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没有“智”的独立地位——兼谈中西方文化
西方人从来不相信自己的命运由谁来掌握，如果有，也是上帝，不可能是现实中的任何人。因此，对于重大的决策，要通过众人的博弈和权衡，而非某个人的振臂高呼。所以，他们以法律作为游戏规则，用民主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切的决策，如果不通过民主，即使是正确的，也不会为大家所认可，因为它破坏了程序的合法性和尊严。所以，西方很难出现英雄，因为秩序决不允许犯上作乱离经叛道者。西方文化也绝对不允许个人以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面目出现，因为你到底是真正地代表大家的利益，还是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鬼才知道！这样做风险实在太大了！但从另一方面看，西方人的这种理性精神也影响了效率和正确的决策，从而很容易滑向“集体暴政”。别忘了，一个智者深思熟虑的一票很可能就会被一个白痴的一票所抵消。苏格拉底就是被这种民主杀死的。在这一点上，我在前文分析西方的民主制度的时候也说过了。但理性精神渗透到骨子里的西方人仍然认为，尽管民主制度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总比一个人说了算代价要小的多。两难相权择其轻，还是民主制度风险小一些，尽管它不是最完美的，但至少不是最坏的。所以卢梭说，民主的基础是“众意”，而不是“公益”，谁能代表集体？“集体”这个字眼太虚了，谁都能代表，好像谁又不能代表。大家还是老老实实地按规矩办事吧！所以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形：西方人行使一项决策的时候，议会啦，上下两院啦，往往吵翻了天，甚至很多议员还扭打在一起，就像打群架一样，好不滑稽。这正是“众意”所必然表现出来的景象，你既然要充分地照顾每一个人，就要让每一个人说话，七嘴八舌，也搞不清谁说的对，谁说的错，而且每个人都走不出自己的私人感情和代表的利益，难免会吵成一锅粥。但西方人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前面尽管吵得乱七八糟，但一项政策如果能以多数的票数确定下来，就谁也不能吵了，每个人都必须乖乖地执行。无论是打伊拉克，还是制裁伊朗，前期总是吵得乱七八糟，后期总是执行的干净利索。而中国人的决策呢？前面我已经说过了，中国的决策是一种以个人的“内圣之学”向群体的“外王之术”推演的管理模式。既然前者是前提和根本，那么，最高管理者的“内圣”（品德和修养）就占据了首要的地位，它决定了国家的治理遵循什么样的模式。“仁者”推行的自然是“仁政”，“暴者”推行的自然是“暴政”，正所谓“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因此，领导者的个人魅力、品德修养、智商能力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天下大治并不在于法律是否健全，民主是否充分，只要有一个“仁者爱民”的领导者，老百姓自然会拥护，因为“仁”在这里已经是管理之道，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达成的默契和信任，是国家这盘棋盘活的游戏规则。一旦“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然就会“关乎人文，以化天下”。
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强调道德修养的原因，是圣人苦苦强调“道德自觉”的良苦用心。被外在力量强迫着（向西方的法律那样）去循规蹈矩又有什么意义呢？“利益萌（明）则有契”，外在规范的确立，潜台词就是对被管理者的不信任。人人都自觉了，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正是这种致思的思路，使得中国的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守成性。圣人已经把这个道理都讲完了，我们这些俗人在圣人后面跟着做就行了，根本就不需要问为什么。“以不言为教，无为为君，绵绵若存，物得其真”，我们向圣人看齐，模仿圣人，就感觉自己活得文明，活得高尚，活得有意义，根本就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去反思圣人到底说的对不对。比如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的基本模式，你不要问为什么，这样成就你的婚姻就好了。圣人这么说了，肯定有其道理。可现代人偏偏不信邪，非要搞什么爱情之上的婚姻，结果，自由恋爱带来了高离婚率，所谓自由的代价何其之大，圣人早已经洞察！西方在经历了所谓性解放以后，也在慢慢地向家庭回归，可谓对中国所谓解放、自由的绝妙讽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谓的自由，都是一种反叛，而这种反叛将面临更大的代价！
所以，中国文化中没有独立的“智”的传统，没有超越的精神和倾向。翻开中古的思想史，无非是一部“我注六经”式的“微言大义”的历史，六经写的都很短，紧接着后面有“注”，“注”后面还有“疏”，《周易》很简短，《易传》字数就很多；《论语》很薄，朱熹“注”《论语》却很厚。还是那句话，圣人都把道理讲完了，后人只有揣摩，领会，而不是去批判。。。。。
历史也是如此，古代的帝王将相该读圣贤书的读圣贤书，该去读兵法的读兵法，但更多地是去读前朝各代成功和失败的教训。正如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就连我们这里要读的《通鉴》，也不过是司马光写给宋神宗的一部“通鉴以资治”的历史资料的选编。至今，我们中国人仍然喜欢历史剧，爱看古装片，总喜欢到历史中去挖掘些什么，领悟些什么。而不像西方人，爱看什么科幻片，什么《黑客帝国》啦，《金刚》啦等等。
所以在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因为我们不需要，谁要是敢“较真”，立即就会被历史淘汰。我们下面马上就会看见秦朝的昙花一现，马上就会看到汉朝到底在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什么教训。敢撼动中国文化的根据，结局只有一个——失败。所以，中国缺乏集体思考的习惯，而总是被人带着思考，无论是圣人（思想上的领袖）还是帝王（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在思想的传承和国家的治理中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中国，没有卢梭意义上的“众意”，只有“共意”，而对“共意”的代表，必须要求其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在强调道德自觉为基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最大的愿望，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感和使命感则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诉求和最终价值体现。正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作文章”。
本人总喜欢把中西方拿来进行对比，让两者进行对话或者激荡，而本人没有偏爱中国文化，或者偏爱西方文化的私人情感在作祟，而是力求做到“价值中立”。本人坚定地相信：一个文化的优势可能正是它的劣势，相反亦然。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问题，中国文化也有着中国文化的毛病，任何一种独断都将是一种偏执。在这里，“愤青”式的叫喊和谩骂绝对不是战斗！（套用鲁迅先生的话）中国文化虽然早熟，但有着对理想更为崇高的追求，对人的尊严有着更有价值的诠释，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更为深刻的洞见。谁如果想要否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本人愿意第一个做“殉道者”。但中国文化的这种过于理想的色彩在现实中因为没有可操作性却走向了原来目的的反面，也就是本人所说的“仁”与“智”的纠缠，“德”与“才”难辨，从而最终导致了“内圣”与“外王”的断裂，造成了“价值之幕”对“事实判断”的捕杀（殷海光先生语）。近代以降，中国文化遇到了自己真正的对手和敌人，西方文化以其“坚船利炮”为先导，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其主智的理性主义传统和意识形态所产生的物质力量让中国人不得不正视，不得不面对。正如一个智慧的老人碰到了一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还没有给他将讲清楚做人的道理，他已经将你打翻在地了。于是乎，国人在近代以来集体意识里都有着浓厚的生存焦虑和自卑感，而这也正是迅速抛弃自己的文化的心理动因（鲁迅、胡适等人）。而另一个方面，力图捍卫中国文化的卫道士和保守主义者（王国维、梁漱溟等人）却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感和强烈的偏执感情，从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使得中西方的对话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展开。新儒家所谓“老内圣开出新外王”，也不过是先承认中国文化的“道统”的不变为前提，陷入了以果推因的怪圈，难免进行了牵强附会的论证和“微言大义”的引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不得不面临着挫败，因为你仅仅改变了书本中的孔子，而没有改变民众中的孔子。在这里，说理是没有用的，关键是情感的转移。当这种引申和论证失败之后，国人好像恼羞成怒了，“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呼声甚嚣尘上，但遗憾地是，你还是中国人，吃多少肯德基、喝多少人头马，也改变不了你的人种和血液。
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西方的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现实中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从两次世界大战，到一些让人无法控制的技术疯狂（比如克隆、热毒素、原子弹）都将人类至于了生死在一刹那的边缘。瞬间的毁灭随时都可能发生，人的生死可能被一些神经质的高智商科学家所操纵，何等脆弱！因为一些东西一旦产生，就不受你控制了，成了一把神经质病人手中的一把利斧（爱因斯坦语）！克隆技术产生以后，都说不要克隆人，但又有谁拦得住呢？我悲观地认为，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收不回去。所谓脆弱的人道主义喊叫和浪漫主义感伤都不能阻止这一趋势，除非它不存在。庄子早就深刻地指出，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中国人直接选择了让它不存在，而西方让它产生了，又想去遏制其负面效果。到底哪一种文化更深刻，不言自明。
技术一旦形成，就有了不受人控制的力量。卢梭早就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想回到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可惜，疯狂的西方人已经回不去了。技术成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把人活生生的生命扭曲、变形，加入这种“座架”，所谓的精确化管理，数字化生存的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说，中西方文化必须进行真诚、平等的对话，而这种对话首先要有平等的对话权。中国不能在西方文化面前患上“失语症”，不能在因为其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承认其“话语霸权”，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化投入太多的情感，过于守成。所以，两种异质的文化必须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加以考量，而这也是文化创新的一个契机，没有挑战，又怎么会有应战呢？汤恩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话不是去争发言权，也不是去寻求些什么。而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和推陈出新都是在“对话”的张力中产生的。毋宁说，没有“对话”，就没有发展和创新，自身的东西也不能够获得新的意义和内涵。这一点，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从先秦诸子那里都得到过明确的论述。窃以为，“对话”、“激荡”，乃是任何事物得以发展的存在方式。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读论语，就是和论语进行对话。这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张力，其中不乏激荡。西方文化则和我们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在对话过程中也存在着鲜活的张力。这一点，解释学已经说得很明白，一个文本的意义的发现是无限的过程，文化也是如此。冯友兰先生也说，不要照着讲，要接着讲下去。继承中国文化，也不是去重申几个“子曰，诗云”的经典句子，而是学会像孔子那样去观察，去思考。可惜，我们偏离了这种轨道。 *13# *13# *13# 高论!
不过看了楼主几篇文章，感觉楼主似乎有点在否定工业，产业，以及科技革命。私人认为，物质文明绝对是精神文明的基础。 就是就是，本人是物质文明的抵抗者和反对者。是老子和卢梭的追随者。当然无所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我不这么认为。 小弟才疏学浅，没读过什么书，兄弟之才，小弟是甘拜下风的，实在不敢和兄台辩论。
但老子，何许人？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他相对优越的家庭环境能够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又使得他能够在当时的国家图书馆饱读经书，所以就培养出他高普通人一等的才学与见识！而反观其他的“白丁”呢？没有物质的支持，日日为生计奔波，哪来的闲情饱读诗书？即使有，大多数也只能成为范进这样的人。 呵呵，没有什么才不才，不过是自娱自乐。你说老子成才了，是因为物质满足了，今天的我们呢？也吃饱了，也穿暖了，也有电脑了，书却读不懂了，咋解释？ [quote]原帖由 [i]andy_He[/i] 于 2008-3-21 16:01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5325&ptid=15167][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13# *13# *13# 高论!
不过看了楼主几篇文章，感觉楼主似乎有点在否定工业，产业，以及科技革命。私人认为，物质文明绝对是精神文明的基础。 [/quote]
一支军队的战斗精神和它的物质保障水平是成反比的。
一个人的血性和他的财富也是成反比的。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如果将来中国真的发达了，恐怕就得靠到非洲招募雇佣兵来保家卫国了。 读了楼主几篇文了，感觉得出来，楼主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很中立，对于文化的热情更有“殉道者”的先驱精神，我很敬佩。文章对中西方法治和人治文化的深层次挖掘，很是佩服。对于物质和精神，任何一个走极端了，结果都是相当危险，如基因技术的发展，把人就简单的理解成一个基因的资料，我想一旦成功，人从理念上将彻底变成会说话的机器，人的理解也许就只剩下了一堆数据，可悲的……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一点个人理解，见识有限，楼主勿见怪。
在中国，历史的影响力远远高于了哲学，或者在民间比哲学更具有说服力，这点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自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对自身正统性的辩护，而且很奇特，各朝各代看历史，都有一个主流的观点，这和西方历史的地位和历史观全然不同。个人的理解，历史已经过去，除了历史学家还在追寻着所谓的真相，其实中国人依赖历史文化的习惯和对历史的观点看法更体现中国人思维习惯的特点：一，思维上做事讲理都喜欢找一个明确的参照，这点和西方的求真精神可谓鲜明的对比，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但是精神上很难有个体的独立性。二，王侯将相的历史观也是“人治”的价值观，中国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历史；三，思维上极大的保守性，喜欢历史思维的人，似乎总喜欢在历史上却找一个理由，其结果，追求的是比较理想的，思想也相对比较滞后的。 [quote]原帖由 [i]erhaozhu[/i] 于 2008-3-21 17:05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5358&ptid=15167][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呵呵，没有什么才不才，不过是自娱自乐。你说老子成才了，是因为物质满足了，今天的我们呢？也吃饱了，也穿暖了，也有电脑了，书却读不懂了，咋解释？ [/quote]
很好解释，物质满足是精神完善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物质不满足(当然到什么程度算满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精神不可能完善；就像“眉血”说的那样，跟老子同时的那些奴隶们，想摆脱“白丁”的命运、成为有知识的人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是只要得到了物质满足就一定能达到精神完善的，精神完善当然还需要其他的条件，比如个人的求知等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八字尽之 楼上的8字真精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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