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恢复南墙到拆掉三角地——利益的算计还是价值的坚守？
[indent]引：这个东西不知道应该发在哪里，如果发在这里不合适，斑竹请删除或告我正确地方。发一些东西，为的是能够引起共同的思考，体悟共同的责任，感知共同的呼唤，仅此而已。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发在天涯社区后曾引起广泛讨论，也招致很多谩骂。挨骂的滋味真好，最起码代表有人在思考。[/indent][align=center][b][size=5]从北大恢复南墙到拆掉三角地[/size][/b][/align][align=center][b][size=5]
[/size][/b]——是利益的算计，还是价值的坚守[/align]
最近，关于北大要拆掉三角地的争论彼此起伏。本来，我对北大的事情很少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觉得自己在精神气质上不是一个北大人，或者说自己在气质上还没有融入北大，总之，北大好像外在于我，至少没有归属感。第一次听到拆掉三角地的消息来自于一位校友兼同事，并没有引起多大兴趣。今天出行，顺便买了一张报纸，又看见了这则消息。报纸的内容是北大校长许智宏站出来说明为什么要拆除三角地，引起了我的兴趣，感觉有一些话要说。
[b]一、从拆掉南墙到恢复南墙[/b]
北大拆掉三角地的行为及引起的相关争论，使我忽然想起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先生在1924年写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篇是《现代教育报》在2001年对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启伟先生所做的采访——《大学之所以为大者 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陈启伟教授访谈录》。前者，鲁迅先生对雷峰塔倒掉的感慨，后者是陈启伟先生对北大恢复南墙的评论。
雷峰塔的倒掉，在鲁迅先生眼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行为，而是具有了道德禁锢解除的文化含义。法海和尚遵循所谓的礼教，将许仙和白娘子一对恋人拆散，酿成了人间悲剧。而法海也因此遭千年唾骂。传说中，雷锋塔下关押着曾经水漫金山的白娘子，所以，雷峰塔在鲁迅先生那里成了礼教的代名词，它的坍塌预示着“吃人的礼教”的土崩瓦解。
2001年，北京大学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势，清理了北大南门外的“飞宇网吧”。当时。本人正好进入北大学习，飞宇网吧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整个一条街都是“飞宇网吧”泛黄色的标记，商业氛围极其浓厚。现在回想起来，着实敬佩北大的实力和运作能力。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学校，据说砍掉一棵树都要向上级部门报批，迟迟不会有结果，要等半年。而当时北大“撵走”“飞宇网吧”就好像在一夜之间。而奇怪的是，北大清理了这一条街以后，并没有进行所谓的规划和用途，而是将多年前拆掉的南墙恢复了起来。
北大对“飞宇网吧”的驱逐肯定是花了不少钱的，这个可以想象。而北大在清理“飞宇网吧”以后，只是恢复了南墙，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算计来讲，肯定是个赔本的买卖（据说每年损失五六百万）。所以，北大恢复南墙并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这个事件后面也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和教育理念，正像雷峰塔的倒掉不是自然事件一样。
当时对北大恢复南墙的评论很多，笔者现在所记得的是一篇《现代教育报》对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启伟先生的一次专访。当时曾经保留了此文章，时隔多年，一个每天都稀里糊涂的人又到哪里去寻找陈先生（陈启伟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一个学者，他是洪谦先生的高徒，他和很多功力很深的哲学研究者一样，只有几篇论文，而没有所谓的大部头著作。但哲学界目前能比得上陈先生的又有几人？）的墨宝？幸亏我还清晰地记得，曾经在5460同学录中转载过这篇文章，终于让我找到了下面的几段文字，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现全部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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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者，在于她应当有一种学院气，应该专心搞学问。大学因该有一种内在的自足的力量，它不能受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的需要的支配。但这不是说学术和国计民生没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把学术弄的急功近利，是搞不出什么大学问来的。维特跟斯坦在《1914-1916年笔记中有这么一段话：“我的最好的发现乃得之于我想名之为我的学院气的东西。北大近几年学生质量在下降，就是因为这种学院气在单薄。
——陈启伟
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科学“这一名词在现代中国几乎成了一种迷信，但是以自由为灵魂、崇尚独立思考、坚信真理高于一切的科学精神却在中国很难扎根。我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北京大学“拆掉南墙”曾被誉为“产学研结合”的典范广为传颂，但在北京大学校内一直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始终坚持着自己对学术和教育的理解。今天，北京大学要恢复“拆掉的南墙”，让我们隐约感受到这种声音的深沉和有力。聆听这种声音，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建设应该是富有意义的。 近日，在与耶鲁大学校长的访谈中，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谈到：“北大将恢复南墙，大学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学科研，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不是简单地办几个公司。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大学教授没有有效机制能够把科研成果转变为产品，这迫使中国大学不得不办自己的产业，随着我国经营机制跟好地建立，我们会采取更多的方式转移我们的技术经营我们的专利等等，得到我们的回报。
—— 摘自《现代教育报》：大学之所以为大者 北大哲学系著名学者陈启伟教授访谈录
[/indent]从陈先生的言语中，我捕捉到了北大“南墙”的一段历史。当初北大是要走一条“产学研”结合的路子才拆掉南墙的，其迎合社会的意图表露无疑。南墙的拆掉，预示着北大不在是为自由而自由，而是带有目的性地将校园和商业区结合起来，让校园里面的“无形”的知识和学问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能够带来商业利润的“有形”的财富。经过一番查阅，终于找到了北大在1993年拆掉南墙的历史资料：
[indent]资料一：1993年3月，全民经商的时代，北京大学作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
资料二：南墙名声大振的日子是1993年3月。北京大学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引起了广泛争论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可能在中国所有地方兴办这种商业街，人们都会以平静心态去对待，因为40多家商店占用的临时建筑，使这里相当凌乱庞杂，拆了墙统一建商场，可以统一管理，美化市容。但这里不一样，因为这是北大！因为在全民经商的年代，中国推倒校墙办商业街的第一例竟出现在最具学术传统的北大！
资料三：北大南墙的这条商业街从1993年开始建设，几经变迁，颇耐人寻味。最初，街上的主角是小饭店和发廊，后来又有了家具店、服装店、照相馆等，而“风入松”书店的声名远扬为这条商业街增添了些许学府气息，尽管这书店“委屈”在地下室。1997年，一直在山西朔州做水泥预制件和加油站生意的王跃胜看中了这里，毕竟是北大，他“新潮”地经营的网吧大获成功，4年里竟开了24家网吧，甚至在中国地图出版社新版的“北京城区图”上，正式出现了“飞宇网吧一条街”的名字……南墙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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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北大推到南墙，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面积约为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按照校方的说法，这是“更新观念”的结果。“不管愿意不愿意，象牙塔的概念在这里消失，而素以重学术、重政治著称的北大人将与市场经济结缘”。《文汇报》则大胆断言“北大告别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也许还是一个围墙的时代”。这些声音是在批评北大沾染上了商业气息，污染了纯洁的教育。但在我看来，这是北大背叛历史，遗忘问题的危险信号。
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在2001年恢复了南墙。醉翁之意不在酒，恢复南墙，不仅仅是用砖块砌一堵墙，而是回归自身，向自己的使命和理念回归的努力。于是赞扬声一片。正如在陈先生的文章里所看到的那样。
恢复南墙以后，北大在向自身身份确立的道路上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不仅表现在理念上，在现实操作和制度安排上也作了一些非常漂亮。比如， 启动了“元培实验班”计划，对学生实行“宽基础、晚分化”的通识教育；另一件事是为全校学生开设通选课，逐步扩大学科范围，尽展名师风采。这两件事是都是笔者在北大亲自见证的。在这个知识泛滥，缺乏思考的年代，北大能有这样的举措，着实让人欣慰。
[b]二、北大只有一个，但唯有北大不仅仅是一所大学[/b]
中国近代曾经经历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拯救兴国的情结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知识学习迅速演变成了经世致用的技术训练，使得我们的教育至今还带有浓厚的“培训”色彩。教育取得的成就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救亡情结”压倒“启蒙情结”的现代，社会对教育的理解也许仅仅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但北大绝对是个例外，她既在教育之中，又在教育之外；既在“学问”之中，又在“问题”之中，他的含义已经深深超出了教育本身。
1、从北大的历史看，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而兴建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
戊戌变法是改良派效仿西方改革中国君主专制的产物。所以，北大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院，而是带有西方体制的现代意义的大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京师大学堂的灵魂。如果我们去翻一翻关于京师大学堂的记载（看看里面的课程设置），就会知道，京师大学堂的魂仍然是扎根于中国的。笔者认为，正是这种清醒的自觉意识才有了北大以后的繁荣。
2、从北大的思想阵地来看，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西学冲击，不得不与西学碰撞的尴尬事件，它至今仍然是让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文化感觉最为疼痛的“暗伤”。因为，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还没有在理念意义上实现。说到底，中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危机面前，还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在中国文化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受冲击最大的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但最终中国文化还是消融了这个“异端”。但“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想到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一些学者皓首穷经的研究中，并没有扎根于中国民众的意识自觉中。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学的观念、民主的思想已被大众所接受，在制度安排和实际操作中也逐步纳入了正轨。但是，科学的理念（为科学而科学的文化预设）和民主的理念（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取向）还没有在中国扎根，估计也无法扎根。因为一项技术可以买卖，但文化却不能移植，全盘西化无论在论调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已经遭到挫败。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的成长一直是带着这个问题的。它既是一所“学问中”的大学，也是一个“问题中”的大学。抛弃了这个问题，忘记了这个“暗伤”所带来的阵痛，北大也就不成为北大。因为学习造飞机、制大炮的先进技术，一开始就与北大无缘，它思考的都是大问题，一个关乎比肉体灭亡更可怕的灭亡——文化的灭亡。
3、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镇。
北大的另一个传统是爱国。爱国就要救国，如何救国，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解决？还是举起一面大旗。问题和主义之争在当时何等的激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举起的是“主义”的大旗，他们找到的是马克思主义。而北大就是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所以，北大在思考中国文化命运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华民族的出路。还是那句话，这种出路不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不是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是革新头脑，举起旗帜，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也不是它的强项。
一所大学的成长离不开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北大以其特殊的“出身”，特殊的“际遇”和特殊的“使命”成其为了它自身。它不是潮流和社会的迎合者，而是其批判者，引领者；它不是研究经世致用之技术的培训学院，而是苦苦寻找中国文化和中国出路的思想堡垒和思想阵地。也正因为，北大才成其为北大，也正因为此，中国只有一所北大。
[b]三 是价值的坚守，还是利益的算计[/b]
我在自己的博客里谈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总在说，中国有一种“泛价值”的倾向。中国人对一些问题或事物的回避或迎合，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自觉。这是中国文化的高贵之处，牺牲事实来维护价值，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绵绵顺延几千年而不倒的关键所在。
对价值意义的偏好，使得很多问题的争论往往呈现出尴尬的局面。好像拥护者和反对者都能列举出一大堆理由，两个相反的命题可以同时为真，也可以同时为假，价值的选择面临着尴尬。就像一个儿童坠入水中，一个不熟悉水性的壮汉应该不应该下水去营救？有人说，不应该去救，因为你自己就不会水性，进去也白搭，很可能还会断送自己的性命。所以对不救人的行为，拥护者是用理性的思维在权衡，在遵循的是“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和算计的经济学逻辑；而对这种不救人的行为，也有着很多反对者，他们的理由是：你是一个人，出于良知去救人，对他本人来说是“当机立断”的，不可能去进行这种“两难相权择其轻”的思考。而一个人的高贵，恰恰是通过这种不计得失的“善行”体现出来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行为让我们的评价体系找不到任何可以依照和参考的样本和模本。于是，争论就由此而起。
三角地的拆除面临的尴尬也是如此。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着强力的理由支撑。以北大校长许智宏为代表的决策者站在了所谓“功利”的立场：“对北大三角地的整治并不算拆，只是在规范。因为奥运会一些赛事明年将在北大举行，为此校园要进行整治。”“整治三角地之后并不是没有广告牌，仍然会保留广告牌，但北大目前的三角地的广告太多，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有这么乱的地方。” “北大三角地整治之后，这一地区可能会规划成一个学生活动中心。”可见，校方拆除三角地是出于“环境治理”、“迎接奥运”、“修建学生活动中心”的现实考虑。尤其是最后这个理由，很有杀伤力，是想通过为学生谋取利益的方式在学生中争取更多的支持性的声音。
但反对三角地拆除的反对理由也不少。相反，这些反对者考虑的并不是三角地拆除的现实利益，而是顾及其看不见的“形而上”价值。北大三角地是民间信息汇聚的重要场所，它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有形的几个广告牌，它更多凝聚了一种精神和传统。北大有别于其他院校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块三角地，三角地成了北大学子，乃至全国知识分子眼中最后一块自由的阵地。如果消除了这种自由精神的“肉体”，它的灵魂不也就成了孤魂野鬼？三角地在外在世俗的冲击下固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业广告和虚假信息，但三角地本身的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它的具体内容有所偏颇。结果，“拆来拆去，我们仿佛拥有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却失去了一种历史感。因为我们不仅拆除了一处建筑、一个设施，也拆除了一种回到历史的深度模式。”
两种声音都有道理，都能找到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和事实说明。关键是我们如何选择，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作出这种选择？我们是功利的权衡利弊，还是进行价值上的承诺和坚守？归根到底，我们是把我们的校园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还是按照进化论的逻辑和思维向世界接轨？
三角地应该不应该拆除，真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智者”从现实利益考虑认为拆除三角地的行动势在必行，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未名湖铲平，建几幢漂亮的大厦；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博雅塔推倒，建一个休闲娱乐场所。也许有一天，北大还会把未名湖附近的土山丘全部夷为平地，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有这么“土”的东西。
而“仁者”就不一样了，他们总想捍卫些什么，坚持些什么。可惜，在世俗化的大潮中，他们所捍卫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远不如一个漂亮的活动中心来的实在。所以，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浪潮面前，他们的声音很尽管很想，情绪尽管很激动，但却是节节败退，以至于无处可退。
自从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翻译成汉语在中国传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的逻辑就已经深入了国人的骨髓。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进化论逻辑因为现实层面上的制度安排已经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不得不认可。在进化论的链条上，西方的东西是在前部的，而我们的东西是在后部。正如恩格斯所说得那样：西方人目前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我们东方人未来的图景。于是，在这个毫无弹性的链条面前，我们只有追赶，而别无他途。于是，我们一直在为我们的民族没有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耿耿于怀，我们非常在乎大学的排名，我们把西方的一切指标都照搬过来，来反观一下我们是否在进步，进步了多少。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历史总是吊诡式地嘲弄了我们：当我们亦步亦趋向别人学习的时候，我们恰恰离人家很远，而我们越是寻找自己的东西，我们在获得自身地位的时候，更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以及后来的西南联大从来也不知道大学排名为何物，但却作为一所固守自身价值的学校得到了西方人的赞扬和敬佩。北大的美名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传播出去的。相反，我们刚想向人家靠拢（正像许智宏所说的，世界大学没有一所是这么乱的），把人家的指标体系拿来量自己的三围的时候，我们反而离人家更远了。
无论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北大的选择，无可厚非。但北大不仅是一所大学，它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大学的狭小校园，凝结着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所有的问题和痛苦。可以说，北大的尴尬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前的尴尬，北大的痛苦正是我们的文化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不可回避的痛苦。而北大，作为最后的守望者，在历史的潮流中总是因为这些问题和痛苦才成其大的。除此之外，北大已经不再是北大。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许可怕的并不是出现悲剧，而是悲剧意识的丧失；悲哀的不是缺乏批判，而是批判意识的泯灭。不知道北大在拆除三角地的时候，是否遗忘了历史和时代赋予它“问题”和“痛苦”。
“天黑了，下起了大雪，只有他还在守夜，他说这是最后一哨岗。”不知道北大是不是最后一个守望者。
. 认真看完了全文。
我的学校外面也是商业街，因为我的学校在城市非常偏僻的角落，交通虽然通畅，但与市中心相隔甚远，生活设施十分不方便。学校外面那条商业街是网吧，小吃店，精品店的聚基地，居说一家店的年租金是十万。
北大把南墙拆了又建，时间是1993年和2001年宣布重建，我感觉是代表一种社会发展与回归。
93年正好赶上了改革朝流，21世纪，人们想重新回归学术研究，手执牛耳的北大是自然也是如此。
功与利，效益与价值的问题，往往是可以结合在一起讲的。功利年代，道德与信仰坚守，两方面的维系本是就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 不读楼主的文，北大这样一则重要的消息我还没有注意过。
学术引领着文化的精神，尊重学术的独立性，纯洁性，对于一个国家的精神意义非常重要，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学术卷入市场经济后已经越来越陷入尴尬的境地，多少学者开始坐不住冷板凳开始牺牲学术换取商业利益，更可怕的是“毒瘤”的继续影响，就如某位大学校长称，“校长的工作只有两个：找钱，找老师”。 [quote]原帖由 [i]隆中竹[/i] 于 2008-3-18 09:55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3764&ptid=14988][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不读楼主的文，北大这样一则重要的消息我还没有注意过。
学术引领着文化的精神，尊重学术的独立性，纯洁性，对于一个国家的精神意义非常重要，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学术卷入市场经济后已经越来越陷入尴尬的境地， ... [/quote]
我还是不同意楼上的说法。学术研究的纯洁性是很重要，但与此时的市场经济MS也没有多大区别，区别是于人心焦燥了。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样一分不安定的危险性，所以21世纪到今8年，我们已经渴望回归。
北大拆墙又建墙，正是市场经济与人心回归的体现
学术如果结合商业，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难点是如何平衡好 并不是说商业会破坏我们对于道德，信仰追求，这本是两回事，
楼主说的利益计算或是价值坚守，我举个例子就是晋代，一大批文人归隐，远离世俗，当时叫风骨，如今年代，叫贫穷 其实，对我本人而言，利益的算计和价值的坚守是互斥的，只能选择其一。没有办法，就是如此，利益的算计在于得失的权衡，在于“投机取巧之心”，而价值的坚守恰恰在于对“算计”的超越。正如市场经济必然导致道德滑坡一样，利益的算计必然导致价值地盘的丧失。 文化和经济本是互相促进，但是文化毕竟是过去习惯的沉淀，而经济是在不停的发展变化的，两者调和发展有，矛盾发展更有。坚持学术的独立性，纯洁性不是让人为了学术“不吃饭”，而是两者在发现冲突的时候作为民族精神领航的学者，学校该有什么态度？
举一个类比的概念，公安局破案和司法鉴定不矛盾吧，但是如果鉴定机构失去独立性，公安局不再是借鉴司法鉴定的结果破案，而是公安局想要一个什么结果，鉴定机构就给出一个什么结果，偶想对于社会是相当悲哀的。经济文化亦然，一时的腰包增加牺牲民众的精神信仰，结果同样是可怕的。 利益的算计和精神的守护是互斥的，本质上在于人的肉体和精神的二元分裂的悲剧性存在。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只是人的自作多情，在现实中恰恰是相悖的。肉欲的放大恰恰在于“投机取巧之心”，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一切都不言而喻了。其实，这一点庄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由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无论是工具、利益等等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价值中立”的，但却是隐含着堕落的因素。庄子故事中的那个老人，为什么不用工具来浇水，实在令人深思。 [quote]原帖由 [i]erhaozhu[/i] 于 2008-3-18 10:42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3841&ptid=14988][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其实，对我本人而言，利益的算计和价值的坚守是互斥的，只能选择其一。没有办法，就是如此，利益的算计在于得失的权衡，在于“投机取巧之心”，而价值的坚守恰恰在于对“算计”的超越。正如市场经济必然导致道德滑坡 ... [/quote]
嗯，也是这么说，但是我想到个问题就是说，价值坚守上，这个价值是何价值呢。保持学术纯净，坚持道德信仰，守住自己的三分地不让外界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冲突呢？、 [quote]原帖由 [i]隆中竹[/i] 于 2008-3-18 12:09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3921&ptid=14988][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文化和经济本是互相促进，但是文化毕竟是过去习惯的沉淀，而经济是在不停的发展变化的，两者调和发展有，矛盾发展更有。坚持学术的独立性，纯洁性不是让人为了学术“不吃饭”，而是两者在发现冲突的时候作为民族精神 ... [/quote]
你的例子有点问题，与司法来说，司法的严肃性不能拿来作为这个问题的论据。
价值与利益就现在的情况看来，是社会普通存在的问题，其冲突和道德底线在笑贫不笑娼的情况下更加激烈与下滑。
我一向认为，黑与白之间是有灰的，将这灰色调到最饱和、最明净的程度需要时间和伤痛的教训。 [quote]原帖由 [i]erhaozhu[/i] 于 2008-3-18 13:03 发表 [url=http://bbs.qintai.net/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3932&ptid=14988][img]http://bbs.qintai.net/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利益的算计和精神的守护是互斥的，本质上在于人的肉体和精神的二元分裂的悲剧性存在。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只是人的自作多情，在现实中恰恰是相悖的。肉欲的放大恰恰在于“投机取巧之心”，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一切都不言 ... [/quote]
庄子中的这位老人，结绳而居，入进取水，于现在而言似乎已是传说，看过，想过，思考过后，作不得真，摸心问自己，做到吗？
我做不到。
上天给人智慧，是要前进的，不是要困守 举例的目的有很多种，这个例子不是论据，只是借此对学术独立性纯洁性的意义形象话的理解，偶不是读哲学的，估计找不到专业的论据，见谅！
虽然偶不是很赞同erhaozhu楼主物质和精神不能协调的观点，但也不是很赞同飞扬柳絮朋友“黑与白之间是有灰的，将这灰色调到最饱和、最明净的程度需要时间和伤痛的教训”，什么是“最”，万物是不断的发展的，什么时候才能到“最”。而且及时我们能等到明天的“最”，是不是就可以为今天的道德堕落去找借口？ 楼上的楼上：
价值的坚守，每一个特殊的时代有其特殊的具体内容，我们无法规定。但这里的问题是“坚持”本身，也就是我在最后说的“守望”的姿态。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观点了
总结：商业无罪，学术无罪，把商业结合学术是天才，过不过份要自己掂量，
守望不一定完全关起门来，利用商业与政策更好为自己所守护的服务，上策，大家一起和谐发展。这就是灰 争论的问题之所以没有对错是非，是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根本不是一个有是非的问题。本人写东西，很少暴露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自己的底色是悲观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说无罪，黑格尔的那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可以为现存的一切最最完美的辩护。我也认为自己的观点很偏激，但无法改变，而且思考到深处，越感到一种不和谐。我说了，很多东西可能是好的，可惜它一旦出来就成为了原来目的的反面。比如火药的发明，武器的发明，本来即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可惜，一旦有了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没有。而不是等到造成灾难以后再去治疗。中国文化中没有出现科学，就因为我们的文化一开始就摒弃这个东西，而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商鞅变法，沉重打击的就是商人，商人就是懒蛋，起码在商鞅眼里是这样的。我们的文化出自农业，出自“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不是奇货可居，利益算计。
有机械，必然有投机取巧之心啊。老庄、卢梭早已经认识到了，可惜，我们回不去了。 北大要真有魄力，就应该出淤泥而不染，一堵破墙能有什么用呢，关不住人心。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外在的形式还是有用的，能够渐化人心。 额！强！支持楼主以及15楼的见解！ 你们全是一帮"啥子",北大重建南墙的目的是为日后统一思想后,率领全体北大师生集体撞南墙,既然在思想和学术上爬不进世界一流大学,就在"吉尼斯"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吧*7# *7# 至于拆掉"三角地",是因为"三角"二字在文科大学一贯声誉不佳,从大的"三角恋爱"到具体小的"三角眼"就是明证,若是清华可能就完全不同了*7# *7#
魏英杰：现代版北大焚书记烧出了什么
北大三角地曾经很神圣，后来很脏乱，如今却成了焚书场。有人读阎连科新作《风雅颂》，认为小说诋毁北大，于是“一个人跑到三角地，把书给烧了”。他还号召:“爱北大的同学们都去买了烧，免得谬种流传，损害北大百年声誉。”还没看小说，但不妨碍插嘴几句。因为不必扯到小说具体内容，也能看出这就是一桩蠢事。套用阎连科的说法，对号入座比小说本身还要荒诞。小说在本质上是虚构的，却有人主动凑上屁股挨揍。除非受虐欲强烈，只能说是无聊、滑稽。何况这还不仅帮作者卖书，更免费为出版社炒作——虽说阎连科不会在乎这个。
焚书(特别是作为个人财产)固然是一种个人自由，却也烧出了部分真相。这说明，北大培养不少精英，却也教出不少“水货”。这位不懂小说、不辨是非、思想苍白，只有满腔热血供人驱遣的焚书者，大概也是当下一些青年学子的形象写照。而有这样的学生，难免就有这样的老师。“一些来自北大的教授”认为，小说“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这种话都说得出口，水平可想而知。看来不待阎连科诋毁，若干高校师生便已积极进行自我妖魔化。
大学形象摇摇欲坠，并非自今日始。诸位北大师生的表现，不过添加注脚而已。《风雅颂》未必影射北大，却是当前大学的真实素描。内容介绍，小说里既有人格分裂的主人公，也有“要钱就关灯”的副校长，还有主动投怀送抱的女教师，更有合谋将主人公送进精神病院的“老师们”。这些人物和情节看似荒诞不已，现实中并不难找到真人模特。当今高校有二大痼疾，一是公司化，二是行政化(或权力化)。金钱和权力双双起舞，学术土壤无可避免地严重荒漠化。在这上面，对《风雅颂》暴跳如雷的师生们肯定比我更了解。至少，他们不可能没有见过大学门口名车用拥堵的壮观场面。
既然如此，就算阎连科有所指，也是针对整体而言的大学人文状况。况且，有所针砭并不意味着全然否定。退一万步讲，阎连科真的影射了北大又如何呢？我想北大也该有雅量报以宽容吧？北大至今没有发表“官方说法”，这是整个事件惟一令人欣慰的地方。话说回来，北大也没有必要捕风捉影，草率地站出来挡枪子。那样的话，岂不等于低头认“罪”，还代人受过？
老实说吧，我并不关心《风雅颂》是否妖魔化了大学形象，而更关注在这件事情上暴露出来的一种不宽容社会心态。这些人明着是抵制“谤书”，却有意无意地充当了钳制创作自由的打手。不说所谓诋毁北大、妖魔化知识分子都是些难以界定、大而不当的道德审判，至少无关乎个人法定权利。这种貌似维护“集体利益”的言行，最终难免屈从于权力意志、反倒损害个人自由，或者沦为权力的附庸、帮凶。
这让我想起，王蒙日前所说的:80后作家躲避历史，作品“没有昨天”令他担忧。这番话当然不是让80后多写“清宫戏”，而是指向“历史的现实”。王蒙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纯粹是鸵鸟思维。这也表明，普遍缺乏“现实感”乃当代作家通病。这样的时代病，自然更多地要从时代本身找原因。而社会的不宽容，或者就是病灶之一。
阎连科是我尊重的当代作家，这是由于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对于这样的优秀作家，社会本该给予更多宽容才对。遗憾的是，在现代自由精神启蒙发源地之一的北大，居然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焚书记”。烧掉一个人的著作，等于试图从思想和精神上毁灭一个人。这不仅是那些人或者北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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