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思辩的兴趣和乐趣
引： 此文本是本人所构写的一本书的一个片断，不想首发自己博客竟然引起热议。特发琴台，与诸位共同思考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因为太注重纯技术的东西而遭到了排斥，而名家是太痴迷概念思辨而被推下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庄子不也爱进行诡辩吗？为什么他的“逍遥游”在今天还被广为传颂？原因很简单，在庄子那里，诡辩仅仅是一个“梯子”、一个桥梁。通过“子非鱼，安之鱼之乐”的诡辩，庄子最终要“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最终打破一切滞障，导向了“天地与我并作，而万物与我唯一”的人生境界。而“名家”的诡辩，仅仅在享受一种思辨的乐趣，一种辩论胜利的愉悦，而没有向社会和人生更进一步。换句话说，他们是为了思辨而进行思辨。可惜，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过于注重道德修养的民族，你可以在“反身乃诚”为道德而道德的修炼中获得“乐莫大焉”的愉悦，但绝对不能允许你在为思辨而思辨的概念游戏中获得快乐。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是中国古代个人和社会相结合的平台，对个人来说能够修身，把握人生的方向，对社会来说则是使社会和谐有序。“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而思辨呢？不能让人安身立命，只能让人走火入魔；只能把社会搞得乱了章法，坏了秩序。对个人无益，对社会无功，注定了名家被淘汰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快乐实在太奢侈，他们的思辨确实太无用。
而在西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种思辨的乐趣不仅登的是大雅之堂，而几乎成了正统，形成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和中国人的想法相反，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地根本就不在现实的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中。理念的世界是完美的，而现实的世界却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对人来讲，现实中的人都有一个“肉身”，所以是堕落的。而摆脱这个“肉身”，就要靠一种投向上帝的活动，不断摆脱自己“肉身”的束缚。对世界万物来说，它们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们也都有自己的“肉身”——物质载体。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无论我们怎么在白纸上摆弄圆规和直尺，都无法画出理念中纯粹的“圆”。不仅是“圆”，还有“点”、“线”、“面”，也只有理念中的，才是完美的。与现实相对应的是我们的感性能力，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其实是一个充满虚假和错误的世界。而唯有我们的思维，才能完全摆脱感性的束缚，带领我们进入理念的纯粹世界。正如巴门尼德所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其实是一回事情”。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一方面，唯有思维中的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而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一些将我们导入歧途的“意见”，不是“真理”。另一方面，所谓的“真理”，真正的存在，唯有通过智力活动才能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如此一来，对西方文明来说，纯粹理智的思辨，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乐趣，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安身立命。据说，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因为思考问题，一不小心跌倒在一个水坑里。一个婢女就嘲讽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却总是想那些没用的事情。”对此，泰利斯一时竟无法反驳。事实上，泰利斯是后来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名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他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然，他的知识没有欺骗他，——橄榄丰收了。于是泰利斯便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泰利斯的行为证明，哲学家如果想发财是很容易的，可惜，他的志向并不在于此。正如他所说的那句名言：“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亚里士多德对泰勒斯的这个故事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点评：“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而黑格尔的评语更是毫不客气：“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这就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批思想家。在他们眼里，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的纯粹思辨不是为了谋求生计，更不是为了治国安邦，仅仅是一种乐趣。如果还要向下追问，他们是在追求纯粹的“真理”，追求真实的“存在”，从而超越自己的有限，体验造物主的神奇和上帝的无限。对他们来说，这种快乐，这种追求才是严肃的，而非孟子所说的“吾养吾浩然之气”。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一提人性，首先想到的是“性善”或者“性恶”，而西方思想家谈及人性，从来不关注这些所谓的道德属性。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说：“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 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思辨的“用途”，不在别处，而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
据说，一个青年想跟随哲学家苏格拉底学哲学。苏格拉底问他：“你究竟想学到什么？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那么你学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青年无法回答。
就这样，西方的文化传统对于纯粹的思辨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中国古代的“两可之说”、“白马非马”、“合同异”的诡辩一样，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诡辩。赫拉克利特说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以说开创了西方辩证思维的先河。后来，著名哲学家芝诺提出了著名的“两分法”悖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悖论、“飞矢不动”的悖论，“操场或游行队伍”的悖论。这些近乎中国古代“名家”的悖论在西方不但没有遭到排斥和绞杀，反而却是备受赞扬。正如美国数学史家E．T．贝尔(Bell)所说，芝诺毕竟曾“以非数学的语言，记录下了最早同连续性和无限性格斗的人们所遭遇到的困难。”芝诺的功绩在于把动和静的关系、无限和有限的关系、连续和离散的关系惹人注意地摆了出来，并进行了辩证的考察。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芝诺主要是客观地辩证地考察了运动”，并称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人”。
就是在这种“为思辨而思辨”的活动中，西方产生了一个“智”的传统。“智”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而是追求真理，投向上帝。正因为此，摆脱感性认识的理性科学在西方较为成熟地发展起来了。形式逻辑学、天文学、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都在古希腊人的大脑中完成了其雏形。而中国古代的思辨思维，却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事功追求中被淘汰了。而这，可能是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文明早期中国和西方（包括印度）的生存环境不同决定的。 中国人没有思辨的兴趣和乐趣,中国人更注重感性思维,中国是个伦理型社会.这三点,我觉得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思想根据环境而生，思想因环境而异。这两者是好，是不好？
如果说西方注重科学，中国而不注重的说法，在过去成立，在现代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是可以共融发展的。 没看过楼主的书，仅看此帖文说说竹子自己的一点浅见。
竹子记得马克思曾经对东方国家从社会学的角度评价是，东方的古国是早产的国家，在国家建立改革的时候，就离不开宗教伦理对社会的调整。道德的治国，也对思想上也产生很深刻的影响，毕竟不得不承认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
个人的理解，道德非常强调宗教伦理的正统性，从而，思想上强制认为一种事情绝对的正确，比如子女对父亲的绝对尊重，臣子对君子的侍奉，都是不容动摇的，即使怀疑也不能动摇。相反，在西方，就如楼主所谓，西方人的绝对完美只有上帝，怀疑精神在现实中随处可有。“思辩”，首先就是以怀疑和质疑为基础，虽然它们的目的只是求真。如果人的思维已经强迫将某样东西当成绝对的正确，自然怀疑之心会慢慢的受到屏退，甚至怀疑有时候还要受对天，对君不敬的道德束缚，那又何谈思辨？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本能的从道德上去厌恶一些东西，那又谈不上感兴趣了。 中国人为什么 不能 没有思辩的兴趣和乐趣？
隆中竹说的是，“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本能的从道德上去厌恶一些东西，那又谈不上感兴趣了”…… 每个人不同，所好自然不同：你喜欢从思辨中找到兴趣和乐趣，我不喜欢从思辨中去找兴趣和乐趣。你是你所是，我非我所非，没必要统而同之…… 无法理解，多的就不说了，楼主说了很多，最后的结论是这种文化差异导致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小猪实在不敢认同，不是我非要抱着那点东西不放，也就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四大发明。难道这不是科学？《齐民要术》，《天公开物》等不是科学？医学是不是科学？社会学是不是科学？这种东西多了去了。
演绎科学的重要性
西方的文化是一个两极文化，是由一个最高的上帝看护着的两极世界。这两极世界 相互平行，共同皈依为最高的上帝。这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心灵”，前者关乎外在的自然世界，它的特质是“必然”，造就了西方人“求真”的思维，演绎出了西方世界繁荣发达的科学技术。在西方人眼里，对自然的奥秘进行探索的活动，本身就是投向上帝的活动，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莱布尼茨语）于是，探究自然的奥秘，就是把自身的有限同上帝的无限结合起来的一条必有之路。在宗教情怀关照下的西方人，对科学的探究弥漫着一种宗教情绪。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正是对自然界和目的性的坚定信念，使得西方很多大的科学家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宗教徒的身份。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这些把探究自然界的奥秘与对上帝的归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从早期的泰勒斯因夜观天象掉入坑中，到毕达哥拉斯的百牛大祭，到阿基米德面对罗马士兵德的最后请求，再到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还有爱因斯坦临终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会通过掷瓠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几乎病态的“求真”精神和热情向自己的有限性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来回赎自己偷食禁果的原罪。我们国家有四大发明，呵呵。我们早就发现了火药，但没有元素周期表；我们有指南针，但却没有万有引力定律；我们有《本草纲目》，却没有一个解剖学的现代医学体系；我们有勾股定理，却没有一个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总之，理论的旨趣已经捆绑上了实用的铅棒，发展的仅仅是技术，而非科学。 “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会通过掷[color=Red]骰子[/color]来决定这个世界的” 上大学时候，虽然不是哲学专业，却特别喜欢读哲学书籍。
那个时候，读尼采、萨特、培根、苏格拉底，特别入迷。跟一个同学经常彻夜辩论。（大学期间，他是我知道的唯一喜欢哲学、喜欢辩论的同学）
或许那时候有享受到思辨的乐趣吧。
后来继续，看到书上说，哲学家不是天才，就是疯子。
我没敢奢望做天才，但绝对不想做疯子。于是兴趣渐渐淡了下来。
再后来，听说那个最喜欢跟我辩论的同学疯了。。。
（转）为什么著名哲学家都是男性？
在一堂课的讨论上，我们老师与我们分享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当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性别问题虽然在历史上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但没有哪个职业（哲学家其实不能算职业了）像哲学家这样“性别歧视”得这么厉害。。。从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伊壁鸠鲁，奥古斯丁，到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孟德斯鸠，休谟，康德，尼采，海得格尔，萨特...等等。历数这些哲学家，竟没有一位女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有没有对这个有点想法，可以给出解释的理由呢？
如过给出了答案那猜测或确认这个问题答案的依据何在？如果是提出了猜想、假设或理论，那么如何检验？准备在出现哪类结果时放弃相应的猜想、假设或理论？
这个问题包含哪些更基本的方面或层次？它们具有怎样的结构？ 看到书上说，哲学家不是天才，就是疯子。
再后来，听说那个最喜欢跟我辩论的同学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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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过执着的追求某一样所谓的真理，愚顽不化，走火入魔了吧？
[[i] 本帖最后由 把酒临风 于 2008-6-30 00:31 编辑 [/i]] 懒得争辩*1# 其实，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机会主义者。而且我认识的所有人，没一个不是机会主义者的。我们都在见机行事。 命题有缺陷.冠以中国二字.似乎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整个中国人都没有思辩,反过来一样,整个西方则是思辩的.感觉这样的命题太偏颇.其实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公务员,一般工人,还是广大农民都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辩,虽说,辞藻和意义没有哲学家的华丽和深奥.但同出一源.也许他们不够全面,然而,哲学是什么??难道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社会关系的总和吗,是一切偶然的总和.
曾在乡下听两个人辩论.一个说,水稻离肥越近长的越好.一个人说:照你这个说,水稻种在肛门里,生长一定很好了.
中国有中国人的思辩,西方有西方的思辩.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思辩.
思辨
楼上的兄台实在有点偏颇了。我说的思辨至少有两点：一、把思辨当作了乐趣，就是纯粹为了思辨而思辨，哪怕结论距离现实很远，也会有快乐。像公孙龙的思辨，芝诺的思辨即是如此。这就是我说的“乐趣”。而非争论一个什么事实。恰恰相反，这种对于事实的论辩恰恰是纯粹思辨的大敌。二、把思辨当作了安身立命之本。西方人的思辨正是把思辨当成了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可以为了一个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思辨结论而献身，演绎出科学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没有 为真理献身的,无论中外都有.难道只有西方人才有吗?如果论精神,西方人更实际.他们可以唱高调,但绝对不会那么做.西方人一面干坏事,一面少上帝忏悔.思辩原本就是想法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是心智的较量.
楼主只看见西方的好和东方的不好.须知,任何社会都是良莠不齐的.中国有勇敢也有怯懦,而西方何尝不是.说西方人把思辩作为立命安身之本,个别人我相信.大多数人,是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中国也是这样.
我说的是你的命题问题,一概而论.
呵呵
不说了，好像不是在说一个问题。至少楼上不要认为我“见西方的好和东方的不好”，我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结论。事实胜于雄辩吧，我是针对墨家和名家在历史上消失有感而发。 既然你没辩的兴趣,那我也闪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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