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特殊、特色的问题
中国的特殊、特色的问题在《老子》一书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是统治者的执政必须保证、保障民得的问题,也就是必须保证、保障每一个民众的利益问题!这就是《老子》一书中所揭露的“道”的问题,也是西周和西周以前我们古代由盘庚规定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的光辉传统的问题。
虽然是如此辉煌而简单,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儒学(儒教)取代了西周以前的传统,歪曲、背叛了它师承《老子》的历史渊源而变异走向了反面,成为:一切以统治者的利益为是,利用“仁义礼智”(在隋唐以后以“仁义道德”的面目)的说教从而为皇权服务,进而极力满足统治者的无限欲望致使达到最大化!因此,民众或宽松或悲惨地生活、生存了两千余年!
按《老子》的本意揭示出西周以前我们光辉传统的实质问题的《归钰》一书,比较恰如其分地宣讲、解读了人们歪曲以久的《老子》。如《归钰》的《序》中说:
“老子的道是道理,是‘保证、保障民得’。那么什么是‘保证、保障民得’呢?这必须从老子的‘修之于家’说起。显然,‘修之于家’是对家长而言的,是家长的职责问题。
如何作为一个合格的家长,就必须知道家长的职责。家长的职责就是:保证、保障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在条件允许下,不但得到生存生活的自由,也将得到发展的自由。特别是家庭内的羸弱或丧失一般能力者,将必定会受到家长的特殊照顾而保证、保障他们的生存生活,绝对不会有抛弃的现象!那么,这才是《老子》书中‘修之于家’的真实含义! 因此,老子的‘保证、保障民得’的真实含义必定落实到:必须保证、保障弱势群体民众中的羸弱或丧失一般能力的生存生活的权利!现在有多少国家能够办得到?在不少的国家和地区,现在不要说是‘羸弱或丧失一般能力’的人,即便是健全的民众都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还得不到‘保证、保障’!于是我们就会看到,现实离老子的认识有多远!
在西周和西周以前那样早的年代里,民众是没有表述自己意识的权利的,何况民众之中羸弱或丧失一般能力者,他们的景遇可想而知。所以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能‘保证、保障民得’,不能保证、保障民众之中的羸弱或丧失一般能力者,就将是国家存在的大问题!轻而言之,是统治者的失职;认真起来则是统治者缺德、不德、无德!”
“保证、保障民得”在现实中做到的有几个?中国近两千余年的历史(自秦汉以来)中所能够证明的是,从来都没有把“民众”当人看,虽然有“以民为本”的口号的不时兴起,然而实质上都是按孟子说的目的:所有的皇帝、总统、委员长的统治者们要“善政得民财”!民众是他们唯一敲诈盘剥的对象,那会管其民众的死活?一旦民众中的剩余劳动力(或闲散劳动力)或羸弱或丧失一般能力者,一旦突出表现出来,那么“谁”也就不管不顾了。
因为中国的民众,从秦汉以来,就基本上沦为“国家奴隶”。不过这种“国家奴隶”不致于象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描写的“奴隶”的性质,因此就忽略了中国的“国家奴隶”之中的组成的特殊问题。现在粗略地按其中国这块大地之上表现的基本情况,分析介绍如下:
1.由农民组成的基本民众,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能够承受统治者宽松或残暴的盘剥者,或许也可以过着小康、平淡或悲惨的生活而生存着;
2.由农民组成的基本民众中还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准人”的行列,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惨淡经营地努力、艰苦卓绝地奋斗,变异成为“人”或不能成为“人”。能够成为“人”者,可以过比较富庶的生活而生存着(这是“人”的重要补充来源,也是某些人赞美其制度优越性的资本。从封建体制下面冒出来的“状元或某些达官贵人,以及‘御用’的奴才走狗”、乃至于某些脱离民众的寄生者);如果被淘汰出局者,也只能心甘情愿地重新当其“民众”;
3. 由农民组成的基本民众中,还有一些(甚至是极多)“剩余劳动力”(包括闲散劳力)和“边缘化的黑户、黑人”,他们从来得不到国家的眷顾,除了富裕的民众(地主、富裕农民、资本家、小资产拥有者)因为劳动而卖命把他们作为“农工”、“雇农”而使用以外,他们什么保障都没有(能够得到微薄的“薪酬”,也就感慨不已了),于是他们只能奔波在求得生存、生活而遥遥无期的悲惨的民生的大道之上;
4.由农民组成的基本民众中,还有一部分极其弱势(包括丧失一般能力的羸弱、残疾)的群体,这个群体悲惨极了,由于他们是“国家奴隶”的性质,从而决定了他们不受任何人“重视”的命运,只能自生自灭(当然,幸运的是被偶而眷顾者,其感慨就五体投地而由衷地高唱赞美之歌)!
如何认识我们国家的问题,如何读《老子》一书,这都应该是我们必须注重的问题。也必须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因此,读《归钰》关于《老子•五十四章》的〔说明〕,也许有益于我们认识的提高。
《五十四章》的〔说明〕:
谁为我们的古老的“国家”建立了“保证、保障民得”的规矩,是成汤制定了“禁三风”才保证了民众的生存、生活景况;是盘庚提出了“式敷民得,永肩一心”才保障了民众们不至于遭受非人的盘剥;是古公亶父规定了统治者“不得”的品德而定义为“德”才使得民众在殷商王朝的桎梏下得到解放!
并且谁都知道:当时的周天下是古公亶父规定了统治者“不得”的品德而定义为“德”,才使得民众在殷商王朝的桎梏下得到解放,也就是古公亶父亲自奠基而建立起来的。之所以,周邑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之下,不断地发达兴旺,都是得益于古公亶父建树的《德》论(也就是《归藏》或曰《五典》、《行为规范篇》〔简称《为篇》〕)。
然而,自西周建立以来,自以为是的统治者们,相继不断践踏古公亶父的规定,并且打着各种自鸣得意的旗号(诸如,重新提出所谓的“仁”、“义”、“礼”……周穆王的自我定格为“天子”、修“吕刑”以及周厉王的“专利”等),修正、背叛原来“统治者‘不得’,而必须‘保证、保障民得’”的“建国”的准则!因此,西周王朝亦步亦趋地每况愈下,就是势在必然的结果了。这些事实,周宣王和单逨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本章就是单逨基于此而指出的。并且,又是对“德”字的具体解释而且通俗化了。
“修之以身,其德乃真”是本章的关键点,也是《老子》文章中“德”字的注脚。“德”是指能够(有权利、有能力)对其所属部分(局部、单个、单一的部位)全面负责而给予高度关注或保护并施以实惠的行为。显然,属于每个具体人的所属部分,除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如五官、四肢的正常活动能力,而且包括自己身体内部的各种脏腑器官的正常运转),当然还包括自己身体的各个具体部位,以及个人能力的完善而完美。个人能力的完善也就包括思维、认识、知识、阅历、看问题的全面性、工作能力的提高等方方面面。这一系列的完善乃至更加美好(提高乃至于完美)是一个近于“无限”或“无穷”的过程!那么,集中一点来说,“德”就是“保证、保障其所属各个具体部分的‘实惠’(得)”,换言之,“德”是对自己的下属(部位)是不会让它们(他们)遭受到任何(自己或他人、意外或必然、有意或无意)的伤害或侵犯。显然自己是有这个权利和职责的,因为自己是处于“领导者”(主宰、驱使属于自己的身体的各个部位乃至从属于自己的生活、能力、认识……的各个具体方面)的地位!这是他人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他人还有一个从属环境问题,还有一个自我保护条件受到某些限制的问题。例如,一个生存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她)就会受到环境、条件、经济、文化、地位、教养、素质、习俗等的这样或那样的制约,他(她)有什么资格或权利去“寻求”“德”的拥有?他(她)能够“保护”他(她)自己不饿肚子吗?他(她)能够“保护”他(她)自己能够衣着西装革履吗?他(她)能够“保护”他(她)什么呀?
因此,在古公亶父建立(规定)了“德”论以后的西周整个时间,人们都谨言慎行而毕恭毕敬对待“德”,从不滥用!即便是活着的统治者,也不敢自称有“德”,也看不到他的下属恭维他而夸他有“德”。只有统治者死后盖了棺,后人才恭维他而称其有“德”。
所以,“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就是问题的关键。统治者如何使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对“德”的认识能力,如何使自己的这种认识能力的保持并且日益完善而达到“炉火纯青”,从而更好地投入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来。这就必须靠统治者自己不断学习和锻炼、“磨炼”(见前面的2、3、5、7、8、9、10、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等所有的章节)!显然,这不是“道家”所谓的“修炼”——休心养性、练功或炼丹;或者什么“儒家”“修身”之类的“修养身心以培养、锻炼、陶冶自己的德行”;也不是人们通常对“修养”的认识(指通过提高思想以培养完善的人格;或指思想、理论、文艺、知识等方面的一定水平;或指长期养成的待人处事的正确态度)。那么,这个“德”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是统治者为民众(弱势群体的每一个)着想,必须保证、保障他们的“生存、生活”不会受到伤害或遗弃!统治者不同于所有的人,他必须时刻想到他的基本民众,“一个也不能少”地共同生活、前进!犹如现代的飞机、火车、轮船上所承载的旅客一样“一个也不能少”地必须到达“共同”的目的地!可是历来的统治者,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几乎全部是“缺德”的统治者或“不德”的统治者!他们之所以如此,得感谢所谓的“修炼”、“修身”、“修养”的功劳,替他们转移了统治者职责的问题而为所欲为。回顾中国的历史,只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实行“与民休息”的短暂而宽松的“政策”并美之曰“德政”!
故此,我们的领导者、统治者在现实中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这是领导者、统治者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显然,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以极大的精力去只注意第一、二种“人”的教育、福利、生活、生存的诸多方面,那么其作用就会平平或无所事事而乃至于不自觉地走向了“缺德、不德、无德”的领域! 中国的特殊、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严重缺乏资本主义精神。
儒家文化的本质
史海钩沉·阿牛:儒家文化不能丢啊我的回帖:儒家文化的本质
“儒家文化”是中国近两千余年的特殊文化!正是这个文化,在冠冕堂皇的“仁义礼智”的基础之上再发展的“仁义道德”,从而约束束缚了广大民众的手脚,捆绑了“人”的思想(把“人”必须为民众服务,变异成:必须为“天子、皇帝、统治者一人”而服务)。于是“人”的思想必须跟着统治者的指挥棒去转悠,必须一切为着“圆说、解释、赞美、歌颂、发扬……”统治者的号召、讲话、指令……而不遗余力地奋斗拼搏,从而(力图)达到自己的地位“优裕”的“生前”最佳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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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先生们各抒己见,并且不能听取“任何”他人的独到见地。
如亮点先生,动口就是“《尚书》”的引证。但你可曾想过:《尚书》原书成书的绝对时间是什麽时候?《尚书》是怎样而成为《尚书》的?它的流传变异如何……等。恕我直言,你除了“照抄、照搬”以外,就没有了你的认识(也不尽然),而只有你的按照固定的“结论”而达到“圆说”的目的,也就不择手段了。
要知道这中间,你要补充多少我们自己历史“知识”的“空白”?
例如:中华民族的文字解放在于什麽时候?单逨是如何因为领导当时的史官而修订整理成为《尚书》的原始本的?因为要做这两件事单逨被周宣王受命而作十鼎,作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之唯一,并被任命为绝无仅有的唯独一次的“历人”!这才有各国(齐楚燕赵……)自身文字的发展,因此才有各国(齐楚燕赵……)的争相按己国的文字传抄原始本《尚书》,这才有战国中期的孟子的“惊叹”:“尽信书,不如无书”(因为文字的差异,导致各国的版本不一)……你所引用的《尚书》已经是汉以后锁定而且后来又被各个朝代“修订、整理”过的版本,早已与原来的版本大相径庭!根本没有了西周“风味”。
自我认定的“事情”,被自以为是充胀了的头脑,只能局限在自我的天地之中,与认识问题毫无益处。这可能是认识问题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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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对“ANALOGMAN”先生认识的回复。
ANALOGMAN先生说:
“中国最特殊的问题就是儒家学说确立之后被历代统治者彻底糟蹋和利用,以至于我们在经历了全世界最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人民被彻底奴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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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先生的关注。
先生之论中肯,佩服!
儒家从创立起,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怪胎,就是借管仲的“礼义廉耻”的“礼”字而展现自己的货色(克己复礼),就是违背西周和西周以前的传统(盘庚提倡的“式敷民得永肩一心”、古公亶父规定的“上德不得”的统治者的“紧箍咒”、老子总结的治国必须“治人”从而千方百计地“保证保障民得”),就是力图复辟殷商王朝武乙时期对武丁“就事论事”的反动而开启“感情用事”之方便之门(重新提出“仁”而糊弄跟着他跑的人们,达到“使民、役民、劳民、服民”为社会创造财富、疯狂聚敛财富从而残酷地盘剥民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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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反者道之动”这五个字,按老子当时的本意,仅仅只是为了解答西周的每况愈下的历史进程,而叙述的所有的(十余代)统治者在执行“保证保障民得”的态度上的日益恶化的真实情况。因此,“反者道之动”,是说明:“保证保障民得”的道理一旦认定以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去付诸实现!否则,所谓的历来的统治者都会“因为”自身的“需要”而所谓一次一次的提出新的执政“口号”(冠冕堂皇的词语)的“变异”、“变更”、“发展”、“发扬”……等,就只能向着“道”(保证保障民得)的反方向的“变异”、“变更”、“发展”、“发扬”……等而“运动”,给民众带来日益恶化而逐渐悲惨的命运!这基本上形成了过去历来朝代更迭后,民众从“宽松”而逐渐进入“严酷”悲惨命运情景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我们国家一定政权执政行为的基本模式。
于是,正如《归钰》在解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真实意义时述说的一样:在那样早的年代里,老子哪有现代人对老子“恭维”而无限夸大的作用?老子只是根据他自己和周宣王的认识,总结西周当时和以往的经验教训,看到错误的日益泛滥。故此由衷地认识到“错误”是“道生一”(离开道理产生了第一个错误),“一生二”(由第一个错误又产生了第二个错误),“二生三”(由于第二个错误的出现,于是第三个错误就接踵而来了),“三生万物”。(有了第三个错误的出现,那么人世间的纷繁杂乱的“奇物滋起”、“法物滋彰”,各种各样坑害民众的事物就会大量涌现!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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