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语录
[attach]10772[/attach][attach]10772[/attach][media=mp3,400,300,0] [url]http://podcache.cctv.com/published1/2008/01/08/pub1199753370261.MP3[/url] [/media]读杜拉斯的最大乐趣就在于记录“杜拉斯语录”。
她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读过杜拉斯的人印象中多是她的只言片语，读过杜拉斯的人都以会说几句杜拉斯式的话为荣，形成一个高尚的交际语境，这导致越来越多的小资选择这个作家来喜欢。
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里。
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我生活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中心，没有路，没有线。有大片地方，大家都以为那里有个什么人，其实什么人也没有。
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我爱男人，我只爱男人。我可以一次有50个男人。
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她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爱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像的。
任何一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比男人聪明、生动、清新，从来也不想做男人。
不喜欢那种让所有的男人神魂颠倒的狐狸精式的女人，那种女人只有在制造悲剧时才可爱，在重罪法庭上她们才会令人敬仰。
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
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
同性恋像癌症一样是一种必死无疑的疾病。
我长得太矮了，太平庸了，大街上永远也没有人回头看我了！
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的面孔。
喜欢只写过一部小说的作家。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圣经》、米什莱、夏多布里昂、卢梭、帕斯卡尔、勒南的《耶稣传》、《克莱芙王妃》、拉辛、波德莱尔，觉得萨特和波伏瓦都不是作家。
作家是难以忍受的，他杀人、做坏事。
写作是自杀性的，是可怕的，可人们仍在写。
上面是杜拉斯迷们最熟悉的杜拉斯语录的一部分，每句都惊世骇俗，每每给你迎头一棒，很痛。
她自己解释这种“杜拉斯体”的来历：“就是随意地用词，当一个词在脑海中浮现或闪过时赶紧抓住它，并且迅速把它记下来，这样才不会忘记它是怎么来的。”她把这叫做“紧急文学”。她很得意地告诉前来采访她的记者：“现在连法国的官方文件都开始模仿这种文体。”
原名玛格丽特·朵那迪遏（Marguerite Donnadieu）的杜拉斯，1914年4月4日出生于西贡附近。父亲是政府官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她是他们的第三个小孩。她4岁时，父亲因感染痢疾而回法国，3年后逝世于他的故乡。失去父亲的家庭开始走下坡路，母亲靠抚恤金和薪水难以维持中上等白人家庭生计，她还错误地把所有的积蓄投入一块不能耕种的土地，进而把全家陷人经济的泥沼。
他们成了贫穷的白人，贫穷带给他们和被殖民者交往的自由。杜拉斯与两个哥哥和当地小孩嬉戏，学会讲越南话。16岁那年，在湄公河上邂逅了她的中国情人雷（Le）。她称这段恋情为“年轻白人女孩的失去童贞”。15岁的白人女孩，穿着旧的丝质连身裙和金边高跟鞋，梳印第安人的麻花辫，涂着口红，贫穷，有放肆的眼神。然后在渡轮上遇见来自中国北方的男人。宿命的阴影，笼罩着一生。绝望的性爱，无言的别离。这些就是杜拉斯初恋故事留给她的记忆。
17岁时，她回到她的法国故乡，那个名叫杜拉斯（Duras）的地方有她父亲留下来的一栋房子，多年后她开始写作，便拿这个地名取代她的姓。次年，她来到巴黎，研读法律、数学，无拘无束地结交异性朋友，然后稳定下来，和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人结了婚。第二次大战期间，她担任伪政府设置来管制出版的“纸张控制委员会”的秘书，审查哪些书该印，哪些不该印。这次经历成为她一道难以涤清的污点。尽管她日后一再辩称自己当年的反抗行动，但有些人仍要指责她曾经安逸地享受那份差事。
她开始写作，写她的故乡杜拉斯，那是她把自己植根在法国土地的一种方式。她的前两部手稿被加里玛（Gallimard）出版社退回，她不屈不挠，1943年《厚颜无耻的人》被一家小出版社接受。这时候，她结识了一个对她的写作事业影响颇大的人：戴奥尼斯·马斯科尔（Dionys Mascole）是加里玛的审稿者之一，他成为她的情人兼朋友，她惟一的儿子便是和他生的。
她开始过起知识分子的生活，结交文坛人士，艾德格·莫杭是他们的第一个共产党朋友，稍后她也加人共产党。1968年后，她虽然脱离共产党但一生仍以共产党员自居。这段期间她也认识了当时身兼一个反抗组织领袖的密特朗，此后，他一直是她的好朋友之一。
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写出了自传体性质的小说《情人》，并凭此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70岁的杜拉斯对于15岁在印度支那湄公河的渡船上与中国情人相识相爱的那段经历，仍写得饱含激情。岁月让杜拉斯爱的更爱，恨的更恨。
杜拉斯的感情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源源不断话题，这是杜拉斯的魔力构成之一。她年轻时，与性爱有关的荒唐事情接连不断，她曾公开地同两个男人同时生活。即使在这个时候也决不错过跟别人偷情的机会。
看王小波的文集，他似乎一直不停地在夸杜拉斯。偏爱一个作家人人都会有，可到了他那儿简直除了杜拉斯就没有别人。这大概源于他们之间的某种相像：王小波是个坦白的作家，杜拉斯也是个坦白的作家。她的全部作品都可以看做自己一生的风流韵事的再现，然而用“风流韵事”的字眼却是亵渎了她，因为她用那种很有尊严的文体写自己未必尊严的生活，于是她的生活在她的文字里获得了尊严。
在和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她并没有马上和戴奥尼斯步入婚姻之轨，直到怀了他的小孩。小孩出生后，他们的感情即日现裂缝，她又恢复出外寻找别的男人的习惯，就像杜拉斯语录里的“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就会是个妓女”。
一个中学生在一次座谈会上遇到了他的偶像。5年以后，中学生成了大学生，因为阅读杜拉斯的作品而惊喜入迷，因为惊喜入迷开始给她写信，信写得十分精彩。杜拉斯像对待别的来信者一样没有回信。一天他打电话给她，杜拉斯问他：“你要来干什么？”可在电话里没完没了唠唠叨叨的是杜拉斯，最后她还是让他来了。大学生乘车来到特鲁维尔，找到普鲁斯特小说里提到过的那幢公寓，住下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杜拉斯在《八○年夏天》里把这个大学生叫做扬·安德烈亚，从此他就叫扬·安德烈亚了。
杜拉斯当时年近古稀，昔日风韵荡然无存，酗酒，怪癖，乖戾，当然也有可爱的时候，但人人都是敬而远之。扬·安德烈亚，27岁，身材瘦高，同性恋，有种病态的羞涩，不声不响。杜拉斯把他养在家里，给他买圣罗兰衣服，要他打字，洗碗，开车，陪她上电影院，到海边兜风。两个人在一起时，杜拉斯使用的也是杜拉斯式的语言，爱他的时候，她说：扬，你跟我一起走了吧；恨他的时候就说：我的东西你一点也得不到，别痴心想要什么了。
她反对他的一切交往，不许他多看一眼男人（扬是同性恋），也不许他多看女人一眼（因为是扬的异性），扬的母亲到巴黎看扬，扬也是偷偷去见面，还要掐准了时间回去。
扬一时在她身边，一时宣告失踪，不留一句话，不打一个电话，杜拉斯竟日辗转不安。但每次扬还是回来了。就这样，两个人一起生活了16年。是爱情吗？不是爱情吗？至少像爱情吧，像一首法国歌曲唱的。
当杜拉斯带了扬·安德烈亚到处抛头露面时，有一名记者提问：“这总是您最后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回答：“我怎么知道呢？”
到了1996年3月，杜拉斯长眠在巴黎巴那斯公墓里，全世界知道杜拉斯的人终于可以说，这确实是杜拉斯的最后一次爱情了。
“她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写作。她有的只是用来写作的铅笔和水笔。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这是1988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接受吕斯·佩罗访问时在题铭中所说的一段意味深远的话。
有人说杜拉斯小气，偏执乖戾，穿得怪模怪样。她与有钱的萨冈一起上电视，萨冈的华丽衣衫正衬出杜拉斯的穷酸。不仅仅因为个子小，杜拉斯穿的那件黑色制服有15年之久吧！一件黑色坎肩，一条筒裙，卷领套衫，和一双冬季短筒靴，这就是M·D（杜拉斯名姓的缩写）制服。杜拉斯说“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装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曾经那么美丽的杜拉斯只能把才华当作她的衣衫。
杜拉斯的作品非常适合拍成电影，线索单纯、背景清晰，感情的渊源却极为深邃，而对话又生动富有韵致。杜拉斯的名字被众多的中国人注意到，是在电影《情人》公映之后。梁家辉出演了“她”的北方的中国情人，压抑的、性感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情。像杜拉斯这样翻来覆去写自己情感私事的作家在西方很多，而她在中国格外走红，不能不说与这个“中国情人”的题目有关。《情人》之外，杜拉斯还有著名的《长别离》、《广岛之恋》被搬上银幕后轰动影坛，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这两部电影也一样压抑、深挚、感人。
杜拉斯语录里有好多不可思议的蛮横和不可思议的俏皮，她的爱情里有太多不可示人的压抑阴沉，成熟世故的中国小资已经不能认同杜拉斯了，年岁渐长，他们会与她那些癫狂思想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些按着一个主流社会应有的规范和礼仪要求自己和教育孩子的人，她的很多句子只能让他们微笑。
杜拉斯是可以一直读下去的，只要不要中毒。我们已经是爱她而不是迷恋她。她自己说：“迷恋是一种吞食。”这话不仅妙，而且准确。杜拉斯很少说准确的话。
[[i] 本帖最后由 星尘 于 2008-6-28 14:31 编辑 [/i]]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