武百官黎民百姓之众生。显然，按老子的“分类”，则道、天、地、王，分别统一管理着自己分内的事情。然而却又是那样层次分明地，让我们看清了它们的隶属关系。这就是他说的：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能紊乱的自然关系。这个关系是重要的自然法则，我们的科学界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都必定在对《老子》的继续认定之中！（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讨论的条件，为时尚早，这将必定是“老子研究”的后话，她潜在着无限发展的契机！）
【历史性的错误】
思想上，离开老子的认识太远，加上《老子》文章中个别字、句的讹误，造成解释《老子》的错误，由来已久。
对于“逝”、“远”、“反”认识的不到位，曲解《老子》以至于一塌糊涂。
自从盘庚提出“式敷民得，永肩一心”口号的开始，这是“王”首先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重大责任；后来的古公亶父严格规定自己的“不得”，从而用“德”论规范自己，使“德”成为统治者的紧箍咒，这同样是“王”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重大责任的继续和发展；这也促使了当时人们认识到的：从“治乱在庶官”、“制官刑儆于有位”，而走向“国之有咎，在予一人”的时间的先后性，以及在我们国家独特发展的“逻辑思维条理性”；《老子》只不过是在古公亶父的基础之上，完成了这种“逻辑思维条理”的论述而再现的工作而已！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何正确理解？需要不需要进一步讨论、探讨、研究？
什么是“道法自然”？它的真谛究竟是什么？这是否可以影响自然科学领域？是否可以加速自然科学的发展乃至获得重大的突破？！
“道法自然”的关键是要对“自然”有一个比较接近正确的认识。
“人为”就决不是“自然”！
那些故意“发现”、“发明”、“创造”出来的，其目的是忽悠民众的新词语：力图规范而又便于民众的行为，以至于自身逍遥法外的“行家里手”们的做法，能是“自然”吗？
第二十六章——统治者遇事要慎重，沉着冷静，切忌轻率、浮躁盲目躁动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虽有荣观燕处昭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说明】
从本章的文意来看，是针对西周昭王、穆王……厉王到宣王的200余年的，多次轻率、躁动征战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无穷危害。不是因为这、就是因为那的种种原因，给自己带来轻率、躁动而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不得不懊恼终身！面对这些残酷的不断发生的事件，老子站在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之上不得不慎重地指出：统治者们，千万不能轻率、浮躁啊！
西周时，征战是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在《老子》15章中，我们就知道：“若畏四邻”是统治者必须重视的职责，只有“时刻提高警惕，谨防四方邻国的侵犯、进攻，这也是保证国家安定的必要考虑”和对策。然而，这是应该非常严肃、认真、慎重对待的事情，因此才有老子在这个问题之上的谆谆教导！
汉帛书甲、乙本是“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通行本的王弼、河上公本中“君子”二字是“圣人”，它们是相通、相同的一个意思，都是指的统治者。
原来通行本的“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句，当从帛书订正为“燕处昭然”。这里，历来基本上把意思都领会理解反了。昭然是清楚明白的意思。另外，“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句子，不应该把它们分开，不能是：“虽有荣观，燕处昭然”这个样子，这样解释容易引起误会。
【字词句注释】
重为轻根：重，重量、分量、重要、重视、慎重；轻，重量小、比重小、数量少、程度浅、轻率、轻视；根，根本；重为轻根，做事必须“慎重”，“轻率”是做任何事情不能成功的，所以说重视、慎重才是做事的根本（含主宰、统率、管理），也就是“重为轻根”的真实含义；反过来也就是说：轻率、轻视必须让位于慎重、谨慎小心，慎重、小心谨慎才是做事的根本态度。
静为躁君：静，安定不动、冷静、跟“动”相对；躁，性急、不冷静、躁动、浮动、躁急、躁进、躁狂；静为躁君，“静”是应该管束“躁”、主宰统率管理“躁”；所以，遇事必须冷静、反复权衡，力戒冲动、浮躁，这就叫做“静为躁君”的“工作方法”。
是以：因此。
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君子，这里只是古代对统治者的通称之一种；终日，整天、从早晨到晚上；不离，不离开；辎，古代的一种车；辎重，指保管、运送的武器、粮草、物质等军用品的车辆“群体”或“地方”（泛指后勤保障、供给）；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统治者根据必要的情况决定，要进行征战的话，还必须高度重视“后勤”的保障和供给问题，这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问题，并且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要“征战”就必须考虑后勤的保障和供给，因为“后勤”的可否是“征战”的基础、是根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虽有荣观燕处：荣，本义是草木茂盛或荣誉，但是这里的“荣”字的含义却是：众多的意思；另外古时候，把屋檐两头翘起的飞檐叫做“荣”（《说文解字》），那么“飞檐”是大家都能够看得见，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意思；观，看；荣观，这里的含义是：众多的人都在看着你；或者统治者的你高高在上，众目睽睽之下，都必定能够看得清你的一举一动的意思；虽有荣观，这是半截话：大家对你看得——；燕，燕子；处，居住；燕处，燕子在厅堂之上设巢筑窝，预示身临险境（这个“典故”在春秋末《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内，就有人引用过：“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比喻身处危险境地；这个“燕处”的“典故”后人继续引用，如《孔丛子•论势》：“燕雀处屋，子母相哺，煦煦焉其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炎上，栋宇将焚，燕雀颜色不变，不知祸之将及己也”。）；虽有荣观燕处：虽然统治者的你有这样轻率、浮躁的鲁莽决定，大家都知道、也都清楚明白，就像知道燕子筑巢于厅堂之上的那样危险。
昭然：有极其明显的样子、非常清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也很清楚你已经处于危险的巅峰了。
奈何万乘之主：奈何，无奈、怎奈、如何、怎么（帛书是“若何”，其意相近）；万乘之主，西周四匹马拉的兵车为乘，有“万乘”之数兵车的，只有周天子的出征才可能是万乘之主（这也是本章的时间性）；奈何万乘之主，怎么你这周天子？
而以身轻天下：而，又的意思；以身，以自己的身体；轻，轻率、草率；天下，国家；
而以身轻天下，（不能把征战之事，当成儿戏，）如此不认真而轻率处理国家的征战之事，太不负责了！（请去读一读13章的：“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它的意思是：把爱民治国治理天下，当作害怕自己的身体生大病或遭受到大的灾难一样，去不遗余力地根除智者、众人、大患的危害，那么，天下所有的民众都必将自己的切身利益寄予在你的身上；把爱民治国治理天下，当作重视、珍视自己的身体一样，去不遗余力地根除智者、众人、大患的危害，那么，天下所有的民众都必将自己的真切愿望托付在你的身上。这样，只有这样，只能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较好的或者是很好的国家统治者、国家最高领导人！）显然，统治者的“身”是与民众的生存、生活交融在一起的。
轻则失根：轻率就失去治理国家大事的根本，就不能治理国家。
躁则失君：君，事物（问题、矛盾）的主要问题；躁则失君，躁动、浮躁就会失去考虑当务之急的主要问题。如此轻率、浮躁，如果去进行征战的话，只能是一败涂地。
【译文】
慎重对待征战是认识问题的根本，必须取缔掉以轻心的轻率行为；遇事浮躁、躁动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让位于沉着冷静去考虑、处理所遇事物。
因此，统治者要进行征战的话，那么他整天考虑的大事，是不能离开他的辎重、后勤的保障供给的。
虽然有他也知道的：（如果他忽视辎重、后勤的作用，轻率、浮躁一旦做出征战的决定，）在大家面前，不得不令人瞩目、或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像燕子筑巢在我们的厅堂之上已经是身临险境了。这种危险不是昭然若揭吗？
为什么身为国家的统治者，忽视辎重、后勤的作用，轻率、浮躁地做出征战的决定，就是“以身轻天下”，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就是违背民众的意愿，就是不遵守古公亶父的教导。
所以说：轻率、轻浮去对待问题，就会失去认识事物的根本；浮躁、躁动去认识问题，就会失去办事的“头脑”而一败涂地或一塌糊涂。
【读后】
本章的中心思想是要“遇事要慎重，沉着冷静”，切忌“轻率、浮躁盲目躁动”。这就是老子教导统治者的重要内容。轻率、浮躁是自以为是者的通病。如果在统治者的身上，有轻率、浮躁、自以为是的毛病，显然是不行的。文章是通过“征战”的决定的做出，
读本章后，也可以知道：在西周之时，统治者的两大职责。一是“保证、保障民得”，使民众有生活的保证；二是进行征战“保证、保障民众的生存”，不受“威胁”或“祸害”。也可以看到，老子那种身经百战而对“战争”有其独到的感受，这也是有关“战争”论述的好文章。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这是老子对历史上所有统治者的发问，何其铿锵有力？岂止是征战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能够轻率、浮躁吗？
【历史性的错误】
轻率与慎重、冷静与躁动的它们，是“轻和重、静和动（躁）两对矛盾”吗？那种妄自断定：“认为轻与重对立，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躁与静对立，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可以看出老子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动与静的矛盾，应当把动看做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老子虽然也接触到动静的关系，但他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弄颠倒了，也就是把事物的性质弄颠倒了。因此，他把静看做起主要作用的方面。所以老子的辩证法是消极的，是不彻底的，有形而上学因素”（《老子新译》）。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话？可叹老子，被这样文不对题地指责，无端地、自我拼凑、自我设置概念而强奸老子的文义，从而达到任意曲解老子！这难道是我们的文化？
这里历来错误是不能知道文章的整个意思，而在各自认定的范围内，去支离破碎地来读《老子》，焉能不出错？如，“荣观”居然当成“繁华的生活”、“华丽的生活”、要身居宫殿之内……这也难怪，大家只能知道有一个吃喝玩乐的天子，他须臾不能离开他的“繁华的生活”；否则，追随天子而吹捧、拍马之徒又哪来的“生计”和出路？
显然可知，最早的错误可以追查到韩非子那里，什么“轻则失臣，躁则失君”句，致使河上公本也跟着错了这么多年。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是否是金玉良言？它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是否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历史？它在我们历史上的表现应该不应该引起我们反思、反省和高度重视？
国家的大事只有两种：一是踏踏实实为民众服务，尽力让他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其二是不得已而进入战争状态，为的是消灭、战胜敌人的侵犯。所以，“遇事要慎重，沉着冷静”，切忌“轻率、浮躁、盲目、躁动”。特别关系到是国家的存亡，不得已而进入战争状况的时候，更加不能轻率、浮躁、盲目、躁动。不然的话，给自己、给国家、给民众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二十七章——统治者如何做到物尽其力，人尽其用
善行者无辙迹。
善言者无瑕谪；善数者不用筹策；善闭者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说明】
《老子》文中的“善”字用得比较多，然而大多数的“善”只能作为：才能的擅长、长于（善于），恰当、很好（皆知善之为善），基本上没有错误（古之善为道者）等方面的意思。比如，前面的2、8、15、20、本章之中的“善”以及后面章节中的“善”，都没有“慈善”、善举、善事、向善、行善、良善之类的意思。这也是西周和西周以前人们的认识。
本章着重于统治者的言行，统治者的言行的直接后果必定涉及到人员的取舍；一般来说，统治者在国家的大小事务处理之中，离不开“用人”的行为；而“用人”的行为，又离不开自己对使用人员的“取舍”；而“取舍”的先决条件是该人员对某一特定事务的应对能力的“善于”与否？往往大家习惯于：取其“善于”者，弃其不“善于”者。老子就是针对这种现象而提出自己的认识，而面对与民众沟通的管理层内的问题。按现代的语言是：统治者如何教育干部、公务员为民众服务的问题。老子看到了有一个“贵其师、爱其资”的正确教育干部的问题。只要正确对待就会促进公务员的“职业化”，去专门为民众而服务，进而矢志不渝、忠贞不渝！这是何等的高明啊！显而易见，老子在这里面对的对象是统治者和“人”，这里不涉及到“民”。同时，“民”是底层的焉能再“弃”，可以“弃”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本章的“弃人”，就只能是“民众”以外的人员，大家都知道应该是谁？
所以，本章的论点就是“善行无辙迹”，它是指：善于行为的统治者和自己一起为民众服务的所有人员，就不会在治理国家的行为之中，留下对民众不利的、过失和错误的“痕迹”！于是，本章就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的阐述。于是，我们就应该按照帛书加进五个“者”字，就显得更加贴切了。
显然，本章还涉及到一个“智”字，自以为是者为“智”，这是《老子》一文的特点，所以说：“虽智大迷，是谓要妙”。在《老子》文章中，出现“智”字的还有3章：“使夫智者不敢为也”；18章：“智慧出，定有大伪”；19章：“绝礼弃智，民利百倍”；65章：“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德”。这些认识都说明“智”是对国家、社会、民众十分不利的，应该如19章所述“绝礼弃智，民利百倍”！
另外，本章还涉及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在殷商王朝武乙的时候，镇压、摧毁、遗弃了“贞人集团”的大多数成员。他们沦落在社会之中，原来他们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长期的寄生的生活突然改变，不能不使他们成为了社会的极大隐患。他们的不满导致他们的使坏，颠覆殷商王朝、建立西周王朝也还有他们不可忽视的“功劳”和作用。显而易见，这些被遗弃的人，曾经给社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触目惊心啊！同时老子也看到，西周的200多年来，同样遗弃了不少这样的人，不少的坏事都与他们相关。然而，其中大多数还是可以通过教育而会使其改过自新，成其为有益于国家、社会、民众的人。因此，本章就侧重在“救人”的问题探讨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之中不能视而不见的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问题！由于我们对自己历史问题的疏忽，忽视了殷商王朝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也就造成这个遗留问题，也就是涉及到庚丁和武乙的问题。因为他们“打击、镇压、摧毁‘贞人集团’的事件”，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隐患和贻害！这个危害还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也就更谈不上重视和认真对待！
【字词句注释】
善行者无辙迹：善，擅长、善于；行，行走和行为；无，没有；辙迹，行走的脚印、车辙印记，或者行为的过失痕迹。然而老子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指那些善于行走的人，因为脚印和车辙是不能掩盖得了的，显然这里指的是“行为”，是利于民众的行为，是不会给民众带来过失而使民众蒙受损失的正当行为。同时，一个统治者的善于行走，也是不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什么好处的。只有统治者的行为，才是他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善行者无辙迹，善于行为的人是不会在社会之上、在民众之中留下过失的痕迹的。
善言者无瑕谪：言，语言；瑕，本意是玉上面的斑点，喻指缺点；谪，因为过失被罚或指责；瑕谪，指语言之中对民众不利的成分；善言无瑕谪，善于为民众办事的统治者的语言，它是不会伤害民众的利益的，是没有瑕疵和毛病的。“善行者无辙迹，善言者无瑕谪”。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统治者的语言和行为，这也是2章中提出的问题。在2章中只提出了对统治者的言行的严格要求；在本章这里却是进一步提出了规范：要无过失、无瑕谪。
善数者不用筹策：数，计算，或者是：比较起来是最好的或最合格的——数第一；筹，计数的用具，或含有筹谋的意思；策，古代的计算工具和筹相似，另外含有计谋、办法，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善数者不用筹策，善于计算的不需要利用筹策的工具。
善闭者无关楗而不可开：闭，关的意思、闭门、关闭，或堵塞不通、闭塞；楗，竖插在门闩上使门拔不开的木棍；关楗，类似楗的暗栓、插销、“机关”、“钥匙”；善闭者无关楗而不可开，善于关闭的人不用“钥匙”是不可打开的。
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结，在条状物上打疙瘩、打结；绳，用两股以上的棉、麻等纤维或稻草等拧成的条状物、麻绳、线绳、草绳；约，约定、约束；绳约，绳索捆缚；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善于捆缚的人即便是不用绳索，却使人不能解开。
是以：因此。
圣人常善救人：圣人，较好的统治者；常，经常、不懈的；善，善于；救人，使其脱离原来的“不好的环境”（不善于、甚至不会为民众服务，不遵守自己的职责），使其改变原来不良的行为；圣人常善救人，较好的统治者，他会经常不断地教育那些不称职的“公务员”，改变他们原来不良的行为，以便更好地为其民众而服务。
故无弃人：故，所以；弃人，遗弃那些不能为民众服务的人；故无弃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因为，这些被遗弃的人，曾经给社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触目惊心啊！
常善救物：救物，物尽其用的意思；常善救物，经常不断地让“物”都能“尽其用”。
故无弃物：所以，就没有被遗弃的“物”了。
是谓袭明：是谓，这叫做、这才是、这样叫做、这样才是；袭，照样做、依照着继续下去；明，明白、清楚；袭明，依照着（这个道理）继续执行下去，就会清楚明白；显然，这个道理是老祖宗盘庚和古公亶父（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我们承袭下来就叫做袭明；是谓袭明，（我们知道：“不弃人、不弃物”的道理）这叫做，依照着老祖宗盘庚和古公亶父的榜样，继续执行、承袭下去，就会清楚明白而利于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民众。
故善人者：善人，善于做事的人、利于民众的人、能够教育、帮助那些不称职的“公务员”、改变他们原来不良的行为的人；故善人者，所以，能够教育、帮助那些不称职的“公务员”、改变他们原来不良的行为的人。
不善人之师：（善人是）不会做事的人、不利于民众的人、不称职的“公务员”、有不良的行为的人的老师。
不善人者：不会做事的人、不利于民众的人、不称职的“公务员”、有不良的行为的人。
善人之资：（是）善于做事的人、利于民众的人、能够教育、帮助那些不称职的“公务员”、改变他们原来不良的行为的人的资源、资本、条件、工作对象。
不贵其师：不尊重、重视“不善人”的老师。
不爱其资：不爱惜、珍惜“善人”的资源、条件、工作对象。（这里不妨大家对照、考虑一下，62章的“人之不善，何弃之有”的真实含义和实际意义。）
虽智大迷：智，自以为是者为智，这是《老子》一文的特点；迷，分辨不清、失去判断能力；虽智大迷，（你要是，不贵其师、不爱其资的话，）虽然自己以为“是对的”，其实不然，你只能是分辨不清、失去判断能力的大迷糊。
是谓要妙：要，重要、重点、要事，或重要的内容、要点、摘要、纲要；妙，神奇、巧妙、妙诀、诀窍；要妙，（指统治者能够遵守“贵其师、爱其资”，就）掌握了重要的要点和诀窍；是谓要妙，这才是掌握了重要的要点和诀窍，才能使得“物尽其力，人尽其用”！（君不见，公务员本来就是统治者和民众的“工具”？）
【译文】
办事认真对自己行为是负责的人，他的行为是不会对民众不负责任的。
办事认真对自己语言是负责的人，他的语言是不会对民众带来不良的后果的；善于计算的人是可以不用算筹；善于捆绑的人，即便是不用绳索也是能够捆绑，而不会让人轻易打开。因此，比较好的统治者总是善于挽救人的，所以他不会遗弃“那些不会工作的”人；比较好的统治者总是善于拯救“物”的，所以在他面前就没有无用的“物”。这样已经形成了他的良好习惯，这就叫做他承袭盘庚、古公亶父这些老前辈的睿智和聪明。
所以说：善于为民众服务的人，是不善于给民众办事的人的老师；不善于给民众办事的人，是善于为民众服务的人的教育的对象、工作的条件、求真务实的资源。
如果统治者不爱惜、尊重这些老师，不爱惜、善待这些对象、条件、资源的话；虽然自己以为“是对的”，其实不然，你只能是分辨不清、失去判断能力的大迷糊。这才是掌握了盘庚、古公亶父等老前辈的要点和诀窍，才能使得“物尽其力，人尽其用”！
【读后】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总是会有善于与不善于之分。诚然都愿意使用善于的人，而不用不善于的人。显然不善于的人，是不是就要被淘汰或遗弃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再者不善于的人之中，还有不善于做事的人和根本不想为民众做事的人，以及以“为民众做事”为幌子的它类人物等等。显而易见，这个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和对待。
想当年：庚丁和武乙父子还不是言之凿凿地打击、镇压、摧毁“贞人集团”的全国行动，影响、贻害到殷商晚期和整个800年的周王朝；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大行动，也给中国带来严重的影响、贻害直接波及到现在。这些，难道不是轻率的弃人、弃物的直接后果吗？谁注意了这些不可挽回的血的教训？老子在那样早的年代里，就慎重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我们都当耳边风了。
善行无辙迹，是指统治者的“善于走路，不留辙迹”吗？那我们就要看看：一个统治者的善于行走，这有什么用？他是不会给社会和民众带来什么好处的。因为我们知道“个人的行为”，不能变成社会上所有人的行为、变成所有民众的自觉行为，那么这种个人行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因此，老子的“善行无辙迹”的教育对象是统治者和所有的人，不是他们的行走，而是他们的行为。正因为是他们的行为，也就是他们办事的行为，那么必定有一个宗旨或目的。这个宗旨或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保证、保障民得”！《老子》一书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保证、保障民得”这个道理的半步，这就是老子的风格。
【历史性的错误】
“善行无辙迹”被普遍解释为：“善于走路，不留辙迹”。或“善于行走的，不留痕迹”。这与大家都能知道的常识性的道理能够相通、能够一致吗？莫说在古代的泥泞的小路上必定要留下足迹或车辙的印记，即便是现代的今天，你能够毁掉你所到之处的“足迹”或“车辙”的“印记”吗？
【亟待展开研究探讨的问题】
“善行无辙迹”是不是应该要严肃对待？
“贵其师”、“爱其资”的现实意义如何？可否展开讨论、探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